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管控与镇压机制

一个对社会有着极端需求的政治体制，管控机构是其不可或缺的附带品。在莫斯科公国数百万平方千米的范围内，侍臣履行职责，平民被束缚于自己的社群中，商贩缴纳流转税。国家索取得越多，社会就越发逃避，而国家，用索洛维约夫的话说，就不得不展开系统性的追捕：

对人、对劳动力的追捕，在莫斯科国家全境范围内大面积铺开。捕捉的对象包括逃避赋役的城市市民，无论他们身在何处，以何种方式隐藏自己，无论是卖身为奴，还是出家为僧；捕捉的对象还包括那些背负着重税的农民，他们或独立流浪或结队迁移至“巨石”（乌拉尔山）之外的地区。地主也对与其有依附关系的农民展开搜寻，无论他们是逃散、是藏匿于其他地主之处，抑或是逃往乌克兰、投奔哥萨克。 ㊟ 【С. М. Соловье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М., 1960, VII, стр. 43.】

在理想情况下，莫斯科公国需要一支具备各种技术条件的现代式的警察部队。但因无力维持哪怕是最原始的监控机构，他们不得不依赖于粗暴的手段。

检举揭发：公民之义务

检举揭发是诸多手段中最为有效的、使用最广泛的一种。前已述及，《1649年法典》禁止农民诉讼地主的规定中设置了一个例外：当地主的活动危害君主或国家时。这类危害国家的罪行范围很广，包括了现代极权主义法学语言中所指的“经济犯罪”，例如：藏匿农民以躲避户籍调查，对庄园领地衙门瞒报或谎报土地占有量。法典非常依赖检举揭发这种方式，以此作为确保国家获得适当数量的服役和赋役的手段。其中一些条款（如第2章第6、9、18、19条）规定，对反政府的“阴谋”知情不报者将被判处死刑。法典还规定，“叛徒”的家属（包括其未成年的子女）有可能因未及时向政府报告以阻止犯罪行为的发生而被判处死刑。 ㊟ 【这种法制暴政在1934年被斯大林准备实施恐怖统治的时候再次启用。刑法第58条补充条款中规定，对“反革命罪行”知情不报最低判处六个月监禁。对于反国家罪情节特别严重者，例如叛逃国外，其家属也要面临严厉的惩罚（5年监禁），即便他们事先对犯罪者的意图不知情也是如此。这是斯大林更甚于《1649年法典》订立者的一个方面。——原文注】 在17世纪，反国家罪（即反沙皇罪）被称为“言行罪”(слово и дело государево)，即表达出的意图或是实际行为有害于君主。任何人以这些可怕的言语状告他人，都将导致被告被捕并遭受严刑拷问；通常，原告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因为当局会怀疑其隐瞒了某些内容。“言语和行为”常常被用于解决个人恩怨。这种做法的两个方面需要强调，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俄国后来关于政治犯罪的判例。一是在涉及君主利益的问题上，对犯罪意图和犯罪行为本身之间没有做出任何差异性的划分。二是国家几乎不关心臣民个体之间的犯罪行为，而仅对损害国家利益的犯罪行为制定了非常严厉的惩罚。

若非赋役制度中固有的集体责任，检举揭发作为一种控制手段的效力未必能够过半。任何逃离赋役集体者，其所应承担的赋役将落在集体中其他成员的头上（至少在下一次土地清查之前如此），因此政府实际上具有了一种保证，即赋役承担者之间严密地相互监督。商贩与手工业者尤其热衷于留意和告发其邻居任何隐瞒收入的企图。

国家如此监视臣民，臣民如此相互监视。这种相互监视对俄国社会的集体意识所产生的影响可想而知。没有人能允许其所在的集体或阶层中，有其他成员改善自己的生活，因为这很可能是以牺牲别人为代价的。个人的利益需要社会的平均。 ㊟ 【这是安德烈·阿马尔里克关于现代俄罗斯人的一种观点(Will the Soviet Union Survive Until 1984 (London ,1970), P. 33)：“尽管公平的概念具有表面上的吸引力，但是当仔细研究这一问题时，就会发现这恰恰代表了俄国人心理中最具破坏性的一面。实际上，‘公平’这一概念涉及人内心的一种愿望：‘没有人应该过得比我好。’（但并非对被大肆炒作的工资平均化概念的一种愿望，因为许多人生活得更差是一个被人乐于接受的事实。）……就像我所观察到的一样，许多农民对他人的成功比对自己的失败更加感到痛苦。通常来说，普通的俄罗斯人如果看到自己邻居的生活比自己好，他不会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上，而是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将邻居的生活水平降低到与自己一样的水平上。我的推理在某些人看来可能很幼稚，但是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我都观察到了许多例子。我把这看作是俄罗斯人心智的典型特征之一。”——原文注】 俄罗斯人被要求去检举揭发别人，而且他们自身也渴望这么做。实际上，在18世纪早期，农奴获得自由的唯一合法途径就是告发地主藏匿农民以躲避户籍调查。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无法培育出任何健康的公共意识，也无力联合起来制衡政府。一种警察心态被深刻地根植在了国家机构和民众之中，以至于后来像叶卡捷琳娜二世这样的开明统治者，试图想要根除这种心态的努力也远没有取得成功。

封锁的国境线

没有人被允许逃脱这一体制。国境线遭到严密封锁。所有通向国外的道路都被边防人员封锁住边境点，凡是不能提供规定的官方许可文件的旅行者皆不得通过。这种官方许可文件称为通行文书(проездная грамота)，只有向沙皇申请才能得到。在没有这种文件的情况下，企图前往国外的商贩将被没收财物，其亲属将遭到严刑拷问以获取其出行的原因，然后被流放至西伯利亚。《1649年法典》第6章第3、4条规定，俄罗斯人如未经许可前往国外，在返回之后被揭发，须接受对其出国动机的询问。如有发现犯叛国罪，将被处决，而如果出国目的是赚钱，将被处以鞭刑。实行这种严酷措施的主要原因是担心侍臣和收入的流失。经验表明，俄罗斯人在熟悉了国外生活后便会不愿再回到祖国。“俄罗斯人被禁止和（波兰）国王的人一同供职，因为他们会上当受骗。”这是伊万·戈利岑在17世纪所表达的观点。“在一同服役了一个夏季之后，第二个夏季，俄罗斯人中能干的人剩下不到一半——不仅是波雅尔，他们中能留下来的仅仅是那些年迈到难以服役的或是不想服役的人，而且还有穷人，他们没有一个人会留下来。” ㊟ 【Соловьев, История. М., 1961, V, стр. 340.】 令人难忘的是，鲍里斯·戈东诺夫派往英国、法国和德国去学习的十几个年轻的俄国贵族，没有一个人选择返回。

所有希望进入俄国的外国人也都面临着很大的困难。边防警卫在严格的命令下劝退了所有没有入境许可的外国人。依自己的意愿来莫斯科公国经商或办理某项事务是绝对没有可能的。即便是那些具备所需的全部文件的外国人，在俄罗斯逗留的期限和居住地点也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当地人也被禁止与外国来访者建立联系：

［莫斯科公国的］俄罗斯人与外国人的任何谈话都会招致前者受到严重怀疑，不仅怀疑其对俄罗斯宗教和传统习俗的忠诚，而且还会怀疑其政治立场。按照当代的说法，也许有夸大的成分，但一个外国人难以在街道上驻足而观却不被当作间谍。 ㊟ 【А. С. Мулюкин, Приезд иностранцев в Москов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СПб., 1909, стр. 58.】

在1703年1月以前，所有的国内与国外新闻在俄国均被视为国家机密，也许没有什么能比这一事实更好地表现出莫斯科公国对其民众的态度。新闻通过被称为“库朗特”（куранта，源于荷兰语词：krant，意思是报纸）的报道来传递。“库朗特”由外交衙门根据国外信息编制而成，供沙皇及其高级官员专享，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接触到这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