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对人口流动的影响

从一份不甚完善的人口记录可断定，直到18世纪中叶，俄国人口都相对较少。最大的估计数值为：16世纪中叶——900万至1000万，16世纪末——1100万至1200万。另外一个较为保守的估计是：上述两个时期分别为600万和800万。相比之下，16世纪奥地利人口为2000万，法国1900万，西班牙1100万，波兰在17世纪的人口约1100万。俄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人口激增始于1750年左右。在1750—1850年间，俄国的人口翻了两番（从1700万—1800万左右激增至6800万）。这一增长中有一部分（或许约1000万）是来自于征服，但即便把扩张的因素考虑进去，俄国人口的自然增长速度也是令人惊叹的。1850年之后，沙俄的领土扩张实际上已经停止（此后所征服的主要地区是突厥斯坦，但其居民数量不多），但人口仍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增长：从1850年的6800万至1897年的1.24亿，再到1914年的1.7亿。如果说16世纪后半期俄国人口增长了20%，那么19世纪后半期则增长了一倍。19世纪后半期俄国人口的增长率是欧洲最高的，但同期的粮食产出率却是欧洲最低的。 ㊟ 【上述人口统计数据来自：С. В.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 Экономика России XIX–XX вввцифрах. Л., 1924, I；А. И. Копанев, “Население рус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XVI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ки, 1959, No. 64, стр. 254；В. М. Кабузан, Народонаселение России в XVIII-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 М. 1963；А. Г. Рашин, Население России за 100 лет, (1811–1913), М., 1956。】

养活这些多出的人口所需要的粮食一定来自某处，除非因大饥荒导致人口锐减，但在旧制度结束之前没有发生过大饥荒，尽管经常出现歉收和偶然发生的地区性饥荒。粮食进口是不可能的，因为俄国没有可销往国外以换取利润去购买食品的东西。那些做买卖的人，即沙皇和最富有的大地主，他们更愿意进口奢侈品。实际上，谷类粮食作物相反是俄国最大的出口项目。尽管养活本国人民都不够，俄国在19世纪却不断出口谷类。俄国人虽然通过加重施肥、使用机械及其他有助于合理化改革的手段来提高生产力，但是根本不奏效。部分原因在于回报过于微薄，以至于无法为必需的投资找到理由。也有部分原因是刻板的农民社会组织对创新持抵制态度。俄国当时的资金主要投向了南方的农场，这些农场种植的粮食用于出口到英格兰和德国。但是在这些土地上，生产的改善并没有使农民受益。因此，解决产量问题的方式是越来越多地将未开垦的土地投入农业种植，即广泛型农业而非集约型农业。有统计记录表明，与这种需求相对应，俄国种植面积在稳步扩大，在1809—1887年间从1.97亿英亩增至3.17亿英亩，增幅为60%。 ㊟ 【С. М. Дубровский, Столыпинская реформа, 2–е изд., М., 1930, стр. 18.】 正是因为处女地的可用性，使得人们不再对提高土地的生产率有兴趣，因为开发利用新土地比改良旧土地更便宜而且更容易。然而，即便是持续稳定地扩展种植面积还是不够。因为在产出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耕地面积增长的速度没有人口增长的速度快。在19世纪80年代，在俄国中部与南部事实上已经没有剩余的处女地，且农业租金上涨显著。此时（如上所述），现代工业的增长抢占了家庭手工业的产品市场，使农民失去了主要的补充性收入来源。简而言之，著名的“农业危机”(аграрный кризис)的根源即在于此，这场发生在帝国晚期的危机震动了整个俄国，大大促进了帝国的崩溃。

然而，只要国家的边界能够无限地扩展，俄罗斯农民就会向外挤压，把贫瘠化的土地丢在身后，转而寻找新的未被人开发过的土地。拓殖是俄罗斯人生活的最基本特征，以至于克柳切夫斯基认为这是俄罗斯人生活的本质。他在其著名的《俄国史教程》的开篇写道：“俄罗斯的历史是一个自我拓殖国家的历史。” ㊟ 【В. О. Ключевский, Курс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М., 1937, I, стр. 20.】

16世纪中叶以前，俄罗斯人的拓殖只能局限于森林地带的西部。在黑土带寻求立足点的企图屡屡受挫。黑土覆盖的大草原为牧养牲畜提供了理想的条件，放牧也是突厥游牧民族的主业，他们摧毁了任何在其上建立农业定居点的尝试。通往东方和西伯利亚的道路起初被金帐汗国(Золотая Орда)所阻断，在15世纪金帐汗国衰落后，又被其继承者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阻断。在俄国历史的前6或7个世纪中，对俄罗斯人的拓殖来说仅有的开放地区就是遥远的北方。一些以僧侣为先锋的拓殖者甚至冒险深入伏尔加河上游地区，但这个荒凉的地区无法吸引太多的移民前来定居。

在1552—1556年，喀山汗国与阿斯特拉罕汗国被征服之后，俄国拓殖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俄罗斯定居者立刻涌向伏尔加河中游地区，将当地的突厥原住民从最好的土地上赶了出去；其他人继续向前推进，越过了他们称为“大岩石”的乌拉尔山，进入西伯利亚南部，这里有大片纯净的、未开垦的黑土地。但是主要的迁徙流后来继续往南和东南方向，朝着所谓的中央黑土区行进。在16世纪70年代，政府面向大草原建起了一条从顿涅茨河延伸至额尔齐斯河的防御围栏。在这条围栏的保护下，俄国农民冒险进入了游牧民族的世袭领地。迁移一旦开始，就会带着一种自然的动力向前推进。在俄国的中心，每发生一次经济或者政治剧变都会引发移民外流。在这一轮的殖民扩张中，时而农民先于政府，时而政府引路先行；但是这两方面的力量迟早是会相遇并融合的。俄罗斯人总是能凭借着自己的坚韧，守住已经被他们征服了的领土，而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之一在于：俄国人在政治上的兼并从过去直至今日都一直与殖民化相伴随。

据估计，在17世纪和18世纪，有超过200万人从俄国的中部地区向南迁移，首先向森林草原地带渗透，然后穿越草原地带。在这两百年中，有大约40万人也移入了西伯利亚。向黑土带涌进的最大一次移民浪潮发生在1783年之后，这一年俄国吞并了克里米亚，征服了数个世纪以来不断侵扰其定居点的袭击者。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有1200万至1300万移民南迁，其中大部分是中部省份的原住民，还有450万或者500万人迁至西伯利亚南部和中亚草原。向中亚草原的迁移，导致了当地的亚洲土著从他们世代放牧的土地上被大规模地驱逐。

在较早时期（1552—1861年），俄国移民的主体包括自由的农民和逃跑的农奴，或是强制从中部被运送至此、为驻守边疆的军人干活的农奴。自1861年农奴得到解放之后，来此的移民主要是自由农民，此时有些人是在政府的帮助下安置在此的，因为政府急于缓解中部省份农村人口过剩的压力。几个世纪以来，俄国人口的地理分布呈现出一个楔形。楔形的基部位于森林地带的西部，其尖端指向东南。这一人口分布上的楔形，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延伸，这种形状上的变化反映出俄国人口重心从最初位于森林地带的家园向草原地带稳定移动的情况。在现代，俄国人口最密集的地方是黑土带。革命对此没有任何影响。在1926—1939年间有超过400万人向东迁移，大部分进入了哈萨克草原。197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这一迁移仍未停止，中部地区的人口不断流向边疆地区。在长达四百年的进程中，俄国人口从中央森林地区向外流动，主要流向东部和南部，淹没了其他种族与文化的栖息地，并在他们迁移的路径上产生了严重的人口错位。 ㊟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也有相当多的俄国移民向西流动，进入原先波兰人、犹太人、德国人和波罗的海沿岸民族居住的地区。与过去相比，这一轮殖民主要是在城市，偶尔伴随着冠以“民族主义”罪名的对原住民的大规模驱逐。——原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