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关于城市的新政

从上述经济状况的现实背景来看，18世纪的数位君主试图在俄国建立居住着西式资产阶级的西式城市，然而他们的努力似乎完全误入了歧途。

详细追述那个时代的城市立法是一件烦冗乏味的事情，不仅是因为当时的规章制度极端精细复杂，而且它们与社会现实根本没有太大的关系，也很少产生任何的实际效果。可以肯定地说，这一时期俄国所有的统治者，尤其是叶卡捷琳娜二世，都试图通过将现实的所有居民整合进一个有凝聚力的、受法律认可的、同时享有自治权的阶层中，来一改俄国城市传统的无序面貌。1785年由叶卡捷琳娜二世颁布的城市特许状与同期颁布的贵族特许状可谓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特别有意义的一步，因为城市特许状在历史上首次赋予了俄国城市居民组建市政机构并选举自己的官员的权利。然而，其实效却并不明显。城市居民继续像以前一样保留着对各自原属社会阶层的忠诚；在城市中居住并且在此拥有财产的贵族，即便严格按法律来说已经符合了叶卡捷琳娜对市民的定义，但是实际上他们与自己身边的其他市民无法产生任何共鸣，在城市中居住的农民和神职人员也同样如此。城市中的人口实际上保持着一种分裂的状态，商人和手工业者仍然处于与其他社会群体隔绝的状态下。1785年特许状看似赋予了城市慷慨大量的自治权，但是在那些确保官僚机构对市政机构进行严格管制的规章面前，这些权利便立刻失去了效力。

尽管有承诺在前，18世纪时期的俄国政府对待城市的态度与其莫斯科罗斯时期的先辈如出一辙，也就是将城市视为皇权在农村地区的前哨。令叶卡捷琳娜引以为自豪的是，她在十年之内（1775—1785年）将俄罗斯帝国的城市数量翻了一倍。然而，对其兴建的新城进行调查后发现，城市数量的增长是通过将村庄重新分类为城市中心的简单手续变更而实现的。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轻而易举就攻占了大片地区，这令叶卡捷琳娜大为震惊，于是在1775年她决定加强对农村地区的控制。省(губерния)一级行政区划被缩减至更加容易治理的规模，进一步细分到了县区(уезд)进行管理，每个县区设立一个行政首府。这一改革措施的推行情况可以从沃龙佐夫伯爵的活动中反映出来，他在1778年被安排负责改组弗拉基米尔州。在任务完成之际，沃龙佐夫在向女皇的汇报中称，他已经将13座城市“任命”为13个县区的治所。这13座城市中，有7座原本就是城市，其余6座原本是村庄，是他按照地理位置的优劣和交通是否便利的标准挑选出来的。 ㊟ 【有时，一座村庄改个名字就可以升格为城市。例如，在《俄罗斯帝国法律全集》(Полный Свод Законов, No. 14,359)中，有一项1775年颁布的法令，该法令的内容是将黑泥村(Черная Грязь)更名为皇城，即察里津(Царицын)。——原文注】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ки, No. 32, 1950, стр. 133.】 哈克斯特豪森经过研究发现了一个事实：叶卡捷琳娜“任命”城市所使用的方式正是其提拔军官的方式。同时，她也会对城市做降级处理，曾经有数十座城市受到被剥夺城市地位的惩罚。

值得一提的是，在把村庄升格为城市的同时，叶卡捷琳娜也会保留许多大型的商业和制造业中心原来的村庄地位。这么做主要是为了给贵族恩惠，并且对贵族手下从事贸易和制造业的农奴只保留人头税，其他税费全部免除。作为舍列梅捷夫家族一部分土地财产的伊凡诺沃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其经济发展巅峰时期的19世纪40年代，伊凡诺沃拥有工业雇工数千人，但是仍然保留着“村庄”的行政级别。行政标签的变更对于城市的生活质量和居民的心态没有丝毫影响，与农村人口在这两方面的状况没什么分别，当然，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除外。传说中的1769—1796年间俄国城市人口的数量增加了两倍，不过是官僚们虚构的罢了。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18世纪的俄国城市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城市史方面的权威专家认为，城市活动处于极低水平是莫斯科罗斯时期的显著特征，在18世纪时这种状况并未改变，主要原因在于贸易和制造业从城镇稳步转移到了村庄。 ㊟ 【Дитятин, Устройство, стр. 374–5, and А. А. Кизеветтер,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М., 1912, стр. 243.】 城市的人口结构亦未发生变化。在1805年的莫斯科，农奴的数量仍然是商人的3倍。

尽管沙皇政府在稳定商人群体方面付出了很大努力，但是该群体仍然处于不断流动的状态。较为富裕的商人——第一和第二基尔特级别的商人，喜欢让他们的子女与贵族联姻，因为这能够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有机会得到政府的工作岗位和购买农奴的权利。一旦成为贵族，他们自身连同其资本就不再属于中产阶级，虽然他们并不一定会停止与那些没有他们幸运的兄弟们继续竞争，因为如果他们愿意，可以通过购买临时许可证继续从事贸易活动。那些交不起基尔特年度注册费的商人，就会跌入小市民阶层——城市中缴纳人头税（1775年之前）的低级阶层。农民企业主在获得了必要的最低资本后，可以通过加入第三基尔特级别而立刻跻身商人阶层，一旦达到这一阶层就能够继续向上爬升；他们的孙辈通常都可以进入贵族行列。因此，中产阶级成了上下社会阶梯的中转之家。19世纪末时，莫斯科的20多个主要商业家族大部分都来自农村，其中，“一半出身于农民，发家于三代之内；另外一半的祖上则系18世纪晚期或19世纪初期来到莫斯科的工匠和小商贩”。 ㊟ 【Valentine T. Bill, The Forgotten Class (New York, 1959), p. 153.】 莫斯科罗斯时期的“客商”就像大多数古代波雅尔家族一样逐渐销声匿迹于历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