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农民心态的若干特征

旧制度下的俄国农民，有着像列维—布留尔这类老一代人类学家所谓的“原始意识”，其最突出的特质就是不能抽象地思考。农民只会思考具体的问题和个人个案的问题。例如，农民很难理解“距离”的概念，除非将距离换算成俄国的长度单位“俄里”，因为他们只能想象出用俄里表示的长度。对时间概念的理解也是一样，必须要把时间和特定的活动联系起来他们才能够理解。“国家”“社会”“民族”“经济”“农业”，所有这些概念只有在与农民所熟知的人或他们所从事过的活动联系起来，才能被他们所理解。

这种特质解释了俄国农民的可爱之处。他们在与他人接触时，不带有民族、宗教或任何其他偏见。他们对陌生人表现出自发的善意，关于这一点有无数的证明。农民会对那些前往西伯利亚途中的被流放者给予非常慷慨的馈赠，不是对他们被流放的原因表达同情，而是认为被流放至西伯利亚本身是非常不幸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曾来此征服和杀戮的纳粹士兵成为俘虏后也同样会受到类似的善待。那些激进的鼓动者在试图煽动农民进行“阶级斗争”时为何遇到相当大的阻力，原因就在于这种非抽象的、本能的人的礼貌。在1905年和1917年的革命期间，农村的暴动直接针对特定的目标：向某个地主寻仇，夺取觊觎已久的土地，砍伐一片森林。农民的目的并非颠覆整个“制度”，因为他们对“制度”的存在并没有认知。

但农民思想意识中的这种特质也有其不利的一面。在抽象的概念中，农民所不能理解的还有法律。他们往往将法律和习俗或常识相混淆。正当的法律程序不为他们所理解。由村社强制推行的俄罗斯习惯法，将被告的认罪供词作为最可靠的证据。19世纪60年代建立的村社法庭，旨在处理各类民事纠纷并由农民自行管理。在大多数情况下，供词是提交法庭的唯一证据。 ㊟ 【С. В. Пахман, Обычное гражданское право в России, СПб., 1877, I, стр. 410–12.】 农民同样很难理解“财产”的概念，常常将财产的使用权与所有权相混淆。在农民看来，不居住在自己土地上的地主对土地及其产物就没有合法的所有权。农民会很乐意占有某件物品，如果他们认为这件物品的合法所有人并不需要这件物品（例如地主森林中的木柴），但同时他们对其他农民的土地、牲口和农具表现出非常敏锐的所有者意识，因为这些物品都是谋生所必备的。在1864年的司法改革中所出现的律师职业群体，被农民们视为又一类腐败官员，否则的话律师帮助他人解决官司上的麻烦为什么要收钱呢？农民对各种手续与法律诉讼程序不耐烦，也根本无法理解抽象的法律文本和政府的各种规章制度。因此，除了威权政治或无政府主义，俄国农民根本无法适应任何其他类型的政治制度。

俄国农民与其他传统社会居民的相似之处在于：个人身份认同感微弱。个人的喜好与憎恶、个人的功利心与自我意识常常消融于家庭与村社之中——不管怎样，直到有机会获取大笔钱财之时，贪婪的本能才会从最为愚钝的外表下浮现出来。米尔——村社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世界”。村社制约着农民们反社会的神经，因为集体高于个人。霍米亚科夫曾说过：“单独挑出一个俄罗斯人是进不了天堂的，但如果是整村的人就不能不放行了。” ㊟ 【CIted in Н. Л. Бродский, ред., Ранние славянофилы, М., 1910, стр. LIII.】 但是，将农村居民捆绑于一体并使其发生社会化的纽带却具有十分个人化的特性。俄国农民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好比是隔着非常模糊的毛玻璃，在他们的印象中，外面的世界是遥远的、异质的、与他们毫不相干的。这个世界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广阔而神圣的东正教世界，另一个是异族的世界，分为东方人(басурман)和西方人(немцы) ㊟ 【“басурман”一词在俄语中的本义并非“东方人”，而是指异教徒，且多指伊斯兰教徒；“немцы”在俄语中亦非指“西方人”，原意为异国人，主要是指古代日耳曼人。——译者注】 。如果当时住在俄罗斯的外国居民的话可信，那么许多俄国农民直到19世纪都不知道也不相信，世界上除了他们自己的国家和君主之外还有其他的国家和君主存在。

农民对自己的平级与上级之间的差异表现得非常敏感。他们对任何非权贵中人都以“兄弟”(брат)相称，而对权贵中人则敬称以“父亲”(отец)，或者使用更加亲切的表示父亲的称呼语“батюшка”。令人惊讶的是，俄国农民对待与自己地位等同的人也非常讲究礼节。来到俄国的旅行者对农民在相互打招呼时，以鞠躬或者轻微提帽表达敬意，这种彬彬有礼的举止感到惊讶。其中一人有言：在礼貌举止方面，俄国农民绝不输于漫步在意大利大街 ㊟ 【此处的“意大利大街”是指巴黎市内一条著名的大街，系巴黎四大名街之一。——译者注】 上的巴黎人。在地位高于自己的人面前，他们则会叩拜（继承了蒙古人的习惯）或者深深地鞠躬。外国人也常常评论俄国农民喜好欢乐气氛、乐于载歌载舞以及待人和善的性情，即便在醉酒的时候也很少发生斗殴。

但是，当人们看完这些描述后，转而再去了解农民的谚语和俗话时，会惊奇地发现，里面既找不到智慧也找不到善心。他们的谚语和俗语反映了粗鲁的玩世不恭和社会意识的完全缺失。这些谚语和俗语的伦理道德粗暴而简单：操心自己，别管他人。例如谚语：“别人的眼泪是水。”19世纪70年代，社会革命派在“到人民中去”的运动中唤醒了农民对社会不公的愤怒之情。然而，令他们极为沮丧的是，面对如此的剥削，农民竟然认为没有什么不对的；他们只是想要从被剥削者变成剥削者。一位与农民一同工作多年的著名农业专家忧伤地总结道，每个俄国农民从内心里都是“古拉克”(кулак)，即农村中的投机者和放高利贷者：

成为古拉克的梦想笼罩着整个农民阶层。每个农民都以成为能够吞食鲤鱼的梭子鱼而骄傲。如果条件允许，每一个农民都会以最典型的方式剥削任何人。无论农民还是贵族，只要成为他的目标，就会被榨出血以满足他的需要。 ㊟ 【A. N. Engelgardt, Из деревни: 12 писем, Cited in R.Wortman, The Crisis of Russian Populism (Cambridge, 1967), p. 58.】

因此，马克西姆·高尔基对此如是说：

在我年轻的时候［在19世纪80至90年代］，我非常努力地在俄国的各个村庄中寻找［寻找那心地善良、有思想的农民，寻找那孜孜不倦地探寻真理与正义的人，这些都是被19世纪俄罗斯文学如此令人信服、如此美丽地描绘给世人的内容］，可是我没有找到。我在农村中发现的是冷酷的现实主义者和圆滑世故者——在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他们会把自己完美地装扮成一个忠厚老实之人……他们知道，“农民不愚，但世界很笨”，以及“世界强如水，但却笨如猪”。他们常说“可怕的是人，不是鬼”“打自己人，别人就会怕你”。他们对真理的看法相当不屑：“真理不能当饭吃”“只要能得到足够的吃的，说谎又何妨呢”“诚实的人，如同傻瓜，而且有害”。 ㊟ 【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 О русском крестьянстве, Берлин, 1922, стр. 23.】

考虑到高尔基所探究的是19世纪末的俄国农村状况，这一时期农民是在经济困境的重压下才沦丧了道德，况且我们知道，是农奴制的废除使得俄国农民的问题变得复杂化。然而，即便如此，事实仍然是：俄国农民在废除农奴制之前所表现出的许多特质也如高尔基所描述的那样。格里戈罗维奇于19世纪40年代创作的有关农村题材的小说以及1862年出版的达里农民谚语集，这些作品无论从何种角度看，所展现的都是令人反感的画面。

要解决两种形象之间的矛盾，只有一种可能的方案，即：假设农民对那些与之有着人际交往关系的人和那些与之有着可以说是“功能性”关系的人，态度是十分不同的。那些眼泪不值钱的、愚蠢的以及可以成为欺骗和挨揍对象的“其他人”，都处于他们家庭、村庄或是个人接触之外。但是，因为正是这些“其他人”构成了“社会”与“国家”，所以在19至20世纪间，农民的小世界与外面的大世界之间的藩篱被打破，农民陷入了完全的茫然之中而不知所措。他们没有做好准备去适应非人情式的人际关系，当被迫接受时，他们性格中最糟糕、最贪婪的特征就立刻表露无遗了。

在宗教生活中，农民表现出极大的外在奉献精神。他们总是频繁地在自己胸前画十字架，定期参加教会的服务，遵守斋戒。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一个信念：严守教会的清规戒律——斋戒、圣礼、画十字架——可以拯救自己的灵魂。但是，农民似乎对宗教的精神意义或宗教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理解甚少。他们不了解圣经，甚至不知道主祷文。他们对待乡村神甫非常鄙视。他们对基督教的追求总的来看是肤浅的，主要目的是借助清规戒律帮他们获得进入天堂的资格。别林斯基在给果戈理的那封著名的公开信中所做的判断很难被人驳倒：

按照您的观点，俄罗斯人是世界上最信奉宗教的民族。这是谎言！宗教性的基础是对上帝虔诚和敬畏，而俄罗斯人在口中呼出上帝名字的时候，还在给自己身上的某个位置搔痒。关于圣像，他们则说：“如果不适用于祈祷的话，就当作锅盖。”仔细看看吧，你会发现他们本质上是一群彻底的无神论者。他们保留了大量的迷信思想，却没有一丝对宗教虔诚的痕迹。迷信思想随着文明的发展与进步而消失，宗教信仰则常伴其左右；在这方面法国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即使在今天的法国，在受过教育的、文明的人群当中仍然有许多虔诚的天主教徒，同时也有不少人排斥基督教，顽固地膜拜某个神仙。俄罗斯人则不同，他们的本性中根本没有对神秘主义的追求，有的是太多的普通情感，过于清晰和积极的心智，也许其未来广阔的历史命运就在于此。对宗教的笃信甚至都没有根植于神职人员当中，因为个别孤立的、特殊的，以冷静的禁欲主义的沉思而出名的苦修者根本证明不了什么。但是，我们大部分的神职人员总是因他们的大肚子、故弄玄虚以及野蛮无知而出名。指责他们对宗教褊狭和狂热，难免有失偏颇，相反在信仰问题上，他们具有示范作用的冷漠态度倒是可以受夸奖。我们中的宗教虔诚仅出现在分裂教派中，他们在精神上与普通民众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但是在数量上则是微乎其微。 ㊟ 【Ralph E. Matlaw, ed., Belinsky, Chernyshevsky, and Dobrolyubov: Selected Criticism (New York, 1962), pp. 86–7.】

共产党政权轻而易举地就将俄罗斯中心地区的基督教势力根除，并以自己的信仰取而代之，证明了俄国民众对东正教的信仰是多么肤浅。而在天主教、穆斯林和其他宗教地区这一过程则困难得多。

宿命论才是俄国农民真正信仰的宗教。他们很少会将任何事，尤其是不幸的事归咎于自己的意志力。即使问题很显然是出在他们自己身上，他们也会认为是“上帝的旨意”，例如因粗心大意而造成了火灾或者牲畜死亡。俄语中的谚语充满了宿命论的情绪。在19世纪末，当俄国农民开始接触到圣经的时候，他们首先学会的是强调谦卑和被动接受自己命运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