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莫斯科世袭统治者的政治化

在莫斯科历史上的某个特定时刻，根植于纯粹经济观念的世袭心态发生了政治化的改变。世袭地主转变成了世袭沙皇。虽然他们的精神是一样的，但是获得了新的表现形式和理论外衣。现有证据尚无法准确判断这种转变是何时以及如何显现的，但有强烈的迹象表明，伊凡三世统治时期是一个关键的时期，就在这一时期，并发的两起事件将莫斯科及其控制下的公国从外部依赖的束缚下解脱了出来，使得东北罗斯第一次有了自己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感觉。

金帐的瓦解与拜占庭的陷落

其中一个事件是金帐汗国的瓦解。盛行于“白色的骨头”（指成吉思汗的后裔）中的王位继承制，其复杂的长尊体系（更适合由部落组成的游牧民族而非帝国政权）引发了无休止的内部冲突。14世纪60年代，王位争夺战使金帐汗国陷入内乱；在接下来的20年里，萨莱经历了超过14位可汗。莫斯科则利用这种分歧怂恿他们之间相互内斗。1380年，莫斯科王公德米特里甚至敢于动用军事力量反抗蒙古人。诚然，他所挑战的可汗仅仅是一个克里米亚的篡位者，同样他在库里科沃打败可汗的胜仗也几乎没有什么军事意义，因为两年后蒙古人为了复仇而围困了莫斯科。不过，库里科沃的胜利还是显示出俄罗斯人已经能够与他们的主人相抗衡了。

本已因内乱而元气大伤的金帐汗国又遭到了帖木儿的致命一击。这位突厥征服者以中亚为基地，在1389—1395年间对金帐汗国发动了三次战役。在最后一役中，萨莱城被突厥的军队摧毁。在经历了这些动荡后，金帐汗国从此一蹶不振，并于15世纪中叶分裂成了几个部分，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和克里米亚汗国是其中最重要的三个汗国。这些金帐的后继汗国，尤其是克里米亚汗国仍然可以随意进犯罗斯的土地，但是已经不再能对其实施控制了。实际上，到15世纪末，谁能够获得喀山的王位是由莫斯科决定的。在伊凡三世统治时期（传统上认为该事件发生在1480年），莫斯科不再向金帐汗国或其后继国缴纳税贡。

另一起有助于莫斯科领主政治化的事件是拜占庭帝国的没落。俄罗斯与拜占庭的关系从未有过明确的界定。自罗斯受洗开始，就自然而然地存在一种假设，即俄罗斯对于君士坦丁堡有着某种依赖。这一点常常被希腊统治集团所强调，他们喜欢谈及查士丁尼的“和谐”论或者“交响”论。该理论认为，教权与皇权不能在缺失任何一方的情况下单独存在。其中隐含的诉求是，俄罗斯东正教徒应当成为拜占庭皇帝的臣民，但是这一诉求永远无法实现，而且这一诉求在蒙古统治时期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当时统治俄罗斯的皇帝是非基督徒的蒙古可汗。拜占庭对罗斯实施的某种控制是通过神职人员实现的，即通过任命君士坦丁堡设置或认可的高级别教会官员来实现。但即便是这样的联系也在1439年后突然中断，因为俄罗斯教会拒绝了佛罗伦萨大公会议所达成的拜占庭与天主教的联合。自此之后，莫斯科大公将君士坦丁堡在佛罗伦萨的举动认定为背叛，开始任命他们自己的大主教，不再费心去获得希腊统治阶层的许可。拜占庭皇帝和拜占庭教会对罗斯施加的权威终在1453年随着君士坦丁堡落入突厥人之手、帝国灭亡而消失。

拜占庭帝国灭亡后，东正教会有了在罗斯建立强大帝国权威的重要理由。这一话题将在论述教会与国家关系的章节（第九章）中详细探讨，这里仅需强调其重点。东正教会在建立之时，面临穆斯林的压制、天主教的挑战、异教徒改革运动的破坏，只得不断为生存而战。君士坦丁堡陷落后，莫斯科的统治者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信奉东正教的、能够保护东正教会免遭众多内外敌人侵扰的君主。因此，支持莫斯科的统治者、给那些掠夺土地者与牟取暴利者灌输一种有助于将他们的目光超出其领地范围之外的政治意识，对东正教来说成了一个纯粹的生存问题。1453年起，希腊和俄罗斯的教会团体尽其所能将莫斯科的王公变成了护教者，担负起了维护东正教福祉的责任。这一过程的高潮之一是在1561年，主教公会(синод)在其决议上附加了一封来自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书信，称伊凡四世为“整个世界东正教的沙皇和主人”。 ㊟ 【Cited in Helmut Neubauer, Car und Selbstherrscher (Wiesbaden, 1964), pp. 39–40.】

金帐汗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崩溃使莫斯科不再屈从于两个帝国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宣示着某种形式的宗主权。因而，在此时，即15世纪下半叶，莫斯科大公以一种试探性的方式开始了对帝国王位的诉求。伊凡三世是第一位间或自称为“沙皇”的俄罗斯统治者。“沙皇”这一头衔最初适用于拜占庭皇帝，自1265年起也保留给金帐汗国的可汗。在迎娶了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后，伊凡三世采纳了拜占庭帝国的双头鹰标志。他的儿子瓦西里三世更经常地自称为沙皇，他的孙子伊凡四世在1547年正式将“全俄罗斯沙皇”(царь всея России)用作俄罗斯统治者的称谓。此时，一种非常令人陶醉的言论开始在东北罗斯的城镇和村庄中流传。那些祖先曾不得不四肢着地爬行以供可汗及其朝廷取乐消遣的王公，如今却将其家族血统追溯至奥古斯都大帝，将他们的王位追溯至拜占庭的授权。人们开始谈论关于莫斯科是“第三罗马”，注定要永远取代已堕落了的、彼得的罗马和已沦陷了的、君士坦丁的罗马。神奇的传说开始在无知的民众中流传，将莫斯科河畔的木头城与圣经和古典历史中的懵懂事件联系在了一起。

王权观的蒙古鞑靼起源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世袭观变得政治化了。接下来出现的问题是，在寻求专制皇权的过程中，莫斯科的王公们效仿什么榜样呢？他们比较熟悉的两个榜样是拜占庭的巴赛勒斯和蒙古的可汗。西方国家的“国王”不会成为他们的模仿对象。部分原因是他们的天主教教义，还有部分原因是他们至少名义上是罗马帝国的封臣，所以就莫斯科对“君主”这一术语的理解而言，西方国家的“国王”不是真正的君主。1488年腓特烈三世派遣的使者来到莫斯科，为抵御突厥人而向莫斯科求助。他以帮助伊凡三世获得皇位作为诱饵。然而，莫斯科对于这一条件的答复，不仅显示出莫斯科王公对自己的高度赞誉，而且还间接表现出他对普通欧洲皇室的看法：“承蒙上帝的洪福，我们从最开始，从我们最早的祖先起，就是我们这片土地上的主人(государи)，我们拥有上帝的授权，就像我们的祖先一样……至于授权，因为我们以前并不想要来自任何人的授权，所以现在也不想要。” ㊟ 【Памятник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сношений древней России с державами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СПб., 1851, I, стр. 12.】

拜占庭的模式几乎是完全通过神职人员和教会文献传入俄罗斯的。莫斯科与君士坦丁堡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无论是外交上的还是商业上的，因此没有办法从中了解“国王是什么样的人”或者“国王做些什么”。由于上述原因，教会对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俄罗斯君主体制更加感兴趣。教会不断怂恿君主的野心，帮助其炮制绝对主义的信条，并精心设计了加冕仪式。但是很难看出教会是如何向莫斯科王公们传授政治技巧的。

如果我们想要探究莫斯科是从哪里了解到“王权”的，这里不是指王权作为一种理念，而是作为一套管用的政治制度，我们就必须要转向从金帐汗国入手。对俄罗斯人来说，受到蒙古的影响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如果暗示他们的文化遗产以任何方式留下了某种东方印记，尤其是被这个以其骇人听闻的暴行以及对伟大文明中心的破坏而最为人所知的东方专制政权留下印记，很快就会招致俄罗斯人的反感。尽管如此，这个问题仍然是不能回避的。除了少数例外，俄罗斯史学家已经愿意将蒙古的影响视为莫斯科公国形成过程中的主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关于蒙古统治对俄罗斯政治在精神与道德上的冲击已在前面的一章探讨过，这里我们将探讨一下制度方面的影响。

金帐汗国是俄罗斯王公面对面接触的第一个中央集权政体。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可汗是俄罗斯命运的绝对主宰。他的权力与威严几乎将拜占庭巴赛勒斯的形象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巴赛勒斯是很遥远的事物，一个传说：没有一个封地王公曾经踏足过君士坦丁堡，而他们对通向萨莱的道路则太熟悉了。正是在萨莱，他们得以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到绝对君主制的运行，观察到“一种不容人们协商而必须无条件服从的权威”。 ㊟ 【В. Сергеевич, Древности русского права, 3-е изд., СПб., 1908, II, стр 34.】 在这里，他们学会了如何强征家庭税和商业税，如何开展外交关系，如何运营邮递业务以及如何处置不服从的属民。这种影响在俄语词汇中留下了非常明显的痕迹。“国库”(казна)一词源自蒙古鞑靼语中的直接对应词；“钱”(деньга)与“关税”(таможня)两词都来源于“印章”(тамга)一词，而“印章”一词在蒙古统治时期，是指盖在商品货物上的政府印鉴，作为该货物已经缴纳税款的证明。连接莫斯科与外埠的邮政机构——驿站(ямская служба)，亦来自蒙古语中的驿站一词。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俄语中表示镇压的词汇所体现出的蒙古—鞑靼影响（参见81页）。最重要的，或许是俄罗斯人从蒙古那里学到的一种政治概念，即把国家职能限定于收缴税贡、维持秩序和保障安全上，但是完全没有对公共福祉的责任感。

在担任金帐汗国在罗斯的代理人期间，莫斯科不得不建立起一个能够与其所服务的内容相适应的行政机构。鉴于政治机构固有的保守主义，即便是在莫斯科成为一个主权国家以后，这种行政架构的大部分仍然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在俄罗斯人从蒙古的统治下获得解放后，曾经由莫斯科大公为可汗收缴的税贡仍然没有被废除，而是变成了为大公征收的税。同样，蒙古人的邮递业务也被保留了下来转而为大公服务。 ㊟ 【А. Лаппо-Данилевский,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рямого обложения в Москов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 СПб., 1890, стр. 14–15.】 通过这种方式，莫斯科几乎是在悄无声息中接管了许多蒙古人设立的机构。莫斯科国家诞生自封地公国，而由于封地公国的经济导向以及相应的政治机构发展不健全，俄罗斯人很自然地倾向于从蒙古那里借用自己所不具备的东西，包括中央财政机构、通信方式和镇压手段。

有迹象表明，早期的沙皇将自己视为蒙古可汗的继承人。尽管在教会的影响下，他们有时会提及拜占庭的先例，但在承担帝国头衔时，他们并不称自己是拜占庭皇帝的继承人。萨瓦发现，俄罗斯的统治者在为自己的沙皇或帝国头衔寻求国际认可时，并未将他们的权威回溯至拜占庭。 ㊟ 【В. Савва, Московские, цари и византийские василевсы (Харьков, 1901), стр. 400.】 另一方面，不乏证据表明他们非常重视征服金帐汗国的后继国——喀山和阿斯特拉罕。在对喀山和阿斯特拉罕发动最后一击时，伊凡称它们为自己的世袭领地，这种说法正意味着他将自己视为金帐汗国的继承人。一名逃往瑞典的莫斯科使馆官员格里戈里·科托希欣，于1666—1667年在瑞典写下一部关于莫斯科政府的极有价值的记述，在记述开头便称伊凡四世从征服了喀山、阿斯特拉罕和西伯利亚的那一刻起，就成为“全罗斯的沙皇和大公”。 ㊟ 【О России в царствование Алексея Михайловича, сочинение Григорья Котошихина 4-е изд., СПб., 1906, стр. 1.】 16世纪俄国统治者偶尔使用的“白色沙皇”(белый царь)称号，很可能是指“白色的骨头”(White Bone)，即成吉思汗的后裔，也可能是代表着与蒙古统治王朝联系起来的另一种尝试。

关于俄罗斯王权形成阶段的政治理论的可靠文献资料是非常缺乏的。不过，已有足够多经过证实的有关莫斯科朝廷政治观念的文献资料，能够对此问题做出一些概括。在16世纪—17世纪期间，到访过俄罗斯的西方人往往会对他们在莫斯科遇到的傲慢感到震惊。罗马教皇派遣拜谒伊凡四世的耶稣会大使安东尼奥·波塞维诺发现，伊凡四世深信自己是世界上最强大、最英明的统治者。在回应这些自夸的话时，当波塞维诺巧妙地向他提起其他杰出的基督徒王公，伊凡轻蔑而非怀疑地问道：“世界上有几个这样的王公呢？”波塞维诺发现，莫斯科的民众也赞同他们的统治者对自己的看法，因为波塞维诺听到他们如此说：

知晓这些的，只有上帝和我们伟大的君主（即我们的王公）。我们伟大的君主无所不知。他能一语解开所有死结、解决所有的困难。没有哪个宗教的礼俗与教义是他所不知的。无论我们拥有什么，无论我们是否正确地骑行，或是我们是否健康，所有这些我们都归功于我们伟大君主的宽厚仁慈。

波塞维诺还补充道，沙皇孜孜不倦地在民众中培育这种信仰。 ㊟ 【Antonio Possevino, Moscovia (Antwerp, 1587), pp. 55, 93.】

对于外国使节，尤其是对于来自西方国家的使节，莫斯科的朝廷喜欢表现出刻意的粗鲁，似乎在展示：在其眼中，他们代表的是较低等级的统治者。在莫斯科看来，真正的主权必须符合三个条件：必须源自古老的血统；必须是通过世袭权登上王位的；必须不受制于任何其他权力，不仅是内部的，外部的也是如此。 ㊟ 【Дьяконов, Власть, стр. 146–62; and his Очерк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троя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3-е изд., СПб., 1910, стр. 419–20.】 莫斯科对自己的古老血统倍感自豪，因为通过与奥古斯都的罗马皇室搭上关系，大大抬高了自己。从这棵臆造出来的家谱树的高度看，它可以俯视几乎当时所有的皇室家族。至于继位的方式，也非常强调世袭的原则。真正的国王必须是世袭的，而非选举的。当波兰王位被世袭君主西吉斯蒙德·奥古斯特所占据，伊凡就对其以“兄弟”相称。但是他拒绝以同样的方式称呼其继任者斯特凡·巴托里，因为他是被选举出来的。在所有条件中，“不受制于任何其他权力”被赋予了最为重要的意义。只有当一个统治者能够随心所欲地处置自己的王国时，才是真正的主权者或者说专制君主。受限的皇权被称作“乌洛克”（урок，意为“教导”），受限的君主被称为“乌梁德尼克”（урядник，意为“契约者”或“被授权者”）。每当莫斯科面临与某个新的外国政权建立关系的时候，他们都会十分仔细地了解和打探，其统治者是否确系在各个方面都能做主，不仅是在涉及别国的问题上（这也是西方外交的标准程序），而且对本国的国内事务也要能够说了算。早在1532年就出现过这样的例子，新建立的印度莫卧儿王朝的皇帝巴布尔曾派遣使团出使莫斯科希望与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建立“友好的、兄弟般的”关系，而莫斯科对此却给予了否定答复。大公“没有下令与他（巴布尔）结为兄弟，因为大公不熟悉这个国家，不知道他是个主权者还是个契约者”。 ㊟ 【Русско-инд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 в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 1958, стр. 6.】 这种态度在伊凡四世于1570年给伊丽莎白女王的信中也有所体现：

我们本以为你是自己国家的主宰，能够自己统治国家，追求自己的荣誉，为自己的国家牟利。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才希望与你就这些事务展开合作。但［现在看来］有人在你身边统治着国家，不仅是这些人，还有一些从事商贸的粗人，［他们］不关心我们主权者的安全、荣誉和我们的土地收入，而是在谋求自己的商业利益。 ㊟ 【Юрий В. Толстой, Первые сорок лет с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Россиею и Англией 1553-1593, СПб. 1875. стр. 109. 对于这篇文章的开篇句，当时的英语译者不知该如何处理，这种世袭语言对译者来说太奇怪。译者略去了“自己统治国家”这句话，把“государство”（国家）及其派生词译为“统治”(rule)、“土地”(land)和“国家”(country)，我们很快就发现这些词根本无法达意。——原文注】

最终，仅有两个君主符合莫斯科设定的高标准：土耳其的苏丹和莫斯科自己的大公。这两个统治者也正是博丹所指出的欧洲的“封建”君主。我们现在可以理解当波塞维诺提起那些“杰出的”基督徒国王时，伊凡四世的不屑与轻蔑反应了。

“所有者”为君

在讨论近现代早期的俄罗斯世袭王权时，须特别关注一个很有意思的词源学现象。早期的斯拉夫人用语中，有两个可以互换使用的词“господин”（或“господ”）与“государь”（或“господар”），这两个词用来表示家长，他拥有对家庭财产和未成年成员生活（可以将未成年的家庭成员卖去做奴隶）的完全权力。这两个词具有同一个词根“гос”，来源于印欧语词根“ghes”，意思是“打击”。欧洲词汇中也有不少该词根派生出来的与“家”及其相对概念——“外来者”有关的词，例如：拉丁语词汇“hostis”（陌生人、敌人）和“hostia”（牺牲品、祭品），以及英语中的一对反义词“host”（主人）与“guest”（客人）。 ㊟ 【J. Baly, Eur-Aruan Roots (London, 1897), I, pp. 355–7.】 在基辅时期以及封地时代早期的文献中，“господин”与“государь”两词往往被不加选择地任意用于指称“统治者”和“所有者”。这并不奇怪，因为在俄罗斯历史进程中的那个阶段，政权与所有权之间根本没有清晰显著的区别。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例外现象，即奴隶主一直被称为“государь”。临近封地时代末期，两词之间的区别开始显现，“господин”逐渐被用于公共场合下以指“政权”，而“государь”则用于私人场合。封地王公通常被自由人称呼为“господин”。诺夫哥罗德亦自称为“Господин Великий Новгород”，意思是“伟大的君主城（城邦）诺夫哥罗德”；另一方面，“государь”一词逐渐被限制在古希腊语中所称的“despotes”以及拉丁语中“dominus”的意义范围内。王公是居住在其领土上的自由人的“господин”，而他对于其所拥有的奴隶则是其“государь”。世袭领地的所有者在其领地上也被称为“государь”，甚至直到17世纪都还在使用这种称呼方式。

在莫斯科上升到在全国占据优势地位之前，上述两词的用法还一直在被普遍沿用。沙皇消除了两个术语之间的区别，同时坚持将“государь”作为对自己的专有称谓，这无疑是罗斯王公政权的私人专有性质的一种反映。这一习俗在15世纪初开始采用，也可能是故意模仿蒙古人的传统。伊凡三世将“государь”这一称呼铸于钱币和印鉴上，并要求以此来称呼他。到伊凡四世登基后，“государь”成为俄罗斯君主正式封号的一部分，用于所有的官方文件中。显而易见的是，现代俄语中指代“主权者”意义的术语来源于私法中的词汇，来源于一个意为“所有者”的词，尤其是指拥有奴隶的所有者。尽管我们将俄语中的“государство”（国家）一词，翻译为英语中的“state”（国家），但实际上更加准确的对应词应该是“domain”（领地）。“state”一词蕴含了公共与私有之间的区别，所有权与统治权之间的区别。“государство”一词则没有承载这种内涵，仅有所有权的意思，纯粹而简单，如前所述，代表着“排他性的绝对所有权，包含了任意地使用、滥用和毁灭的权利”。 ㊟ 【如同莱昂纳多·夏皮罗(Leonard Schapiro, Totalitarianism, London 1972, p. 129)指出的，英语中的“state”一词及其对应词，从词源学上看，来源于拉丁语词“status”，该词表达了“社会地位”“秩序”“机构”的内涵。换句话说，这是一个蕴含着法律的概念。而“государь”概念中则没有上述内涵。——原文注】

与其他历史学家一样，在追溯俄罗斯君主专制的演变时，我们把目光聚焦于莫斯科，因为莫斯科成了俄罗斯帝国的首都，且其历史是所有公国中最为人们所知的。但是世袭的心态与制度并不囿于莫斯科，它们根植于封地制度以及东北罗斯的整个地缘政治情势中。特维尔公国的一部编写于1446—1453年间的文学作品《修道士托马斯语录》(Слово инока Фомы)，赞颂了特维尔王公，与后来莫斯科用于赞唱沙皇的、歌功颂德的文学作品的语言大致相同。作品称特维尔王公为“沙皇”“主公”“独裁者”“帝王的继承人”，把特维尔说成是新的东正教信仰首都。 ㊟ 【Werner Philipp, ‘Ein Anonymus der Tverer Publizistik im 15.Jahrhundert’, Festschrift für Dmytro Čyževśkyej zит 60. Geburstag (Berlin, 1954), pp. 230–7.】 这一片段暗示着，如果历史向另一方向发展，史学家们可能要把特维尔作为俄罗斯世袭制度的本源来进行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