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莫斯科公国对工商业的垄断

如前所述，农耕劳动所得的回报微薄而不可靠，迫使俄罗斯人从他们最初定居林区的时候就开始用其他的收入来补充土地收入。他们所说的副业(промысел)具有最为多样化的特征，包括：捕鱼、狩猎、养蜂、煮盐、制革和纺织。经济上的困难迫使人们不得不兼顾农业与非农业劳动，这导致了劳动分工不明确，缺乏高技能的（即全职的）商人和工匠。长期以来，这种兼顾还抑制了商业和工业文化的兴起，因为贸易和制造业只是被视作给大家带来补充收入的自然来源，两者都不可能成为一个单独的职业。外国人在描述莫斯科公国的时候，没有将商人作为一个专门的阶层提及，而是把他们与“小人物”之流混为一谈。在封地时代，无论王公、波雅尔还是僧侣、农民，一旦有可能，他们就会迅速抓住每一个机会从这类副业中赚取额外收入。在大公的遗嘱中，副业被视为世袭财产的固有组成部分，并与城市、村庄以及个人贵重物品一同被分配给继承人。

皇权

随着莫斯科王朝的实力与野心的增长，它开始将几类主要的贸易和几乎全部的制造业聚集在自己的手中。这一过程与皇室集中政治权力及其对土地财富的占有相伴相随。在以世袭体制为基础，即沙皇拥有整个国家的前提下，莫斯科的统治者在谋求获得所有的权力和所有的土地之时，也谋求获得所有的副业。政治权力和土地财产在15世纪和16世纪变成沙皇专属领域的方式是人所共知的。但是，不能说皇权也是通过同样的方式获得了对贸易和制造业的控制，因为这是一个历史学家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和没有研究过的课题。这里有一个征收的过程，和早期实施的与土地财产有关的措施没什么不同，似乎发生在16世纪，到了17世纪更是如此。通过一系列涉及特定副业的法令，皇权加强了皇室的垄断地位，以此消除了私人竞争对其造成的威胁。最后，正如其早些时候成为国家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以及所有土地财产的法定拥有者一样，沙皇此时也成了工业与矿山的独家占有者，以及除了某些最微不足道的商业活动之外所有行业的垄断者，无论在法律上还是事实上都是如此。沙皇的生意得到了一大批高级人才的辅佐，其中包括侍臣阶层中的专家、高级商贾，以及外国人。真正意义上的贸易和工匠阶层，即波萨德的成员，则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这些活动之外。

这一事实对于理解俄罗斯中产阶级的命运是绝对必要的。与所有其他方面一样，莫斯科公国的贸易和工业同样不得不在世袭国家的背景下展开，其统治者认为：垄断生产性财富是对专制体制自然而然的补充。在前面我们曾经引用的伊凡四世给伊丽莎白女王的信（参见110页）中，伊凡嘲讽道，英国的商人“追求自己的商业利益”，这一点与他自己的商人形成了鲜明对比，以此来证明伊丽莎白并非真正的君主。鉴于对商贸阶层的职能所持的这种态度，莫斯科国家几乎不可能表现出对其福祉的关心。商贸阶层中最富有的人被强制履行国家义务；其余的则被视为另一种类型的农民并对其课以重税；富人和穷人都一样，只能自生自灭。

沙皇的生意涉及面非常广，经营的商品包罗万象，来源主要有三种：一是其私人领地的盈余物产；二是来自各级政府和臣民的税贡；三是为了转售而采购的商品。通常来说，一旦某项商品为皇室带来丰厚的利润，那么它就会被宣布被皇家垄断进而退出公共商贸领域。

在皇家领地的盈余物产中，最重要的是谷物，谷物贸易在1762年之前一直处于皇家垄断之下。伏特加，由谷物通过蒸馏制成（常常被误认为是用马铃薯酿造的），直到18世纪其垄断经营权被移交给贵族之前也属于皇家垄断的商品。它仅供在特许经营的商店中销售。

在从税贡中得来的商品中，昂贵的毛皮占据着最为显要的地位。毛皮是西伯利亚居民缴纳给沙皇的常规性税贡物品，也是针对西伯利亚商人的一项税收，这项税收要求西伯利亚商人要将其毛皮中质量最好的1/10上缴国库；毛皮还是地方总督的贡献，他们必须以固定的价格将所有从民间搜刮来的毛皮卖给国库。这些堆积如山的毛皮被卖给了居住在俄国的西方商人，或者远销中东和中国。每当俄国的外交使节出国时，他们都会整箱整箱地携带毛皮，一部分用作礼物馈赠，一部分用于出售以补贴他们的开销。私人经销商只允许交易价格较低的、不适合出口的毛皮。

沙皇经营的商品有许多是从国外进口的。沙皇声称，对于登陆俄国的所有外国商品，沙皇都有权优先取舍。在被提供给私人经销商之前，所有这些商品必须提交给沙皇的代理人检查，他们可以用沙皇的名义购买任何他们喜欢的商品，而价格由他们说了算。拒绝沙皇代理人的出价的外国商人，则不能在俄国销售其产品，无论卖给谁。以这种方式获得的商品要么供沙皇家庭使用，要么被用于国内消费。这种做法使皇权垄断了奢侈品的批发贸易。同时，皇权还垄断了对某些商品的出口，如鱼子酱、亚麻、焦油、钾碱和皮革等国外有大量需求的俄国商品。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一点是，皇权广泛使用自己的特权，声称在其选定的任何商业领域中拥有独家经营权。每当私人经营者发现了新的、以前未曾交易过的项目的市场时，只要政府想对这一领域实施垄断，就很少失败过。因此，例如，1650年政府得知阿斯特拉罕的居民正在与波斯从事茜草（一种用于制造染料的植物）贸易且生意兴隆，便立刻宣布茜草为国家垄断商品，下令此后这种商品只能以固定的价格卖给国库；随后政府即通过议价将其卖给波斯人。12年后，类似的禁令还涵盖了其他的商品，包括：俄罗斯的皮革、亚麻、海泡石和牛脂。因为沙皇的代理人发现，这些商品被私人商贩出售给西方人的时候，赚取了很高的利润。 ㊟ 【Н. Хлебников, О влиянии общества на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царский период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69), стр. 284.】 实际上，任何进入商业流通领域的产品都能成为国家垄断的对象。很难想象得出有比这更有损于企业精神的做法了。

如果说皇权将贸易牢牢控制在手中的话，可以说俄国的制造业也处于皇权独占的状态下。除了铁、盐和粗布都是用非常原始的方法生产之外，在莫斯科公国时期俄罗斯人没有本土工业。俄国最早的一批工业企业是在沙皇的特许下由外国人在17世纪建立起来的，企业的运营得到了国家许可。图拉和卡希拉的铸造厂是由矿业专家荷兰人安德利斯·维尼乌斯和德国人彼得·马瑟利斯创建的，俄国的钢铁工业就是在这些企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们曾于1632年从事向政府提供武器的买卖。马瑟利斯也是俄罗斯铜工业的奠基人。俄国的造纸业与玻璃生产业是瑞典人建立的。荷兰人开办了莫斯科首家毛纺厂。上述企业，还有另外一些企业成就了俄国工业的崛起，受到皇权的支持，由沙皇资本与外国资本联合资助，并由外国专家进行指导。它们专门为沙皇政府工作，将自己生产的产品以成本价出售给政府，无论政府需要多少。他们的利润来自在公开市场上剩余销售。虽然莫斯科政府要求这些获得了经营执照的外国专家将他们的技术传授给俄罗斯人，但是在这些早期的工业企业中，管理层与熟练劳动力几乎全部来自国外。本土资本与管理人才的缺乏成为突出问题，这一点与其他西方殖民地的情况很相似。

沙皇政府缺乏一个行政管理机构来监督商业活动以及诸如制盐、渔业这样的遍布全国的副业。因此，它常常利用农业部门的做法，将那些被其宣布为垄断产业中的一部分经营权转让给个人，条件是他们每年要向国库上缴固定数额的利润。在莫斯科罗斯时期，成为富人最可靠的方式就是获得这类特许权。斯特罗加诺夫家族从农民变成了莫斯科公国最富有的商人家族，就是自诺夫哥罗德被征服后获得了在这里制盐的特许权开始的。从盐业开始，该家族逐渐将业务拓展到了其他有利可图的行业，但靠的都是国家特许权或者与国家合作经营。

为皇权效力的本土“客商”与外国人

为了监督其直接参与的经营活动，皇权主要依赖本土及外国商人中的专家。这类国家雇佣的商人中级别最高的是莫斯科的“客商”(гость)，这是一个精英群体，在17世纪中叶其数量有大约30人。“客商”是一个古老的词，与государь系出同源（参见111页）。最初，该词指所有外国来的商人，但是与“波雅尔”一词类似，从16世纪末开始它成了沙皇赋予的荣誉称号。能够配得上这一称号的商人必须拥有大量资金，因为沙皇经常会向“客商”索取保证金，以弥补他们拖欠的资金。在相对财富方面，莫斯科的“客商”接近于西方的城市贵族。在历史文献中，二者有时会被放在一起类比，但是这种类比经不起推敲。“客商”不是自由企业家，而是受托于沙皇、为沙皇工作的皇室代理人。事实上，他们中很少是为了荣誉而来，多半是迫不得已的。一旦政府注意到，某个地方商人的财富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这个商人就会被命令迁居至莫斯科并被封为“客商”。由于有将一部分资本作为抵押品所产生的风险，使得“客商”的身份更像是一个繁重的负担，而非荣誉。此外，“客商”彼此竞争，不是为了争夺货物和客户，而是为了争得皇家的青睐，他们的收入是对向沙皇效力而得到的补偿。就社会地位与经济实力而言，低于“客商”级别的是被称为“百人”(сотня)的商业组织，即“客商商会”(Гостиная сотня)和“呢绒商会”(Суконная сотня)中的成员。

“客商”与上述两类组织中的成员发挥着多种多样的职能：他们征收海关税和酒类产品税，评估沙皇有意购买的商品，替沙皇出售这些商品，监督一些制造业活动以及铸造货币。这些人构成了一种生意人群体，君主专制以其独有的方式防止他们出现专业化的分工，因为专制体制不希望过度依赖他们。他们在买卖国库商品以及经营他们自己的私人生意上获利。从法律理论的角度看，“客商”属于赋税群体，但是由于享有特权，他们与最尊贵的侍臣无异。这些特权中最有价值的是可以免除关税和税收，并且还享有备受憎恶的地方总督法庭的豁免权。外国“客商”的身份由外交衙门进行认定，本土“客商”则由沙皇指定的波雅尔进行认定。他们有权购买世袭领地，并有权在特定条件下出国旅行。“客商公会”和“呢绒商会”的成员得到的好处要略低几分。

然而，尽管拥有财富与特权，“客商”仍然是一个非常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的群体。他们谄媚于权势，通过维护沙皇的绝对权力来保证自己的长久利益；他们肩负着国家的重任，是自由贸易的敌人；他们与皇权的联系以及对其垄断的支持，使之成为普通商众仇视的对象。莫斯科公国最富有的商人从来都不是整个商贾阶层利益的代言人。

除了“客商”与上述两个“商会”之外，只有西方商人能够在俄国沙皇面前得宠。1553年，一艘探寻从北方通往中国的航路的英国船只来到了俄国，靠岸的地方便是后来的港口城市阿尔汉格尔斯克。船员被护送到莫斯科，受到伊凡四世的热情款待，并且如果他们能够开辟俄英两国之间的贸易航线就将被给予特权。两年后，为了这个目的，“莫斯科公司”在伦敦成立，这是第一家由英国商业冒险者建立的、获得俄皇特许权的公司。该公司从伊凡四世那里得到了其成员发现的北方航线的独家使用权并免缴各种税费，同时还获得了在数个城市拥有仓库的权利。尽管该公司被禁止从事零售贸易，但是他们并未恪守禁令，并且还为此而招募俄罗斯本地人担任零售业务的负责人。后来，荷兰人、瑞典人、德国人和其他西方人也相继获得了一些不大优厚的特权。莫斯科公国的上层精英对沙皇恩宠外国人的政策极为不满，但是也无能为力，因为皇权从与西方的商品贸易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莫斯科国家在贸易与制造业方面的垄断如此强势，以至于无需其他额外的证明，就可想象普通莫斯科商人开展经营活动的条件有多么艰难。普通商人或多或少长期地被皇权禁止从事那些利润最为丰厚的行业。一旦普通商人发现了某些新的业务，皇权一定会以宣布其为国家垄断的方式将其夺走。“客商”、两个“商会”的成员以及外国人从事贸易都是免税的，从而造成了不公平竞争的局面。制造业与矿业，普通商人既没有资金也没有行业所需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于是完全处在皇权以及外国人管理者的控制下。因此，留给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就只剩下沙皇及其侍臣盘子中残留无几的剩饭了；我们后面会了解到，即便如此，普通商人也别想安安稳稳地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