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基辅国的瓦解

基辅国家于12世纪解体，它的崩溃可以由内因与外因的联合作用来解释。

内因在于，统治王朝无力解决继承权的问题。因为他们缺乏一种有序的体制，使基辅的中央与地方城市及其毗邻的附属领地（即小行政区volosti）在其统治者死后得以交接传递，所以王公们倾向于在任何他们所控制的地区索取产权利益。因此，原本是赋予王公开发利用特定城市和地区的临时的、有条件的权力，演变成了彻底的所有权。王公将城市及其领地永久遗留给其子的风俗，到1097年完全确立下来了。当年，基辅的王公们在柳别奇举行会议，认可了每位王公保留将从其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领土作为其财产的权利。这一原则意味着王公们也可以自由地将城市及其领地传给自己的儿子。这样一来，王朝对国家的公共所有权，尽管没有正式宣布放弃，但因此实际上已不再被遵守了。

离心之力

在这一过程中，内在的离心力被同时产生的外部因素所强化。这一外部因素即俄罗斯与拜占庭贸易的衰落。公元966—967年，在争夺仅存的向可萨人纳贡的斯拉夫部族的控制权时，行事冲动的斯维亚托斯拉夫大公攻打并摧毁了可萨汗国的都城。斯维亚托斯拉夫这一鲁莽的举动开启了一扇大门，使骁勇好战的突厥部族如洪水般涌入了此前被可萨人控制的黑海草原。最先进入的是佩切涅格人。之后，11世纪是库曼人（波洛伏齐人），一个极具侵略性的民族，他们对从基辅驶向君士坦丁堡的船队进行猛烈的攻击，以至于最终使得这种交通陷入停滞。对库曼人的征讨和驱逐几无成功；最惨烈的一次战役发生在1185年，它在俄罗斯中世纪的史诗作品《伊戈尔远征记》中得到了纪念。12世纪中叶，俄国的王公停止了铸币，这表明他们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困境，国家的经济统一濒临瓦解。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占并洗劫了君士坦丁堡，同时打开了东地中海至基督教世界的航线，基辅的灾难因此而加剧。换言之，在1200年左右，那些四个世纪以来致使东斯拉夫人所居住的土地受控于一个单一政权的特殊情况不复存在了。

内部趋势与外部趋势虽然各自独立产生作用，但都是朝向同一个结果，释放出了强有力的破坏性力量，致使这个国家分裂成了若干独立的、实质上的主权公国。当然，这种力量也不全是作用在同一个方向上的。国家像以前一样，继续被原来的王朝成员所统治，信奉同一种信仰——一种将其与天主教和穆斯林邻居截然分开的信仰。这些向心力最终使俄罗斯得以重获统一，但这是几个世纪之后的事情了。于此际，离心力是主导力量。在这种动力的作用下，出现了一个由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公国构成的地区联合体，而每一个公国在其内部逻辑的作用下，趋于无休止地分裂和再分裂。

西北部：诺夫哥罗德

在基辅罗斯瓦解的最初阶段，国家分裂成了三个主要地区：一个在北方，以诺夫哥罗德为中心；一个在西部和西南部，不久就被立陶宛和波兰占领；第三个在东北部，奥卡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区域，其政权最终被莫斯科公国接管。

这些区域中最富足、文化最先进的地区位于西北部。拜占庭灭亡后，所剩无几的俄罗斯对外贸易转向了波罗的海，诺夫哥罗德及其属地普斯科夫取代了基辅，成为国家的商贸中心。如同之前的可萨人和诺曼人一样，诺夫哥罗德的商人也同样销售原料以及进口奢侈品。由于其所处的极北地理位置，诺夫哥罗德本身无法产出足够的粮食满足自身需求，不得不从德意志地区和伏尔加—奥卡地区的平原地带购买粮食。奴隶——俄国传统上的主要出口商品，在欧洲西部没有市场。因为此时的西欧，对人的束缚已经绝迹。因此，俄国还保留着奴隶，由此而产生的重要的经济与社会后果将在后面的篇幅中进行讨论。诺夫哥罗德的繁荣，在于其与汉萨同盟的紧密合作，诺夫哥罗德本身也成为同盟中的一个活跃成员。日耳曼商人在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和其他几个俄罗斯城市建立了永久定居点。他们被要求必须承诺只通过俄罗斯的中间人与生产者接洽；作为回报，他们得到了整个对外贸易的全部控制权，包括运输和销售。在搜寻可与日耳曼人进行贸易的商品的过程中，诺夫哥罗德人对北方大部分地区进行了探索和拓殖，把他们的国界一直扩展到了乌拉尔山。

在政治上，诺夫哥罗德大约是在12世纪中叶将自己与其他基辅公国分离开来。即使在基辅国家处于巅峰时期时，诺夫哥罗德仍然享有一定程度的特权地位，也许因为它是诺曼城市中的元老，并因其距离斯堪的纳维亚较近，得以在一定程度上较好地抵御了斯拉夫化。在诺夫哥罗德发展起来的统治制度，在所有要素方面都类似于中世纪西欧的城邦。主要财富并非集中于王公之手，而是集中于大商人和地主家族之手。公国领土扩张的任务，在别的地方都是由王公负责的，在诺夫哥罗德则是由实业家和农民来完成。因为在诺夫哥罗德的财富积累和领土扩张方面，王公所起到的作用是次要的，所以他们拥有的权力也相对较小。他们的主要作用是主持公道和指挥城邦的武装力量。所有其他的政治功能都集中于市民大会，在公元1200年之后，市民大会成为诺夫哥罗德的主权所在。市民大会推选出王公，并制定出王公必须遵守的规章。这类契约式规章最早可以追溯到1265年。规章非常严格，尤其是涉及财政事务方面。王公由此获得了某些特定财产的用益权。但是王公及其家臣被明令禁止在诺夫哥罗德的领土上囤积财产和奴隶，甚至没有市民大会的许可连开发副业的权力都没有。王公无权增税、宣战或媾和，或者以任何方式干涉诺夫哥罗德的制度或政策。有时王公会被特别禁止与日耳曼商人建立直接的关系。这些限制绝非空文，经常有王公因违反其权限而被逐出诺夫哥罗德；在一段长达102年的动荡时期里，诺夫哥罗德一共有过38位继位王公。市民大会还控制着城市及其各省的民政管理机构，遴选教会的领导人。市民大会的实权掌握在诺夫哥罗德波雅尔（боя́рин，即大贵族）的手中。波雅尔是一种贵族身份，是从旧德鲁日纳那里继承而来的，由40个显要家族构成，每一个家族都围绕一个主保圣人及其教堂而组建为一个团体。这些家族垄断了所有高级职位，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市民大会的审议过程。他们的自信感是俄罗斯其他城市学不来的，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然而，尽管满怀自信，诺夫哥罗德大君主城还是无雄霸天下之心，而只是满足于自己的商贸活动和宁静无扰的生活方式，没有尝试过取代基辅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诺夫哥罗德经济上的紧迫需要，对与拜占庭的贸易来说是国家统一，但是对于与汉萨同盟城市之间的贸易来说则无这种需求。

在已经瓦解的基辅国家中，西部和西南部地区的情况则有所不同。由于佩切涅格人和库曼人的长期袭扰，定居在黑土带和与之相连的森林地带的斯拉夫人终于不堪忍受，不得不放弃大草原，退回安全的森林地带。1169年苏兹达尔王公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约1110—1174年）拒绝迁往已经被他征服了的基辅去接受大公的头衔。他宁愿把基辅交给自己的弟弟，而自己留在森林深处。由此可知，在1241年基辅城被蒙古人摧毁之前，这座城市就已经落得如此微不足道。

立陶宛和波兰

在13世纪和14世纪，第聂伯河及其分支流域，这片基辅国家曾经的主要领土，落入了立陶宛人的掌控之中。基辅瓦解后，立陶宛人乘虚而入，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抵抗，很快便成了俄罗斯西部与西南部的主人。对于已被其征服的公国，立陶宛大公不去干涉他们的内部生活，允许当地的制度与传统继续发挥功效。那些小的王公成了立陶宛大公的封臣，向其缴纳税贡，在战时为其服役，在其他方面则不会受到滋扰。大公所拥有的地产，在数量上不及王公与其家臣共同占有的地产。这种对其不利的财富分布迫使大公不得不密切关注由他的主要封臣所组成的议会“拉达”(Рада)的意愿。如果把诺夫哥罗德的王公比作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的话，那么立陶宛罗斯的大公则更像是一位宪政君主。

1386年立陶宛和波兰建立了王朝联盟，此后立陶宛和立陶宛罗斯的领土逐渐合并。随后在行政管理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中央集权化，立陶宛原有的制度逐渐消失了，但即便如此，也完全不能说由两个民族构成的君主制政府是中央集权政府。波兰王国的持续衰落，使得东部各省的上层阶级从中受益，他们为自己争取到了各种形式的自由与特权，例如：获得了对他们所占有的土地财产的产权，减轻了为国家效力的义务，获得了担任行政职务的权利以及参与波兰国王选举的权利。立陶宛贵族成为真正的贵族统治阶层，他们中有一部分是天主教徒，有一部分是东正教徒。若非宗教因素，立陶宛—波兰是完全有可能吸纳绝大部分俄罗斯人口的，进而也就没有建立独立的俄罗斯国家的必要性了。在16世纪初，波兰摇摆在新教的门槛之上，天主教会及其修会耶稣会的巨大努力最终阻止了它背叛罗马。为了避免后患，罗马决心不仅要坚决破除立陶宛—波兰君主国的统治阶层中新教残余的影响力，并且还决心迫使居住在那里的东正教徒认可其权威。罗马的努力取得了部分成功。1596年，在立陶宛的领土上，一部分东正教教徒建立了东仪天主教，保留着东正教的宗教礼节，但是听命于罗马。然而，大多数东正教居民拒绝效仿，并开始向东方寻求支持。这种因反宗教改革运动而加剧的教派分裂局面，导致波兰人和俄罗斯人之间产生了极大的仇恨，也因此排除了立陶宛—波兰国家被俄罗斯人看作其立国志向的潜在可能。

因此，无论诺夫哥罗德还是立陶宛—波兰，尽管都比较富足且文明程度较高，但都不具备重新统一东斯拉夫人的条件。一个是因为其狭隘的、商业本质的眼界；另一个是囿于宗教分裂的问题。由于没有其他的选择，所以统一东斯拉夫人的任务就落在了俄罗斯最贫穷、最落后的地区之上，即位于东北部、在奥卡河和伏尔加河交汇处的所谓“低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