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侍臣阶层

波雅尔自由离去权的丧失

在一般的历史书写中有时会说，俄罗斯的波雅尔失去了自由离去的权利，是因为莫斯科吞并了所有的封地公国，波雅尔已无处可去而导致的。然而，实际上这一权利早在莫斯科吸收封地罗斯其他地区之前就已经名存实亡了。这一习俗从未受封地王公待见过。它不受欢迎的原因在于，有时会有心存不满的波雅尔大批请辞，在战争前夕离开王公使其缺兵少将，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一世就曾遇到过两次这样的情形，一次是在1433年，另一次是在1446年。诺夫哥罗德早在13世纪就采取过措施，对在其境内拥有世袭领地的波雅尔发布禁令，阻止他们另投他主。莫斯科也在14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干涉波雅尔的自由离去权。 ㊟ 【A. Eck, Le Moyen Age Russe (Paris, 1933), pp. 89-92; M. Дьяконов, Очерк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троя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3-е изд., СПб., 1910, стр. 264–5.】 起初，莫斯科的王公们试图通过人身骚扰和洗劫他们的庄园田产来威胁那些想要叛逃的波雅尔。然而，这些手段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在伊凡三世统治时期，莫斯科采用了更加强有力的措施。1474年，伊凡三世因怀疑强大的特维尔封地王公丹尼尔·霍姆尔斯基的忠诚，强迫他立下誓言，无论他本人还是他的孩子都不得辞去莫斯科的公职。沙皇令大主教与另外1名波雅尔见证立誓。之后，作为进一步的补充，沙皇还要求8名波雅尔拿出8000卢布作为保证金，一旦霍姆尔斯基或其后代违背誓言就要没收这8000卢布。这一方式后来被反复使用，担保人的数量有时甚至过百。由此形成了一种束缚高级公职阶层的集体责任。对于低级的公职人员，则采用更加严苛的手段。波雅尔若要离去需要有许可文件，文件中登记有其官阶和职务。如果莫斯科想要阻止波雅尔离去，负责掌管官员履历档案的部门就会拒绝给其签发许可文件，或者在给其签发许可文件时故意降低其职位和官阶，而无论哪种情况都会损害其仕途。莫斯科也会对其他封地王公施压，令他们将离去的波雅尔退回莫斯科，有时还会使用武力。随着莫斯科领土的扩张，只有立陶宛是唯一能安全避开莫斯科王公威胁的地方。不过在1386年之后，任何人只要投奔了立陶宛就会自动被划为叛徒，因为立陶宛在这一年皈依了天主教，这意味着沙皇认为自己不仅有权没收叛徒本人的财产，还有权没收其家庭和宗族的财产。奇怪的是，在与其他封地王公缔结条约时，莫斯科总是会坚持将波雅尔有权选择王公的传统规则加入条约中，尽管它自己已经不再遵守这一规则。这实际上是一种策略，以确保其他独立公国中的波雅尔能够畅通无阻地流向莫斯科。而每当波雅尔向着莫斯科的反方向流动时，无论条约中怎么写，莫斯科都非常清楚该如何阻止它。

自由离去权在名义上沿袭至16世纪30年代，但实际上早在数十年前就被废除了。几乎与俄罗斯历史上所有转折点的情形一样，法律文本完全不足以反映社会变革的过程。没有任何禁止波雅尔自由流动的一般法规，就如同没有禁止变农为奴的法规一样。自由离去权的名存实亡源于一系列阻止波雅尔离去的具体措施和一些临时性法令。例如伊凡三世的遗嘱中关于雅罗斯拉夫尔公国的内容：“雅罗斯拉夫尔的波雅尔以及波雅尔的子嗣……与他们的世袭领地和买来的土地，不得离开我的儿子瓦西里（三世）而去任何地方投奔任何人；收走离去者的土地给我的儿子。”在伊凡三世订立遗嘱的那个时代，在莫斯科境内拥有土地者必须要在其境内服役——不是为沙皇本人，就是为沙皇的仆从服役。如果拒绝服役，那么至少在理论上就意味着土地丧失。实际上，有许多地主得以逃避官役，在自己与世隔绝的领地上静度时光。一系列严惩拒服兵役或擅离职守者的法令可以为证。一份偶然保存下来的特维尔地区的资料显示，16世纪下半叶，该地区超过1/4的世袭领地拥有者没有为任何人服役。 ㊟ 【В. Сергеевич, Древности русского права, 2-е изд., СПб., 1911, III, стр. 17–18.】 不过强制服役制已经建立，剩下的就是强制执行了。土地所有权和服役，在俄罗斯原本是相互分离的，如今却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一个以前仅存在自由土地所有权的国家，从此之后则仅剩下有条件的土地所有权。采邑，在中世纪的封地罗斯，是不为人知的，但是在绝对君主制的扶持下出现了。

将义务兵役强加到土地所有者身上，代表着俄国君主制的一次大胜利，“欧洲再无第二个君主能够将为他效力作为非教会进行土地占有的条件”。 ㊟ 【Jerome Blum, 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 (Princeton, N.J. 1961), p. 169.】 不过，这场战斗只赢了一半。尽管波雅尔无法再拒绝为他们的王公服务，他们仍然有许多方法阻挠其意志。在独裁与专制君主制的外表下，还存留着封地时代强大的残余力量。尽管公国已经被莫斯科兼并，王公们也已经加入沙皇的仆从行列，但是以前较为富有的王公仍然在其领地上如同小君主一般行事。兼并常常只是个仪式；莫斯科可能会通过设置代理机构的方式管理主要城镇，但会把乡村留在王公及其波雅尔手中。一些被废黜的王公仍然保留着原来的具有准政府结构的“宫廷”，给教会和世俗地主颁发豁免特许状，并率领自己的私人军队参与战争。还有一些人，如上所述，选择拒绝服役。这些地主以自己的祖先为荣，有意识地将自己与那些新兴的官僚家族区分开来。15世纪中叶他们开始收藏详细记载着自己祖先的书籍，其中最负盛名的是1555—1556年间编纂的《君王谱牒》(Государев родословец)。该书以沙皇的家庭为开篇，一直追溯至古罗马皇帝，然后继续介绍留里克家族的其他成员，即喀山、阿斯特拉罕和克里米亚以及其他封地王公，最后以一些最显要的波雅尔家族作为结尾。包含在这部族谱以及类似名单中的家族、宗室被认为是“有血统来历的”(родословные)，他们形成了一个自觉而强大的圈子，即便是最恣意的沙皇也不得不对其有所顾忌。

这些有血统来历的家族与宗室建立起了一个类似于工会准入制工厂(closed shop)的团体。他们且只有他们有资格进入沙皇的最高官员阶层，即波雅尔、御前侍臣(окольничий)和杜马贵族(думный дворянин)。17世纪初期，有19个最为显要的宗室享有特权，能够将他们的高级代表几乎是自动地晋升到统治集团的顶层中。17世纪中叶，科托希欣（参见108页）在其著作中谈到，有30个宗室享有高级职位的独占权，包括御前会议的席位、主要城市的高层行政职位、司法部门的法官职位以及重要的外交职位。未列入族谱的侍从则必须在骑兵团和低级行政职位上服役。君主不得不遵从这一体制，否则就要承受与大家族带领的联合反对派发生冲突的风险。沙皇虽然可以随心所欲，但是却无法改变一个波雅尔家族在族谱中的地位；这种地位被认为是“世袭财产”，甚至超越了皇权的管辖范围。

波雅尔最后的武器：门第选官制

有血统来历的波雅尔不仅将获得高层行政职位的权力限制在他们自己构建的圈子里，而且在指定他们之中谁将担任高层职位的人选方面也具有很大的话语权。他们是通过一种按贵族的门第出身来委任官职的制度来做到这一点的。这种制度在15世纪早期被采用，于1682年被正式废除。莫斯科公国的官僚阶层，甚至其中的高层，都是一群不同背景和地位的人组成的：留里克家族的后代，血统与当权者家族的血统一样地显赫，若非命运之轮的翻转，他们可稳坐皇位；受洗后的可汗及鞑靼王公的后代；祖先曾为莫斯科王室服务过的波雅尔；领土被兼并了的原封地王公的波雅尔；一个名为“波雅尔之子”(дети боярские)的团体，类似于西班牙贵族(Spanish hidalgos)，通常是身无分文且没有土地的军人。即便是在那些有血统来历的人中间，也有巨大的社会差异。为了避免失去地位进而淹没在大众之中，有血统来历的家族与宗室建立了一个极其复杂而精巧的等级体系，并迫使君主在任命高级官员和订立宫廷或教会礼仪时要充分考虑这一等级体系。

每一个有血统来历的宗室都有自己内部的基于尊长原则的优先秩序。父辈先于子辈，子辈先于孙辈。尊长原则存在于兄弟、叔伯舅、侄甥、堂表、姻亲之中，就和宗室的家庭组成中一样，都被以复杂的规则加以约束。每当某个家族的多名成员受到供职任命时，都会非常谨慎地确保位次低者不能高于位次高者。

不过，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规范家族与宗室间人际关系的位次说明。所有的侍臣供职记录（17世纪时，有约3000个宗室，分为15000个家族）都保存于职官部(Разрядный приказ)的文卷之中。时至今日，这些资料累计有数以千卷，是莫斯科选官制度的历史见证。从这些资料记录中可以判断某个家族的祖辈和亲属曾经担任过哪些公职，或是在宫廷和宗教礼仪中处于何种位置，以及谁在其位之上，谁在其位之下。这些都会进入专门的贵族门第官职委任册中。波雅尔使用这些记录来确保沙皇在任命官职时，能充分考虑和尊重其宗室的相对等级，以及他相对于其他成员的个人位次。宗室的荣誉要求其成员必须拒绝担任有辱其祖先地位的职衔，例如，若他的职位隶属于某人，而此人祖先或亲属的职位隶属于其祖先或亲属，即意味着耻辱。若不拒绝，就等同于永远贬低了其宗室及所有成员的官位，无论是在世的还是未出世成员。 ㊟ 【莫斯科以故意降低波雅尔官位记录的方式来阻止其离去，这种方式能够产生非常有效的威慑，原因就在于此。——原文注】 从这种观念出发，职位本身的性质与其内在的重要性无人在意，唯一令所有人都在意的只是：谁在谁的手下供职。每逢战争前夕，沙皇都会被来自侍臣的请愿所包围，内容无外乎抗议自己的指挥头衔被置于他们应有的“位置”之下。如果不是为某些战役设置“外部职位”（即这些职位不做记录也不作为以后的门第选官依据），很难想象莫斯科该如何进行战争。但是在行政工作中，甚至在宫廷仪式上，极为幼稚的请愿和诉讼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以下文本被认为是涉及贵族门第选官制争吵的最后一个案例，可以作为一个例证：

1691年4月15日，列夫·基里洛维奇·纳雷什金、王公格里戈里·阿法纳西耶维奇·科兹洛夫斯基……费多尔·季莫费耶维奇·济科夫以及叶梅利安·伊格纳托维奇·乌克兰采夫等波雅尔被告知要与阿德里安主教共进晚餐。王公科兹洛夫斯基出于贵族门第选官制中某些规则之由，认为自己参加这次晚宴是不妥当的，并称病拒绝了。但是在宫中，沙皇周围的人可能都知道他拒绝参加的原因，于是便有人给他传递消息告知他，如果他身体有恙可以乘坐四轮马车来，但是务必要来。得到该消息后，科兹洛夫斯基仍然不愿前往。之后，便有政令正式告知他如果不乘坐四轮马车前来，就会被用货运马车强制送入皇宫。然而，面对这样的威胁，科兹洛夫斯基仍未现身。后来，他被强制装入货运马车送至红阶。因其不愿从马车上下来，就被强行拖到了牧首的房中，安置在餐桌前。科兹洛夫斯基故意跌倒在地板上，还躺了很长时间。虽然随后有令强行将其安坐在餐桌前，但由于他不愿意坐起来，而是不断倒在一侧，在场的侍从受命搀着他坐好。餐后，在红阶前的广场上，科兹洛夫斯基接到一道命令，称因其“抗命不遵而被剥夺了荣誉和波雅尔头衔，并记录在塞尔佩斯克城的案卷中，以便通过这个例子让其他人知道如此行事不会有什么好处”。 ㊟ 【М. Яблочков, История дворянского сословия в России, СПб., 1876, стр. 415–16.】

为了解决门第选官制产生的各种分歧，成立了波雅尔特别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做出的决定常常不利于请愿者。为了震慑其他人，还常常会对请愿者处以鞭刑或其他方式的羞辱。

贵族门第选官制很显然从未被严格遵守；相反，如果该制度被严格执行，莫斯科的统治者则定会将其终止。该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滋扰和刺激，用来不断提醒君主，自己并非宫廷中的绝对主宰。尽管那些强势的沙皇能够想方设法将波雅尔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但每当王朝陷入困境，如摄政统治时期或者空位时期，波雅尔家族之间的矛盾冲突都会威胁到国家的统一。所有这些因素迫使君主国在那些古老的名门望族之外建立起另外一个侍臣群体，他们不那么宗族化，更具依赖性、更顺从，对自由离去或者领地所有权毫无概念。

服役贵族的崛起

我们在前面（参见64页）曾谈到封地王公雇佣过一些被称为“宫廷中人”的内侍，他们在封地王公的领地上履行着各类行政管理职能。这些人大部分是奴隶，但即便是他们中的自由人也会被限制离去。他们十分类似于封建德意志和奥地利的“家臣”(ministeriales)。随着因缺乏土地而依附于王室、通过效力的方式换取报酬的“波雅尔之子”不断增多，这一阶层规模稳步膨胀。16世纪初期，莫斯科储备有一大批这类低级侍臣供其差遣。由于这一群体总体上依附于沙皇，他们可以很好地为沙皇效力，成为沙皇制衡有血统来历的家族与宗室的有效力量。

波雅尔与服役贵族 ㊟ 【中文语境中习惯上称波雅尔为“大贵族”，称宫廷侍从演变而来的贵族为“贵族”。原文直接使用了俄语词дворяне的拉丁写法，为体现该群体的服务义务，故此处和后文皆译为“服役贵族”。——译者注】 的基本区别是，前者拥有世袭领地，而后者没有。正是世袭领地的土地所有权决定了侍臣是否享有（即使只是理论上享有的）自由离去权。随着莫斯科的扩张，沙皇的土地储备大增，对侍臣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因为没有足够数量的波雅尔来驻守为了保护国家绵延的边境线而建造的要塞城池。因此莫斯科出现了一种想法，建议把这些城市的部分土地作为封地（或15世纪70年代所称的庄园领地）分给服役贵族。伊凡三世在征服诺夫哥罗德，并或屠杀或驱逐了城邦中的领导人物之后，在那进行了一次重大的土地改革。他将81.7%的耕地收归己有，其中超过一半的土地交予皇室产业直接开发利用；其余的土地大部分都作为领地分配给了服役贵族。 ㊟ 【А. Л. Шапиро, ред., Аграрная история Северо-Запада России, Л., 1971, стр. 333.】 诺夫哥罗德的贵族在被驱逐出城邦后，重新安置到了莫斯科公国的中部地区，伊凡三世给他们分配了新的土地作为庄园领地。庄园领地与世袭领地不同。庄园领地是沙皇的法定财产，赋予侍臣使用。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可以持有这些土地，但条件是他们务必要一直提供完满的服务。

既然从伊凡三世统治时期开始，占有世袭领地必须以为沙皇服务为先决条件，那么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何区分两种土地占有形式？ ㊟ 【在莫斯科公国历史的晚期，“вотчина”这一术语不仅包括某人从其父那里继承而来的财产，还包括购买而来的和因出色的服务而获得的土地财产。——原文注】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世袭领地作为一种财产可以在其继承人中进行分配或者出售，庄园领地则不能。第二，如侍臣膝下无子，其亡故后世袭领地仍保留在宗室之内，而庄园领地则须归还皇家国库。第三，从16世纪中期起，宗室有权赎回其成员在40年以内出售给外人的世袭领地。基于这些原因，世袭领地被视为比庄园领地更高级的有条件的土地占有形式。富裕的侍臣往往同时拥有这两种土地财产。

皇室则有着不同的偏好。世袭领地所有的那些在侍臣看来是颇具吸引力的特征，在君主眼中都是对它们的玷污。伊凡三世和瓦西里三世在被其征服的土地上对世袭领地展开了系统性的没收，就和他们最初在诺夫哥罗德做的那样，把这些土地的所有权收归自己名下，并或整体或部分地将它们作为庄园领地进行分配。这一政策使得世袭领地的数量直线下降。瓦西里三世亡故时（1533年），世袭领地这种土地占有形式在莫斯科公国的中部地区仍然占据主导地位，那里是莫斯科王朝的发源地，在庄园领地这种土地占有形式出现之前王朝就已经从这里开始扩张和攫取土地。在莫斯科的周边地区——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梁赞以及其他在1477年之后被莫斯科征服的地区，大部分侍臣的土地都是以庄园领地的形式存在的。

对土地占有者课以服役义务的方式，对俄罗斯历史后来的发展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无异于消除了土地形式的私有财产。由于土地一直是俄罗斯主要的财富来源，这种方式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亡。而此时正是西欧社会朝着相反方向发展的时候。1300年后，随着封君封臣制的衰落，西欧的封地所有权逐渐过渡为完全所有权，同时贸易与制造业的发展以资本为形式创造了新的财富来源。在近现代早期，西方的大量财富逐渐积累于社会之中，使社会拥有了抗衡君主权力的强大力量。而在俄国，则可以说是君主权力征用了社会。正是绝对的政治权力与对国家生产资料近乎完全的控制的结合，使得莫斯科的君主体制成了一个令人生畏的国家机器。

为了将征用的过程进行到底，莫斯科仍需要铲除在公国中部地区掌握着大量世袭领地的波雅尔。这是由伊凡四世完成的。这位沙皇无疑是精神错乱的，若要把他所有的政策都赋予理性的目标，那将是错误的。他施行杀戮和酷刑不是为了要改变俄罗斯历史的发展方向，而是为了驱除令他不快的思想。然而，偏巧那些阻挡了他、与他作对、令他怒不可遏的人，都是在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拥有世袭领地的世家大族。通过对这些家族中多人的打压，伊凡四世不经意间改变了俄国社会的力量平衡，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550年，伊凡四世采取了一项史无前例的措施：将莫斯科附近的庄园领地赐予1064个“波雅尔之子”，他们大多数是贫困的服役贵族，还有不少是奴隶的后代。通过这一举措，伊凡四世授予这些新贵以“莫斯科贵族”的称号，而这一尊称以前是只由有血统来历的家族专享的。这是对那些名门望族的明确警告。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伊凡四世专注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对外政策，而未敢继续挑战波雅尔。不过一旦他决定要动他们，其残暴和施虐的程度是无可比拟的。

特辖制

1564年伊凡四世将国家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称为“普通区”(земщина)，即“土地”，这部分构成了国家本身；另一部分由沙皇个人直接管理，称为“特辖区”(опричнина)。对于俄国历史上的这段二元制时期（1564—1572年），由于缺乏记录，很难确切知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特辖区的政治意义是相当明了的。伊凡四世暂时推翻了其祖辈的方法，因为其祖辈的方法似乎有些操之过急过激了。他彻底退出了王国中那些仍然需要皇权与强大的、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相抗衡的地区，在这些地区“领地化”进程推进得不是很成功。而后，伊凡四世把这些地区直接划入自己的家院中；也就是说，他将这些地区合并后归入自己的私人管辖之下。这样一来，他终于可以自由地铲除封地时代留下来的大片的波雅尔世袭领地。莫斯科的个别街道、小镇、市场，以及一些大型的世袭领地，在沙皇颁布法令将它们收入特辖区之后，就都成了沙皇的个人财产，并被转交给一支特殊的军队——特辖军(опричники)进行管辖。这支军队是由一些来自本地和外国的流氓组成的，他们被允许在自己管辖的地区里肆无忌惮地虐待或屠杀居民并抢掠他们的财物。那些侥幸在恐怖行动中活下来的波雅尔，则得到了位于其他地区的庄园领地，作为对他们世袭领地的补偿。这些手段基本上无异于伊凡三世最初对诺夫哥罗德所采用的手段，只是这一次是用在了莫斯科公国最古老的发源地以及最早吞并的土地上。历史学家普拉托诺夫的研究表明，特辖区管辖下的地区基本上位于这个国家的中心地区，而“普通区”则主要集中在伊凡三世和瓦西里三世所征服的边缘地区。

特辖制于1572年被正式废止，国家的两个部分再次合并。此后，任何关于特辖制时期的话题都被严禁提及，否则会被处以死刑。一些特辖军成员受到了惩处；各地大量被没收的土地得以物归原主。但是，木已成舟，波雅尔的权力中心被摧毁了。不过，在至少一个世纪里，或者在某些方面数十年的时间里，那些有血统来历的波雅尔仍在宫廷中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实际上，贵族门第选官制最为兴盛的时代是在17世纪，即伊凡四世统治之后。然而，波雅尔的大部分经济实力与地方根基已经被削弱了。波雅尔终将由服役贵族所取代。16世纪末期，在特辖制被废止之后，这个曾经遭受鄙视的低等侍臣阶层在宫廷礼仪中的位次开始逐渐超越普通的波雅尔，只屈服于那些最显赫家族的代表。

特辖制之后，土地形式的私有财产在莫斯科罗斯不再扮演任何重要的角色。虽然随着那些元老家族的世袭老巢的消亡，世袭领地变成了比庄园领地更优越的采邑，但它终究还是采邑。 ㊟ 【1477—1572年间的大规模土地征用运动的后果之一，是私人拥有城市的消失。在封地时代和莫斯科罗斯早期，许多城市，尤其是贸易城市是建立在波雅尔的私人领地之上并归波雅尔所有的。这些城市也一同被皇室没收了。——原文注】

服役的条件与形式

“君主的役民”以世袭领地和庄园领地的形式得到他们的主要报酬。不过，职位和薪水也都用于此目的。

杰出的文职和武职人员有机会通过获得地方的职位来积累财富。如前所述，莫斯科公国的地方行政管理与司法方面的开销由民众承担，采取的形式即“食邑”。若对这种形式利用得当，在地方就职能够快速致富。莫斯科公国主要的地方官员——地方总督(воевода)，是一种集行政、军事、财政税收、司法职能于一身的实权官位，而每一项职能都可以帮助他攫取财富。沙皇的朝廷并不关心地方总督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力，只要求他们能够维持地方的秩序，并按时按量上缴税贡与劳役份额，这和蒙古人曾经对罗斯采取的治理方式在本质上并无两样。然而，与蒙古人不同的是，莫斯科非常谨慎，不允许任何地方总督坐拥政权。地方总督的任职基于严格的临时性，一般来说为期一年，若能够任职一年半即说明受到特殊待遇，两年则是上限。地方总督绝不会被派到自己拥有地产的地区任职。这种情形的政治寓意无外乎贾尔斯·弗莱彻于1591年所述：“公爵与迪亚克（书记官） ㊟ 【14世纪前古罗斯王公的侍从兼文书，俄语дьяк。——译者注】 ……通常在每年年底的时候都会换人……在他们所统治的地方，他们只能过着自己的生活，他们既不得当地民众的认可，亦不得民众的爱戴，他们既不是在当地出生，也不是在当地长大，亦没有遗产可继承。” ㊟ 【Giles Fletcher, Оf the Russe Commonwealth (London, 1591), p. 311–2.】

在莫斯科城供职的高级文职侍臣可获得定期发放的薪水。普利卡斯的长官一年的收入可高达1000卢布（价值相当于1900年的3万至4万美元）。书记官与抄写员的收入相对低一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普通的服役贵族在重大战役前夕也不过只能得到几个卢布，以支付马匹和武器的花费，甚至就连这一点钱他们也不得不去恳求才能得到。

世袭领地和庄园领地的持有者从15岁起开始服役。服役期为终生，只有在身体有残疾或年迈的时候才能终止。其中大部分人都在骑兵部队服役。武职侍臣通常会在自己的领地度过冬季，春季的时候返回部队报到应遣。在1555年或1556年，沙皇曾经试图制定一个细化的服役义务制度：每125英亩耕地须提供一名装备齐全的骑兵，每增加125英亩耕地须提供一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显然这一标准被证明是不可能执行的，因为在17世纪这一标准遭到了摒弃，新标准是基于侍臣拥有的农户数量来确定的。青少年服役算在其父亲拥有的土地上，如果不够，他们就会获得自己的庄园领地。争夺空缺的庄园领地占据了服役贵族们的大量时间，他们永远都在寻求追加土地配额。

服役的形式也包括了文职形式，尤其是对于那些有血统来历的家族来说。这些家族的高级代表参加了沙皇杜马(Царская дума)。沙皇杜马是克里姆林宫的常驻机构，其成员被要求全天都要处于待命状态。那些担任行政岗位的职员也属于侍臣阶层，例如外交官。一般来说，高级文职官员都拥有大量土地财产。

为确保侍臣阶层不逃避其责任，16世纪下半叶莫斯科成立了两个机构实施监督。一个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职官部。起初，职官部既保存着人事档案也保存着财产持有情况的记录。但是，后来第二个任务转交给了一个专门的办事机构——庄园领地衙门。该机构使用职官部中保存的记录，来确保侍臣阶层所持有的全部土地都能够提供相应的为国服役额度。这些机构的运行效率必须非常高。据估计，在16世纪60年代，职官部收藏了至少22000名遍布俄国各地的侍臣档案。有时，正如伊凡四世统治时期的后半段，当该机构的控制权落入了某个家族（安德烈·谢尔卡洛夫和瓦西里·谢尔卡洛夫兄弟）的手中时，职官部就在官僚体系中提供了独特的个人权力基础。

莫斯科公国的侍臣体系于17世纪完全形成，对其组成部分进行罗列后，人们可以理解其结构的复杂性。任何级别的任命都需要考虑候选人背景中三个不同的因素：血统来历、服役的职级以及曾经担任的职位。 ㊟ 【В. О. Ключевский, Боярская Дума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СПб., 1919, стр. 216.】

16世纪中叶，俄罗斯有大约22000—23000名侍臣。其中有2000—3000人登记于莫斯科的侍臣名录中，构成了有血统来源的家族中的精英阶层。他们拥有大量财产，土地面积有时达到数千英亩。还有约20000人登记在各个地方城市的侍臣名录中，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非常贫穷，平均土地持有量为100—200英亩。在16世纪末，每300名纳税者和神职人员中就有1名是侍臣。这一比例在17世纪略有上升；1651年，俄国人口约为1300万，侍臣数量为39000人，即每333名居民中有1名侍臣。很显然，这一数字代表了当时的经济水平所能够承担的上限。

莫斯科公国的侍臣阶层代表了社会制度发展史中的一个特殊现象，与其一脉相承的是帝俄时期的贵族阶层与苏俄时期的共产主义组织。从西方历史词汇中借取的任何术语，例如“nobility”（贵族）或者“gentry”（士绅），都无法赋予其一个圆满的定义。它是一个熟练人力资源的储备库，供国家差遣以履行各种国家所需职能，包括军役、行政管理、立法、司法、外交、商业和制造业方面。该阶层的生活几乎完全来源于对土地以及（在16世纪90年代之后）对抵押劳工（质役）的剥削，这种情况是由于俄国历史的偶然性特征——缺乏资本导致的。到了18世纪和19世纪，侍臣阶层中的文官群体改为薪金制，但该群体的性质和职能并未发生显著的变化。由此，就像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贵族一样，该群体的生存不再依赖于土地，而是依赖于为皇室供职。从某些方面看，俄国的侍臣阶层是一种非常现代的社会成分，是一种典型的精英政治。该群体的成员只有在对其雇主有实用价值时才享有优越地位。无论他们相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是多么的优越，在皇权面前，他们的地位都完全谈不上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