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教会与莫斯科的专制思想

很显然，担忧自己的财产不是驱使俄罗斯教会建立一个强力而无限君主制的唯一因素。其他方面的考虑还包括：需要国家的援助来消灭异端；保护生活在穆斯林和天主教徒统治下的东正教基督徒；收复被波兰立陶宛联邦所占据的原属“神圣罗斯”的部分失地。教会与世俗政权的合作之所以变得极为紧迫、极为必要，世俗化的威胁才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由于历来倾向于支持国家强权，在16世纪上半期，在被没收的威胁下，俄罗斯东正教会倾其全力站在莫斯科公国君主背后，其雄心大志若仅靠自身的力量是想都不敢想的。俄罗斯绝对皇权的整个思想体系都是由教会的神职人员设计出来的。他们认为，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君主体制是保障宗教与教会利益的最佳选择。这一思想体系包含了以下几点主要内容：

1.第三罗马说：作为对异教的惩罚，彼得与君士坦丁的罗马已经衰落。莫斯科已经成为第三罗马，并将永世不朽，因为不会有第四罗马。这一观点形成于16世纪上半期的某个时段，由普斯科夫的僧侣菲洛修斯提出，成为莫斯科公国官方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关的是如下信念：莫斯科是世界上最纯洁、最虔诚的基督教王国。

2.帝国说：莫斯科的统治者都是帝国血脉的继承人，而这一帝国血脉可追溯至古罗马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大帝，他们的王朝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因此也是最负盛名的。与该学说相照应的家族系谱是在马卡里乌斯都主教的督办下由一批神甫所设计出来的，并在沙皇的《皇室系谱簿》(Степенная книга)中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3.基督教普世君主说：俄罗斯的统治者皆为基督教的普世君主，是全世界东正教人民的帝王，也就是说，他们有权统治和保护全世界的东正教人口，即暗指他们有权将这些人口归入俄罗斯的治下。1561年的东正教宗教大会（参见105页）是提出该诉求的场合之一。在一些文献中，这些诉求被以俄罗斯沙皇作为全体基督徒统治者，而不仅仅是东正教信徒统治者的名义提出。

4.君权神授说：一切权力都来自上帝，而俄罗斯沙皇在行使其君权时与上帝无异。除了教义之外，他的权威凌驾于整个教会之上。他是教会的现世统治者，所有神职人员都必须服从他。该学说由沃洛科拉姆斯克修道院的约瑟夫引入俄罗斯，随后在数次宗教会议上都得到了确认，包括1666年的宗教大会。

通过死心塌地地支持皇权专制，俄罗斯教会得到的回报是其短期目标均得以实现：危险的异端势力被彻底铲除、财产得以保全（无论如何至少是暂时的）。然而，获得这些胜利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很惨重的。否决禁欲派的改革倡议产生了双重的消极后果：教会内部日渐保守僵化，对国家的依赖愈加严重。实际上，在16世纪上半期，俄罗斯的教会是自愿接受世俗政权统辖的。在俄罗斯教会历史上的这一关键转折时期，其领导人采取了非常短视的政策。其恶果很快就显现了出来，教会的行政管理权轻而易举地落入了国家机关的手中。在整个16世纪，由沙皇任命主教和都主教、决定参加宗教大会的人选以及干涉教会法权已成为惯例。例如，1521年，瓦西里三世曾罢免了一位令其不悦的都主教；这在俄罗斯历史上从未发生过。他还曾挪用过属于教会的资金。到了16世纪末期，拜占庭的“和谐”思想已经所剩无几。教会竟然对政府限制自己进一步获取土地的政策表示支持。例如，1551年召开的宗教大会认可了关于禁止修道院在未经皇权许可的情况下获取新土地的一系列沙皇政令（参见331页），1584年召开的宗教大会又重申了这些沙皇政令。然而，这些政令只是世俗政权吞并教会土地的第一步。最终，教会丧失了其自治权，但是这种让步并未能够拯救其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