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俄罗斯教会的黄金时代（13世纪—15世纪）

修道院的繁荣

俄国东正教的黄金时代恰是蒙古统治的时代。蒙古人对其治下的神职人员豁免了社会其他各阶层都被强加的负担。成吉思汗颁布的《大扎撒》以法律的形式对东正教给予了保护并免除了其贡赋和税收。作为回报，东正教则誓为可汗及其家族祈祷。在那个俄罗斯的其他社会阶层正遭受苛政和暴力之际，这一特权对东正教会来说无疑是巨大的福音，而且其财富也有了跨越式的增长。在蒙古人的青睐下，修道院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在14世纪，俄罗斯的僧侣阶层启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拓殖浪潮，在这场浪潮结束之前新建的修道院相当于该国皈依基督教四百年来所建修道院数量的总和。至1550年前后，俄罗斯有大约200座修道院，其中不乏大型的，例如：谢尔盖圣三一修道院、基里尔—别洛泽尔斯基修道院、索洛维茨基修道院。修道院的土地多数都是来自莫斯科大公的馈赠，这种馈赠也是为了答谢教会为其所效的各种功劳，特别是对其独裁和专制统治的支持。还有一部分土地来自波雅尔大贵族，他们通常会在遗嘱中对资助修道院用地做出安排。神职人员与世俗的土地所有者不同，因教会享有机构继承权，其手上掌握的土地自然没有遭到过分割。

随着他们财产的增加，僧侣们已经不可能再去耕种所有的土地了，而只能依靠佃农。修道院是首批向皇权提出请求将农民束缚于土地之上的地主。那些大型的修道院逐渐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商业企业，几乎无异于波雅尔的领地产业。谢尔盖圣三一修道院在其巅峰时期拥有10万农奴为其耕种分布于15个省的土地。在17世纪中叶，一个教区所拥有的农奴数量就高达3.5万名。16世纪的外国旅行家一致认为，俄国神职人员占有全国1/3的土地，这一估计尽管因其过于一致而有些可疑，但仍然被现代的史学家所广泛接受。然而，必须强调的是，由于东正教在结构上的松散性，这些财富并不属于整个“教会”。与波雅尔的土地一样，教会的土地也被分成了许多部分，有大有小，且广泛分散于各地。这些土地的实际所有者包括：牧首、主教、各个教堂、修道院和堂区的神职人员。（尽管教会也确实向其所辖的所有土地征税）在许多情况下，名义上属于修道院的财产实际上由个体僧侣掌控，他们与其他普通的地主或商贾一样经营着自己的土地。在世俗土地所有者与商贾阶层的案例中，极少数富人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财富收入差距很大，而这种差距亦存在于俄国宗教界。直属于东正教最高会议的大修道院位于贫富范围的一端，它所聚集的财富等同于最富有的波雅尔；而位于另一端的则是堂区辖内的小教堂，神甫们不得不自行耕种他们的小块田地以自持，与农民效劳于地主如出一辙。每换一位新的可汗或（后来的）大公，教会的土地所有权就要被重新确认一次，就如同世俗的土地一样。财富问题将教会置于与世俗政权相矛盾的境地，因为神甫和僧侣以其神职人员的身份来讲应臣服于大主教，而他们以其地主的身份来讲则受到地方王公的管辖。总而言之，在俄国，教会的地盘是分散的，并依赖于世俗权威生存，这一点与世俗的土地所有者是一样的，因此在政治上也一样是软弱无能的。

神职人员

修道院的神职人员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经营其土地的工作上。他们甚至比中世纪晚期的西欧修道院神职人员更加世俗化。在14世纪—15世纪典型的俄罗斯修道院中，僧侣并非生活在院墙之内，而是生活在属于他们的城镇或村庄里，在那里他们监督自己分管的农耕、商贸和副业活动。大多数俄罗斯僧侣甚至没有被授予神职。

俄罗斯神职人员的世俗沉沦因其无知而被进一步强化了。俄罗斯的教会语言是古斯拉夫语，它是9世纪时由传教士西里尔和美多德以其家乡马其顿的斯拉夫口语为基础，创造出来的书面语言。这种语言虽然与俄语不同，但是已经足够接近于受过最低限度教育的人所能掌握的。俄罗斯的修道院中既不教授希腊语，也不教授拉丁语。除了一些基本的编年纪事和圣徒言行记录之外，很少有文字书写工作。俄罗斯神职人员的无知已经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除非我们假设所有到过莫斯科公国的外国访客都达成了说谎的共谋，否则，从他们的叙述来看，俄国的宗教生活是一幅令人震惊的画面：

有外国人言，普通的非神职人员既不知道福音书中的故事，也不知道信仰的象征，就连包括“圣父”“圣母”在内的最基本的祈祷文都不知道，并且还幼稚地将自己的无知解释为：这些都是“仅为沙皇和主教、地主和神甫们这些无须干活的人准备的非常高级的科学”。然而，同样还是这些外国人针对那些有闲暇时间，甚至为专门获取此类知识而预留有闲暇时间的人，也给出了最为尖锐的证据。奥莱里乌斯写道，在他那个时代，10个［俄国］僧侣中几乎没有一个知道“圣父”的。在17世纪末期，瓦尔蒙德曾经提起过一位僧侣，他在乞求施舍的时候用的是圣三一中第四个人的名义，其实是圣尼古拉。此后再读弗莱彻的书，就不会对其中描写的一些情景感到奇怪了，例如：沃洛格达的主教说不出他刚刚应弗莱彻的要求高声朗读过的内容是出自《圣经》中的哪一册，而且他也不知道福音书的著者共有几位。在奥莱里乌斯和威克哈特的那个时代（17世纪）就更不用说了，俄罗斯的主教们在神学信仰方面极为无知，根本无法与国外同行进行神学辩论。 ㊟ 【H. M. Никольский,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 М., 1931, стр. 62. Никольский的这本书是在“苏联战斗无神论者同盟”的支持下出版的，为了避免读者怀疑其观点被夸大，还可以参阅革命前的一些同情教会的权威历史学家所得出的类似结论，如：Л. П, Рущинский, Религиозный быт русских по сведениям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писателей XVI–XVII веков, М., 1871，以及С. Трегубов, Религиозный быт русских и состояние духовенства в XVIII в. по мемуарам иностранцев, Киев, 1884。】

在14世纪和15世纪，俄罗斯教会如此深浸在世俗事务中，以至于它不再以其他任何方式，而只使用最原始的魔法仪式感来维护基督教。而即便在这方面，他们也很难抗拒走捷径的诱惑。例如，为了压缩冗长的祷告，莫斯科的教堂和修道院都采用了“复调”的方式，让几个神甫或僧侣同时唱诵祷告文的几个连续部分，结果是让场面混乱不堪。

这种世俗性立刻引起了不可避免的反应，尽管表面上看似乎与西方的宗教改革有相似之处，但实际上是一种独特的现象，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关于教会拥有土地的争论

俄国边界从未像统治阶层所希望的那样被严格控制，在中世纪晚期，国外各种宗教改革运动的思潮得以进入莫斯科公国。其中之一是异教斯特里戈尔尼克派(Стригольники)，该教派于14世纪中期盛行于与西方联系最紧密的俄罗斯城市诺夫哥罗德。由于这一教派的信徒被尽数消灭，他们的著述也随之被焚毁，所以关于这场运动的可信资料极为稀少。即便如此，这场运动似乎是一场典型的、原始的、宗教改革式的异教运动，类似于卡特里派（Catharist，或称阿比尔派Albigensian）。斯特里戈尔尼克派的信徒们利用街头布道的方式，批评那些已经被授予东正教教职的神甫和僧侣的堕落和世俗行为，对大多数圣礼的有效性予以否认，并要求回归“使徒”教会。15世纪70年代，诺夫哥罗德出现了与所谓的“犹太派”相关的异教。其追随者同样对东正教的物质主义进行了攻击，特别是针对其占有大量土地财产这一点，并呼吁宗教应该更单纯、更注重精神层面。犹太派异教对东正教教会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因为沙皇身边的一些祭司甚至沙皇的一些直系家庭成员都已经在他们的蛊惑下改了宗。

然而，对于已建立的教会来说，最严峻的挑战还是来自其内部，来自那些在教义和礼仪的正统性上都毋庸置疑的人中。这场特别的宗教改革运动缘起于希腊。15世纪后半期，在一些居于东正教的修道中心阿索斯山的僧侣中，流传着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说法。一些僧侣离开了修道院转而隐居。他们以极为简单的方式生活，祈祷、学习和冥想即生活的全部内容。这一所谓的“静修”运动由一名去过阿索斯山的僧侣尼尔·索尔斯基传入了俄罗斯。1480年前后，尼尔搬出了修道院，在伏尔加河上游沼泽林带的荒野中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室，从此在这里开始了独自祈祷和研究经文及教父著作的生活。其他僧侣也以尼尔为榜样，隐居在了尼尔附近以及稍微靠北一些的地区。起初，这些“后伏尔加长老派”似乎并没有威胁到教会的利益，因为他们所提倡的这种生活方式太过严苛，无法招来太多的追随者。然而，当尼尔卷入了一场有关修道院土地占有原则的争论之时，教会也随之陷入了危机之中。

到15世纪末，莫斯科公国谋求独裁统治的愿望已经实现，因此对教会的世俗化需要已经不再那么强烈了。实际上，世俗权威已经开始把贪婪的目光投向了教会的财产。当然，教会财产的增加自然也要归功于世俗政权，因为教会既不用缴纳赋税，也不用服役，而且还可以被作为领地进行分配从而得到更好的利用。伊凡三世在攻陷诺夫哥罗德之后，没收了绝大部分教会的土地，并归在了自己的名下，此时他对教会财产的态度已经非常明朗了。犹太化运动之所以能够在伊凡三世的朝廷得到善待，很可能与这个异端直言不讳地反对修道院拥有财产有关。在伊凡三世之子瓦西里三世的时代，修道院的收入开始受到严密监视，瓦西里三世甚至偶尔还会亲自插手此事。他很可能还颁布过相关法令，禁止修道院未经皇室批准获得额外的土地，这是因为在伊凡四世统治初期（1535年），颁布过一项具有同样效果的法令，提到了以前的律例。许多波雅尔贵族也支持教会无产化的观点，部分原因是可以分散皇权对他们的财产的注意力，还有部分原因是可以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土地用以向仆从分配。有人怀疑，或是沙皇，或是沙皇的近臣说服尼尔·索尔斯基出山，公然谴责修道院拥有土地。该事件发生在1503年，尼尔突然现身于东正教最高会议，在会上敦促教会放弃其名下财产并求助于施舍。尼尔的诉求使大会陷入一片恐慌之中，大会一致驳回了他的提议，并通过了一项决议，重申了教会财产的不可剥夺性与神圣性。但是，问题是不可能就这么轻而易举解决的。尼尔的言论仅仅是打响这场两派神职人员战争的第一枪，这场“禁欲派”(нестяжатели)与“恋欲派”(любостяжатели)之间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6世纪中叶。

首先，这不是政治上的争吵，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教会的不同看法。尼尔和其他“后伏尔加长老派”所设想的是一种理想的教会：不受世俗责任的束缚，在黑暗和邪恶的世界中充当精神和道德的灯塔。尼尔派的领导人物之一马克西姆，是希腊科孚岛人，曾在意大利求学并深受萨沃纳罗拉的影响。在俄罗斯帮助教会翻译希腊语书籍期间，马克西姆为当地神职人员的低劣素质而感到震惊。当他问道，为什么俄罗斯没有支持扫罗的撒母耳圣人，也没有向犯错的大卫进真言的拿单呢？库尔布斯基或其他代其致咨文于伊凡四世的人给出的回答是：因为俄罗斯的神职人员对他们的世俗财产极为在意，以至于他们“卧在那里摇头摆尾，以各种方式向世俗权威取悦谄媚，为的是保住他们现有的财产，并且获取更多的财产”。 ㊟ 【Cited in А. Павло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секуляризаци и церковных земель в России. Одесса, 1871, ч. I, стр. 84 сн.–85 сн.】 这种观点暗示着一条明确的政治信息，即只有贫困的教会才会直视沙皇并充当国家的道德良知。相反，保守的“恋欲派”所期望的是教会与君权亲密合作，并与之分担维护疆域、保持基督教化的职责。为了能够达到此目的，就必须有财产收入的支持。因为事实上只有经济独立才能使神职人员彻底摆脱过分关心世俗事务的束缚。两派都有历史先例可循，前者参照的是早期的基督徒实践，后者追随的则是拜占庭的传统。在这场派别争端中，君权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它非常希望能够掌控教会的财产，基于此，在思想上它先站在了“禁欲派”的一边。但是，“恋欲派”将教会视为国家合作者的政治哲学亦为其所好。那些世袭统治者根本不希望在自己的地盘上看到任何独立法权的存在，更别说是自诩为国家道德良知化身的教会。因此，拿单和撒母耳的典故是不可能引起他们关注的。最终，君权通过精明的策划而得以两全其美：它首先支持“恋欲派”，并在其的帮助下消灭了那些崇尚教会精神独立的支持者，之后又来了个大反转，采纳了已经败下阵的“禁欲派”的主张，开始没收教会的土地。

保守派的领袖和首要的思想家是沃洛科拉姆斯克修道院的院长约瑟夫。这家修道院迥异于俄罗斯时存的同类团体，其生活方式建立在公社的原则之上，僧侣不得拥有私人财产。这里的全部财产归修道院整体所有。所有人员必须居住在修道院内，并严格遵守院长订立的规矩。修道院虽然拥有财产，但是并未沉沦于世俗。约瑟夫的创新之举表明，拥有土地财产与教会的禁欲清规是有可能兼顾的，财富未必会导致“后伏尔加长老派”所谋求的道德责任感的淡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被尼尔言论所动摇的神职们开始推崇约瑟夫，以期打一场反击战。在坚持教会拥有土地财产的原则上，约瑟夫有一个十分有力的论据。东正教的教会法规定：堂区的神甫须结婚，但主教须保持独身，这一规定迫使教会只能在修道院神职的范围内选拔主教。参照这一规定，约瑟夫认为让东正教的僧侣们把时间全都花在养活自己上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如果这么做的话，他们就没有时间去获取管理一个主教教区所需的知识和经验。这种做法可能造成的进一步伤害是：如果要求上层人士，即波雅尔贵族去从事低微的劳动，那么他们将离修道院而去，而教会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他们来管理修道院和主教教区。这一观点具有实用性质，在本质上几乎就是官僚主义性质的。约瑟夫并未就此止步，而是继续把问题引向了“后伏尔加长老派”的动机上。他极为仇视“犹太派”，鼓吹应当用剑和火将“犹太派”斩草除根，甚至连忏悔的机会都不能给他们。尼尔及其追随者尽管也对异端没有任何同情，但是仍然主张教会应当剔除死刑。约瑟夫则以“禁欲派”这种更宽容的态度为由，对其正统性提出质疑。约瑟夫的弟子将其文章编纂成集，冠以一个不太适当的名称《启蒙者》，这部文集即是约瑟夫的主要著述。在文集中，他大量引用圣经圣书以证明自己的观点，将争论与那些对犹太派以及对犹太派有些许宽容的人进行的谩骂搅和在一起。在他看来，俄罗斯的教会是当时世界上最纯洁和最完美的教会，“在虔诚方面，俄罗斯这片土地要胜过任何其他国家”。 ㊟ 【Cited in Н. Ф. Каптерев, Патриарх Никон и царь 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ергиев посад, 1909, I, стр. 34.】 这种观点的暗示是，任何改革都会破坏国家的宗教信仰，降低居民获得永久救赎的保证。

约瑟夫使用了一些无情的阴谋诡计来强化自己的观点，旨在使沙皇反对其侍臣和波雅尔中的改革派。他是“教会激进分子”的拥护者，在最初的时候，他偶尔会和皇权发生争执；然而当教会的财产处于危险境地时，他则成了皇权专制最积极的辩护人。约瑟夫是将君权神授的观念引入俄罗斯的第一人。为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引用了6世纪的拜占庭作家阿加佩图斯的权威观点。约瑟夫借用了其政治理论的核心观点：“虽然帝王从外表上看与旁人无异，但是身居帝位，他便与上帝无异。” ㊟ 【Ihor Sevcenko, ‘A Neglected Byzantine Source of Muscovite Political Ideology’, Harvard Slavic Studies (1954), II, pp. 141–79.】 为了奉承和取悦皇权，在约1505年或1506年，约瑟夫迈出了俄罗斯史无前例的一步：他将自己的修道院从当地的封地王公的管辖中退出，将其置于沙皇的个人保护之下。那位封地王公是伊凡三世的弟弟，修道院的一位慷慨的施主。就这样，约瑟夫将谴责异端邪说与歌颂专制权威巧妙地结合起来，并且时时提醒教会可为皇权所用之益，从而在与“后伏尔加长老派”的较量中反败为胜。那一小部分为精神教会而奋力抗争的隐士远不是英明的院长的对手。1515年约瑟夫去世之后，教会中最关键的职位都落入了他这一派的手中，许多修道院都按照沃洛科拉姆斯克的模式进行了重组。派别斗争中的一个决定性事件发生在1525年，当时约瑟夫的一名门徒、都主教丹尼尔违反教会法，授权沙皇瓦西里三世与其无子女的妻子离婚后再婚，丹尼尔还提出以自己的良心承担沙皇的罪过。自此之后，心怀感激的沙皇完全站在了约瑟夫派的一边，以至于允许他们将其反对派打入囚牢，其中就包括希腊人马克西姆。约瑟夫派的势力在马卡里乌斯都主教的时代达到了鼎盛。正是他使得伊凡四世有了加冕为沙皇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