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政策

解除对贸易与制造业的限制

在19世纪80至90年代经历突飞猛进的工业化进程之前，俄国经济政策最具突破性的变化发生在1762年，此时正值彼得三世短命统治期的结束和叶卡捷琳娜即位的头几个月。受重农思想的影响，新政府打破了旧有的、精心设计的国营商业和制造业体系及其特许和专营制度，将其完全开放使公众可自由参与。其实，在这方面的改革措施早在10年前的1753年就开始了，当时政府取消了所有的国内税费。1762年3月23日，彼得三世废除了多种皇家垄断，向公众彻底开放了除少数商品外的大部分商业领域。谷物，原系皇家垄断专营的商品，也进入了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名录之中。叶卡捷琳娜曾高调宣称商业就像自己的“孩子”，在其登上王位后便重申了这项昭告。凭借这些法律法规，俄国商人保住了《1649年法典》赋予他们从事贸易和制造业的专有权；贵族和农民被获准出售的商品种类仅限于他们在自己的村庄里自行生产的产品。由于俄国的大宗商品贸易主要是农产品和家庭手工业产品，因此，这种限制基本上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换句话说，此时的俄国事实上已经实现了贸易自由。从长远看来，更为重要的是，同一年颁布了两项有关制造业的法令。1762年3月29日，彼得三世废除了他的外祖父彼得大帝签发的那项授权商人购买农奴用作工业劳动力的法令；自此之后，他们只能用工资雇佣劳动力。也是从那时起，只有贵族才可以拥有农奴。 ㊟ 【保罗一世于1798年将拥奴的权利暂时地还给了商人，但后来，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一世又永久性地取消了商人的这一权利。——原文注】 1762年10月23日，叶卡捷琳娜下令准许社会各个阶层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以外的所有地方经营手工业；1775年3月17日的一份声明又赋予俄国人开办任何类型的工业企业的权利。

这类旨在刺激经济的立法所发挥的积累效应是：给了本就孱弱的俄国中产阶级致命的一击。一方面，政府剥夺了商人获取农奴的权利，而农奴是当时俄国最主要的劳动力资源，当然也是最廉价的；另一方面，政府实际上也给予了其他社会群体参与商业和制造业的机会，这样一来，那些原本只能在暗地里与商人展开竞争的社会群体，现在可以公开合法地与其竞争了。这类立法最大的受益者是贵族与农民。贸易和制造业与农业重新结合，经济活动的中心也随之转移到了村庄。皇权放弃了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仅保留着对若干主要的国防工业企业的控制），这对于俄国的中产阶级来说不仅没有任何帮助，而且还将其置于同农村各个社会群体的竞争之中，这种竞争无处不在，且比皇家垄断更加令人生畏。

这一切所带来的后果很快便显现了出来。遍及整个俄国的农民开始了规模空前的贸易活动，范围涉及市场上的大多数食品（谷物、果蔬和家畜）以及家用和农用器具。在1767—1768年叶卡捷琳娜的立法委员会上，商人就对农民给他们造成的竞争高声抱怨。到了19世纪初期，农民占据了俄罗斯贸易份额中的大部分，他们可以公开地进行贸易活动，且不用缴纳政府对城市中属于基尔特 ㊟ 【基尔特(гильдия)，指沙俄时期按资本数量规定的商人等级（共分三等）。——译者注】 级别的商人强制征收的高额年度注册费。此外，农民也不用承担商人所必须承担的各种各样的国家义务。

贵族特权的影响

这些新的法律法规在工业方面也产生了极富戏剧性的结果。贵族这时从商人那里拿走了制造业和矿业中的一些最具价值的业务。在1730—1762年间，商人在制造业和矿业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白酒蒸馏业在18世纪成为贵族的垄断行业：这是一项准许他们将盈余的粮食用于赚取利润的特权。1762年之后，乌拉尔的许多矿山和冶炼厂纷纷被富裕的拥地家族所控制，例如斯特罗加诺夫（经商起家，在18世纪初期获得贵族头衔）和沃龙佐夫等家族，他们拥有无限的奴隶劳动力可供任意支配。这些18世纪的贵族工业家逐渐将商人从许多行业中排挤了出去。在1773年，有1/5的工厂归贵族所有，其营业总额却近乎俄国整个制造业营业额的1/3。 ㊟ 【М. Туган-Барановский, Русская фабрика в прошлом и настоящем, 7-е изд., М., 1938, I, стр. 29.】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贵族所控制的制造业领域不断扩张。在1813—1814年编纂的统计资料中显示：除了所有的酿酒厂，贵族还拥有64%的矿山、78%的毛纺厂、60%的造纸厂、66%的玻璃和水晶制造厂以及80%的制碱工厂。 ㊟ 【М. Ф. Злотников, ‘К вопросу об изучении истории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Каторга и ссылка, No. 1/116, 1935, стр. 59.】 商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些最有利可图的工业部门被那些根基在农村、以农业为主业的阶层所占据。波萨德中的人口在整个18世纪一直都没有增长，仅占人口总量的3%—4%，其中有近半数集中在莫斯科及其北部和东北部毗邻地区。

来自农民的竞争一样非常激烈。叶卡捷琳娜在经济方面的立法所衍生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副产品，即是出现了大规模的农奴工业。尽管这并非俄国所独有，在18世纪的西里西亚也出现过类似的现象，但是就其经济上的重要性而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与俄国相比拟。资本主义精神在俄国首先出现于中部省份，尤其是莫斯科地区缴纳代役租的农民身上。1767—1777年，为了进一步刺激农村地区的企业发展，叶卡捷琳娜通过了允许在没有登记的情况下开办纺织企业的法令。一时间，无论是国有农民还是地主农民都开始将自己原来的家庭织布作坊扩展成为雇工数百人的大纺织厂。这些企业主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旧礼仪派信徒(староверы)，这是一个宗教少数派，他们通过强力发展经济和培养社会纪律感来消除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利条件（例如被征收双倍的人头税）。最为活跃的是国有农民和富裕地主的农奴这些传统上享有很大自由度的农村社会群体。在俄国最富有的大地主舍列梅捷夫伯爵的领地，有数座村庄都发展成了主要的工业中心，这些地方的成年人口全部都在从事制造业。

农奴企业主

农民企业主从一开始就将注意力集中在很大程度上被国家和贵族企业主所忽视了的大众消费品市场上。棉纺织品是农民企业主最重要的产品，此外他们在陶器、亚麻织物、五金器具、皮革制品和家具的制造中也起着主导作用。往往是整村专事某种单一商品的生产，例如专门生产圣像。生活在私人领地上的农民企业主，即使在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之后，其身份仍然是农奴。这些被束缚的富豪每年向地主缴纳的租金高达数千卢布。如果地主同意给予这些人自由（很显然地主不情愿这么做），那么这些人会被要求支付巨额赎金。舍列梅捷夫手下的农奴为获得自由所支付的赎金高达1.7万—2万卢布；在个别情况下，赎身的价格可能会高达16万卢布。 ㊟ 【据粗略计算，19世纪初期1个银卢布约等于当时的75美分。——原文注】 有些农民还拥有自己的农奴，过着封建领主一般的生活。

俄国的农民企业主在可以想象到的最差的环境中工作。他有一个优势，那就是能够接触到土地；他所使用的劳动力成本很低，而且在企业困难的时候，他的劳动力就会回去种田。但是企业主个人的状况非常不稳定。作为农奴，他缺乏基本的公民权。他的主人可以随时占有他的财富并将他送回田野。他既不可能获得无息贷款，也没有像贵族企业家和为国家工作的商人那样拥有可靠稳定的买家。众多农奴完全是靠着坚韧的精神动力，才得以战胜种种障碍，从而取得成功的。其中，希波夫的故事最不寻常，因为几乎不可能有人能像这位非凡的农民一样，应对和克服那么多的苦难，他是这类靠自我奋斗而获成功人士精神的典型代表。希波夫的父亲是一名非常成功的农奴商人，在19世纪初期通过毛皮和家畜生意赚取了大笔财富。老希波夫死后，他的助手将其家产据为己有，并伙同一些官员将其继承人陷害入狱。1832年，希波夫从其主人那里逃脱，在接下来的5年中，他以化名为掩护奔走各地经商。他后来遭人出卖，被监禁4年后，又被送回其原来的农奴主那里。此时，他得到了一本有效期为6个月的护照，凭着这本护照他来到了比萨拉比亚，并在这里买下了一个制胶工厂。然而，当其护照过期后，政府拒绝为他换发新护照，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生意并再次返回家乡。是时，他又了解到了一条法律规定，被北高加索山民俘虏的农奴（当时的沙俄政府正在与北高加索山民打仗），如果能逃脱就可以获得自由。被逼上绝境的希波夫铤而走险来到了高加索，在高加索参军入伍并刻意使自己被高加索山民俘虏，最后又成功逃脱从而获得了自由的身份以及自由经商、不再受他人和政府干扰的权利。 ㊟ 【其生平故事在1881年5—9月号的Russkaia starina杂志中被讲述，总结于И. И. Игнатович, Помещичьи крестьяне накануне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 СПб., 1902, стр. 76–8。】

正是有着像希波夫一样钢铁意志的人们使得农村的工业进步神速。叶卡捷琳娜时代俄国农民法律地位的恶化不应遮蔽其经济状况改善的事实。经济政策的自由化使农民能够无限制地进入贸易和制造业，由此给农民带来的繁荣可能是俄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无法企及的。

在1839年一位德意志企业家路德维格·克诺普定居俄国之前，俄国农村的纺织工业依赖于手工劳动，基本属于家庭作坊的一种形式，使用的技术也相当原始。克诺普作为当时一家英国大型纺织公司驻俄罗斯的代表，深谙如何能够避开英国政府对纺纱机出口的禁令。他得到了当时一些富有的农民企业主的信任（这些企业主大部分都是新近解放的农奴），在他的游说下，这些农民企业主投资引进了纺纱机，在生意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克诺普也随之被订单所淹没。克诺普还为他的客户安排信贷、聘请经理和工头、规划厂房、采购原材料，并作为一位积极的股东经常亲自督导实际生产过程。总之，他创立了122家纺纱厂，在1894年去世之时，他已经是俄国最富有的企业家了。

意义非凡的是，这些为俄国最早的机器工业奠定基础的举措是由农民而非商人实施的。由于无权获得农奴劳动力，商人只能将自己的商业活动局限于向农民企业提供原材料、销售其工厂生产出来的成品。工业生产的过程并不经他们之手。曾经在英格兰掀起了一场经济和社会革命的机械化棉纺工艺，在俄国完全适应了农奴制，并在其温床中发展了起来。技术创新的结果是从西方引进的现代技术与莫斯科罗斯遗留下来的奴隶劳动体制异乎寻常地结合在了一起，这种结合违背了19世纪的信念：工业制度与奴役是不相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