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彼得一世的军事改革

莫斯科国家是为战争而组织的，在这方面更甚于近现代早期的西方君主国。没有哪个欧洲国家具有如此绵长而无屏障的边境线、为寻求土地和物产而不断向外扩散的流动人口以及如此广袤的疆土需要驻防。沙俄帝国的主要资源几乎都用在了军事目的上。当我们谈到，在17世纪下半叶，67%的赋税人口生活在世俗经营者的土地上（参见150页），这实际上意味着全国2/3的劳动力都在直接支持或“喂养”军队。如果考虑到皇室把从税收及其私有财产和商贸活动中获得的大部分资金也都用在了军事上，那么这一数字会更加惊人。

旧军制的缺陷

尽管支出如此巨大，但效果却远远不尽如人意。在17世纪，不断有证据显示，俄国传统的作战方式不再有效。这一时期，俄国军队的骨干力量仍然是由波雅尔和服役贵族组成的骑兵。这支部队则被由平民组成的步兵支持着。骑兵与步兵的比例是1∶2，是军中的高级武装。与中世纪的西欧一样，除了大公家院的私人武装之外，莫斯科的军队到了秋季就会复员并被遣散回家，待到来年春季再重新集结。来报到服兵役的男丁带着他们能拿到的任何武器：各类火器、斧子、长矛、弓箭。军中没有常规建制、没有指挥系统、没有战术策略。骑兵通常被分为五路纵队，有大群的步兵尾随其后。骑兵按照既定的信号冲入战场，之后便各自为战。这种基本上属于中世纪的作战方式，是俄国人在蒙古军中作战时学会的，在面临采取同样作战方式但装备较差的鞑靼人时，这种方式已经足够有效。俄罗斯士兵与其东方敌手一样强悍、存活能力强。按照16世纪的旅行家赫伯斯坦的说法，俄罗斯人在战场上仅靠自己携带的一袋燕麦和几磅腌肉生存。在面对波兰、奥斯曼帝国、瑞典这些强国的军队时，尤其是在进攻性的战役中，莫斯科军队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任何取胜的希望。这是伊凡四世在1558年付出了沉重代价后得到的教训，当时他刚刚取得了对鞑靼人的胜利，转而向西去挑战波兰和瑞典，从而爆发了利沃尼亚战争。经过了25年的征战，巨大的战争投入将国家消耗殆尽，伊凡四世不仅没能控制利沃尼亚，反而被迫交出了自己的数座城池。在大混乱时代（1598—1613年），俄罗斯的军队在对外国军队的战绩上并没有什么好的表现。

俄军在西部战线遭遇的困境主要缘于他们无法跟上军事技术变革的步伐。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西欧国家逐渐发展出了“科学的”作战方式，淘汰了招募拥有土地的贵族及其卫队的传统征兵方式。战争逐渐变得职业化，雇佣军成为战场上的主力。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是燧发枪与刺刀的发明，这使得以往用来掩护低速滑膛枪士兵的长矛兵退出了历史舞台。此时在西方，步兵已经代替了骑兵成为军队中的主力。伴随着技术创新的是战术上的深刻变革。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新式武器的优势，士兵们被训练得如同机器人一般，毫无畏惧地向敌人推进，交替射击和装弹，直至短兵相接、刺刀肉搏。军中的指挥系统得以建立，每个作战单位的长官负责其部队在战场内外的行为；军队被编成了旅、团、营；炮兵独立成为一个专门的兵种；成立了特种工程和工兵部队执行围城任务。在这一时期军装开始被采用，这象征着中世纪战争向现代战争的过渡。如此职业化的军队必须由国家财政提供常年的支持。由此耗费的成本是巨大的，从而最终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整个欧洲范围内绝对君主制的毁灭和崩溃。

莫斯科国家曾经有过一支常规步兵射击军，主要职能是保护沙皇和驻守城市。但是这支部队既不懂得阵型也不知晓战术，无法与现代军队相提并论。更何况，在战争的间隙期，他们还要从事商贸活动来养家糊口，而不是参加军事训练。大混乱时代之后，俄国统治阶层被外国军队在俄国领土上的表现所震惊，他们开始从国外聘请军事指挥人员，按照西方的模式组建和训练“新”军。在1632—1633年间，由部分新军（其中一部分由西方雇佣军指挥）和部分旧式骑兵组成的一支庞大的俄国军队，奉命从波兰人手中夺取斯摩棱斯克。战役以俄军的败降告终。在后来与波兰人的战争（1654—1667年）中，尽管波兰当时还在与瑞典进行着殊死搏斗，俄军也没有获得胜利。在1676—1681年间，俄国与土耳其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之间经历了数场无果之战，尽管土耳其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军队亦不能称得上现代化。虽然有过这些令人失望的经历，但是俄国组建西式军团的步伐仍然很快，到了17世纪80年代，新军的数量已经超过了骑兵部队。然而，打胜仗对俄国人来说仍然是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1681年，俄国成立了一个波雅尔委员会，专门研究俄军表现不佳的原因。最后，该委员会给出的主要建议是取消贵族门第选官制度（1682年），但是这一举措收效甚微，因为在1687年和1689年，俄军在与克里米亚的战争中再遭失利。问题之一在于：作为俄军中坚力量的侍臣阶层蔑视步兵和由外国军官指挥的部队，顽固坚持在传统的骑兵部队服役。因此，新军中要么是那些最为贫穷的、没有能力为自己买马的贵族，要么是在地主和统治阶层看来可以牺牲的农民，换句话说，他们大概拿不了剑，也用不了犁。此外，新军与传统部队一样，到了秋季就会解散，以免政府还要在冬季的闲散月份供养他们，这使得外国军官根本不可能将他们训练成纪律严明的战斗单位。

如果考虑到俄国在17世纪末就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从战略上是最不易受到攻击的国家之一（上述已有的军队已经足够守卫东部和南部绵长的边界），那么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俄罗斯还需要一支庞大而现代化的常备军。从广义上来说，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可以同样对波旁王朝治下的法国或瓦萨王朝治下的瑞典提出这一疑问。17世纪恰好是一个狂热的尚武时代，此时的俄国与西方的接触日渐频繁，根本摆脱不了时代风尚的感染。然而，当我们寻找更加具体的答案时，我们发现俄国的历史学家，无论是革命前的还是革命后的，给出的所谓标准答案都是没有说服力的。尤其令人难以接受的一个主张是，俄国需要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是为了完成所谓的“国家任务”，即从波兰人那里收复曾经属于基辅国家的土地，并取得不冻港。历史记录表明：18世纪，这两项国家任务的完成并没有满足俄国对土地的欲求。俄罗斯将波兰的部分土地视为其合法的世袭领地，在得到了这些土地后，在1815年又更进一步，吞并了华沙公国，而华沙公国从来都不是俄罗斯的领土。俄国人甚至还想得到萨克森。当俄国人得到了有着不冻港的黑海北岸后，他们就立刻要求得到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海峡所处的黑海南岸；在得到波罗的海出海口之后，他们随即占领了芬兰。因为俄国总是可以证明，需要以新的征服来保护旧的土地（这是所有帝国主义的典型理由），而这样的解释可以完全不予理会：如果照此推理的话，其逻辑结果就是掌控全球。因为只有掌控了全球，这个国家才可以说被完全保护起来，不用再害怕外部的威胁。

抛开为战争诉求寻找理由的哲学问题，我们可以对俄国沉迷于军事力量和领土扩张提出两种解释。

一种解释与俄罗斯民族国家的形成方式有关。莫斯科的统治者在追求绝对权威的过程中，不仅必须获得专制权力，还必须获得我们所定义的独裁统治（参见84页），从那时起，他们就本能地将主权与获取领土画上了等号。于是，沿着地球表面的领土广度扩张与对臣民在政治权力意义上的深度扩张，这二者在他们思想意识中结合了起来，成为俄国主权的基本要素。

第二种解释与俄国固有的贫困和俄国人对新资源，尤其是对耕地那种无限的渴望相关。俄罗斯国家在每一次大的征服行动之后，会即刻伴随着大规模的分发土地，对象为侍臣阶层和宗教人士，同时将新获得的土地对农民开放，以吸引农民前来拓殖。在18世纪瓜分波兰的问题上，我们使用了大量统计信息来阐明这种联系。众所周知，叶卡捷琳娜二世喜欢以赏赐土地的方式来巩固其在俄国的地位。在其执政的第一个十年（1762—1772年）中，她分配了大约6.6万个农奴。在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时，她将获得的土地赏赐给了宠臣；在1773—1793年间，她所分配的20.2万个农奴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第一次和第二次瓜分波兰时所获得的领土。这种做法使得资源很快被耗尽。她曾经向在俄土战争中立下功绩的将军和外交官们许下馈赠的承诺，然而在1793年，由于资源被耗尽，她不得已只能违背当时的承诺。那些承诺直到第三次瓜分波兰后才得以兑现。1795年8月18日，叶卡捷琳娜二世分配了约10万名农奴，其中的大部分仍然是来自波兰地区。 ㊟ 【В. Семевский, «Раздача населенных имений при Екатерине II»,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 т. CCXXXIII, No. 8, август 1877, разд.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стр. 204–27.】 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其统治时期赐予贵族大约80万名男女农奴，其中有超过半数来自被俄国人武力夺取的波兰联邦的领土。在此我们有清晰的证据表明，隐藏在“国家任务”这一崇高口号背后的是最为世俗的现实：攫取他人财富以满足俄国自己对于土地的贪婪欲望，并在这一过程中稳固君主体制在国内的地位。这种状况时至今日都未改变。例如，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这两个地区因纳粹与苏联间的协定而于1940年被苏联占领，有统计数据显示，在随后的30年间（1940—1970年），有相当数量的俄罗斯人涌入这两个地区定居。伴随着俄罗斯人的移入，大量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被驱逐至俄罗斯腹地，使得这两个被征服的共和国中俄罗斯族居民的数量增至原来的三倍（从32.6万人增至104万人），同时也使俄罗斯人的人口份额升至近三成（从原来的10.8%升至28%）。 ㊟ 【Statesman’s Yearbook… for the Year 1939 (London, 1939), pp. 847 and 1119; and, Центральное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Итоги всесоюзной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1970 года, М., 1973, IV, стр. 14–15.】

常备军的诞生

彼得大帝，近代俄国军事力量的缔造者，他对军事的热衷还有着额外的因由。尽管在世人看来，彼得是一位改革者，但是在他自己的眼中，他首先是一名战士。他那旺盛的精力从一开始就引导他热衷于和竞争、危险相关的活动。他在六个月大时就开始走路，十几岁的时候，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和真正的士兵一起玩耍。待到身形健硕之时，他则喜欢与普通士兵一同征战的生活。当他的儿子出生之时，他兴高采烈地向他的臣民宣布，上帝赐予他又一个“新兵”。彼得坚信，军事力量对于每个国家的福祉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他在给自己那完全没有军人气质的儿子的信中，强调了战争在历史中的主导作用。 ㊟ 【Н. Устрялов, История царствования Петра Великого, СПб., 1859, IV, стр. 346-8.】 无怪乎在彼得统治的36年间，俄国只有一年是真正的和平年。

彼得很快意识到，他从其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是一支新旧混杂的军队，这样的军队根本无法帮助其实现军事上的抱负。令俄国人痛心疾首的一次教训发生在1700年，一支由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指挥、8500人组成的瑞典军队，击溃了包围纳尔瓦城（今爱沙尼亚城市）的4.5万俄军，用查理十二世自己的话说，就像打“野鹅”一样将他们射杀。9年后，彼得在波尔塔瓦得以报仇雪恨，然而他的胜利实际上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辉煌，因为此时的瑞典军队在举止乖戾的国王的指挥下深入敌境，待决战之日已成疲惫之师，且在数量和装备上寡不敌众。波尔塔瓦之役两年后，彼得因其军队被土耳其人围困于普鲁特河而再次蒙羞。最终，在一个改信东正教的犹太人沙菲罗夫的外交努力下，才得以解困。

在彼得的发起下，一支庞大的常备军队得以建立，这成为俄罗斯国家历史中的关键性事件之一。到彼得临终时，俄国已经拥有了一支由21万现役人员和11万后备人员（哥萨克和外国军团等），以及2.4万水兵组成的强大军队。18世纪西欧诸国普遍认为，一个国家能够维持的军队数量的标准是每100名居民中有1名士兵，俄国如此规模的军队建制相对于其当时的人口（1200万或1300万），几乎是西欧标准的三倍。 ㊟ 【G. N. Clark,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2nd ed. (Oxford, 1947), p. 100.】 维持如此庞大的军队，对于俄国这么一个贫穷的国家来说，无疑是极其沉重的负担。为了使国家能够承受这一重负，彼得不得不对国家的税收、行政和社会结构进行改革，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家的经济和文化生活。

对平民的影响：人头税与征兵制

对彼得来说，资金是其最迫切的需求；军费开支通常要消耗掉俄国国家收入的80%—85%，有一年（1705年）竟高达96%。在尝试了各种财政手段之后，1724年彼得决定将几个世纪以来复杂的钱、物和劳动力缴纳体系整个废除掉，取而代之的是对每一个成年男性征收人头税的简单方式。原来的“赋税”名义上被取消，但实际上到18世纪末还偶尔会被采用。在彼得一世改革之前，农村的纳税单位是规定面积的播种土地或者（在1678年后）是家户。旧的征税方式使纳税人有避税的可能，例如：削减耕种面积即可降低按耕地面积征收的赋税；尽可能让更多的亲属纳入一户即可降低按户征收的赋税。人头税，这种对每一名成年男性征税的方式排除了上述避税的可能。这种方法的另外一个优点是能够激励农民扩大耕种面积，因为农民不会再因为扩大耕种面积而被征收更高额度的赋税。彼得一世还通过消除介于赋役阶层与侍臣阶层之间的中间阶层人群的方式来扩大纳税群体的范围，那些人之前往往能够躲避各种国家义务，例如奴隶、破落贵族（其劳动状况与普通农民无异，但仍然被认为是侍臣阶层的成员），以及未被分配教区的教士。这几类人此时都被并入农民阶层，并逐渐沦落到农奴的地位。如此社会阶层的重新划分使得纳税人口增长了数十万。最为典型的是，人头税的额度不是取决于纳税个体的支付能力，而是取决于国家需要收缴的总量。政府估算其军费开支为400万卢布，这一总数便按比例分摊到各个纳税群体。以此为基础，人头税的额度最初定为：私人所有者的农奴，每人每年74戈比；国家和皇室土地上的农奴，每人每年114戈比，两类农奴的差异在于后者不用承担对地主的义务；工商业者每人每年120戈比。这些钱可以在一年内分三次付清。直到1887年大多数农民头上的赋税被废止前，人头税一直是俄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新的税制令国家收入增长了三倍。如果说1724年之后，政府从农民和商贩手中榨取的钱财是之前的三倍的话，那么很显然，纳税人口的财政负担也是之前的三倍。从那之后，花在维持彼得一世所建立的常备军上的钱，基本上都是由纳税群体来承担了。不能忘记的是，纳税群体还通过租金和劳动供养侍臣阶层间接对国家的军事做出了贡献。

纳税群体所承担的这些代价不仅仅是以钱和劳役的方式。1699年，彼得下令征召3.2万名平民入伍。这一举措并不是创新，因为如前所述，莫斯科公国政府自15世纪起就宣称并行使了征召权，即征召所谓的“有纳税或兵役义务者——差丁”（参见144页）。然而先前的这种提高辅助劳动力资源的手段此时已经成为政府扩充兵源的主要方式。1705年彼得一世确立了固定的征兵配额，要求无论农村还是城镇，每20户每年出兵丁1名——这一配额相当于每千名居民中有约3名兵丁。自此之后，俄国大多数武装部队都是从纳税阶层中征召新兵。这些措施可谓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创新。17世纪时，西欧国家军队的兵源几乎完全靠志愿兵，也就是雇佣兵；尽管各处的男丁都是以近乎强制征兵的方式被迫入伍的，但是在俄国之前没有哪个国家实施过系统的征兵制度。西班牙于1637年采用过强制征兵的措施，瑞典在三十年战争时期也是如此；但这些都是应急性的措施，法国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也同样采用过这种征兵方式。在西欧，强制征兵在法国大革命后才成为常态。俄国领先于这一现代社会的发展现象近一个世纪。从农民和工商业者中实施年度征兵（即税民兵役制），是彼得一世在其执政早期便开始推行的政策。这种征兵体制一直维持到1874年俄国军事改革之前，是为俄军提供人力资源最常见的途径。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俄罗斯是第一个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国家。尽管应征入伍的士兵与其直系亲属可以自动获得摆脱农奴制的自由身份，但俄国农民仍然将应征入伍视为实际上的死亡判决，他们被要求剃掉胡须，离开自己的家庭度过余生。他们的未来要么是客死遥远的异乡，要么最好的结果是，年迈后拖着伤残的躯体，回到那早已将其遗忘的家乡，在这里他甚至无权索取一份村社的集体土地。在俄国的民间传说里，有一种类似于葬礼挽歌的文学体裁“新兵悲歌”(рекрутские плачи)。此外，在新兵入伍前夕，其家庭为其举办的告别仪式也与葬礼非常相似。

就俄国社会结构而言，人头税与征兵制的推行所带来的主要后果是将传统上相当松散且多样化的平民阶层（从破落的贵族到普通的奴隶），整合成了一个单一的、同质化的纳税者阶层。人头税与（在贵族从国家服役中得到解放之后的）义务兵役制成为社会底层的印记。社会底层与精英阶层之间的反差比以往更加鲜明。

彼得的后继者们责成地主收缴其农奴的人头税，并让地主为拖欠款承担责罚。这使得地主进一步承担了监督其村落输送新兵的责任（选拔新兵的事宜被授权给了村社，尽管这一权力逐渐转移到了地主的手中）。通过这些措施，国家将地主变成了税收和征兵的代理人，这一事实不由自主地强化了地主对普通民众的权威地位，超过一半的普通民众生活在私人的、世俗的土地上。农奴制最严苛的时代就是自彼得一世改革开始的。此时，对属于私人拥有的农奴，政府则愈加放任地主的专断。到18世纪末期，农民已经不再保留有任何民事权利，至于其法律地位（而非社会与经济状况），则与奴隶几乎没有什么分别。

对侍臣的影响：义务教育与“官秩表”

侍臣阶层亦未能逃过这位改革者的重手。彼得想要绝对确保他能够从这一群体中尽可能地获取最好的成果。以此为目的，他在促进教育和服役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创新性措施，并亲自监督其强制实施。这些措施加重了侍臣阶层的生活负担。

彼得之前的俄罗斯没有学校，侍臣阶层绝大多数都是文盲。除了高层官僚和书记官之外，侍臣阶层中甚至几乎没有识字的。彼得一世对这种状况完全不能容忍，因为他的现代化军队需要有能够承担管理责任和解决复杂技术问题（例如导航和炮兵测绘）的人才。因此，除了为服役阶层开办学校并保证他们就学之外，彼得别无选择。一系列法令规定，贵族必须公开家中的未成年男性供政府核查，随后这些未成年的贵族男性要么被送去服兵役，要么被送进学校学习。自此，一批批的男童被从乡村的藏匿处揪出，送进城市进行定期核查，接受查看（有时是沙皇亲自查看），并由承接原来职官部的行政功能的贵族铨叙局对他们进行登记。1714年的一项法令规定，在贵族能够出示算术和几何学基础的合格证明之前，禁止神甫向其签发结婚证明。义务教育为期5年。青年人15岁开始服兵役，通常是在他们接受学校教育所在地的同一支近卫军。彼得教育改革的影响之一就是将强制性国家服役的年龄界限前推到了童年期的开端。这是彼得一世改革中最常被人们忽视的内容之一。

彼得的另一项对侍臣阶层生活产生深刻影响的改革，涉及侍臣阶层的晋升条件。传统上，俄国侍臣阶层的晋升更多取决于血统而非功绩。尽管贵族门第选官制度在彼得继位之前就已经被废除，但是贵族的因素在整个侍臣阶层的结构中仍然根深蒂固。莫斯科贵族名册中的宗族成员与外省的贵族相比，在获得最好的职位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而平民则完全被阻隔于侍臣阶层的职位之外。即便这种出身上的歧视符合自己的个人利益，彼得也一样对此十分反感。鉴于在彼得看来，莫斯科的执政阶层是愚昧无知、盲目保守和排外的，他迟早都会尝试消灭这种贵族特权。

在深入研究了西方的官僚制度之后，彼得于1722年颁布了帝俄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法规之一——所谓的“官秩表”(Табель о рангах)。这项法规摒弃了莫斯科公国传统的职衔等级体系，取而代之的是一整套以西方模式为基础的全新体系。官秩表由三列相互平行对应的国家职位（武职、文职、宫职）构成，每列有14个等级，一级最高，十四级最低。武职与文职首次被正式分开，分别给予各自专有的名录与晋升规则。官秩表中所列的职位，其任职者同时拥有与该职位相对等的军衔或官阶，如同现代军队中一样。比如，连长通常拥有上尉军衔。彼得的意图是，每一名贵族，无论其社会背景如何，都应该从底层做起，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上提升，提升的高度取决于其才能和功绩。在军队中，贵族要从普通士兵做起。较为富有和身体较为强壮的贵族被允许进入两支近卫军部队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 лейб-гвардииполк)和谢苗诺夫斯基团(Семёновский лейб-гвардии-полк)中的一支，在军中经过几年的历练后，他们被任命为军官，或留在近卫军中，或被派往常规野战部队；其他贵族以士兵的身份从常规部队中开始做起，但是会很快被任命为军官。在文职序列中，贵族要从带有官阶的最低级的职位做起。普通书记员，与士兵和士官一样，在官级序列之外，因此不被认为属于贵族群体。

彼得不满足于建立一个仅仅能够激励地主阶级发挥才能的体制。他还希望给予平民进入公职的机会。为此他规定，凡能够在自己的岗位表现出色并有能力担任官秩表中所列出职位者的士兵、水手和文员，有权获得相应的官阶。如此一来，这类平民立刻就能够跻身贵族的行列，因为在彼得时代的俄国，所有具有官阶的人，同时也只有具有官阶的人，才能够享有贵族身份。一旦进入贵族的行列，这些平民就与那些世袭贵族产生了竞争。根据官秩表，平民如果在军中获得最低级的军官职衔，就自动升入世袭贵族的行列，即意味着为其子赢得了进入国家第十四级官阶服役的权利以及贵族所拥有的其他特权。在宫职和文职岗位供职的平民要获得世袭贵族的身份需要达到第八级官阶，在此之前他们被认为是“个人贵族”（该术语出现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这种身份不能拥有农奴，也不能将贵族身份传给自己的后代。 ㊟ 【1845年，世袭贵族的门槛被限制在最高的5个官阶内，而在1856年又进一步限制在最高的4个官阶内。在19世纪上半叶，个人贵族、非世袭贵族比例占到了全部贵族的1/3至一半。——原文注】 通过这种方式，以能力和功绩为基础的晋升机制得以建立，这是与另外一种加剧社会分化趋势截然相反的意图。正因此，就像后面将要阐明的，这种意图只是部分得到了实现。

官秩表很快便成为服役阶层名副其实的“特许状”。因为在那时的俄国，想要获得权力和财富，基本上只能通过为国家效力的方式，获得官阶能够给其拥有者带来相当优越的特权地位。官阶的拥有者自己，以及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有其后代都可以确保有一份公职。他还可享受所有经济特权中最有价值的权利，即拥有由农奴进行劳作的土地的权利。用十二月党人尼古拉·屠格涅夫的话说，没有官阶的俄国人等同于法语中的“en dehors de la nation officielle ou legale”，即：处在官方的或法律意义上的国家范围之外的人。 ㊟ 【N[icolas] Tourgueneff, La Russie et Les Russes (Paris, 1847), II, p. 17.】 进入官场以及能够在官场中得到晋升，对俄罗斯人来说已经成为一种民族性痴迷的事情，尤其是对于那些中低阶层的人来说更是如此；神职人员、小商贩、文员逐渐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追求，为了自己的儿子而去争取获得军中的骑兵少尉军衔，或者成为警察，或者成为文职记录员，这些职位都附带着第十四级官阶，通过这种方式也获得了捞油水的权利。那种在重商国家注重积累资本的驱动力，在帝俄则变成了对官阶的追求。官阶彼时与茶、白菜汤一起组成了俄国人大部分生活所围绕着的三件事。

回顾前述，彼得通过输入新鲜血液的方式改变了精英阶层的品质，这种尝试对低级服役阶层的作用似乎比对高级服役阶层的作用更加有效。对于最高的四个级别的官员，即所谓的将军职级的人员构成进行分析后可以发现，在1730年（彼得死后的第5年），将军职级中93%的成员来自莫斯科罗斯时期占据高级职位或等同于高级职位的家族。 ㊟ 【Brenda Meehan-Waters, The Muscovite Noble Origins of the Russians in the Generalitet of 1730,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etique, Vol. XII, No. 1–2, (1971), p. 34.】 与之相对的最低的五个层级，即从第十至十四级的官员，变化最为显著。官秩表制度使得侍臣阶层的社会基础得到了相当大的扩展。服役阶层作为一个整体发展得令人印象深刻，其主要原因包括：在军事机构的大面积扩展过程中，一部分平民被提拔为军官；地方行政机构的低级职员被授予官阶；乌克兰、伏尔加流域鞑靼地区以及新征服的波罗的海沿岸等边疆区域的地主群体都被列入贵族阶层。

到目前为止所描述的改革措施，其目的都是为了挤榨出更多的钱财与劳动力。从这一意义上讲，改革不过是对莫斯科公国体制的一种改良，而远没有其在当代人面前所显现的那么具有革命性。当代人往往被彼得的干劲及其改革的外国形式所折服，而未能看到改革措施的前因。从本质上看，彼得不过是将莫斯科体系变得更加合理化，使其更加有效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