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农奴制对农民心智的影响

上述分析未将农奴制度的残酷性作为重点，且坚持将农奴制与奴隶制区分开来，并非有意为农奴制开脱，只是为了使人们将对其的注意力从想象转至其真正的邪恶上。农奴制是一种可怕的体制，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它就像是一种恶疾，给俄国造成的创伤遗留至今。一位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曾谈到，那里的生活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么坏，但却无止境地恶化，意即身体上的恐惧远不及非人化的生活日积月累所产生的效应。如作适当变动，在不拿集中营去和农奴体制下的俄国农村进行恶意比较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后者。某些致命的东西伴随着“人主宰人”的体制，即便有着慈善的外衣，仍在缓慢地侵蚀着主宰者和受害者，并最终将他们生活的社会瓦解。我们会在下一章研究农奴制对地主的影响，在此集中笔墨讨论其对农民的影响，尤其是涉及农民对待政权的态度问题上。

在现代学者中存在着广泛的共识，认为农奴制最恶劣的特征，不在于对权力的滥用而在于权力本身所固有的恣意性，即农奴永久服从于他人肆无忌惮的意志。前文引用到罗伯特·布雷姆纳描述了俄国农民生活水平比爱尔兰和苏格兰农民优越，而在这之后他接着谈道：

然而，不要认为，我们承认了俄国农民在许多方面要比我们自己的某些农民生活安逸，就会认为俄国农民的命运从整体上要比我们这样的自由国家的农民更加令人羡慕。其实，两者之间的差距仍然大到了不可估量，用一句简单的描述就是：英国农民拥有权利，而俄国农民一无所有！ ㊟ 【Bremner, Excursions, I, p. 156.】

从这一层意义上讲，国有农民的命运与农奴没多大区别，至少在1837年国有农民开始由一个专门的机构（参见100页）负责管理之前，情况是如此。俄国农民确实享有许多各种各样的惯有的权利。尽管这些权利总体来说是受到尊重的，但在法律上是没有约束力的，这就意味着可能即使侵犯这些权利也不会受到惩罚。农民被禁止向地主提起诉讼并且不被允许出庭作证，因而农民在权威面前完全是无助的。如我们所知，地主极少使用将农奴流放至西伯利亚的权利，但是事实上他们可以这样做且必定会起到有效的震慑作用。这仅仅是凌驾于农奴之上的权力的恣意性的表现形式之一。例如，在19世纪40到50年代，地主预见到农奴制可能要被废除，并希望减少下地干活的农民数量以便更少的人参与分配土地，于是将超过50万的农奴转变成了自己的家仆。农奴对于此类措施束手无策，也没有办法阻止那些出于善意的地主强迫农民使用他们不熟悉的外国进口农机设备，或是强令他们改变轮作方式。更为典型的是，当尼古拉一世政府用了最正当的理由去迫使一些国有农民留出自己的一部分土地改为种植土豆时，换来的却是农民暴动。在农民看来，主人的动机无关紧要，无论是好的意图还是坏的意图都是要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外部意志。没有能力辨别好坏的农民，常常用最为残酷的方式来回报他们的恩人。

由于完全缺失受法律认可的人身权利，农民认为一切权威在本质上都是异类和敌人。在强力面前，尤其是决定性的力量面前，农民就会遵从。但是在他们的意识中，他们从来不认可自己村社之外的人对自己发号施令。

在俄罗斯帝国，农民暴动实际上并没有人们所普遍认为的那么多。与20世纪大多数国家的社会相比，帝国时代的俄罗斯农村是法律与秩序的绿洲。当然，计算农村的“暴动”事件并据此证明暴动不断增加并非难事。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定义“暴动”。在帝俄时代，地主针对其农民提出的任何类型的控告都被当局归类为“暴动”，无论其是否真实发生，也不考虑犯罪行为的性质，而是将拒绝服从一项命令、懒散、酗酒、盗窃、纵火、过失杀人和谋杀不加区分地混为一谈。对于这类事件有一个类似于警察工作日志的专门记录，在犯罪统计数据的计算方面具有一些价值。实际上，大多数所谓的农民“暴动”与暴力事件无关，而只是普通的不服从行为(неповиновение)。 ㊟ 【Daniel Field in Kritika (Cambridge, Mass.), Vol. 1. No. 2 (Winter, 1964–65), P. 20.】 这相当于现代工业社会中罢工所起的作用，将他们作为衡量社会不稳定或政治不满的标准则同样是不可靠的。

俄国农民大约一个世纪爆发一次真正的起义，杀死地主和官员，焚烧庄园，夺取财物。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发生在17世纪70年代，由斯捷潘·拉辛所领导，第二次发生于一个世纪后的1773—1775年间，由叶梅利扬·普加乔夫领导。两次起义都发端于国家的边疆，哥萨克居住的地区。地方政府力量薄弱致使起义犹如野火一般迅速蔓延。19世纪，俄国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是到了20世纪，则接连发生了两次，一次是在1905年，另外一次是在1917年。这些大规模的起义和暴动，与那些更具地方性特征的起义暴动的共同点，是缺乏政治目标。俄国农民几乎从不反对沙皇权威：事实上，拉辛和普加乔夫都自称是真正的沙皇，要从篡位者手中夺回皇位。农民将仇恨都直接指向专制政权的代理人，即在当时二元政治条件下为了自己的私利而盘剥国家的两个阶层。列夫·托尔斯泰，依其对农民的深刻认识，预见到这些“小人物”是不会支持颠覆专制的运动的。1865年，他在日记中指出：“俄罗斯的革命是不会反对沙皇和专制主义的，而是针对土地的所有制。”

虽然有时会采取极度暴力的手段，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农奴更加倾向于使用非暴力的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说谎的艺术在他们那里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如果不想做某些事情，他们就会装傻；如果被识破，他们就会再装出痛悔的样子。“农民于地主面前几乎在所有生活场景都表现出其本性中最阴暗的一面，”尤里·萨马林，一位斯拉夫派的俄国农村问题专家如此写道，“当着主人的面，聪明的农民则装出一副笨拙的样子，不善伪装的农民则不知羞耻地直接对着主人说谎，性格耿直的农民则干脆偷盗主人的财物，而这三类人都称呼主人为‘父亲’。” ㊟ 【Cited in Б. Е. Нольде, Юрий Самарин и его время, Париж, 1926, стр. 69.】 农民这种对待上级的方式与他们对待平级那种诚实和正派的态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虚伪并非农民性格中的主要部分，而是能够用来对抗强势的唯一武器，除此之外别无他选。

其他人的权威，尽管非常严酷，但并不是约束农民和阻碍他们意志的唯一力量。他们还要面对并受制于大自然的“暴政”，以至于小说家格列布·乌斯宾斯基称之为“土地的权力”。土地将农民牢牢地把控在手中，时而给予，时而不予，永远都是那么高深莫测和反复无常。农民急切渴望摆脱它，如同渴望摆脱地主和官僚一样，他们转到城市做买卖、做工匠、打零工或从事其他任何能够使自己脱离田间苦力的工作。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俄国农民热爱自己的土地，那种情感只是上流人士在美妙的夏日时节参观自己的田庄时萌发的浪漫想象。

如果认为，农民受制于其主人的专断意志和较此稍逊一筹的大自然的专断意志，这种制约力量农民自己也不甚理解，且不能左右，那么也就无怪乎他们最美好的愿望就是获得完全的、不承担任何责任的自由。他们称这种理想状态为“沃利亚”(воля)，该词的意思是“随心所欲”。获得“沃利亚”就意味着享有狂欢、畅饮、放火的许可。这完全是一个消极的概念，是对那种自古以来一直压迫农民的力量的报复行为。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文学批判家维萨里昂·别林斯基，比自己的那些贵族出身的朋友更了解农民，当他质疑农民梦想中的“民主俄罗斯”时，直言不讳地谈道：

我们的人民把自由理解为“沃利亚”，而“沃利亚”则意味着胡作非为。被解放的俄罗斯民族不会前往议会，而是会走进小酒馆喝酒、砸玻璃，绞死那些剃了胡须的、穿着欧式长礼服而非粗布农民装的贵族。 ㊟ 【ПисьмокД. И. Ивановуот 7 августа 1837 г [В. Г.] Белинский, Письма, СПб., 1914, 1, стр. 92.】

实际上，最简便的逃避方式是酗酒。《往年纪事》在关于俄国皈依基督教的描述中有这样的解释：基辅的王公们之所以拒绝伊斯兰教是因为伊斯兰教禁酒。传说在穆斯林的使者前来游说争取之时，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言到“罗斯乐于饮酒，生活中不可无酒”(Руси есть веселие пити, не может без него быти)。当然，这是一个杜撰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却将饮酒神圣化为民族嗜好。在16世纪之前，俄罗斯主要饮用蜂蜜酒和果酒，之后，他们从鞑靼人那里学会了酒精蒸馏工艺。到了17世纪中叶，酗酒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以至于尼康牧首及其领导的宗教改革派曾尝试强制推行全面禁酒。俄罗斯人饮用伏特加是没有规律的，量也不大，在禁欲期间和纵酒之时是不同的。一旦农民前往小酒馆，即名为“卡巴克”(кабак)的由政府颁发许可的销售酒类饮品、不卖食品的商店，往往会快速地喝上几杯伏特加，为的是尽快地达到醉酒状态。就像俗语说的那样，真正的纵酒需要三日：一日喝，二日醉，三日醒。复活节是纵酒的高峰期。此时的俄国乡村，在度过了漫长冬日之后即将进入艰苦的农作时节，却醉倒在酒精的氛围之中。与酗酒做斗争总是会遇到种种障碍，因为政府要从酒类饮品的销售收入中抽取很大的份额，系酒类消费中的既得利益者。在19世纪末，酒类消费收入是帝国预算中最大的一项财政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