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土地财富的分散与快速流转

在研究俄国贵族的历史演化时，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俄国缺乏土地所有权的传统。如前所述，在俄国，土地财产与国家成长两者间的关系，与西欧历史上的情况恰恰相反。在西方，有条件的土地占有先于皇权专制而出现；随着民族君主国和中央集权国家的逐渐成熟，有条件的土地占有转变为具有全权的财产。在俄罗斯，具有全权的财产只存在于君主专制尚未形成的时代。当君主专制体制形成后，便即刻开始消灭全权财产，取而代之的是以效力和服务为条件的产权。在从伊凡三世到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三个世纪中，贵族是在皇权的默许下持有土地的。俄罗斯国家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没有遇过到来自地主阶层的强大阻力，这是其历史演进过程中最具本质意义的一个因素。

然而即使贵族阶层不具有土地和农奴这两项财产的明确所有权，他们仍然有能力保障自己坚实的经济基础；毕竟，财产的占有权与所有权之间的界限在现实中并不像法律文本中描述的那么明了。但是这需要特定的条件，而他们不具备这些条件。一切都是在合力迫使贵族依附于君主专制体制，将其注意力从谋求长远利益扭转至满足现实需要上。

从前述有关俄罗斯国家形态的早期状况来看，可以明确，君主专制体制为什么不允许其侍臣阶层扎根农村，而是希望贵族不断流动，不断更换职位和住所。在俄国，国家主权是通过无情地摧毁王公的封地或世袭领地的方式，建立在私有产权的废墟之上的。莫斯科的统治者在使对手臣服于自己后，就开始设法确保无论这些曾经的对手及其子孙，还是其他的波雅尔或是新兴贵族都不能再像领地时代那样掌控某个地区。我们前面讨论过，为了防止地方行政管理者割据一方，莫斯科煞费苦心地采用了两种预防措施：一是不允许侍臣阶层在其拥有田产的地方任职；二是按照每年一次或每年两次的频率进行定期轮岗。普鲁士的那种“原住民权利”(Indigenatsrecht)，即行政官员必须在其任职的地方扎根，才能拥有土地财产，这在俄罗斯是根本不可想象的，而世袭官位在普鲁士则是未有所闻的。西方的王权也同样不愿看到地方权贵雄踞一方，但是在大多数国家都无法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因此他们就将注意力集中在削弱贵族对中央的政治影响力上，并逐渐用官僚制来取代贵族。在俄国，这一问题极受重视。拥有深厚地方根基的贵族是对独裁政治最直接的挑战，而独裁政治则是历史演化进程中形成的沙皇权力的基本要素，它是决不能容忍贵族雄踞一方的。伊凡三世、瓦西里三世和伊凡四世所实施的大规模驱逐行动收到了一劳永逸的实效，以至于实力最强的、拥有数百万英亩土地和成千上万农奴的显贵，从此再也未能掌控俄罗斯的任何一个地区。

莫斯科的统治者们关心的是要确保其侍臣阶层拥有的土地分散化。职官部和掌管土地资源的庄园领地衙门或称领地衙门在给侍臣阶层分配领地时，并不考虑他们的出生地或他们的其他土地财产所在地。如果申请人为自己或后代提出额外的土地要求，则无论分配给其什么样的土地，即便是离家千里之外，他也必须接受。俄国在不断地开疆扩土的过程中，新扩张的疆域对拓殖者敞开了大门，国家鼓励贵族，有时也会用命令的方式要求贵族携家眷和农奴一同迁往新的地方定居。在莫斯科罗斯时期，财产的流转率是非常高的。16世纪，在莫斯科地区，有超过3/4的领地在25年的时间内更换过主人；同一时期，在科洛姆纳有一半的田庄在16年的时间内曾经易主。到了17世纪，在莫斯科公国的中部地区，在大约50年—60年的时间内，仅有1/3的领地还保留在原主手中。 ㊟ 【Alexandre Eck, Le Moyen Age Russe (Paris, 1933), p. 232, and Ю. В. Готье, Замосковный край в XVIII веке, М., 1937, стр. 287.】

土地财产的广泛分布与高流转率一直贯穿着整个帝国时代。叶卡捷琳娜二世与保罗一世的恩赐尽管非常慷慨，但是受益者所得到的土地并不是集中在一个地方的，而是细碎地分散在各个地区，就像16、17世纪的状况一样。如此一来，俄罗斯最大的财富不是大庄园，而是数量众多的分散土地。莫罗佐夫家族因与皇室的关系而成为17世纪中期俄罗斯最富有的大地主，其家族拥有9000户农民，但却分布在19个不同的省份。沃龙佐夫家族于18世纪从帝国赏赐中囤积了大量财富，其所拥有的包括27000名男性农奴的5711个农户居住在70万英亩土地上，但是这些人口与土地分散在16个省份；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俄国最富有的大地主舍列梅捷夫的财产也是同样，18.6万名农奴和270万英亩土地分散在17个省中。 ㊟ 【Jerome Blum, 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 (Princeton, N. J. 1961), p. 215; E. И. Индова, Крепост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в начале XIX века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вотчинного архива Воронцовы,. М.,1955, стр. 27–8; and К. Н. Щепетов, Крепостное право в вотчинах Шереметевых, 1708-1885, М., 1947, стр. 22.】 换言之，和莫斯科公国一样，俄罗斯帝国也不存在西欧式的公爵财产，即大量集中掌控在土地所有者手中的财产，而这种所有权还带来了另外一项副产品：对地方政治的决定性话语权。那个时代的俄罗斯巨头类似于现代社会中的“多元化”投资人，这种投资人同时拥有多家公司股份，但是所持股份的数量并不足以达到控制任何一家公司的水平。中小型土地所有者的状况更是如此。最贫穷的地主，其耕地地段分散在一个或几个村庄里，与别的地主共有。对于在西方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人，很难理解在俄罗斯土地怎么会被分割碎化到如此极致的地步。在俄国，一个居住着400名—500名农民的村庄被30名—40名地主所共有的情况并不少见。据说，在18世纪晚期的俄国，大部分的村庄是被2名或2名以上的地主同时拥有的，独有的情况是极为例外的。 ㊟ 【А. Т. Болотов, cited by Michael Confino, Systèmes agraires et progrès agricole (Paris-TheHague, 1969), pp. 104–5.】 哈克斯特豪森曾经列举过一个特例：一个260名农民居住的村庄，被多达83名地主同时拥有。这种状况很自然地将围场或者其他旨在使农业经济合理化运作的措施拒之门外。

在整个帝国时代，贵族的土地财产一直处于高速率的流转状态，即便是在土地成为他们自己的财产，不用再受制于政府机构的反复无常之后，情况仍然如此。数个世纪以来的传统已变成了惯性。据研究贵族问题的权威史学家罗曼诺维奇—斯拉瓦京斯基估计，在帝俄时代，领地很少在一个家庭中保留超过3代—4代。俄国人在处置自己的土地遗产时所表现出的那种随意，总是令外国人惊讶不已。哈克斯特豪森则断言，在欧洲没有哪个地方像俄罗斯这样如此频繁地易手土地财产。

只需将英格兰、西班牙、奥地利或普鲁士的情况加以比较，就可以理解这种状况背后的含义。土地财产的极度分散和频繁易手使贵族丧失了建立稳固地盘的机会，大大降低了该阶层庞大的集体资源背后潜藏的政治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