2 极北的地理位置对经济的影响

和其他斯拉夫民族一样，古代的俄罗斯人主要是半游牧民族；而当他们在一个新的地方定居下来后，则会慢慢向农业生活过渡。然而对东斯拉夫人来说不幸的是，唯独他们所拓殖的地区极不适合耕种。作为土著的芬兰人和土耳其人把农耕当作副业，主业则是在森林渔猎和在草原畜牧。俄罗斯人则与之不同，他们在不利的自然条件下严重依赖农业，这也许是俄国历史一系列问题的最基本原因。

我们已经提到的一些困难有：北方土壤的贫瘠，分布不均的降雨，即收益最少的地方雨下得最大，且在农耕时节雨水往往来得太晚。有记录以来，俄国平均每三次收成中就有一次歉收。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降雨在地形和季节分布上的特殊性。

然而，最严重和最难解决的问题在于该国所处的极北的地理位置。俄罗斯与加拿大同属于世界上地理位置最北的国家。诚然，现代俄国控制了大片的亚热带地区（克里米亚，高加索和突厥斯坦），但是这些地区并入俄国的时间较晚，大多是在19世纪中叶，帝国扩张的过程中并入的。混生林地区是俄罗斯国家的摇篮，就如同勃兰登堡对德国的意义，法兰西岛对法国的意义一样。直至16世纪中叶俄罗斯人几乎都被限制于这一地区，因为令人垂涎的黑土草原还处于敌对的突厥部族的控制之下。尽管俄罗斯人从16世纪下半叶就开始向草原渗透，但是直至18世纪末在他们彻底击溃了土耳其人之后才成为其主人。在他们的国家形成时期，俄罗斯人不得不居住在北纬50度—60度之间的区域。这大约相当于加拿大所处的纬度。然而在对两国进行比较时，应当清楚地认识到一些差别。首先，加拿大的大部分人口一直居住在该国最南段，沿五大湖与圣劳伦斯河，即北纬45度的地区，在俄国对应克里米亚和中亚草原的纬度。加拿大90%的人口生活在距美加边境200英里的范围内，在北纬52度以北的地区人口极其稀少，几乎没有任何农业活动。其次，纵观加拿大历史，该国一直与其富裕的南方邻邦保持着友好关系，并以此维持着紧密的经济往来。（加拿大至今仍然是受美国投资最大的国家。）最后，加拿大从未有过供养众多人口的负担；对于那些本国经济无力为他们提供谋生机会的加拿大人来说，已经习惯于季节性或长期性地移居美国。就俄国而言，上述优势一条都没有：邻邦既不富裕也不友好，只能依靠自身的资源来维持18世纪中叶时数量就超过了今日之加拿大的众多人口。

农耕季节的短暂

俄国所处地理位置带来的主要后果是它的农耕季节极其短暂。在诺夫哥罗德和圣彼得堡附近的针叶林地带，一年中仅有4个月的农耕季节（5月中旬至9月中旬）。莫斯科附近的中央地区，农耕季节延长至5个半月（4月中旬至9月末）。草原地带的农耕季节为6个月。在俄国，一年中除了农耕季节之外的其他时间完全不适合农业劳动，因为土壤硬如岩石，大地被厚厚的积雪所覆盖。

相比之下，西欧的农作物生长季节则能持续8—9个月。换言之，西欧农民可以支配的田间劳作时间要比俄国农民多出50%—100%。此外，在欧洲的一些地方，冬季气候温和，仍然可以从事农耕之外的劳动。这种简单的气候因素所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后果，将在下面的篇章中阐明。

短暂的农作物生长季节及其必然结果，与漫长而艰难的寒冬，还给俄国农民造成了另外的困难。农民不得不将自己的家畜在室内圈养的时间比西欧农民要多出两个月。因而俄国农民饲养的耕牛错过了早春的牧养时机，而当它最终被放牧在草场的时候，则处于彻底消瘦的状态。俄国的牲畜一直质量低劣，尽管政府和开明的地主试图改善，但仍然无济于事；从西方引进的品种，总是迅速地退化到和本地的糟糕品种没什么差别的状态。饲养牲畜方面的困难阻碍了森林地区肉业与乳业的发展，同时对役畜的品质产生了不良影响，并导致了畜粪肥料的长期短缺，尤其是在最需要这种肥料的北方地区。

农业的低产

俄国土壤的贫瘠、降雨的不均和农耕季节的短暂，这些因素所带来的后果是长期的农业低产。

通过种子自身繁殖次数的反映来衡量农业产量是最有意义的。例如，播种时投放1颗谷粒，收获时获得5颗谷粒，就可以说产出率是1∶5。欧洲中世纪时期产出率通常是1∶3，最好的是1∶4，这是使农业具有生产意义和创造维持生命条件的最低比率。必须指出的是，1∶3这一产出率意味着年收成量为投入量的两倍而非三倍，因为必须要把每年收成的1/3预留作种子。这也意味着每三亩可耕种的土地中必须有一亩用于种子培育。在13世纪下半叶，西欧的粮食产量开始大幅上升。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城市的发展，城市中的商业和手工业人口放弃了粮食种植，取而代之的是从农民那里购买。城市中出现了谷类与其他农产品市场，这促使西欧的地主与农民通过使用更加密集的劳动力与加重施肥的方法来实现增收。在中世纪晚期，西欧的产出率已经达到1∶5。后来，在16世纪和17世纪，产出率又进一步提高至1∶6和1∶7。到19世纪中叶，以英格兰为首的一些农业发达国家通常可以获得1∶10的产出率。如此戏剧性的提升具有比该数字本身更大的经济意义。在那些播种一粒而收获十粒的土地上，农民只需要为育种留出1/10的土地和1/10的收获，就像在1∶3的产出率下留出1/3。在产出率为1∶10的条件下，所获得的净回报是产出率为1∶3条件下的4.5倍，这使得理论上能够在既定区域中维持更多的人口生存。这种多年盈余所产生的累积效应很容易理解。可以说，文明只发端于那些投入1粒种子，至少可以获得5粒收成的地方；正是这个最低盈余决定了（假设没有食物进口）是否能有相当比例的人口，可以从必需的食物生产中解放出来，从事其他行业。“在一个粮食产出率相当低的国家是不可能有高度发达的工业、商业和交通的。” ㊟ 【所有关于西欧农业产出量的统计数据皆出自B. H. Slicher van Bath, ‘Yield ratios, 810–1820’, in Afdeling Agrarische Geschiedenis, Bijdragen (Wageningen, 1963), No. 10, p. 14。】 此外，还可以补充一句：也不可能有高度发达的政治生活。

与欧洲其他地方一样，俄国在中世纪时期的平均农业产出率也是1∶3。但不同于西方的是，俄国的农业产出率在后来的几个世纪没有经历任何改善。至19世纪，俄国的农业产出率大体上仍然与其15世纪的水平相当，差的年份会降至1∶2，好的年份会升至1∶4甚至1∶5，但几个世纪以来的平均数是1∶3（北方地区略低于这个数字，南方地区略高于这个数字）。这一产出率基本上处于足够维持生活的水平。把俄罗斯农民描绘成某种自古以来就在压迫下苟延残喘、为勉强维持悲惨生活而刨土觅食的生物，根本站不住脚。一位俄国农业史学家近来用下面的文字对那种盛行的观点提出了挑战：

我们面临着一个悖论。一位学者对封建社会早期的农民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那时农民的状况就已经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正在全面走向死亡。但是后来，他们的境况又变得更糟了。15世纪更糟，16世纪、17世纪、18世纪、19世纪一直都是更糟，而且越来越糟。就这样一直糟下去，直到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没错……农民的生活水平是有波动的，是有可能下降的，但是不可能无限地下降。否则，他们是如何活下来的呢？ ㊟ 【А. Л. Шапиро в книге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Эстонской ССР, Ежегодник по аграрной истори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1958), Таллин, 1959, стр. 221.】

答案当然是：对于俄国农民生活状况和生活水平的传统认识一定是错误的。近来有研究对15世纪的诺夫哥罗德农民和16世纪的白俄罗斯与立陶宛农民（他们都居住在北部的低品质灰壤地区）的收入进行了计算，计算结果充分表明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养活自己。 ㊟ 【А. Л. Шапиро, Аграрная история Сеаеро-Запада России, Л., 1971, стр. 366–7, 373（«Ceвеpo-Запад»，即“西北”通常是苏联时代对诺夫哥罗德城邦的婉称）；也见История СССР, 1972, No. 1, стр. 156。】 俄国农业面临的困难不是无法养活其耕种者，而是从来都无法实现显著的盈余。俄国在生产力方面与西欧之间的差距逐世纪增大。至19世纪末，效益好的德国农民通常能够从1英亩土地上收获超过1吨的谷类，而同期的俄国农民仅能勉强收到600磅 ㊟ 【1磅约合0.45千克。——编者注。】 。19世纪晚期的俄国，1英亩小麦的收成仅为英国的1/7，且不足法国、普鲁士或奥地利的一半。 ㊟ 【关于西欧的情况，参见：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о-ва Брокгауз и Ефрон. СПб, 1902, XXIVа, стр. 930–1。】 俄国农业生产率，无论是用谷物产出率还是土地产出率计算，在当时都是欧洲最低的。然而，俄国土地低下的生产力不能完全归咎于气候。斯堪的纳维亚尽管也处于北方地区，但在18世纪时的农业产出率也已达到了1∶6；俄罗斯帝国的波罗的海沿岸省份，当时的土地处在德意志贵族的掌控下，在19世纪前50年的农业产出率在1∶4.3至1∶5.1之间，即一个有可能开始累积盈余的比率。 ㊟ 【И. Д. Ковальченко, Русское крепостн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ека. М., 1967, стр. 77.】

市场的缺失

除了已经列举出的自然因素之外，导致俄国农业生产率低下的另一个原因是缺乏市场。在这里，如同大多数历史现象一样，原因与结果在一种彼此往复的模式中相互影响：原因导致结果，而结果本身又转化为一种力量，反过来作用于最初的原因并使其发生改变。不利的自然条件导致了低产出率，低产出率带来的后果是贫困，而贫困就意味着农业产品没有购买者，缺乏购买者又阻碍了产出率的提高。这一切的净效应则是：农业生产缺乏激励。这种恶性循环只能通过一些外部力量的介入来打破，在此即是开放与其他国家的商贸往来或者重大的科学技术创新。

显然，盈余的农产品一定不是卖给了其他农民，而是卖给了那些自己不种植粮食的人，实际上就是城镇人口。在缺乏城镇市场的地方，多余的粮食除了酿酒别无他用。如前所述，中世纪欧洲农业产出率的改善最初与城市的增长有关。大量商业与手工业人口的出现促进了农业的进步，同时农业的进步也使得那些群体的出现成为可能。在俄国，城市从来没有在国家经济中发挥过重大的作用。而且反常的是，数个世纪以来，俄国城市的作用不但没有上升反而有下降的趋势。到18世纪，俄国的城市人口仅占全部人口的3%，而且这一数字也有虚头，因为大多数的俄国城市居民传统上是由地主和自给自足的农民构成的。俄国也无法将自己的粮食销往国外，因为在19世纪中叶之前，俄国没有国外市场。在那之后，一些工业经济发达的国家才认为进口粮食比自己种植更加便宜。俄国距离国际贸易的主干线路太遥远，以至于无法发展出以对外贸易为基础的、有意义的城市文明。俄国在其历史上曾经三次被拉入国际贸易的主流之中。每一次的结果都是出现了城市的萌芽，但每一次的城市繁荣都是昙花一现。第一次出现在9世纪—11世纪期间，随着穆斯林的扩张和东地中海地区关闭了对基督教世界的贸易，俄国提供了一条从北欧至近东的便捷路径。很大一部分旧俄国的主要城市都是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但是，这一轮国际贸易因突厥游牧民族切断了通往拜占庭的路线而在1200年左右终止。俄国第二次参与国际贸易是在13世纪—15世纪，当时诺夫哥罗德是汉萨同盟的主要成员。15世纪末诺夫哥罗德与汉萨同盟之间的联系被莫斯科强行切断。近百年后，莫斯科荡平了诺夫哥罗德。第三次始于1553年，当时英国商人发现了一条经北海抵达俄国的航道。由此而出现的国际贸易再次促进了城市的活跃增长，这一次是连接莫斯科与北海的道路和河流沿线的城市。这一轮国际贸易在17世纪后半期中断，部分原因是俄国政府迫于本国商人的压力，撤销了曾经赋予外国商人的特权，也有部分原因是西欧对俄国商品需求的缩减。俄国的城市数量很少，除了莫斯科以外，城市的人口也较少，主要发挥着军事与行政管理的功能，因此无法形成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粮食市场。

农业的无利可图

因此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刺激去克服自然条件上的缺陷。俄国的地主与农民主要将土地视作一种维持生存的手段，而非致富的方式。确实，俄国没有什么主要的财富是由农业创造的。由于产量微薄且市场太过狭小，人们在农业方面的投资也寥寥无几。几乎在整个19世纪，俄国农民所使用的基本农具是一种名为“索哈”的原始耕犁，这种犁的最大入土深度只有10厘米，仅能将土壤划开而不能发挥翻地的作用，其优点是只需要很小的牵引力，而速度是一般耕犁的十倍。俄国的基本作物是黑麦，之所以选择黑麦是因为它对北方气候和贫瘠土壤的耐受性和适应性较好。它也恰好是产量最低的谷类作物。从16世纪至19世纪，俄国农民普遍采用三圃制进行耕种，这种耕种方式要求1/3的土地保持休耕状态以恢复肥力。这种体制是非常不经济的，以至于在一些农业先进的国家，例如英格兰，在中世纪晚期就已经弃用了。在俄国，人们全部的智慧都用于如何尽可能少地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来充分利用土地。每个俄国人都力图从土地中解脱出来：农民认为没有比放弃土地，去做一个小贩、工匠或者放高利贷者更好的选择了；农村的商人则希望成为贵族；贵族则希望进入城市或在政府机构担任一官半职。因俄国人众所周知的无根性、“流动”倾向，西方旅行者常常习惯性地把俄国人记述为寻根的民族，不管是土地上的还是社会地位上的。这主要是由俄国农业的边缘性造成的，即土地无法成为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除了维持生计之外无法提供更多的东西。

俄国的农耕行业到底有多么无利可图，尤其是在林带，也许可以通过一位曾经于19世纪40年代访问过俄国的普鲁士农学专家奥古斯特·哈克斯特豪森的计算得知。哈克斯特豪森比较了两块相同规模假想农场的收入，均为1000公顷的耕地与草场，一块位于莱茵河畔的美因茨附近，另一块位于伏尔加河上游的雅罗斯拉夫尔附近。据他的估算，这个规模的德国农场需要8名男性和6名女性农民的持续维护，并需要使用1500个季节性雇佣劳动人工日和4组马匹。运行总成本将近3500个塔勒。预计毛收入为8500个塔勒，年净利润为5000个塔勒。在雅罗斯拉夫尔，因为农耕季节较短，需要密集劳作，完成同样的工作任务需14名男性和10名女性，2100个季节性雇佣劳动人工日和7组马匹。结果，投入上的高花费使得利润下降近一半，为2600个塔勒。上述计算的前提条件是两块土地的土壤质量等同且产品的价格也相同，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位于俄国的这块土地，还有许多不利条件需要考虑：严冬导致农民1年12个月中至少6个月无法从事任何田间劳作；由于路途遥远、恶劣的路况与稀疏的人口密度而导致的高昂运输成本；俄国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德国农民；最后但也同样重要的一条是农产品的低价格。基于这些不利条件，很显然，农业在俄国北方并不是一个划算的行业，只有在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可供选择时，从事农业才有意义。最终，哈克斯特豪森用一条建议总结了其观点：任何人如果被赠予一块位于俄国北方的田产作为礼物，并按照中欧农田的方式经营，那么最好拒绝接受这份礼物，因为经营这样一块田产需要年复一年地投入资金。在他看来，在俄国经营农业，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才能有利可图：要么使用农奴进行耕作（免除地主用于农民和家畜的费用），要么与制造业结合经营（在冬季月份雇佣闲置劳动力）。 ㊟ 【August von Haxthausen, Studien über die innern Zustände … Russlands (Hanover, 1847), 1, pp. 174–7.】 1866年，一位俄国土地专家认可了哈克斯特豪森的观点，他称：在俄国，将资本投给政府债券比投给农业有更好的回报，在国家机关任职比经营农业更有利可图。 ㊟ 【A. N. Engelgardt引自Труды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оль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май 1866, т.II, ч. 4, стр. 410。这条参考文献要感谢史蒂芬·格兰特先生。】 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为何另外一个19世纪早期的德国观察家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欧洲没有哪个国家的“农业被如此粗放地经营”。 ㊟ 【H. Storch, Tableu historique et statistique de l’ Empire de Russie (Paris, 1801)，转引自Parker, Historical Geography, p. 158。】 俄国农业的历史就是一部土地被无情剥削、没有得到应有的滋养，如此直到被消耗殆尽的历史。克柳切夫斯基在提及旧时俄国农民在“榨干土地”方面的独特天赋时，所指的就是这一现象。 ㊟ 【В. О. Ключевский, Боярская Думадревней Руси, Петербург, 1919, стр. 307.】

副业的有益补充

由于土地产出太低，依靠土地生活十分不稳定，以至于各个阶层的俄国人从最早就深谙各种副业以补充农业收入。俄国的林带地区，在其未被人类开垦的状态下，充满了取之不尽的野生动物：鹿、麋鹿、熊以及大量多样的毛皮啮齿类动物。农民们猎取这些动物进贡给王公贵族、地主、僧侣以及留作自用。这里还有大量的蜂蜜。这里甚至没有必要建造蜂箱，因为蜜蜂把蜂蜜都存入了枯死的树干中。江河湖泊中生存着大量鱼类，包括从里海逆流而上来到这里的鲟鱼。丰富的野生动物使得早期的俄国人得以将自己的生活水平提高到基本生存水平之上。这些森林物产对俄国人财政收入的重要性，可以从这样的事实看出：在17世纪，从皮毛销售（主要是销给国外商人）中获得的收入成为当时帝国财政收入中单笔最大的项目。随着森林被开辟用作农田和牧场，以及过度狩猎使得野生动物资源几乎被消耗殆尽，尤其是价值较高的毛皮类动物资源。俄国人开始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从开采自然资源，转向了制造业。18世纪中叶，俄国出现了一项特殊的家庭手工业(Kustarnaia promyshlennost)，既雇佣自由劳动力也使用农奴为当地市场工作。该产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满足了俄国农业生产与家庭的需求，产品包括了粗布、银制品、圣像、乐器等等。在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地主与农民的相对富裕即是源于这一产业。到19世纪末，工厂工业的增长削弱了家庭手工业的简单产品市场，进而使得农民，尤其是北部省份的农民，失去了重要的补充收入。

然而，副业尽管重要，可本身还是无法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国民经济最终还是要依赖于农业。在俄国的农耕条件下，土地的快速贫瘠化迫使农民不断迁移，去寻找新的未开垦的土地或是经过了长期休养已经还肥的土地。即使该国人口数量保持不变，俄国也将经历异常活跃的农民迁移运动。近代人口的快速增长给了这种趋势一股强大的外来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