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东正教的美学与神学

从外观上看，东正教最具震撼力的特征是其艺术和礼仪方面的美感。尽管遭受了数个世纪的破坏，俄国境内幸存下来的东正教教堂和修道院，作为人类创造出来的、最具吸引力的作品，仍然能够从周围荒凉而单调的自然景观中脱颖而出。在诺夫哥罗德、弗拉基米尔和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里的那些宏伟的大教堂即是如此；然而，大量由王公、波雅尔和商人出资建造的较为普通的石质教堂，以及农民自行搭建的木质小教堂亦不失风范。这些教堂里最原始的装饰物已经所剩无几，部分中世纪的圣像珍品仍然保存在博物馆中（其中有一部分毫无疑问源出希腊），这些宗教艺术品从表现方式上来看具有极高的品位。俄罗斯的宗教礼仪音乐在18世纪不幸受到了意大利风格的强烈渗透。尽管在外来乐风的影响下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扭曲，但是俄罗斯的宗教礼仪音乐仍然能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在东正教活动的高峰期——复活节前后。如果说这些视觉和听觉合并在一起所产生的效果能够使现代人所折服的话，那么就很容易想象它们对于俄国农民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是多么地难以抗拒。东正教教堂在感官上给人带来的印象不能不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据《往年纪事》所述，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给基辅的来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对促成罗斯受洗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以遁世为信条是东正教教义中最基本的元素。东正教认为尘世间的存在是令人憎恶的，他们追求的是脱离现实生活，而非置身其中。对于那些来自东方的、宣传脱离尘世的流派，东正教总是非常热情地予以接受，包括隐士主义和静修主义这类以彻底摆脱现实世界为诉求的学说。18世纪和19世纪，当西方的宗教领袖已不再盲从于激情和热心，而是开始思考如何能让信仰适应科学或社会的需要时，俄罗斯人则正在经历着一种与西方恰恰相反的、个体上的宗教转向：转向遁世、神秘主义、催眠和迷幻。在那个理性主义至上的时代，俄国农民中却掀起了一股极端非理性的宗派运动风潮，这样的现象在西方自宗教改革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谦逊和对傲慢的畏惧是遁世的一个方面。东正教的神学家们声称，与天主教和新教相比，他们这一派更加忠实于基督的教导和早期基督教的礼俗。理由是天主教和新教与古典文明的接触已使自身受到了玷污，太过重视理性分析，这不可避免地将他们带向傲慢之罪。东正教宣扬病患者要接受自己的命运并默默忍受痛苦。俄罗斯教会最早被册封的圣徒是中世纪时期的王公鲍里斯和格列布，他们之所以被奉为圣徒是因为他们未做任何抵抗而任凭自己被杀戮。

如果从宗教的角度研究东正教，自然而然会关注其美学与伦理学特征。但是，我们关注的是俄罗斯教会在政治方面的表现，特别是其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就是其作为一种机构所做的事情，而非其所宣扬和实践的宗教思想。一旦将研究的关注点移至这一范围中，人们立刻就会发现，尽管俄国东正教会强调自身有多么的超凡脱俗，它却与尘世中几乎所有的肮脏事务都有着不同寻常的牵连。事实证明，东正教实际上在思想性上远不及犹太教和新教这类信仰，它们都认为参与世俗事务对于履行宗教义务来说至关重要。人们在思考东正教的命运时，不禁会想起本章开头所引用的蒙田语录：将崇高的思想与低俗的行为联系起来。任何断绝尘缘之人，一旦受生活所迫而不得不涉世时，即无原则可循，这几乎是必然的。由于缺乏切合实际的行为规则，俄罗斯的教会不知道该如何使自身适应所处的环境，同时仍然坚持着它认为的最基本的精神价值，即便是以一种不完善的、折中的形式。结果是，俄国教会比起其他教会来更易听从于国家的摆布，帮助国家实施剥削和镇压。最终，它丧失了自身的特性而逐渐演变为国家官僚机构的一个普通分支。所有这些都使得俄国教会在政治格局的调整和公众舆论的趋势面前，显得极为脆弱。与其他教会不同的是，俄国东正教没有为自己开辟一个可以自主的活动范围。它没有什么可以称得上是自己的，它将自身与君主体制等量齐观，已经到了一损俱损的地步。共产党较为轻易地就将教会从俄国公众生活中排挤了出去，这与他们在天主教的东欧遭遇的抵抗形成了鲜明对比，由于采取同样的办法却遭到失败，最终他们不得不认可教会作为一个独立机构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