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东正教与国家：“和谐”的理想

除了匈牙利人之外，俄罗斯人是东欧最后一个皈依基督教的民族。正式的皈依发生在公元987年（而非编年史所载的988—989年），弗拉基米尔大公与其臣僚在卫队的簇拥下接受了来自希腊的神职人员的洗礼。此后，大部分斯拉夫人都逐渐皈依了基督教，但这一过程是漫长的，而且经常是在强制下完成的；在数个世纪之后，斯拉夫人仍然保留着一些异教习俗。如果考虑到10世纪时的拜占庭在财富和文化上相对于罗马的优越性，及其在商贸领域中对基辅的重要作用，那么基辅罗斯选择东正教作为自己的国教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俄罗斯从拜占庭而非西方接受了基督教，这一事实对其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最深远的影响。除本书开篇部分讨论的地理环境之外，这或许是影响俄罗斯国家命运最为重要的因素。自接受了基督教的东方派之后，俄罗斯与基督教文明的主流——西方派渐行渐远。罗斯受洗后，拜占庭日渐衰落，罗马则崛起于天下。拜占庭帝国的领土被突厥人不断蚕食，直至都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至16世纪，莫斯科公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信奉东方基督教的大国。它越是受到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的攻击和威胁，就变得越发封闭、越发偏狭。如此一来，俄罗斯虽接受了基督教，却不能融入基督教世界，导致了自身孤立于其邻邦之外。

东正教会由分布在各个独立国家中的教会组织构成，强烈的分散性是其最根本的特征。它缺乏教皇权力去赋予其凝聚力，因此各国的东正教教会都趋向于各自为政的状态。重大的教义及行政管理方面的问题都由主教公会(синод)商议解决。在特别重要的场合下，主教公会即相当于国际宗教大会的职能。这种做法更忠于早期基督教的精神，但着实削弱了东正教对抗世俗权威的能力。各国的东正教教会有权在宗教仪式和神学文献中使用当地语言，这种状况更加剧了东正教在组织结构上的松散性。其本意是为了让教会更加贴近民众，但是产生的结果却导致东正教世界更加松散。东正教也没有像拉丁语这样能够给各国信徒带来超越国界的一致感的语言。例如，俄罗斯的神职人员不懂希腊语，所以每当他们需要参阅拜占庭的书籍时，就不得不从巴尔干地区聘请僧侣。

东正教的发展，从整体上看，可以说呈现出离心的态势，即逐渐背离普世主义，走向地区主义。这种态势反过来导致了教会、国家和民族三者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东正教教会从来都没有力量和凝聚力抵抗世俗权威对自己利益的侵蚀。分布在各个国家的东正教分支，彼此之间被国境线和语言障碍相隔离，每一个分支都有自己的一套等级体系，面对自身的处境，他们除了主动去适应和迎合当世政权之外别无他选。一位富有洞察力的法国观察家在1889年就已经注意到，早在革命之前就有证据表明俄罗斯教会对政治风向的极度依赖：

在东正教中，教会倾向于以政治为模板建构自己的组织框架，同时又倾向于以国家的边界为标准来设定教会自身的边界。这两个相互关联的事实，是以国家分支为单位的东正教教会所固有的。受限于国家边界、没有统一的宗教首领、没有国际教会中心、教会分支彼此间相互独立，这些因素使得各国的东正教教会更容易受到当世政权的影响，更容易受到世俗社会革命的冲击。不同国家的东正教教会拥有自己独特的组织机构、自己的神甫和主教，并依据各自的时间空间去适应各不相同的世俗政权。最终，其内部管理模式总是能达到与政治组织的模式协调一致的地步。 ㊟ 【Anatole Leroy Beaulieu, L’Empire des Tsars et les Russes (Paris, 1889), III, p. 167.】

东方基督教所特有的这种教会与国家间密切的、几乎是共生性的认同，具有深刻的历史和教义上的根源。

我们先从历史谈起。东方基督教非常幸运，自其建立之初便先后受到数位罗马皇帝的庇护，他们在改宗后将都城迁至君士坦丁堡。在拜占庭，皇帝即为教会的领袖，教会“处于国家之中……是国家组织的一部分”。用查士丁尼大帝的话说，世俗政权和宗教权威之间存在着“和谐”的关系，实际上这意味着皇帝也置身于最为重要的宗教事务之中，包括制定教会的法规、召集宗教大会和任命主教。作为交换，国家使用自己的权力去支持主教公会的决议，并在其领土上维护宗教的正统思想。 ㊟ 【Wilhelm Ensstin in Norman H. Baynes and H. St. L. B. Moss. Byzantium (Oxford, 1949), p. 274.】 在拜占庭的神学家看来，如果没有国家的保护，教会是难以自持的，这是不证自明的道理。这种观点在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于1393年前后给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一世的一封信中有着简明扼要的表述。在信中，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对于瓦西里一世那句传说中的断言“莫斯科公国有教会而无皇帝”表示了反对，并提醒瓦西里一世说，皇帝有责任组织召开宗教会议、支持教会法规以及与异端邪说做斗争。因此，“对于基督教徒来说，是不可能有教会而无皇帝的。世俗皇权和教会之间保持着紧密共存，相互沟通的关系，双方谁都离不开谁”。 ㊟ 【Митрополит Московский Maкарий,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 СПб., 1886, V, кн. II, стр. 480–81.】

在西方，世俗政权与教会之间缺乏能够结成如此紧密合作关系的条件。在帝国的都城迁至君士坦丁堡之后，罗马发现自己处于政治真空中，然而主教们迅速填补了这一真空。西方教会长期以来没有世俗政权与之抗衡，并且发展了自身雄厚的世俗利益。因此，当具有独立地位的世俗政权在西方出现时，就自然形成了政教对抗之势。西方教会丝毫不羞于主张自己的优越性；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就已经高调宣称教会拥有高于国家的至上地位。正是由于东方基督教会是在比较有利的政治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所以其诉求要温和得多。后来，随着拜占庭的衰落，东方基督教变得愈加依赖于世俗政权的保护和资助，而与此同时，罗马教廷的实力却日益壮大，和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都没有理由承认世俗政权可与自己平起平坐。

东正教会所固有的保守主义教义是将其推入国家怀抱的重要因素。该教会自视为永恒真理的守护者；其使命是维护这些真理不被篡改和削弱。教义与礼仪的纯洁性是该教会的头等大事。通常来说，东正教内部的改革运动，其目的都是消除被视为创新的东西，而并非回归经典基督教或适应现代条件。其心目中的终极权威不是福音书而是教会的传统。（《圣经》原文在俄国首次被翻译出版的时间竟直至19世纪60—70年代。）由于宗教对外部表现形式和魔幻元素的高度重视，东正教会一贯抵制在宗教仪式、圣像画以及其他传统方面进行变革。尽管如此，拜占庭还是在教义问题上遭遇了冲突；但是到10世纪罗斯皈依基督教的过程中，这些教义上的矛盾冲突大部分都被解决了，以至于罗斯所得到的是一个在形式上完备的、也可能是近乎完美的信仰，这使得俄国东正教会的结构比其母教更加保守。

自身所固有的保守主义倾向，导致了东正教会一直渴望能有强大的世俗政权与其相伴。东正教会认为，国家必须是纯洁、“神圣”而未被异端邪说所玷污的。任何偏离传统的行为都是不能容忍的。正如拜占庭宗主教佛提乌所言，“即便是最细微的背离传统的行为也会招致对教义的全面亵渎”；换句话说，任何偏差都是叛教的开端。这种观念以及其他与严格诠释真理相关的举措将东正教推向了政教合一之途。鉴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上述情形实际上昭示着东正教对世俗权威的严重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