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政治上的无力

上述事实有助于解释一个明显的悖论，即一个社会阶层，在1800年之前，它设法掌握了该国大部分的生产性财富（不仅是土地，而且正如下一章将指出的，还有不少工业产业），并获得了从未扩及其他群体的个人权利和身份特权，但是却没有将其优势转化为政治权力。尽管贵族作为一个集体变得比以前富裕，但是超过九成的个体仍然是贫困的。这些人在经济上仍然严重依赖皇权。即使是少数富裕的贵族也无法强化其影响力，因为他们的财产过于分散，并被无休止地分割，根本没有机会与地方政权相融合，无助于建立稳固的地方根基。对失去农奴劳动力的恐惧则进一步遏制了他们的政治参与。1785年之前法团制度及其精神的缺失阻碍了贵族群体的契合。因此，贵族阶层在18世纪所获得的一系列权利：免除强制性国家服役、权利特许状以及土地财产的完全所有权，这些法权上的收获并未给他们带来政治上的收获，尽管使上层阶级的生活条件得以改善，但依旧没能让他们靠近权力的本源。

在俄罗斯历史上，侍臣阶层在反抗君主专制体制、制约其绝对权力方面仅有过三次具有实际意义的尝试，每次间隔一个世纪。第一次出现在混乱时期，一些波雅尔与波兰王室达成协议，将俄罗斯的王位授予波兰国王之子，条件是其行使皇权时须受到特定的限制。协议虽然达成，但是没过多久就随着波兰人被赶出俄罗斯而终止。罗曼诺夫王朝在1613年执掌大权之时，没有被要求遵守任何限制条件。第二次尝试是在1730年王位过渡期，最高枢密院的一些高官显贵，其中包括古老的王公宗族戈利岑、多尔戈鲁基家族的后裔，要求未来的女皇安娜签署一系列“条件”，这些条件对沙皇在处置国家财政收入、提拔官员以及执行对外政策方面的权力做出了严格的限制。安娜虽然签署了这些“条件”，但是在其登基后，在一些地方贵族的怂恿下，安娜很快便抛弃了这些限制其权力的“条件”并恢复了无限的专制权威。最后一次尝试是在1825年12月，一些出身于显贵家庭的军官试图发动一场宫廷政变，他们的目的是废除专制制度，以君主立宪制或共和制取而代之。政变即刻遭到了镇压，以失败而告终。

上述三次尝试具备一些共同的特征。每一次都是在上层精英（即把自己类比为西方贵族的“有血统来历的”宗族后裔或富裕的新贵）的领导下发起的。他们的行动完全靠一己之力，未能得到地方贵族的任何支持。地方贵族对所有试图立宪的举措都极不信任，他们认为这不是为了共同利益，而是一种巧妙的伪装，目的是要建立一种寡头政体。作为身处下层的普通贵族，由于要依赖于国家以谋求工作职位和土地财产，他们非常担心国家落入大地主家族的掌控之下，他们认为大地主会利用权力将他们的财富据为己有。在1730年，俄国宪政发展进程中极为重要的时刻，对皇权施加限制“条件”的提议遭到地方贵族的反对，其代言人声明了如下担忧：“谁能保证，随着时间的推移，单一君主被取代后，不会出现像最高枢密院里的成员那样多的暴君呢，而谁又能保证他们的压迫政策不会进一步加重对我们的奴役呢？” ㊟ 【Д. А. Корсаков, Воцарение Императрицы Анны Иоанновны, Казань., 1880, стр. 93.】 普通贵族大众的政治哲学与农民的并非完全不同；两者都是宁要专制也不要宪政，认为宪政的背后是私人集团为了给自己牟利而进行的操控。如此一来，失去了来自下层的支持，上层精英的政治宏图根本没有成功的机会。

三次宪政尝试的第二个共性是，每次尝试都是“破釜沉舟”式的宫廷政变，而没有耐心渐进的、积少成多的政治努力。俄罗斯的宪政变革总是命悬于戏剧性的赌博。然而从历史经验来看，这并不是社会通常从国家手中成功夺取权力的方式。

统治阶层从来不认为贵族的政治野心有多值得恐惧。也许统治阶层对贵族不能很好地帮助他们治理国家而感到失望，无论是否情愿都不得不持续培育官僚体系以取代拥地阶层在整个政权中的支柱作用。尼古拉一世虽因贵族精英参与十二月党人起义而不再信任他们，但是并不惧怕他们。对此，帕维尔·斯特罗加诺夫伯爵，亚历山大一世的私人内阁——非正式委员会 ㊟ 【该机构的俄文名称为Негласный комитет，直译为：机密委员会，英文原文使用的是Unofficial Committee，故译为：非正式委员会。——译者注】 的成员之一，曾贴切地表达了权力高层的观点。他在革命期间一直旅居法国，目睹了西方贵族在特权受到威胁时的反应。1801年，在非正式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当有人担忧贵族有可能会反对政府的某项决议，他做了如下发言：

我们的贵族阶层是由大量通过当差而获得贵族名号的人构成的，他们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唯一关心的就是要看到皇权至高无上。没有任何力量——无论法律还是正义，能够唤醒他们丝毫的反抗意识。这是一个最无知、最堕落的阶层，而就智识来说，则是一个最愚蠢的阶层。大多数我们的乡间贵族就是这副样子。那些接受过些许稍好教育的贵族，首先，数量极少，其次，他们中大部分人受到思想意识的禁锢而根本没有能力对抗任何政府决策……大多数当差的贵族往往受他人思想驱动而随波逐流：不幸的是，他们常常倾向于在执行国家的命令时，寻求为自己牟利，但使用的手段通常是欺诈伎俩而非反抗。这就是我们贵族的现状；一部分生活在乡间，沉溺于深度的无知当中，另一部分在官场当差，满脑子都是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这对那些大领主来说根本不足为惧。除此之外，还剩下什么呢？那些可能产生危险的不满因素又何在呢？……

先皇（保罗一世）统治时期，那些有悖正义、有违这些人权利、有危他们个人安全的事情，哪些没有发生过呢？如果害怕，当时就应该害怕。但是，他们有说过一句不满的话吗？恰恰相反，那些镇压措施被执行得一丝不苟，竟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执行这些措施的人正是贵族，这些措施所镇压的目标亦是贵族，损害的也是这个阶层的利益和荣誉。人们是在要求一个完全缺失公共精神的群体去做那些需要团体精神、智慧以及些许坚持和勇气才能做成的事情！ ㊟ 【Великий Князь 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Граф Паве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троганов, 1774–1817, СПб., 1903, II, стр. 111–2.】

在斯特罗加诺夫做出这番轻蔑的评价24年后，十二月党人起义爆发了。这场起义中当然不乏精神与勇气，然而，就整个俄国贵族群体来说，斯特罗加诺夫的轻蔑评价是中肯的。此后，这一群体再也没有给帝国制造过大的麻烦。 ㊟ 【诚然，在19世纪和20世纪，帝国体制的反对派大多数都出身于贵族家庭。但是那些自由派与激进派的异见者们并非为了自己阶层的利益而进行斗争，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问题。他们是为争取整个社会的国家与社会理想而进行斗争，这种斗争有时会迫使他们朝着违背自己阶层利益的方向前进。尽管巴枯宁、赫尔岑、克鲁泡特金、普列汉诺夫、列宁、司徒卢威以及希波夫都出身于贵族，但是很显然，无论如何都不能说他们是贵族利益的代言人。——原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