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诺曼（基辅）之国

公元9世纪，可萨人经营的伏尔加河贸易引起了诺曼人的兴趣。对诺曼人来说，9世纪是一个超速扩张的时代。他们从斯堪的纳维亚向外扩散，肆无忌惮地横行于中欧和西欧，先后征服了爱尔兰（820年）、冰岛（874年）以及诺曼底（911年）。在扩张的最初阶段，一些诺曼人向东推进，在后来成为俄国领土的地域上建立起了定居点。俄国土地上的第一个诺曼殖民地是奥德丘堡，一个位于拉多加湖畔的要塞。这里堪称一个绝佳的基地，从这里便于探索通往黎凡特地区那些大型的财富与文明中心的南向水路。经俄罗斯连接北欧和近东的路线在这一特定时期有着特殊的价值，因为公元8世纪时，由于穆斯林的扩张，地中海与基督教世界间的贸易被阻断。从奥德丘堡及其南边附近建造的其他要塞出发，诺曼人用他们平坦而宽大的船只开辟了通向近东的航道。很快他们就发现了在中古俄文史料中所称的“萨拉森之路”(Saracen route)，这是一个通过伏尔加河连接波罗的海与里海的河流及港口网络，由此建立了与可萨人之间的商贸关系。在俄罗斯与瑞典各地发现的大量9世纪与10世纪的阿拉伯硬币，印证了诺曼人的这些商业活动的广泛与密集程度。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法德兰曾生动地描述了他于10世纪早期在伏尔加河上目睹过的一场诺曼人（罗斯人）首领的船葬。

然而，长远来看，“萨拉森之路”对于诺曼人的重要性不及沿第聂伯河通向黑海和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之路”(Greece route)。诺曼人利用这条道路对拜占庭帝国的都城发动了数次袭击，迫使拜占庭给予他们商贸特权。列举这些特权的条约文本被完整记入《往年纪事》，成为俄国最早的有关诺曼人统治的文书。公元9世纪和10世纪，俄罗斯森林地带和拜占庭之间的常规商贸往来得到发展，而这种商贸关系掌控于武装的诺曼商人手中。

国家的商业本质

诺曼人在其所控制的欧洲大部分地区以定居的方式生活，并担任着领土主权者的角色。而在俄罗斯，他们表现得有所不同。由于之前所列举的原因，他们对农业生产和领土诉求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兴趣，而是更愿意专注于对外贸易。他们逐渐控制了通向黑海的主要水路，并在这些水路的沿途建造了要塞。以此为基础，他们从斯拉夫人、芬兰人和立陶宛人那里以贡物的形式获取拜占庭与阿拉伯世界最需要的商品：奴隶、皮毛和石蜡。正是在公元9世纪，俄罗斯开始出现一些新型的人口中心；不再是脆弱的土质或木质的斯拉夫定居者的围栏，而是变成了要塞城池。这些要塞型的城市是诺曼首领及其家族和侍从的住所，其周边常常会形成一些居住着本地工匠和商人的郊区。每一座要塞城市的附近都配有墓地。诺曼人和斯拉夫人都埋葬在同一处墓地，但是墓穴却有很大的差异。诺曼人的墓穴中有武器、珠宝和极具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家什，甚至有的墓中还埋着整条船只。从考古证据来看，诺曼人在俄罗斯主要居住在四个地区：一是里加湾沿岸地区，二是拉多加湖区和沃尔霍夫河地区，三是斯摩棱斯克以东地区，四是伏尔加河上游和奥卡河之间的平原地区。此外，诺曼人还有一些相对独立的定居点，基辅是其中最大的一个。所有四个主要的诺曼人定居点均位于连接波罗的海与里海、黑海之间的商贸路线上。诺曼人在其传说中称呼俄罗斯为“加尔达里基”(Gardariki)，意思是“要塞之疆”。

由于从当地人那里征收的贡物只有一部分用于支持驻军，更大的一部分则是花在了经一条危险的路线向遥远市场出口商品的活动上，诺曼的要塞城市必须组织起来。这一过程开始于约公元800年，这一年在拉多加湖地区出现了第一个诺曼定居点。结束于公元882年，这一年大公奥列格将“希腊之路”的两端，即诺夫哥罗德和基辅都纳入了自己的治下。基辅成了这个中央贸易组织的核心。之所以选择基辅，是因为诺曼人对俄国西部的控制以基辅为终点，他们需要将从俄国各地收缴的贡物运往君士坦丁堡，而基辅是确保诺曼人无障碍地运输这些货物的最南端的城市。下一段旅程，从基辅到黑海，则存在着极大的麻烦，因为在这里，商品不得不通过游牧盗匪为患的草原地带。每年春季，当河面破冰后，贡物就从各个收集点通过水路运至基辅。5月，致力于为每年一度的大型舰队筹备舾装的任务。6月，满载奴隶和货物的船队由重兵押送，从基辅沿第聂伯河南下。最危险的路途是基辅以南25至65英里的一段岩滩急流。正如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七世所描述，诺曼人学会了如何应付前三段急流的航行，但是到了第四段，他们不得不将货物从船上卸下来，徒步运送。船只一部分被拖过去，一部分被搬过去。诺曼人中，一部分负责搬运货物，一部分负责押送奴隶，还有一部分负责警戒，如果受到攻击，负责警戒的人就会将敌人击退。只有在通过最后一段急流后，船队才会获得相对的安全。此时，人员与货物才能重新登船。基辅的重要性以及诺曼人选择基辅作为其在俄国的贸易组织都会的原因由此便显而易见了。基辅具有双重功能：既是一个仓库，将俄罗斯各地的贡物集中于此；也是一个转运中心，货物由此被护送运往最终目的地。

第一个东斯拉夫国家，就是以这种几乎可以说是两个异族——诺曼人和希腊人之间国际贸易副产品的方式形成的。要塞城市及其毗邻地区的主权由一个自称是半传奇的诺曼王公赫罗艾瑞克尔或者罗德瑞克（俄罗斯编年史中的留里克）后裔的王朝获得。该王朝的领袖，即大公，在基辅当政，而他的几个儿子、亲属和重要家臣则坐镇于其他城市。“基辅国家”的概念难免令人想起类似于法兰西、英格兰和西西里岛的诺曼历史中领土实体的形象，但是必须要强调的是那并非同类。在俄罗斯出现的诺曼国家更加类似于17和18世纪时欧洲的大型商业企业，例如东印度公司或哈得逊湾公司，以赚钱为目的而建立，由于在其活动的区域内缺乏任何行政机关而被迫承担了一些准政府的职能。在基辅，大公即是一名最出色的商人，他的王国本质上是一个商业企业，由一些隶属关系松散的城镇组成，城镇的守军负责征收贡物，并用粗暴的方式维持公共秩序。各个王公彼此间是相互独立的。掌控俄罗斯的诺曼统治者与其德鲁日纳（дружина，即大公亲卫队）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他们的居住地与其他居民是分开的，他们用自己专有的法律审判自己的成员，他们希望将自己的遗体葬在独立的坟墓中。诺曼人在行政管理上采用的是最为随意的方式。在冬季，王公在其德鲁日纳的陪同下在乡村地区巡行，安排贡物的运输事宜，并实施执法活动。一直到11世纪，在基辅国家显示出衰落的迹象时，仅在较大的城市中才出现了市民大会（вече，即维彻）。市民大会由全部成年男子组成，在重要的政策问题上为王公提供建议。在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市民大会甚至成功揽得立法权，迫使王公执行其意志。但是除了这两个例子之外，王公与市民大会之间的关系倾向于是非正式的、松散而非结构化的。当然并不能说基辅罗斯的民众对统治精英施加了任何制度压力，尤其是在9世纪和10世纪是绝对没有的，因为那时市民大会甚至还不存在。在基辅国家的全盛时期，权威是以前现代时期的商业企业的模式运行的，既不受法律的约束，也不受民众意志的影响。

继承模式

最能反映出诺曼人与其罗斯公国之间关系的事实是，诺曼人未能设计出一个有序的王室继承制度。在9世纪—10世纪，该问题似乎是通过暴力解决的：在基辅的统治者死后，王公之间相互攻击，所有国家统一的表象均消失殆尽，直至争斗的胜利者取得基辅的王位。后来，为了确立常规的继承程序，诺曼人也进行过各种尝试，但无一成功。1054年，雅罗斯拉夫大公在死前将其治下的主要城池分配给了他的五个儿子，将基辅留给了长子，并叮嘱他的儿子们要“听从”长子的话。然而，这样的安排并不奏效，矛盾照旧存在。随后，基辅的王公们通过召开会议的方式，协商他们之间的分歧，有时能够解决包括在城池方面的冲突。学者们一直在争论基辅罗斯是否在事实上存在任何继承制度，以及如果存在的话其指导原则又是什么。在黑格尔对史学思想影响最大的19世纪，这一时期的历史著述认为早期的俄罗斯国家处于社会发展的前政府阶段，在此阶段，王国及其属地城池同属于整个王朝家族。在他们看来，继承权应当遵从顺序制的原则。依此原则，王公们以一种类似音乐椅子游戏的方式，在他们之间“轮换”城池。长子坐拥基辅，年幼的依次分得其他城池。历史学家普列斯尼亚科夫在20世纪初对这种传统的解读提出了挑战。他认为，基辅的王公们将国家视为一个整体，他们之间的争斗并非为了能够控制个别城市，而是为了获得对国家整体的控制。一些现代学者则坚持旧家族理论的修正版本，认为基辅的王公们采纳了有长期接触的突厥游牧民族的方法，例如佩切涅格人(Pecheneg)，他们的长尊权是沿旁支传递的，即兄终弟及，而非父死子继。然而，无论罗斯诺曼人及其继承者在理论上采用哪种制度，他们在实践中都没有遵守任何制度，结果是基辅国家被无休止的内部冲突所撼，而这种内部冲突后来也摧毁了成吉思汗的帝国。如同亨利·梅因所表明的，在私权与公权不分的社会发展阶段，长子继承制的缺失是政权与所有权的一个特征。诺曼人认为罗斯是他们共同的王朝财产，无论他们使用何种自认为适当的方法去分配，也不属于某个家族成员或者家族支脉。该事实表明，他们对政治权力缺乏明确的概念，他们更多的是将自己的权力视为私权而非公权。

诺曼人的同化

诺曼人无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表现出对民族同化的强烈抵制，至少其罗斯分支在这方面也是不例外的。一个发端于文明世界边缘的、落后地区的盗匪民族，在其所到之处往往会被其武力征服的人民的文化所同化。基辅的诺曼人在11世纪中叶被斯拉夫化，这与法国的诺曼人演化成高卢人大约同时。在诺曼人的同化过程中，改信东正教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一举动的结果之一是他们接纳了教会斯拉夫语，一种由拜占庭传教士设计出来的书面语言。所有书面文献，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均使用这种语言书写，这无疑大大地磨灭掉了诺曼人精英阶层的民族认同。另外一些促进同化作用的因素是与斯拉夫妇女通婚，以及当地军士逐渐进入了曾经血统纯正的斯堪的纳维亚德鲁日纳中。在基辅王公与拜占庭于912年缔结的协约中，所有签约的基辅人全部都拥有斯堪的纳维亚名字（例如Ingjald、Farulf、Vermund、Gunnar）。随后，这些名字也发生了斯拉夫化或者被斯拉夫名字所取代。此外，在编年史记述（最早的一部全本时间标注为1116年）中，诺曼名字已经以斯拉夫语的形式出现了，例如海尔吉(Helgi)变成了奥列格(Олег)，黑尔加(Helga)变成了奥莉加(Ольга)，英格沃尔(Ingwarr)变成了伊戈尔(Игорь)，瓦尔德马(Waldemar)变成了弗拉基米尔(Владимир)。

“罗斯—俄罗斯”称谓的由来

经过相关的语言过程，东欧诺曼人把最初适用于自己的族称转换到了东斯拉夫人及其土地上。在9世纪与10世纪的拜占庭、西方和阿拉伯文献中，“俄罗斯”（Россия及Russia）一词的词根“罗斯”(Русь)一直是指具有斯堪的纳维亚血统的人。君士坦丁七世在其著作《帝国行政论》(De Administrando Imperio)中对第聂伯河上的石滩提到了两组并行的名称，其中一组标记为“俄罗斯”的名称实际上是斯堪的纳维亚，另一组则是斯拉夫。根据《贝尔蒂尼亚尼编年史》(Bertiniani Annals)记载，公元839年一个拜占庭使团前去觐见在英格尔海姆(Ingelheim)的路易一世皇帝(Louis the Pious)，同行的有一队被称作“罗斯”(Rhos)的人，当被问及他们的民族身份时，他们自称是瑞典人。10世纪历史学家克雷莫纳的利乌特普兰德(Liutprand of Cremona)用“我们又称其为北方人”来定义“Rusios”，即罗斯人。我们前面提到了伊本·法德兰对“罗斯”王公葬礼的描述，与我们所知的诺曼人的情况完全相符，包括墓葬的内容及基辅人与拜占庭缔结的条约上的签名。所有这些事实都是需要加以强调的，因为在过去两百多年中，俄国极度爱国主义的史学家们认为自己有责任去否定那些对于局外人来说似乎是无可辩驳的内容，即基辅国家的创建者和最早被称为“俄罗斯人”的群体，是具有斯堪的纳维亚血统的人。然而，“罗斯”这一名称的来源完全不能确定。有一种可能，是来自瑞典斯德哥尔摩北部沿海地区的罗斯拉根(Roslagen)，这一地区的居民至今一直被称作“罗斯皮卡尔”(Rospiggar)。另外一种可能是北欧的“罗普斯曼”(Ropsmenn)或“罗普斯卡尔拉尔”(Ropskarlar)，意思是“舵手”。而与在拉多加湖地区的诺曼定居者最早接触的芬兰人，称诺曼定居者为“罗茨”(Ruōtsi)，该词在现代芬兰语中被保留下来，意为“瑞典”。（如前所述，芬兰语中的“俄罗斯”一词是Venäjä。）按照斯拉夫人在同化吸收芬兰语的族称时所用的标准语言规则，“罗茨”就成了“罗斯”。最初，“罗斯”是指诺曼人及其国家。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罗斯塔在公元900年左右的著述中提到了，“罗斯”（他把其与斯拉夫人区分开来）居住在有湖和森林的地区，可能是指拉多加—诺夫哥罗德地区。但是，随着诺曼人被同化，斯拉夫人进入其家臣阶层，“罗斯”失去了其民族内涵，逐渐用来指代所有守卫要塞城池、参与年度远征君士坦丁堡的人。从这种用法来看，“罗斯”这一称谓很容易逐渐扩展至指代这些人所生活的地域，最终成为生活在这一地域范围内所有人员的代称，无论是原住民还是占领者。类此征服者的名称转移给了被征服者的例子并不罕见，最容易想到的一个例子就是法国，作为入侵者的日耳曼民族法兰克人(Franks)的名称被用于称呼高卢这个地方。

诺曼人的遗赠

诺曼人给东斯拉夫人带来了一些关键要素，使其各个部落及部落联盟得以联合成为一个国家实体。这些要素包括：由一个王朝领导的原始国家组织、共同的宗教和一个民族名称。东斯拉夫人在10世纪和11世纪对国家统一的认识程度达到了什么地步，没有人知道。因为这一时期仅有的地方文献是编年史，且形成时间较晚。

诺曼人留给东斯拉夫人的另外一个遗赠尽管是负面的亦值得一提，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并且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还会多次提及。诺曼人所建立的基辅国家，以及他们的已经被斯拉夫化了的后代和斯拉夫人的后代所继承下来的这个国家，不是在受其统治下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无论是王公，还是其家臣，即未来的贵族阶层，皆非源于斯拉夫社会。当然，在被诺曼人征服之后的英格兰也同样如此。但是，英格兰土地肥沃而宝贵，诺曼的精英阶层很快就将土地瓜分，从而转变为土地贵族阶层。在俄罗斯，诺曼精英始终保持着半殖民的特性：其主要利益不是来源于土地的开垦而是来源于贡物的收缴。其在当地的根基非常浅薄。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政治形态，其特征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一条异常鲜明的鸿沟。基辅国家和基辅社会缺乏能够联结二者的公共利益：国家与社会共存，保持着各自的认同，相互之间几乎没有彼此承担义务的意识。 ㊟ 【从斯维亚托斯拉夫(Святослав)大公的一个事件就可以看出，诺曼人对他们的罗斯王国是多么地不在乎。公元968年斯维亚托斯拉夫大公在攻占了保加利亚人的城市佩列亚斯拉维茨(Pereieslavets)（古罗马城市马西安诺堡）后，在第二年向其母亲和贵族们宣称：“我不想留在基辅，我想住在多瑙河畔的佩列亚斯拉维茨。因为那是我统治的中心，所有的财富都集中在那里：来自希腊的金子、丝绸、葡萄酒和各种水果，来自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银器与马匹，以及罗斯的皮毛、石蜡、蜂蜜和奴隶。”(The 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Laurentian Text, edited by S. H. Cross and O. P. Sherbowitz-Wetzor, Cambridge, Mass. [1953], p. 86.)这一愿望因佩切涅格人进攻基辅而破灭，但是情绪不言自明。——原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