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世纪之交的农业危机

在所有的自然力中，最具破坏性的是人口的突然爆发性增长；它波及的不仅仅是曾经的农奴，还包括所有靠土地谋生的人口。1858年，俄国有6800万人口，1897年升至1.25亿。俄国19世纪下半叶的人口年复合增长率为1.8%，而同期西南欧的数字是0.4%—0.5%，西北欧为0.7%—1.1%。绝大多数新增人口自然而然是来自欧陆俄罗斯的农村地区，在1858—1897年间，那里的人口增长了大约50%，但是生存资源并没有出现相应的增长，因为农业产量仍然低得可怜。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俄国，1俄亩（约为2.7英亩）土地（耕地与草场）的平均净收入为3.77卢布，尚不足当时的2美元。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莫斯科省平均每俄亩土地的净收入为5.29卢布，农民人均持有7.5俄亩土地（大约20英亩），年净收入不足40卢布，合4英镑（20美元）。如果将农民的劳动核算为工资，加上其他额外收入，最乐观的估计，在19世纪90年代莫斯科地区一个农民家庭的净收入为130—190卢布（折合为当时的英国货币，相当于13—20镑），这显然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的。 ㊟ 【George Pavlovsky, Agricultural Russia on the Еvе of the Revolution (London, 1930), pp. 92, 94.】 尽管沙皇政府的财政收入大部分来自农村，但它还是将仅有的可用于改善农业生产的资本投在了铁路和重工业上。

过于沉重的税收负担、社会和经济障碍以及失控的人口增长，这些因素的叠加效应致使俄国农民愈加难以靠农业养活自己。据估计，在1900年，农业收入仅能弥补农民1/4至一半的生活所需，余下的缺口只能靠其他方式去填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去给地主或富农当雇工，或者去租种土地，从土地收益中获得分成，或通过各种其他劳动获得回报；在后一种情况下，农民实际上已经退回了半农奴的状态。1905年，欧陆俄罗斯部分的农民全部（主要是以村社的方式）持有1.6亿俄亩土地，此外还租种着2000万—2500万俄亩土地，另有4000万—4500万俄亩可耕土地在非农人口手中。（国家和皇室另外拥有1.53亿俄亩土地，但是这部分土地几乎全部是森林和不适宜耕种的土地，耕地大部分租给了农民。）但是，农民手中的耕地数量仍然不够用。农民们知道，除了耕种更多的土地，没有其他的办法能够增加自己的粮食来源，并且根本没有足够的无主土地来供养如此快速增长的人口。农民们相信，一场全国范围内的“黑色重分”一定会到来，这种想法加剧了他们的困境，他们因此而常常拒绝购买以优惠条件提供给他们的土地。一些农民宁愿一直将土地耕种到地力耗尽也不愿去购买那些稍后就会免费给予他们的土地。

北方的农民还遭受着额外的不幸。传统上，他们从家庭手工业获得了很大一部分额外收入。随着现代机械工业的发展，这一收入来源逐渐枯竭。家庭作坊经过漫长的冬季生产出来的粗布、鞋子、器皿、日用五金，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价格上都无法与机器制造出来的产品相竞争。由此，正当农民急需额外收入之时，他们却被现代工业竞争所剥夺了。

最后，随着复合型家庭的瓦解，农村的危机在这一社会自然发展的进程中进一步加剧。当地主和官僚凌驾于农民之上的权威刚刚被解除，农民便急于划分家庭财产，开始分户独立生活。从农业生产率的角度看，这无疑是一个倒退。很显然，农民们明白这一道理，但是他们依旧不愿与自己的父母和亲属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更不愿与他们一同劳作。家长的权威也逐渐弱化，这意味着农村中重要的稳定局面的力量也在随之弱化。

显而易见，要解决俄国农业危机绝非易事，因其出现在19世纪末期。正如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问题的关键不仅仅是土地短缺；把土地从地主和国家那里转交给农民也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整个农业经济已经被相互关联的羁绊因素所交织缠绕。经济上的危机增强了农民的无政府主义倾向。18世纪末外国人眼中快乐、和善的“小人物”，在1900年前后的旅行家眼中则变成了阴郁而不友好的形象。

这种不好的情绪加剧了农民对外部世界本能的敌意，并在20世纪初造就了暴力的温床。农村的暴动情绪，只需要一些弱化国家权威的外在迹象就能点燃。在跨越1904年至1905年的那个冬季，自由派知识分子恰恰提供了这一信号。他们通过解放联盟(Союз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发起了一场呼吁立宪的公开集会。此时，沙皇的军队正在远东前线与日本人作战，无奈之下政府只得拖延时间，却给人造成了政府并不反对建立某种宪政制度的印象。在随之而来的混乱中，官僚阶层以残酷的武力展示代替了让步。1905年1月，在军队朝着向冬宫行进的和平示威的工人游行队伍开枪之后，城市陷入了混乱。被严冬紧锁的农村只能等待解冻之日的到来，一旦冰雪消融，河道化开，农民便立刻揭竿而起，纵火劫掠，抢占他们梦寐以求的地主的土地。在局势得到控制后（1906—1907年），政府开始了迟到的农业改革。“赎金支付”制度被废除。由于对村社未能充当稳定农村局势的力量而感到失望，1906年11月9日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允许农民将他们分散的土地合为一体，并可以不经允许离开村社建立个体农场。村社通过对身份证件的管控来限制农民流动的权力被废止。此时，政府拨出大量钱款帮助农民从人口过剩的黑土带省份向东迁移，进行重新安置。同时，还拨出一部分资金帮助农民向地主购买土地。这些举措所产生的结果确实令人满意。1916年，欧陆俄罗斯部分的个体农民（即那些不使用雇佣劳动力的农民）以私人所有的形式共持有2/3的耕地；包括租赁的土地在内，有将近90%的耕地掌握在农民的手中。此外，他们还拥有90%的牲畜。 ㊟ 【А. Н. Челинцев, Русское сель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перед революцией, 2-ое изд. М., 1928, стр. 10–11.】

1905年的事件赋予了农民从未有过的力量。当1917年2月尼古拉二世突然退位的时候，已经没有可以约束他们的力量了。1917年春，农民再次发起暴动，这一次是要完成第一次革命中的未竟之事。此时，他们的目标不再是土地，而是要砍伐国有和私有森林，收割别人种的粮食，抢占用于出售的储粮，当然，还要再一次劫掠和焚烧地主的庄园。1917年的农民起义主要将矛头对准了大型的、富产的庄园。正是在这场农村革命（由农民组成的军队瓦解也是一个方面）的高潮，列宁及其政党夺取了政权。

最终，俄国君主专制还是毁在了曾经被视为其最坚定的支持者——农民的手中。情势阻止了俄国农村保守阶层的发展，农民潜在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先是拖延了改革，然后影响其向着过于谨慎的方向发展，最终引发了混乱。农民，在德国与法国就好比是稳定社会的锚，而在俄国历史上则从未发挥这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