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贵族的政治态度

在研究像俄国贵族这样一个多元化阶层的政治观点与政治活动时，有必要区别对待其中的三个组成要素，即富人、中产者和穷人。

穷人可以被忽略掉。尽管有超过9/10的贵族都是穷人，但是他们没有明显的政治抱负。他们关切的是赤裸裸的物质需求。像农民一样，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共同的生活方式，他们向皇权求助，把任何政治体制自由化的尝试都视为大地主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策动的阴谋。正如斯特罗加诺夫恰如其分的评价一样，这些人，尤其是通过当差而获取贵族名号的人，唯一的关切是“看到皇权至高无上”。这些人在果戈理与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小说中都有着精彩的描绘，正是他们形成了一股深厚的保守力量。

领主

非常富裕的贵族，即那些拥奴数量在千人及以上者（平均拥有4000名成年男女农奴），这部分贵族的数量有千余家，他们构成了另外一幅画面。他们生活在东方式的奢华环境中，被一大群随从所簇拥。他们中几乎没人对收支有明确的概念，通常会将收来的所有租金挥霍掉，以致债务缠身，而他们的继承人则不得不尽最大的努力去解决这些债务。在危急关头，他们总是能够卖掉自己分散于各地的众多田产中的一块，并继续着原来那种奢靡的生活。《战争与和平》中的罗斯托夫家族就是这类家族的一个真实写照。

俄罗斯的大贵族习惯于盛情招待客人，即使是仅有点头之交的客人也可以免费得到奢侈的饮食款待，这些食材就来自于他们的田庄，实际上，当时也没有相匹配的市场可供这些过剩的农产品交易。大量的金钱花在了国外的奢侈品上，例如热带水果和葡萄酒；据说，沙俄帝国每年消费的香槟酒比法国所有葡萄园生产的总和还多。俄国这些名门望族的慷慨好客，可能不会在欧洲任何其他国家被效仿。这恐怕只有在毫不关心账本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

俄国富豪贵族生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拥有成群结队的家仆，以满足富豪们任何怪诞的需求。一名将军拥有800名家仆，其中12名专司照料将军的私生子女。一个奢靡的伯爵拥有400名家仆，其中17名男仆被分别指派履行不同的职责，有专门负责给主人倒水的，有专门负责给主人点烟的，等等。还有一个大领主拥有一支特殊的农奴狩猎乐团，每个农奴只负责制造一个音调（图14）。这些大富豪们甚至拥有一批各式各样的小丑、“阿拉伯人”（黑人）、“圣人”和说书艺人，以帮他们打发漫长的冬季夜晚。大部分家仆几乎不干什么活儿，但是这些大贵族的威望和颜面要求他们尽可能多地拥有农奴，即使是较为贫穷的贵族也喜欢有数名仆人尾随其后。

这类富豪家庭在外出旅行时，简直就像是部落迁徙一般。1830年，普希金遇到了一位大领主的儿子，他给普希金讲述了在叶卡捷琳娜大帝时代，他的父亲曾经是如何旅行的。以下是普希金所写的内容：

当我的父亲即将去某地旅行时，他就会把全家都带上。在队伍的最前面是波兰人库利科夫斯基，他骑着一匹西班牙高头大马……他在家族中的职责是，到了赶集的日子，骑着骆驼出来向农民们展示魔术灯笼。在路上他负责发信号，指挥队伍行进或是暂停。在他的后面是我父亲的双轮马车，双轮马车后面还有一辆四轮的大马车以备下雨的时候乘坐。我父亲的座位下面是他最喜欢的小丑伊万·斯捷潘内奇的位置。接着是数辆四轮马车，我们这些孩子，还有家庭教师、保姆等人就坐在里面。我们的马车后面跟着一辆笼子式的载货马车，里面关着傻子、黑奴和侏儒共13人，他们后面还有一辆相同的马车，里面装的是几条病狗。再接着是一个带着音乐喇叭的巨大箱子和一个16匹马拉的餐车。最后是一辆装着卡尔梅克帐篷和各种家具的大货车，因为我父亲总是在野外露营过夜。你可以想象，我父亲外出旅行要带多少人，乐手、厨师、看门狗还有其他的帮手等等。 ㊟ 【А. С. Пушки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VII, стр. 229–30.】

一些极为富有的贵族会选择长期旅居国外，尤其是欧洲；在他们旅居的地方，他们极度奢侈的生活方式往往使得当地居民惊讶不已。曾经有一位俄国贵族在德国某个小镇上生活了一段时间，他喜欢差遣他的仆人一大早去市场里买光所有的食品，为的只是过一会儿从他的窗户里观看镇上的家庭主妇是如何因为买不着食品而急得团团转的，而这竟然是他取乐的一种方式。西欧的赌场和温泉度假村对挥霍无度的俄国贵族已经见怪不怪了。据说蒙特卡罗自俄国革命后便一蹶不振。

这类富人对政治毫无兴趣，只是痴迷于追求享乐。在1813—1815年间，许多出身于这类富裕家庭的年轻人曾随俄军进入西欧，这段经历使他们深受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双重影响。正是他们这些人建立了俄国的道德协会 ㊟ 【道德协会(Tugendbund)，19世纪初普鲁士的秘密政治团体。——译者注】 ，并在1825年受西班牙、葡萄牙以及那不勒斯的自由派军官起义的启发，在俄国发起了废除绝对专制的行动。但是，十二月党人起义没有前因和纲领，是一场孤立的事件，是对遥远的外埠事件的一次回响。这场事件给那些大家族的心理造成了重大的冲击，他们琢磨不透，也无法理解是何种疯狂的思想控制了他们的年轻人。总体而言，俄国的大富豪们只图享乐，连他们自己的未来都不做太多的考虑，更不要说公共福祉了。

乡绅

贵族中的中间阶层乡绅，即拥奴数量在100名—1000名之间的贵族，是俄国潜在的最活跃的政治力量。1858年，他们在俄国的37个省份中平均拥有470名男女农奴——这一拥奴数量足以让他们独立生活，并且可以为自己及子女提供现代式的教育。除了母语俄语之外，他们通常都能够熟练掌握法语。他们中最富裕的一部分人往往都有在欧洲旅行或是长期旅居，甚至在欧洲大学留学的经历。许多人会选择参军入伍几年，不是为了谋取职位，也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了解自己的国家、广交朋友、扩展人脉。他们拥有图书馆，并能及时获取国外的最新消息。虽然他们更喜欢居住在城市中，但是他们习惯于在自己的田庄里度过夏日时光，这种习惯加强了他们与乡村以及农民的联系。因此，这一群体在俄国乡村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之间架设了一座独特的桥梁，帝俄时代的大多数政治精英与知识分子精英都来自他们这些人当中。在阿克萨科夫的自传体小说《家庭纪事》中，呈现出不少这类地方乡绅家庭的美妙画面。

然而，从整体上看，这部分人也对政治活动不感兴趣。除上述所有原因之外，俄国贵族这种对政治的漠不关心，可部分归罪于对强制性国家服役的记忆。贵族阶层被免除国家义务之后，他们对所有的公民责任都保持着很重的怀疑态度。他们倾向于认为皇权试图让他们参与地方治理是国家为了再次让他们履行义务而设计的圈套。他们因此而避开了那些赋予他们的参与地方政治生活的有限机遇，官僚政治总是让他们喘不过气来。在俄国，一个贵族区域的民选代表发现自己被纳入了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中，并最终向圣彼得堡负责而不是向他的选区选民负责，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莫斯科公国时代贵族终身履行国家义务的传统，给后世留下的一笔最不幸的遗产是，即便是那些有能力和机会参与地方公共生活的贵族，也宁愿逃避，他们对所有代表国家的工作都厌恶至深。就好比农民分不清好心的地主对其生活的善意干预与肆无忌惮的剥削之间的区别一样，太多的贵族都无法将强制性的国家义务与自愿的公共服务区别开来。在这两种情况下，决定性的因素都是对别人的意志和愿望本能的负面反应，并不考虑问题的实质而一意孤行。

另外一个抑制因素是多尔戈鲁科夫（参见194—195页）言及的俄国官阶体制的僵化性。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不能获得与其资质能力相符的官阶；他必须从最底层做起，在与那些专职官吏的竞争中获得晋升的机会，对那些专职的官吏来说，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个人的升迁。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和具有较强公共意识的贵族认为这种状况是不堪忍受的，并刻意躲避国家义务。因此，吸引最具启蒙意识的群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宝贵机遇就这么失去了。

贵族中的中间阶层通常对文化最感兴趣：文学、戏剧、美术、音乐、历史以及政治与社会理论。正是他们构成了俄国小说和诗歌的受众，他们订阅期刊，欣赏戏剧，到大学中接受高等教育。俄罗斯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一社会阶层创造的。该阶层由大约18500个家庭构成，他们中既有天才，也有懂得欣赏的受众，这些人给予俄罗斯的贡献，最终被全世界所认可并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但是，文化有得，政治有失；奉献给文学与艺术的天赋避开了乏味的政府事务。一旦该群体中的一些成员开始对公共事务产生无论程度有多深的兴趣——这种情况出现在19世纪30年代——他们的高瞻远瞩都与政治现实毫无关系。他们作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群体的创始人，将再次出现在我们后面章节的讨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