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法团制度和法团精神的缺失

对贵族的政治状况产生强烈消极影响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俄罗斯缺乏法团制度和法团精神。

关于莫斯科公国的君主专制及其对侍臣阶层的态度已经有过详细论述，无须再去解释为何其从未对某个群体颁布过特许状。但是，沙皇们在坚持其君主制的世袭权力上则更进一步，利用一切可用的手段羞辱任何有可能凭借祖先、职位或财富而倾向于变得妄自尊大的人。他们惯于将自己的侍臣称为奴隶。莫斯科公国的礼仪规定，每一位波雅尔和贵族，甚至是血统家族的后代都要使用固定的模式称呼君主：“我，某某人，（用名字的指小形式，例如：伊万什卡），您的奴隶。”这种称呼方式被彼得一世废止；但是在他之后以及整个18世纪，各种大大小小的贵族在称呼君主时仍然惯于蔑称自己为“奴隶”，只不过用的是另外一个词(раб)而已。

肉体上的刑罚不加区分地适用于贵族和平民。对一个波雅尔或者一个将军执行的鞭刑与对一个最为卑贱的农奴是一样的。彼得一世尤其喜欢用殴打同僚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悦之情。直到1785年，俄国上层阶级才根据贵族特许状中的条款获得免于肉体刑罚的权利。

贵族的身份地位一直都是摇摆不定的。即使在18世纪，贵族的财产达到顶峰之时，侍臣仍然可以被即刻贬为庶民，并且没有上诉的权利。在彼得一世统治时期，不接受教育或对人口普查员瞒报农奴数量的贵族会被革除身份。一名登记为文官的贵族，在经过了5年的试用期后，被认为不适合行政工作，后来被作为一名普通士兵派往军队。19世纪，由于大量平民和外国人的涌入而使得贵族阶层数量急剧膨胀，政府时而会采取一些“清洗”措施。例如，在19世纪40年代，尼古拉一世下令将64000名此前被赋予俄国贵族地位的波兰贵族降为庶民。在这位沙皇的治下，剥夺贵族地位是对政治过错或其他过错的最普通的惩罚方式。

按门第授官的制度，表面看来似乎反映了法团主义精神。但是经过长期的运行，该制度实际上严重损害了上层阶级相对于专制体制的集体地位。按门第授官的制度迫使皇权在做出安排时，要考量波雅尔的愿望。然而，宗族之间、家族内部的错综复杂的门第排序因素最终导致了波雅尔内部的竞争加剧。波雅尔之间无休止地相互投诉使得他们根本不可能形成合力与皇权抗衡。门第制度仅从表面上看是波雅尔控制国家的工具，其实它的实际结果是消除了莫斯科公国上层阶级内部团结一致的可能性。

专制体制从来不允许波雅尔和贵族形成紧密的团体，坚持让侍臣阶层的职位对来自下层和国外的人开放。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已经讨论过，在莫斯科公国晚期普通贵族被赋予波雅尔阶层的特权所带来的影响。官阶表不过是对这一传统的延续，和以前相比不同的是强调了功绩而非血统。平民通过职位晋升而得以进入贵族阶层使得那些通过继承权而享有贵族头衔的人大为不快。18世纪中叶，由历史学家米哈伊尔·谢尔巴托夫公爵领导的一些贵族政论家曾经力图阻止君主将平民提升为贵族，但是无济于事。尽管叶卡捷琳娜较为同情贵族阶层的利益，但是她亦拒绝将该阶层变成一个封闭的阶层，因此，并未终止新人的流入。

除了平民之外，贵族队伍的另一重要新人来源是外国贵族。俄国专制体制通常乐于接纳想来俄国政府任职的外国人。在16世纪和17世纪，大量鞑靼人皈依东正教并进入俄国贵族行列。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乌克兰哥萨克的“长老”、波罗的海的男爵、波兰的贵族以及高加索的王公都被赋予了贵族特权。一直以来，经政府允许或是受其邀请来到俄国的日耳曼人、苏格兰人、法兰西人以及其他西欧人都被列入了贵族行列。结果造成贵族中俄罗斯族人口一直保持着相对较小的比例。一位历史学家分析了915个侍臣宗族，主要是以17世纪末职官部登记的花名册为史料来源，发现了以下民族构成比例：留里克家族的后代，即诺曼血统占18.3%，波兰和立陶宛后裔占24.3%，西欧其他民族占25.0%，鞑靼人和其他东方民族的后裔占17.0%；另有10.5%未知；而大俄罗斯族仅占4.6%。 ㊟ 【Н. Загоскин, Очерки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и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служилого сословия в допетровской Руси. Казань, 1875, стр. 177–9.】 如果把留里克后裔和所有“未知”的部分都算作大俄罗斯族，依然能从这些计算中得出结论：在莫斯科公国最后的几十年里，有超过2/3的沙皇侍臣都具有外族家世。18世纪，随着俄国领土的扩张与封立贵族程序的规范化，侍臣阶层中的外国人比例得到了进一步的增长。尽管由于帝俄时代的社会风尚促使人们将祖先追溯至外国，以致有效的统计数据无疑向着有利于非俄罗斯族的方向被夸大了，但是侍臣阶层中的非俄罗斯族比例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都是很高的。现代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帝国时代（1700—1917年），文职侍臣中的高级职位者累计有2867名，其中有1079名或者说总数的37.6%属于外族，大部分源自西欧，以日耳曼人为主；到了19世纪中叶，在俄国中央行政机构的高级官员中路德派占到了15%。 ㊟ 【Eric Amburger, Geschichte der Behördenorganisalion Russlands von Peter dem Grossen bis 1917 (Leiden, 1966), p. 517; Walter M. Pintner, Slavic Review, Vol. 29, No. 3 (September 1970), p. 438.】 没有哪个国家像俄国这般，贵族阶层对于外族如此开放，而缺乏深厚的本土根基。

贵族头衔的微不足道成为阻碍贵族转变为一个法团共同体的最后的、但却尤其重要的一个因素。就如同波雅尔或者贵族所有的子嗣继承了相等份额的土地遗产一样，如果其父是一个王公，那么他们也可以继承其父的王公头衔。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俄国王公家族数量的增大；由于大多数王公较为贫穷，头衔几乎带不来任何威望或是权力。在沙俄帝国游历的英国人发现这个异类的国度中有诸多奇怪的事情，其中最让人惊讶的是：他们以礼相待的公爵并不像是他们一贯认为的西方式的“贵族”，有时甚至是一贫如洗的穷人。这些人在服役中获得的唯一有分量的头衔，即军衔或官阶，不是继承而来的，而是政府恩赐的。对精英群体的等级划分是以国家功能而非社会起源为标准的，这种等级划分方式作为世袭体制的一个重要因素，不仅经历了莫斯科公国时代，在帝国时代更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在这种状况下，将西方的贵族体制移植到俄国的善意尝试，注定以失败而告终。叶卡捷琳娜二世就曾在这方面做过试探性的尝试。她在1785年贵族特许状中设立的贵族大会，成为俄国首个赋予社会群体的法团组织（同时设立的还有城市法团）。叶卡捷琳娜的初衷是希望让那些刚刚获得解放的贵族有事可做，并顺便辅助地方政府履行行政管理职能。但是贵族大会的活动规则被设置了太多的限制，其成员无论如何都极不情愿参与公共活动，以至于贵族大会从不会超出一个无害的社会集会的范畴。他们的行政功能完全被官僚机构所代行，官僚机构在各省的代表确保了贵族大会不会超出其原本就被限定得很窄的权限。斯佩兰斯基曾经是亚历山大一世的首席顾问，他曾经幻想将俄国贵族阶层转变为某种类似于英国贵族爵位的形式，然而贵族对大会给予他们的机会持完全漠视的态度，这使斯佩兰斯基因此而陷入了彻底的绝望之中。他曾在1818年抱怨道：“贵族们纷纷回避大会选举，很快就有必要动用宪兵把他们召集起来，以强迫其行使自己的权利。” ㊟ 【М. М. Сперанский, ‘Письма Сперанского к А. А. Столыпину’, Русский архив, 1869, VII, No. 9, стр. 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