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农民的日常生活

对于旧制度下的俄国，研究其社会阶层应以农民为起点，其原因无须详细解释。直至1917年，全国仍有4/5的人口被官方界定为农民，尽管这部分人口不一定全都从事农业活动。即便在今日，虽然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俄罗斯大部分居民为城市人口，但是农民的历史印迹仍然非常清晰地保留在这个国家中。这是因为绝大部分苏联的城市居民都曾经是农民或是农民的后代。如后所述，纵观俄国历史，城市人口与农村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将农村的习俗带入城市。革命反映出国家城市化进程的脆弱。几乎是在革命爆发后的即刻，城市人口就开始了向农村的逃散。1917—1920年，莫斯科市流失了一半的人口，彼得格勒则流失了2/3。矛盾的是，尽管1917年革命以城市的文明开化为名，并反对“愚蠢的农村生活”，但革命实际上加剧了农村对俄国人生活的影响力。在旧的、西化的精英被推翻和驱逐之后，统治阶层主要是由伪以各种不同外表的农民群体所取代，包括：农耕者、小店主和产业工人。由于缺少真正的资产阶级可供效仿，新的精英阶层本能地以农村中的强者——富农为榜样来塑造自己。直至今日，他们也没能摆脱自己身上的农民痕迹。

16世纪中叶，农民被逐渐束缚于土地上，他们开始放弃“刀耕火种”的农耕方式，转向三圃制的农耕方式。在这种农耕方式下，耕地被划分为三部分，一部分用于在春季播种夏季作物，一部分用于在8月份播种冬季作物，另一部分则置于休耕状态。来年，在播种冬季作物的那部分土地上换种春季作物，休耕的那部分土地上播种冬季作物，春播的那部分土地留作休耕。如此这样，每三年完成一个循环。如果考虑到总是有1/3的耕地处于闲置状态，那么三圃制不是一种非常高效的土地利用方式。早在18世纪，就有农业专家对此制度进行了批评，农民也被要求放弃这种耕作方式。但是，正如马克·布洛赫在法国的实例中展示的那样，而且迈克尔·孔菲诺也在俄国的实例中进行了确认：农业技术不可能孤立于整个农民阶层的复杂体系而独立存在。放弃三圃制的要求受到了农民的强烈抵制，直到20世纪，三圃制仍然是俄国普遍的耕作方式。 ㊟ 【关于该主题，参见Michael Confino, Systemes agraires et progress agricole (Paris-The Hague, 1969)。】

夏季月份与一年中其他月份在生活节奏上的强烈反差，常常成为关注俄国农村问题的研究者评论的对象。俄国的生长季极为短暂，这种自然条件要求农耕活动必须以最高的强度，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之后便迎来漫长的休憩期。在19世纪中叶，俄国中部省份一年中有153天的时间被留作假期，其中大部分时间介于11月至来年2月之间。与此相对，从约4月开始至9月则全都是劳作时间。实证主义时代的历史学家对每一种文化或心理现象都要找出一种符合自然法则的缘由，他们在这种气候因素中为俄罗斯人厌恶持久性、纪律性工作的恶名找到了解释：

大俄罗斯人相信，应当珍惜明媚的夏季工作日，大自然给予人们适宜耕作的时间非常少，大俄罗斯短暂的夏季还可能因非季节性的恶劣天气而进一步缩短。这迫使大俄罗斯的农民争分夺秒，奋力耕作，以便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更多的工作，得以及时离开农田，然后在秋冬季节便无事可做。就这样，大俄罗斯习惯了使自己在超短的时间内爆发出能量，他们学会了快速、忙乱、粗放地劳作，在接下来闲散的秋冬季节休息。欧洲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像大俄罗斯人这样，在短暂的时间内从事如此高强度的劳作。同时，在欧洲可能也找不到哪个地方像大俄罗斯那样，在工作习惯上毫无均衡、温和、分配得当可言。 ㊟ 【В. Ключевский, Курс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М., 1937, I, стр. 324–5.】

俄罗斯的春天突如其来。一夜之间，河面解冻，获释之流推着浮冰顺水而下，一路所向披靡，溢漫两岸。白荒化为绿野，大地再现生机。这种俄罗斯式的“解冻”(оттепель)，虽说只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因其来得极为突然，以至于一直被用作形容精神、思想或者政治生活的复苏。“解冻”来临之时，意味着农民高强度体力劳动的季节开始了。在农机设备引入之前，一天劳作18个小时的情况司空见惯。这种在短时间内高强度完成耕作任务的状况，成为农奴制最恶劣的方面之一。农奴不会把他欠主人的义务列入自己的劳作时间表中，这样他才能有时间不受干扰地完成自己的农活。但是，农奴必须同时干两份农活。地主有时会要求农奴先耕种主人的土地，然后才允许他们耕种自己的土地。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农民常常不得不昼夜耕作，白天耕种地主的土地，晚上耕种自己的土地。8月往往是工作强度达到峰值的时候，此时既需要完成春季收成的收割工作，还需要完成冬季的播种工作。农耕季节的短暂几乎没有给农业实验留下任何余地，所以不必惊讶于俄国农民的保守，任何改变农耕惯例的尝试，如果走错一步，损失几天时间，造成的后果就是来年会挨饿。

冬季的土壤硬如岩石，一旦开始变软，农户就会立刻进入田间进行春季耕作。在北部和中部地区，主要的春季作物是燕麦，冬季作物则以黑麦为主。黑麦主要用来制作俄国农民的主食——黑面包。在19世纪，一个农民平均每天消耗3磅黑面包，在收获的季节会增至5磅。小麦在北部和中部地区种植较少，部分原因是小麦对气候较为敏感；还有部分原因是，与黑麦相比，小麦在种植过程中需要更多的照料。在南部和东部地区，黑麦的种植则不如燕麦和小麦，而燕麦和小麦主要用于向西欧出口。土豆被引入俄国的时间较晚，直至19世纪仍然没有成为主要的粮食种植作物，在1875年，土豆的种植比例仅占1.5%。19世纪30年代伴随着土豆的引入，俄国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霍乱疫情，尽管这只是一个巧合，却仍然引起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禁忌。农民在其居所附带的院子里主要种植卷心菜和黄瓜，这两种蔬菜与面包一同构成了俄国农民的主要食谱，食用方法以腌制为主。蔬菜对于俄国农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东正教规定每周三和周五为斋戒，同时每年还有三次持续数周的大型斋戒，信徒不仅要禁食肉类食品，而且包括奶和奶制品在内的所有取自动物的食品都在禁食行列之中。俄国有一种名为格瓦斯的国民饮料，是用发酵后的面包所制成的。茶是直到19世纪才开始流行的。俄国农民的食品虽然粗糙、单调，但很健康。

农民居住在用原木建造的木屋(изба)中。家具较为俭省：一张桌子、几张长凳，仅此而已。他们睡在占木屋面积1/4的土炕上。这种木屋通常没有烟囱，烧火时会弄得满屋黑烟。每一个木屋里都设有一个“红色的”或者说“美丽的”角落 ㊟ 【俄语称为“红角”(красный угол)，即圣像角，俄语中“红色的”隐含有“美丽的”的意思。——译者注】 ，这里会悬挂至少一幅圣像，即守护神的肖像画。最常见的是圣尼古拉。客人来的时候，一般要先向圣像致敬以及在自己胸前画十字后才会开口说话。 ㊟ 【有趣的是，共产主义者将农民的这一象征为己所用。“红色”(красный)一词对农民意味着“美丽的”和“红色的”，同时也是共产党的标志和喜好的形容词。再加上Большак（大路、家长）与большевик（布尔什维克）两个词之间的巧合。这两个例子都被用来说明其权威是毋庸置疑的。——原文注】 俄国农民的卫生条件较为简陋。每个村庄设置一个浴室，照搬芬兰桑拿浴的模式。农民每周六下午会来这里洗浴，并换上干净的亚麻制衣裤。一周中的其他时间则都不洗澡。农民的日常着装非常简单。较贫困的农民身着斯拉夫人和芬兰人的混合装束，包括一条亚麻制的长衫，束于腰部，和一条亚麻裤子，一双树皮或毛毡制成的靴子，这些穿戴都是家庭自制的。有能力购买服装的农民一般倾向于东方风格。冬季，农民身穿羊皮袄。女性头系头巾，这可能是蒙头面纱的遗风。

大俄罗斯的村庄一般都是线形布局。一条宽阔的、未经铺设的道路，两边都是农舍，带有私人菜地。耕地环绕在村庄周围。耕地中间有私人农庄的现象主要见于南部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