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世袭体制的危机

然而，在俄国，世袭体制确实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首先是由上层，即政府自身引发的。俄国君主之所以发现有必要对于自己煞费苦心才建立起来的这种封闭且能够自我巩固的体制进行变革，是缘于俄国与西欧的关系。在所有世袭和东方专制型体制的国家中，俄国是地理位置上最接近西欧的国家。此外，因其基督教和斯拉夫国家的身份，俄国在文化上对来自西欧的影响表现得最为敏感。在同西方（尤其是在军事和战争方面）更灵巧而“科学”的管理体制发生碰撞之时，俄国首先意识到了自身僵化的、约束式的体制所存在的弊端。俄国是最早经历自信危机的非西方国家，而其他非西方国家后来也相继经历了同样的危机。这种危机来源于他们意识到无论西方文明看上去是多么的低劣和可憎，它都掌握了权力和财富的秘诀，若要在与其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要得到这一秘诀。

17世纪下半叶，俄国领导层开始产生这一意识，这比另一个非西方的、未被殖民的强国日本经历类似的冲击要早200年。在克服了初期的混乱之后，俄国启动了内部改革的进程，这一进程从那时起在起起落落中延续至今。首先经历改革的是军队。然而很快问题就显现了出来：仅仅复制西方的军事技术是不够的，因为西方实力的源泉根植于社会、经济和教育；这些领域同样需要俄国学习和追赶。随着与西方的频繁接触，俄国的统治者们意识到他们的权力仅仅是表面上的；皇权拥有和控制一切的体制极大地限制了他们所能达成的目标，因为这种体制使他们丧失了社会自由发展所带来的支撑力量。相应地，皇权开始谨慎地推行体制变革。最初，皇权所希望的仅仅是将西方体制中的个别内容移植入世袭体制中，从而实现两全其美。彼得大帝曾向他的同僚吐露心声道：“我们在几十年的时间内需要欧洲，然后我们就应该背弃它。” ㊟ 【Cited in В. О. Ключевский, Курс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М., 1937, IV, стр. 225.】 然而，改革的进程一旦启动就不可能随意停止，因为一旦社会精英从政府的改革活动中获得了力量和独立，就会为了自身的利益向君主施加压力，从而博取体制原本不打算出让给他们的权利。最终的结果是，世袭政权四大支柱中的三个被逐渐消解，部分是自行的，部分是被迫的。自1762年2月18日贵族正式豁免强制性国家服役，至1861年2月19日农奴获得自由，在这99年间，皇权约束下的社会等级体系逐渐消解。官员阶层(чины)获得了自由，并转变为可以谋求自身利益的社会阶层(сословия)。同时，皇权放弃了对国家经济资源的独占权。在18世纪下半叶，皇权放弃了对土地资源的垄断，将庄园领地的完全的、无条件的所有权转移给了贵族，并取消了几乎所有对贸易和工业的垄断。最后，该国还敞开了大门，各种外国思潮得以畅行无阻。

这些进展似乎也预示着俄国最终的政治西化，即达到一种国家与社会共存于某种均势之中的秩序安排。一个失去了社会、经济与文化支柱的世袭体制似乎是注定要灭亡的。或者说，在大多数俄罗斯帝国问题的观察家看来，无论是俄国本土的还是外国的，大概都是这么认为的。然而，历史告诉我们，这样的结局并未出现。沙皇政府实施的改革没有达到其预期的目标。在愿意出让给人民相当可观的经济利益、公民权利以及思想自由的同时，君主政体坚持保留其对政治权威的垄断。世袭观念纵然已经遭到了沉重打击，但仍然存活于帝国的背后，只有那些最具洞察力的观察者如斯佩兰斯基、恰达耶夫和屈斯蒂纳才能不被“历史趋势”的假象所蒙蔽，认识到这一事实。沙皇政府为何没能采取最后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为大厦封顶”（这是19世纪的一种委婉表达），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将在适当的地方进行探讨。这里我只想说，沙皇统治集团坚决拒绝与社会分享政治权力；即使在1905年受革命形势所迫而最终立宪，其做出的让步也是形式多于本质。

不彻底的改革给俄罗斯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注入了致命的矛盾。为了提升国家的实力与威望，民众被鼓励去接受教育、充实自身、培育公共精神，并且在被召唤的时候，去帮助“自己的”政府。与此同时，民众被期望要忍受一个家长式的政权，该政权对自身没有任何限制和准则，不仅将公民排除在立法活动之外，甚至连公开讨论此类活动也会被严厉惩罚。

贯穿于彼得大帝之后整个俄国历史进程的紧张关系的主要根源即在于此。一个旧制度，尽管有其局限性，但至少在逻辑上是连贯和一致的，而旧制度被摒弃了，换上了某种新旧参半的制度。这种制度安排逐渐剥夺了俄国统治者曾经享有的权力，但并未给他们带来任何因自由和民主治理而带来的益处。

最终的结果是沙皇的权威受到侵蚀，并且由于皇权是俄国合法权威的唯一来源，因此政治上也出现了普遍的混乱与无序。为了转移精英阶层对政治的注意力，皇权充分满足了他们物质上的需求。叶卡捷琳娜二世实际上将俄罗斯帝国分成了两半，每一半都以利用为目的，被交给了服役阶层中的两个群体：拥有土地的宫廷贵族群体和官僚群体。这两个群体只要能够向皇权上缴足额的赋税和壮丁，并且不干涉政治，便会被允许可以不受干扰地对国家资源进行利用。此时的俄国，出于实用的目的，已经完全被承包给了私人利益。作为保留（已经没有意义的）专制特权的代价，皇权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出让对国家的所有权。

由此而产生了极为奇特的结果。在18、19世纪，俄国君主的权力形式和以前一样令人印象深刻，沙皇一旦决定去达成某个具体目标，就没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可以任意立法，任意创立、改革或是废除某些制度，以及宣战、议和、处置国家税收和国有资产，提拔或是贬低某个臣民。然而，他们对国家的整体掌控，以及他们干涉日常事务的能力是微弱且不断衰退的。在帝国时期的俄罗斯政治发展史上，君主无力将自己的意志作用于基本政策的例子比比皆是。就好像他们是一艘航船上的船长，对船员和乘客拥有全部的掌控权，却没有操作航船或者选择航线的权力。这种发展模式频繁显现于俄国君主（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的生活中，无论他们奉行的是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路线，这不是因为他们缺乏真正的改革愿望，而是因为先前累积的经验使他们领悟到，他们没有能力把自己的帝国引向他们想要的和他们能够预期的最好的道路上来，他们能做的只是防止国家陷入混乱。“专制政治”越来越多地代表着消极的矢量，即：将社会排除在政治决策之外；它不再意味着皇权对国家的控制。自相矛盾的是，因坚持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俄国专制君主实际拥有的权力比西方的立宪君主更小。

以上内容只是对出现在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俄国国家结构及其与社会关系之变化做出的概要。在此我们将对其发展变化的情况做进一步的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