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贵族的破落

从绝对财富的角度看，情况同样好不到哪里去。莫罗佐夫家族、沃龙佐夫家族、舍列梅捷夫家族只是极为少数的特例。在俄国，少数最富有的家族总是与其他贵族之间隔着一道鸿沟。一言以蔽之，在1858—1859年间，全国最富有的1400名大地主占地主总数的1.4%，拥有的农奴数量为300万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79000名较为贫穷的地主占地主总数的78%，拥有的农奴数量仅为200万名。绝大多数俄国贵族在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生活在维持生计的水平线上，或者说处于一个与农民没什么两样的水平上。

关于俄罗斯中世纪时期的土地收入，没有什么确切的数据，但是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那时的土地收入非常微薄。如前所述（参见115页），15世纪，诺夫哥罗德有超过3/4的地主负担不起自己的战时装备。据亚历山大·艾克估计，16世纪下半叶，一匹马在俄国值1—3卢布，一名骑兵的武器值1卢布、服装值2卢布；而此时，土地的平均货币收入为5—8卢布。 ㊟ 【Eck, Le Moyen Age, p. 233. Хлебников (Овлиянии, стр. 31–2) 亦有相似的判断。】 换句话说，服役者须负担的军用装备支出几乎等于他全部的收入，使其没有盈余。难怪赫伯斯坦发现，莫斯科的“贵族”竟然去捡他和他使馆的同事丢弃的柠檬皮和甜瓜皮。莫斯科有许多贵族根本没有农奴或者农奴数量很少，以至于缺乏人手帮其耕种土地。这些贵族只得亲自下地干活。他们形成一个群体，称作独院小地主 ㊟ 【独院小地主(однодворец)，沙俄时期低级官吏出身的小土地所有者。——译者注】 ，后来彼得一世对他们征收人头税，并因此将他们与国有农民划为一类。

尽管俄罗斯国家的领土不断扩张，吞并了一些富庶的地区，但是情况并没有得到好转。帝俄时期，大多数贵族都处于贫穷的状态。他们的收入少到无法担负子女的教育或者维持他们渴望的任何与贵族相关的生活方式。一名在1799年前后来到俄罗斯的英国人带着明显的厌恶之情，描述了典型的外省地主形象：

你一天里什么时候都能找到他，光着脖子，留着长胡子，身体裹在羊皮大衣里，吃着生萝卜，喝着格瓦斯，一睡就是半天，另一个半天就用来吼自己的妻子与家人……贵族和农民有着一样的情感、欲望、梦想和满足…… ㊟ 【Е. D. Clarke, Travels in Russia, Tartary and Turkey (Edinburgh, 1839), p.15, cited by M. Confino, ‘A proros de la noblesse russe au XVIII siecle’, Annales, No. 6 (1967), p. 1196.康菲诺的描述体现了大多数俄国贵族的落魄境遇。】

实际上，据1858年的报道，俄国中部的农业省份梁赞，有整1/4的贵族，大约1700户家庭，“与自己的农民共同组建为一个家庭，住在同一个木屋里，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 ㊟ 【‘Записки Сенатора Я. А. Соловьева’, Русская старина, т. XXX, апрель, 1881, стр. 746–7.】

底层贫困的主要原因

如前所述，问题的部分原因出在贵族群体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帝国任何其他社会群体；从人口学的角度看，贵族阶层是帝国中最活跃的一个阶层。在1782—1858年间，贵族的数量增长了4.3倍，而同期国家总人口的数量只增长了2倍，农民数量的增长还略低于这一数字。 ㊟ 【В. М. Кабузан и С. М. Троицкий, ‘Изменення в численности, удельном весе и размещении дворянства в России в 1782–1858 гг.’.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No. 4, 1971, стр. 158.另可参见187页相同来源的统计数据。】 贵族人口的这一增速给土地资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导致俄国精英阶层普遍贫穷。

然而，造成贵族阶层贫困的根本原因还是俄国经济本身的原始性，贵族没有其他可选择的机会，只能过分依赖于土地和农奴劳动力带来的收入。俄国的地主阶层从未建立过“限定继承权”(entail)或“长子继承权”(primogeniture)机制，这两项制度对任何贵族的福祉都至关重要，因为对年轻人来说，失去土地继承份额就意味着失去了收入来源。一个贵族之子，如果被剥夺了继承权，就会变得走投无路，甚至比被驱逐出村社的农民处境还要糟糕。彼得大帝希望壮大其侍臣阶层，并引导他们分赴其改革的各个领域和各项事业中去，于是在1714年颁布了一道法令，要求地主必须将不动产遗赠给一个继承人（不一定是长子）。但是，该法令与俄罗斯的传统和经济现状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冲突以至于不断遭到规避，并于1730年不得不被废止。在遗产继承的问题上，俄罗斯的地主一贯坚持将地产进行或多或少的等额划分，以便在其子之间进行分配。不断的土地分割以及政府的各项政策均成为精英衰落的重要原因。韦谢洛夫斯基以莫斯科公国五大波雅尔家族为例，展示了每一个家族是如何通过遗嘱分割土地而走向四分五裂直至消失的。这些家族的势力非但没有变得更加强大，其第三或第四代的后人中反倒有些实际上已经沦落到为奴的地步。 ㊟ 【С. Б. Веселовский, Феодальное землевладение в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Руси, М.-Л., 1947, I, стр. 165–202.】

如果拿英国贵族——一个在各个方面都与俄国贵族截然相反的阶层做对比，那么上述事实所带来的政治后果就显而易见了。在英格兰，把土地财产牢固地保留在家族手中是贵族始终的关切。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这种关切早在14世纪就有。 ㊟ 【О. A. Holmes, The Estates of the Higher nobility in Fourteenth-Century England (Cambridge, 1957).】 英国在17世纪开始采用“家产析分契约”(strict settlement)制度。这是一种法律上的制度安排，规定了土地财产的所有者仅在其有生之年享有所有权。这种制度大大加强了英国贵族对土地的掌控。根据该制度，土地的所有者只能在其活着的时候才可以出让土地财产。据估计，至18世纪，英格兰有一半的地方都采用这种法律制度，其结果是这些地区的土地始终保留在原有贵族的名下，并阻止了土地落入那些暴富的新贵(nouveaux riches)手中。当然，这种土地继承制度之所以具有可行性，也是因为在英格兰，除了农业之外还有足够多其他的谋生机会。数个世纪以来，富裕的英国贵族持续扩张和稳步积累自己的土地财产，导致了土地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据估计，在1790年，约1.4万户—2.5万户贵族家庭拥有英格兰和威尔士70%—85%的耕地。 ㊟ 【О. Е. Mingay, English Landed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Toronto 1963), p. 26.】 在这一群体中，即便是财产数量最少的贵族，其收入也足以维持体面的绅士生活。

农奴分布状况的统计

在西欧其他国家，贵族的经济状况或许不及英格兰那么辉煌，但是西方国家普遍应用的限定继承权和长子继承权这两种遗产继承规则，至少保障了拥有土地的富裕家族坚实的经济基础。这种土地财富与行政职能的融合使西方贵族有能力制衡形式最极端的绝对主义皇权。

以下统计数据显示，俄国的状况与西方截然相反。土地非但不能积累，反倒被割裂成为碎块，结果是绝大多数贵族缺乏经济上的独立性，无法维持地主阶层的生活方式。

1858—1859年，俄国有包括女性在内的约100万贵族。其中，非世袭贵族的数量略多于总数的1/3，这部分贵族被法律禁止拥有农奴（参见178页）。包括女性在内的世袭贵族数量估计为61万， ㊟ 【А. Романович-Славатинский, Дворянство в России, 2-е изд., Киев, 1912, стр 535.】 其中有32.3万，即多于一半是俄、普、奥三次瓜分波兰后被纳入俄国治下的波兰贵族，这部分人暂且忽略，因为他们的政治诉求是恢复波兰的独立地位，而非改革俄国的内部治理体系。此外，还有突厥鞑靼人、格鲁吉亚人、日耳曼人和其他非俄罗斯族的贵族也不做考量。除此之外，剩余大约27.4万俄罗斯男女世袭贵族，分布在37个省。 ㊟ 【这37个省分别是：阿尔汉格尔、阿斯特拉罕、弗拉基米尔、沃洛格达、沃罗涅日、维亚特卡、顿河区、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喀山、卡卢加、科斯特罗马、库尔斯克、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诺夫哥罗德、奥洛涅茨、奥伦堡、奥廖尔、奔萨、彼尔姆、波尔塔瓦、普斯科夫、梁赞、萨马拉、彼得堡、萨拉托夫、辛比尔斯克、斯摩棱斯克、塔夫利、坦波夫、特维尔、图拉、乌法、哈尔科夫、赫尔松、切尔尼戈夫、雅罗斯拉夫尔。——原文注】 根据1897年的普查数据，该群体中的男女比例为48∶52，男性数量为13.1万人。

根据1858—1859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在这37个省中，男女农奴主数量约为90000名。遗憾的是，男性与女性农奴主的比例我们不得而知。但如果我们假设该比例为2∶1的话，男性为2，女性为1，则有6万名男性世袭贵族拥有土地；如果将男女比例假设为1∶1的话，则男性农奴主的数量降为4.5万名；在第一种假设的情况下，每2名男性贵族中有1人拥有附带农奴劳动力的土地（13.1万人中有6万人），在第二种假设的情况下，则每3名男性贵族中才有一人拥有附带农奴的土地（13.1万人中有4.5万人）。

没有农奴的世袭贵族占其总数的2/3，即27.4万中的18.4万人，对这部分贵族我们暂且不论，我们主要考察拥有农奴（以下简称“拥奴” ㊟ 【原文中“拥有农奴（的）”的英文表述是“serf-ownership”和“serf-owning”，鉴于“蓄奴”(slave-holding)一词虽意义相近，但常指美国的奴隶制度，为避免混淆和译述简洁，译者在此使用“拥奴”一词来简称“拥有农奴”。——译者注】 ）的贵族的状况。在帝俄时代，拥有100名农奴被认为是贵族具备“乡绅”地位的最低标准。这一标准在18世纪就已经得到尼古拉一世政府的官方认可，在1831年的一项法令中规定，只有拥奴数量在100人及以上者才能获得在贵族大会中的直接选举权。根据这一标准，拥有男性农奴数量低于100人者根据实际情况被定为不同级别的贫困；而那些拥奴数量高于100人的贵族也根据实际拥奴数量被分为中等富裕的“乡绅”（拥奴数量在100—1000人之间）和杰出的“领主”（超过1000人）。借助这一标准，我们来看一下帝俄时代贵族拥奴情况的分布：

表1 欧陆俄罗斯男女拥奴地主 ㊟ 【1777年的数据来自В. И. Семевский, Крестьяне в царствование Императрицы Екатерины II, СПб.. 1903, 1, стр. 32，1858年至1859年的数据基于А.Тройницкий, Крепостное насел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по 10-ой народной переписи, СПб 1861 таб.Д, стр. 45。表中所列出的农奴主总数为87269个，系37个省的观测数据。此外另有3000名左右的贵族拥有农奴（人均拥有3名农奴），但是没有土地。】

以上统计数据表明：在废除农奴制前夕，有近4/5的俄国男女贵族能够拥有农奴，但同时他们拥奴的数量却不足够令其依靠土地收入维持在官方看来与其社会地位相称的生活。或者，换句话说，在1858—1859年间，在大俄罗斯的37个省里，仅有18503名俄罗斯贵族能够从其田产上获得足够的收入来享有经济上的独立性。能够依靠强制劳役或代役租维持贵族生活的一直都是极少数。尼古拉一世的1831年法令将贵族大会中的直接选举权限制在拥奴数量在100人及以上的贵族范围内，这实际上造成了全国拥有选举权的选民数量降至21916人，接近于表1中列出的1858—1859年间37省乡绅与领主数量之和18503人。 ㊟ 【Романович-Славатинсккй, Дворянство, стр. 572.】 使这组数据更具说服力的是，拥奴数量低于20人的贵族共38173人，这些贵族人均拥有男性农奴的数量仅为7人；而1777年的数据则表明，在贵族的“黄金时代”——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如果与1858—1859年的情况有区别的话，那么区别就是：情况更加糟糕。所有这些事实都应该作为一个提醒，即不要将俄罗斯的贵族视为一个在贫穷和落后的社会中恣意挥霍的奢靡阶层。《战争与和平》中塑造的罗斯托夫家族、别祖霍夫家族、鲍尔康斯基家族并不具有典型性：他们只是帝国中那1400个领主组成的高级俱乐部中的成员，而在这个帝国中，声称具备某种“高贵”地位的人竟有百万之多。

在废除农奴制之前，俄国贵族几乎拥有帝国中所有私人持有的耕地，并从中获取了大部分收入，因此俄国贵族的确是地主阶层，但是尽管这样，它仍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土地贵族。他们中98%的人要么不拥有农奴，要么拥有的农奴数量少到不足以为他们提供能够维持体面生活的劳动力或地租。这些人，如果没有愿意资助他们的亲戚或靠山，就只得依赖皇室的慷慨赠予。即使是在1762年和1785年两次获得自由之后，贵族仍然离不开君主的恩赐；因为他们只能依靠担任公职、田产和农奴来维持其生存。在这个庞大的阶层中，其成员与其说是土地贵族，不如说是现代社会中那种将部分积蓄投入工业股份中而成为资产阶级企业家的薪金雇员。即便是那2%拥有足够土地，能为其提供足够收入的贵族，也不像是真正的土地贵族。如前所述，土地的分散和频繁易手阻碍了地方依附关系的构建，而坚实的地方依附关系恰恰是贵族精神的本质。对于俄国贵族来说，土地仅仅是谋生方式，而非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