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莫斯科公国的商贾阶层

莫斯科罗斯的商贾不得不去适应他们身处的困难环境；因此，他们的商贸活动趋向于规模小、能够快速盈利且主要是以物物交换为基础。

东地中海特征

俄罗斯的心脏地区——伏尔加—奥卡两河流域，亦即莫斯科国家的诞生地，似乎在14世纪初期整个国家尚处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时便成为最早参与长途贸易的地区。金帐汗国要求所有税贡必须用白银支付。由于当时的罗斯人并未开采贵金属，因此不得不从国外寻找白银。大约1300名罗斯商人在金帐汗国的都城萨莱建立了一个商业殖民地，他们在蒙古人的保护下与克里米亚以及伊朗北部地区开展贸易。与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主要与德意志地区存在商业联系不同，莫斯科的贸易活动主要是面向亚洲。俄罗斯人与蒙古及其突厥—鞑靼盟友之间频繁商业往来最显著的证据是，俄语中有大量词语同这些民族语言中涉及财务、商品、仓储和运输方面的词汇有关联。俄语中关于货币、关税以及国库等蒙古语起源的词汇在前面（参见107页）已经有所提及。俄语中的“товар”（商品）一词来自突厥—鞑靼语中泛指家畜或财产的词语，而俄语中的“товарищ”（同志）一词与商品一词同出一辙，意为“商业伙伴”，товарищ的派生词“товарищество”（同志或同事关系、友谊）原意为“商贸公司”。俄语中的“пай”（股份、抵押品）一词同样源自鞑靼语，类似的还有чемодан（手提箱），сундук（箱子、衣柜），торба（包、囊）等词语。此外，表示服饰类的词汇，如：карман（衣袋），штаны（裤子），шапка（帽子）；表示交通运输方面的词汇，如：ямщик（车夫），телега和тарантас（皆指货运四轮大车）。Книга（图书）一词来自突厥—鞑靼语词“Kuinig”，其本源则系汉语词“卷”。 ㊟ 【这些词源取自Max Vasmer, Russisches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3 vols. (Heidelberg, 1950–8)。】 当人们认为，在俄语有关农业的词汇中，几乎没有蒙古或突厥—鞑靼的痕迹时，上述词汇的词源就具备了特殊的意义。

即使在金帐汗国没落以及莫斯科与西欧建立了常态的商业联系后，俄罗斯人的贸易活动仍然主要是面向东方。16世纪50年代，喀山与阿斯特拉罕（两地都是东方和中东货物的重要转口贸易地）被莫斯科征服，这进一步提升了俄罗斯人在东方市场中的参与度。在18世纪之前，俄罗斯的对外贸易活动主要针对中东地区，尤其是伊朗；17世纪后半期，在莫斯科的三个大市场中，有一个是专营波斯商品的市场。通过亚美尼亚、鞑靼、布哈拉、中国以及印度的中间商，俄国与亚洲其他地区也保持着商业联系与沟通。在贸易往来中，俄罗斯主要对外出口原材料和半成品（例如毛皮制品），进口武器和奢侈品。

黎凡特地区贸易的悠久传统，给俄罗斯的商贾阶层打上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记，这种印记并未被后来与西方的贸易关系所磨灭。问题的关键在于，俄罗斯人在与亚洲地区的贸易中，或多或少地处于一种直接的和对等的条件下，而在与西方的贸易中，面对高度复杂的市场，他们不得不依靠外国中介。俄罗斯商人几乎从未冒险去西欧开展业务，都是西方人来到俄罗斯进行商业买卖。通过与东方的商贸往来，商人阶层成为黎凡特地区对俄罗斯影响的主要载体，就像彼得大帝之后贵族侍臣阶层传播西方影响，神职人员将希腊—拜占庭的文化引入俄国，以及农民仍然忠于本土的斯拉夫文化那样。

莫斯科商贾阶层的东方背景在其外表和家庭习惯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 【由于波雅尔贵族也积极从事贸易，这些评论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他们。——原文注】 身着进口锦缎裁制的华丽长袍，头戴高高的皮帽，脚上穿着尖头高筒的靴子，客商们一副波斯富豪的打扮。他们的妻子脸上涂抹着带有异域风情的脂粉。在莫斯科公国时期，贵妇人通常被幽禁在一个隔离的闺楼中，这种闺楼的俄文名称为“терем”，来自希腊语词“teremnori”。甚至直至19世纪中期，商人的妻子仍然不会在其丈夫经营的店铺中工作。18世纪，波雅尔与普通贵族已经不得不屈服于西方化潮流。到了19世纪初期，或许除了喜好炫耀之外，他们已经摆脱了东方传统的所有痕迹了。商贾阶层在这方面则更为保守，直到19世纪—20世纪之交，他们还保留着东方式的外表：留着络腮胡子（现在通常是修剪整齐的），身着土耳其长袍改制的蓝色长外套，纽扣通常扣在左侧，高高的帽子，宽松的裤子和靴子。

在俄罗斯人经营商铺的方式上，东方的影响力也非常明显。按照蒙古人的习惯，莫斯科政府在征收商业税时是按照商业流通中的货物总价值征收的。如此征税的方式要求所有商铺需集中在一地。因此，政府只允许在其指定的交易市场内进行商业交易，以易于税务官员实施监管。本地的商户会按照所经营的商品类别将店铺排列成行，外地或外国的商人只能在客商专用的客贸中心(гостиный двор)陈列自己的商品。这类客贸中心是一种典型的东方式院所，兼具客栈与市场的双重功能，既可供外来的客商及其携带的牲畜留宿，同时也是他们进行商品交易的场所，每个城镇至少会有一座这样的客贸中心。每一个商铺的货物总价值都非常小。许多（在大的城镇和工商社区则往往是绝大部分）店主所销售的商品都是自己生产的。与西方店主不同的是，莫斯科人并非居住在他们的营业地点。莫斯科贸易中心的店铺按照其所销售货品的类别排列成行，类似于我们今天还能在中东的城市中所见到的露天市场(suq/souk)。为往来客商提供服务的客贸中心，实际上属于某种形式的篷车商队：它位于市场之中，仅是一个能够遮风避雨的场所，没有食品和寝具。甚至到了19世纪中叶，在俄罗斯内陆省份旅行的客商还不得不随身携带干粮和寝具，因为除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有几家西方人经营的供西方人使用的宾馆之外，俄罗斯本地的旅店既不提供饮食也不提供寝具。

俄罗斯商人的商业心态仍然保留着非常强烈的黎凡特地区的遗风。我们在这里几乎找不到资本主义伦理所强调的诚实、勤勉与节俭。买卖双方被视为相互博弈的对手；每一次交易似乎都是一锤子买卖，双方都想占尽便宜。俄罗斯商人的不诚实已恶名远扬。如果总是外国人这么说的话，也许会让人觉得外国人有偏见，但是就连本国的人也如是说，其中包括俄罗斯首位理论经济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热切爱国者的伊万·波索什科夫。Caveat emptor——“买者自负”这句话在莫斯科罗斯被渲染为另一句谚语“狗鱼的存在就是为了不让鲫鱼打盹儿” ㊟ 【俄语谚语：На то и щука в море, чтоб карась не дремал，意即千万要小心，敌人时刻在盯着你。——译者注】 ；这句话流行之广，以至于连外国人都能引用。麦肯齐·华莱士在19世纪末将俄罗斯商人，无论大小，都比作马贩子 ㊟ 【暗指投机商。——译者注】 。他们对狡诈的崇尚程度可以从一位17世纪旅行者的故事中体会到。这是一位赴莫斯科旅行的荷兰人，他以精妙的骗术使得俄罗斯商人折服，以至于被央求将骗术教给他们。然而，没有迹象表明这些“渴望商业实践的学生”对于荷兰人在商业方面的创造力表现过任何类似的兴趣。

除了二三十名“客商”以及他们在两个“商会”中的伙伴之外，莫斯科绝大部分的商人都生活在无尽的焦虑中，在官僚阶层面前，他们毫无抵御能力，只能被管制、被裁决、被征税，在此过程中受尽欺凌。贾尔斯·弗莱彻对于在俄罗斯所见的商人经受的迫害感到十分惊愕：

无论他们拥有任何财物，都会尽可能地将财物藏匿起来，有时会将财物转入修道院，有时会藏在地底下或是树丛中，就像是人身处恐惧或是受到外来侵略时的表现一样……我经常看到他们在摊开自己的商品（主要是毛皮之类的）时，总是不断地环顾四周，尤其是身后和门的位置，就像是身处恐惧之中的人总是不断观望是否落入埋伏或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在询问了原因之后，我才知道，令他们担惊受怕的是贵族或沙皇手下某个波雅尔家的阔少，这些人总是会带着同伙出现，而且一定会抢夺他们的商品。 ㊟ 【Giles Fletcher, Of the Russe Commonwealth (London, 1591), pp. 46v–7.】

前资本主义经济

在这样的环境下，资本主义很难扎根。而且俄国的商业实际上倾向于采用自然形式的交换。在货币和信贷方面，直至19世纪中叶，俄国都甚至赶不上西欧中世纪晚期的水平。莫斯科罗斯时期以及俄罗斯帝国时期的大部分贸易都是通过以物易物进行的；货币主要用于小规模的交易或是现购自运的交易中。资本的主要形式是商品。对于莫斯科人来说，从外国人那里以赊账的方式购买一些商品之后再以折扣价卖回给外国人并不罕见。这种做法使外国人感到困惑，但是在货币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是有一定道理的。俄罗斯商人会用货物作为抵押从教会或富人那里获得贷款去完成快速的投机交易。钱一旦到手，货物就没有用了，如果需要，可以亏本处置。直到19世纪，在敖德萨还有一些犹太商人在以低于进价的价格销售谷物，即便如此，他们仍然有利可图。

集市在俄国的商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俄国商业所具有的原始性与前资本主义性质即表现在此。集市在中世纪时期的欧洲曾非常普遍，后来随着汇票、信用证、股份公司、证券交易等这些神奇的现代商业手段的推广应用，集市在西欧逐渐消亡。在俄罗斯，集市则广泛存在至19世纪末期。其中，规模最大的要数下诺夫哥罗德的夏季集市，每年能吸引约25万商人，销售的货物中包括不少来自东方的商品，以茶叶的贸易量为最，以致国际茶价即于此确定。另外，纺织品、金属以及俄国的家庭手工业品皆在此集市上进行交易。下诺夫哥罗德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集贸市场；除此之外，在19世纪中叶，俄国全境遍布着数千个中小型的集市。直至19世纪80年代，集市才随着铁路的拓展逐渐走向衰落。

鉴于市场上可用于流通的资金极度稀缺，俄罗斯直到近代都几乎没有商业信贷或银行业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些苏联历史学家将俄国资本主义描绘成了一幅蓬勃发展的景象，然而这种谎言却一直没能被拆穿，部分原因是错位的爱国主义，还有部分原因是为了给社会主义在一个落后国家取得伟大胜利做辩护。事实上俄国第一家成功的商业银行成立于19世纪60年代；在此之前，俄国仅有两家国家开办的银行。缺失信贷的资本主义何以为资本主义？对信贷一无所知的商业又何以为资本主义商业呢？这无异于没有自治体系的城市居民算不上资产阶级。

俄国商人对于西欧的财富大厦建立在一整套精妙复杂的商业架构之上的事实一无所知。他们大多是文盲，甚至那些做着数百万大生意的商人也不例外；他们中即便有些人会读会写，也对建立账簿完全没有概念，更愿意依赖记忆。不保留书面账目是俄国商业失败的主要原因，也是制约企业发展的巨大障碍。许多成功的企业在其创始人去世后就衰落了，这是因为没有账簿其继承人无法经营下去。同样，作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风险资本在俄国几乎也是不存在的，仅有一小部分来自国家财政和外国投资者。直到20世纪初，俄国的中产阶级甚至还将投资者视为商人阶层中最低等的人，其声望远远低于制造商和销售商。 ㊟ 【В. П. Рябушннский, cited in П. А. Бурышкина, Москва купеческая, Нью-Йорк., 1954, стр. 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