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莫斯科公国的扩张
心理作用
15世纪中叶,莫斯科公国以高度自信的态度开始拢聚它所声称的大片“世袭领地”。理论上,莫斯科公国的扩张以拢聚所有罗斯的土地作为其目标,因此,立陶宛的大部分土地也被包含在内。但是,如前所述,喀山、阿斯特拉罕和利沃尼亚这些从未被归为基辅国家的地方也都被包含在内。鉴于这一地区没有自然边界,即便是带着最好的意愿,也不可能去划一条边界把罗斯的土地和其他种族与宗教人口居住的土地划分开。当民族国家刚刚开始形成时,在俄罗斯统治下的还有芬兰人和突厥人。后来,其他的一些民族也加入了进来。因此,民族国家的建立与帝国的打造,这两个在西方无论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明显分离的过程,在俄罗斯是同时进行、连续发生的,实际上几乎是无法区分的。一旦一个地区被并入莫斯科,无论它以前是否是基辅的一部分,也无论其人口的种族与宗教归属,它都会被立刻并入统治者家族的“世袭领地”中,所有后继的君主都会将其视为一种神圣的、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放弃的托付。带着一种根植于世袭心态的韧性,俄罗斯的统治者,无论对外宣称何种意识形态,都会坚守每一寸曾经属于他们的土地。正是遵循着与领土问题中体现的同一原则,俄罗斯统治者拒绝自愿出让给其臣民一丁点政治权力。 ㊟ 【在苏联历史教科书中可以发现一些关于这种心态的有趣例子,把近一千年里俄罗斯把自己对任何一块领土的吞并视为“联合”。把其他国家实施的完全相同的行动称为“侵占”。例如,俄罗斯帝国政府(自1917年被苏联政府宣布为非法政府)将突厥斯坦与俄罗斯“联合”了起来,而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则是“侵占”了埃及。——原文注】
1300年,莫斯科公国的面积大约2万平方千米,在当时只是一个小小的封地。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中,这块封地逐渐崛起,而为此付出代价的却是其东部和东北部的邻居。对莫斯科来说,在1392年吞并下诺夫哥罗德公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金帐汗国的可汗送给莫斯科的,以此换取其在与一个对手的竞争中的援助。拥有这一处于奥卡河与伏尔加河交汇处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为莫斯科的下一步扩张提供了绝佳的基础。1462年伊凡三世登基时,继承了43万平方千米的土地,面积略大于《凡尔赛和约》缔结后的德国领土。这些土地大部分是通过购买和抵债得来的。伊凡三世的最后一次购地是在1474年,购买的是罗斯托夫公国的一部分土地。从那以后,莫斯科就靠武力征服来扩大地盘;从金帐汗国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后,莫斯科便开始以金帐汗国教它的那种权力运作方式行事了。
伊凡三世对诺夫哥罗德的征服
伊凡三世获得的最重要的领土是诺夫哥罗德,这个城邦的领土涵盖了俄罗斯北部大部分地区。诺夫哥罗德虽然富足、文明,但是在军事上无法与莫斯科抗衡;其地处极北地区,境内沼泽遍布,使得农业收成极低。据现代的计算显示,15世纪中叶,有77.8%的诺夫哥罗德地主无法从其地产上获得足够的收入以装备自身来满足战争的需要。 ㊟ 【А. Л. Шапиро, ред., Аграрная история Севера-Запада России, Л., 1971, стр. 332.】 早在14世纪末期的时候,莫斯科就已经开始向诺夫哥罗德施加政治压力。在其获得了白湖城后,势力已经扩展到了几近奥涅加湖岸的位置,从而形成了腰斩诺夫哥罗德的态势。
莫斯科对诺夫哥罗德的征服始于1471年。这一年两个公国之间爆发了一场冲突。莫斯科轻而易举地挫败了不堪一击的诺夫哥罗德的弱势军队,尽管如此,伊凡三世并未去干涉城邦的内部事务,而是暂时满足于诺夫哥罗德承认自己是其领地。6年后,这种名义上的主权转变成为实际上的控制。如编年史所言,1477年3月,诺夫哥罗德的一个使团抵达莫斯科接受大公召见。在会谈的过程中,诺夫哥罗德人似乎是在无意间称呼伊凡为“господарь”(государь,即“君主”一词的变体),而没有使用他们通常的称谓“господин”(即王公)。伊凡迅速捕捉到了这一用法,于次月派遣官员前往诺夫哥罗德,询问“他的这块世袭领地想要什么样的‘国家’?”万分恐慌的诺夫哥罗德人答复道,他们没有授权任何人称呼大公为“государь”。作为回应,同年11月,当阻断通向诺夫哥罗德城道路的沼泽地被冻硬之时,伊凡集结大军兵临城下。诺夫哥罗德人只能向不可避免的情况低头,他们竭尽所能请求伊凡做出承诺,以求如果认可伊凡为君主不会导致诺夫哥罗德自由传统的终结。他们要求:沙皇任命到城中的代理人要与本城的地方官员共同主持司法公正;诺夫哥罗德应缴纳的税贡额度应固定下来;居民不应遭到驱逐或被没收财物,也不应被要求在超出自己领土范围之外的地方为沙皇效力。伊凡不耐烦地拒绝了这些条件:“大公告知你们,我们希望诺夫哥罗德的‘国家’与(我们)在莫斯科河畔的低地建立的‘国家’一样;而现在你们是在教我应该如何统治你们吗?(字面意思是:你们是在教导我‘国家’应该如何存在的吗?)那么我将拥有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 【Патриаршая или Никоновская Летопись,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Русских Летописей, СПб., 1991, XII, стp. 181.】
2.伊凡三世即位莫斯科王位时的东欧(1462年)
最终,诺夫哥罗德不得不屈服并放弃了所有的自由。它同意废除所有的自治机构,包括市民大会:那口几个世纪以来用于召集民众议事的钟被取下运到了莫斯科。在执意取消市民大会的问题上,伊凡的举动正如两个世纪前蒙古人征服俄罗斯时的举动一样。诺夫哥罗德人设法从他们的外来君主手中争取到的唯一让步,是承诺他们不必在诺夫哥罗德之外的地方为沙皇效力。然而,这只是沙皇的一个恩赐,而不是一项权利,不久便被撤销了。
在他的新领土上,伊凡不断在进行着系统性消除潜在对手的实践,他所采用的手段被500年后斯大林的匈牙利领事称为“萨拉米战术”。上任伊始,莫斯科派来的总督即下令,将那些社会地位以及反莫斯科的声誉似乎会危及莫斯科对被征服城邦统治的家族陆续驱逐出境。1480年,伊凡以诺夫哥罗德人蓄意谋反为由,下令军队占领城邦。超过7000名市民被捕,其中主要是贵族阶层。被捕的人中,一部分人被处决,剩余的人连同家眷被驱逐,安置在莫斯科附近地区,在那里,他们没有任何根基与影响力。他们的世袭领地被以大公名义没收。同样的情景在1484年、1487年、1488年和1489年被重演。如此大规模的驱逐被称作“导出”(вывод),后来也出现在其他被征服的城市,例如在普斯科夫于1510年被伊凡之子瓦西里三世征服后。在这些实例中,世袭原则赋予了王公权力,使其能够将其臣民从王国的一处调遣到另一处,就好像在自己的领地范围内随意调遣奴隶一样。
就这样,诺夫哥罗德的自由权利被一个接一个地剥夺,那些名门望族也因其名望而被处决或流放。1494年,莫斯科借口一名俄罗斯商人在汉萨同盟城市雷瓦尔(即现塔林)被谋杀而下令关闭了汉萨同盟在诺夫哥罗德的仓储站,逮捕了其成员,没收了货物。这一举措不仅对于诺夫哥罗德,而且对于整个汉萨同盟的繁荣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 【在1628年汉萨同盟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谈到,欧洲所有大型商业企业均建立在与诺夫哥罗德的贸易基础之上。Иван Андреевский, О Договоре Новгорода с Немецкими городами и Готландом, СПб., 1855, стр. 4.——原文注】 如此境况一直持续到1570年,当时伊凡四世疯狂地将诺夫哥罗德夷为平地,对其居民的屠杀持续了数周之久。在遭受了这一野蛮行径之后,诺夫哥罗德从此彻底沦为一个地方小镇。
城邦印鉴的演变,为莫斯科吞并诺夫哥罗德提供了图像证据。起初,印鉴的图案是一段台阶,代表了市民大会的讲坛,以及一个长长的“T”形杖杆,显然象征着这个城市的主权。在莫斯科的设计者手中,台阶逐渐变成了沙皇的皇冠,杖杆的尺寸也缩小了,并配上了适当的装饰,变成了沙皇的权杖。
后续的扩张
伊凡的继任者不断向莫斯科以西及西南方向扩张领土,直至触及强大的波兰立陶宛联邦的边界方止。自伊凡三世1462年登基,至其子瓦西里三世1533年驾崩,莫斯科的领土扩大了6倍之多(从43万平方千米增至280万平方千米)。但是,最伟大的征服行动还未到来。1552年,伊凡四世在日耳曼军事工程师的协助下占领了喀山,从而消除了俄罗斯向东扩张的主要障碍。从1533年伊凡四世继位到16世纪末期,莫斯科公国的面积扩大了一倍,从280万平方千米增至540万平方千米。他们在所有被征服的领土上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没收。17世纪上半叶,俄罗斯的皮毛贩子几乎可以畅通无阻于整个西伯利亚,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抵达中国边境和太平洋沿岸。政府官员则接踵而至,宣称这些领土是沙皇的财产。就这样,俄罗斯在大约50年的时间里又为自己添加了1000万平方千米土地。
到17世纪中叶,俄罗斯沙皇统治的国家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沙皇所拥有的财产则以史无前例的速度飞快增长。可以说,从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末,莫斯科以平均每年获取3.5万平方千米土地(相当于现代荷兰的面积)的速度持续了150年。1600年,莫斯科公国的面积已等同于欧洲其他部分的总面积。17世纪上半期征服的西伯利亚,则两倍于欧洲的面积。即便按照当时的标准,这个拥有广袤领土的国家人口也可谓稀少。在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和伏尔加—奥卡河地区,16世纪时的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千米至多3人,甚至可低至每平方千米1人。而在西方国家,相对应的数字则为每平方千米20人—30人。俄罗斯的大部分领土被原始森林所覆盖,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完全的荒野。据估计,从乌拉尔山脉到750千米以外的西伯利亚首府托博尔斯克之间仅有1万居民。如此稀疏的人口密度,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莫斯科公国的贫穷和有限的机动能力。
不过,这些因素并没有给国家的主权者造成大的麻烦。他们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权力是无限的,并乐于从西方人那里了解到他们的世袭遗产在规模上已经超过了月亮表面的总面积。在通过积累土地来扩大政权方面获得了非同寻常的成功后,他们趋向于通过领土的增长来确定政治权力,同时通过绝对的、领主的权威确定领土的增长。西方17世纪形成的国际国家体系的概念及其相应的权力平衡概念,对于他们的思维方式来说仍然是陌生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惠关系的概念亦然。他们按照当时所理解的,成功培育了莫斯科政府极为保守的思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