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贵族的从服役中解放

历史上可靠的规律为数不多，其中有这么一条：如果时间足够，私人利益将完胜公共利益。因为私人利益的倡导者比公共财产的守护者更患得患失，从而更机智得多。

由圣彼得堡贵族铨叙局登记在官秩表中的贵族，即便在彼得的半精英体制下仍是享有特权的，占有着该国大量可耕地及其附带的劳动力人口。然而他们对这些财产的占有并非稳固的，而是以他们的服务能否令君主满意为条件的，并受到了许多法律限制。贵族也不享有任何保障，能够使自己免受国家及其官员武断专横的统治。正如人们所能想到的，他们最渴望的就是把他们对土地和农奴的有条件占有转变为完全占有，并获得对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的保障。他们还希望能获得比在僵化的国家垄断体制下更多的商业机会。最后，在接受了教育并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的情况下，他们想要获得自由旅行和获取信息的权利。在彼得死后（1725年）的40年里，这些愿望多数都得到了实现；其余的则在18世纪末之前全部实现。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经历了重要的转变。因为尽管人们对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印象以其情史为主，但正是她而非彼得，使俄国的体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将俄国带上了西化的道路。

世袭体制的瓦解呈现出了惊人的急速。不幸的是，历史学家们对世袭体制的衰落远远没有对它的起源那么重视，其结果就是许多这方面的历史被掩盖。我们必须将解释限制在若干假设上，这些假设的有效性只有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才能得到确定：

(1)在帝俄时代，贵族的数量增长得非常快。从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贵族中的男性数量增长到近3倍，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又增长到4倍多；即从1651年的约3.9万增至1782年的10.8万，再到1858年的46.4万。 ㊟ 【1782年和1858年的数据来源于В. М. Кабузан, С. М. Троицкий, ‘Изменения в численности, удельном весе и размещения дворянства в России в 1782–1858 гг.’,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No. 4, 1971, стр. 158。】

(2)彼得一世对贵族群体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对于巩固贵族地位产生了作用：

a. 官秩表规范化了晋升程序，帮助贵族群体摆脱了对沙皇及其幕僚个人喜好的总体性依赖。官秩表使侍臣阶层变得更具自主性，这是一个皇权没有能力逆转的发展进程；

b. 对年轻贵族实施的义务教育将他们聚拢在一起，加强了他们的阶级团结意识；为贵族精英群体提供教育和军事训练的近卫军团则获得了巨大的权力；

c. 人头税和征兵制的实施加强了地主的权威，从而使贵族变成了自己庄园上真正的主人。

(3)1722年，在与皇太子阿列克谢发生冲突后，彼得废除了原来的以长子继承制为基础的王位继承法，授权每位君主选择自己的接班人。自此到18世纪末，俄国君主变成了一个选任的职位；从彼得一世死后至1796年保罗一世继位，俄国的最高统治者都是由高官显贵与近卫军上层军官合谋选出来的。这些人偏爱女性，尤其是名声轻薄的女人，她们被认为不会对国家事务有太多的兴趣。这些女皇则将大量农奴、地产和各种特权赠予那些助其取得皇位的人作为回报。

(4)彼得及其继任者的军事改革使俄国拥有了东欧地区首屈一指的强大军队。波兰、瑞典和土耳其已经不能再和俄国相提并论了，况且这些国家正身陷各自国内政治危机的阵痛之中；此时，轮到他们害怕俄罗斯了。在18世纪，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也终于被征服。随着国力的增强和边疆日趋安宁，人们越来越渴望享受生活，并相应地不再重视服役。

(5)军事改革通过将兵役的负担转嫁到应征入伍者身上，降低了国家对贵族的潜在需要。此后，贵族的主要职能是在军中担任指挥。

(6)有人说，彼得治下的俄罗斯，学习的是西方的技术；伊丽莎白治下的俄罗斯，学习的是西方的礼节；叶卡捷琳娜治下的俄罗斯，学习的是西方的道德。俄国的西化无疑在18世纪得到了巨大的进展，从宫廷和精英阶层对西方简单的模仿，发展为对西方文化精髓最紧密的认同。随着西化进程的推进，对国家和贵族阶层来说，维持旧的服役体制变得非常尴尬。贵族阶层希望仿效西方的贵族阶层，能够享有他们的地位与权利；渴望站到欧洲启蒙运动最前沿的俄国君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贵族阶层的要求。

在18世纪，皇权与贵族阶层逐渐达成了一个共识，即旧制度已经过时。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世袭制度的社会、经济以及思想支柱被移除了。我们将在第八章讨论经济自由化问题，第十章讨论思想禁锢的解除，在此只对该进程的社会层面，即服役体制的衰落予以概述。

在军中服役的贵族是彼得死后所发生的君主制全面弱化的最早受益者。1730年，一批地方贵族挫败了一场由几个老的波雅尔家族策划的、对新拥立的安娜女皇施加宪法限制的行动。作为报答，安娜逐步放宽了彼得强加在贵族身上的服役条件。同是在1730年，安娜废除了彼得制定的地主只能将其土地遗赠给一个继承人的法律（参见253页）。次年，她为贵族建立了一所贵族武备学校，使他们的后代在这里与自己同辈、同身份的人一起开始服役，从而避免了与平民接触。1736年安娜颁布了一项重要的诏令，将贵族服役的起始年龄从15岁提至20岁，同时降低了服役年限，从原来的终身服役降至25年。这些规定使得贵族在45岁退休成为可能，不过也有退休更早的情况，因为有些贵族两三岁时就已经登记进入近卫军，还在奶娘怀抱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积累退休年数了。1736年，规定允许有数名男子（儿子或兄弟）的贵族家庭留一名男子在家打理家庭财产。从1725年开始，贵族可以获准休长假探视自己的庄园，并形成了约定俗成的习惯。尽管政府仍然坚持对贵族儿童进行教育，并要求他们在20岁正式入职服役之前要通过若干次测试，但强制性核查青少年的制度逐渐开始松动了。

彼得三世于1762年颁布的《贵族自由宣言》(Манифест о вольности дворянства)将上述措施推向了高潮。宣言的颁布为俄国贵族“为所有后代永远地”摆脱了所有形式的国家劳役。宣言同时赋予了贵族获取护照以出国旅行的权利，即便他们出国的目的是要为外国统治者效劳，这无意间恢复了被伊凡三世取缔的古代波雅尔的“自由离去权”。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参议院至少三次确认了这一宣言，同时给予贵族其他的一些权利与特权（例如，1783年赋予贵族拥有私人印刷机的权利）。1785年，叶卡捷琳娜二世签发了一份诏令，重申了该阶层自彼得一世死后获得的各项自由权利，并增加了一部分新的权利。贵族拥有的土地此时被承认是他们的合法财产。他们还获得了免于体罚的权利。这些权利至少在名义上使他们获得了等同于西方最发达国家上流阶层的社会地位。 ㊟ 【按照此处所述的观点，俄国专制体制面对贵族阶层的压力做出了让步，不仅解放了贵族阶层，还把他们转变成为一个特权与有闲阶层。这是革命前后大多数俄罗斯历史学家所持的观点。但近来，该观点受到两位美国学者的质疑：马克·拉伊夫［Marc Raeff, Origins of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obility (New York, 1966), especially pp.10–12，and an article 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XV, 5, (1970), pp. 1291–1294.］与罗伯特·琼斯［Robert E. Jones,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Russian Nobility, 1762–1785, (Princeton, N. J. 1973)］。这两位作者认为，并非贵族将自身从国家中解放了出来，恰恰相反，是国家将自身从对贵族的依赖中解放了出来。国家拥有的服役者数量已经多于其实际需要。国家发现贵族在管理地方行政事务方面毫无用处，更愿意用职业官僚取而代之。这种观点尽管不无道理，但整体上还是不足以令人信服。如果专制体制确实已经拥有过多的服役人员（完全未得到证实），那么它通过临时遣散服役人员的方式就应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而无须用“永久永世”的方式来解决。况且，因为很少支付工资，所以不可能通过大规模的遣散服役人员的方式节约主要开支。“出于官僚化的需要而解放贵族”的观点也是令人费解的，毕竟官僚也属于贵族阶层。这种观点的问题是它忽略了俄国社会“去农奴化”的整个过程，解放贵族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篇章。用为了达到省钱的目的或其他狭隘的国家利益的角度去解释该过程是不可能令人信服的。——原文注】

从法律的角度看，这些措施同等适用于在军中服役的地主和在政府担任执行性文职的受薪官员，因为所有身处官秩表中所列职位的人员，理论上说都是贵族。然而，实际上在18世纪，上述两类人由于各自非常不同的社会背景而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对于地主、军官和世袭贵族常使用“贵族”(дворянин)一词称呼，对于政府中的文职人员，即拥有官阶的人，则用“官吏”(чиновник)称呼。对于比较富裕的地主，尤其是宗族背景深厚、被委以高级行政职务的，如总督或圣彼得堡的部长级大员，从不用“官吏”一词来称呼。另一方面，若一个破落的地主家的儿子，被迫去做一份文职人员的工作，在社会的眼中则已失去了贵族的地位。这种差异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所建立的名为“贵族大会”的法人组织中被进一步强化。在贵族大会中，只有地主具有投票权。这两类贵族之间不断加深的鸿沟与彼得的预期背道而驰。由于担心许多贵族通过加入文职的方式逃避军役，彼得对每个家庭中能够选择文职的人员数量施加了配额限制。实际上，贵族回避的是文职工作，尤其是在他们从强制性的国家服役中解脱出来之后，就不需要再钻空子逃役了。由于总是缺乏能够胜任的官吏，政府被迫任用神职人员的儿子与公民担任各级各类文职，这进一步降低了文官职业的社会地位。当文官短缺的问题变得严重时，正如叶卡捷琳娜推行地方行政改革期间所发生的那样，政府会诉诸强权去征募神学院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