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教派分裂

17世纪60年代的教派分裂将俄国教会一分为二，这是一场仅仅无关痛痒地触碰了教会与国家间关系的宗教危机。即便如此，它对俄罗斯教会的政治地位仍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莫斯科大牧首尼康的改革导致了俄国教会的分裂，使教会失去了最具奉献精神的群体，耗尽了其宗教热情，此后这些教会所失的东西汇入了宗教异见运动的洪流之中。最终的结果是教会陷入了对国家的全面依附。分裂之后的教会急需国家的强力支持以阻止基层的大规模叛教。此时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已经到了无法自持的地步。即使是最忠实的支持者也承认，如果没有国家制止脱离东正教的禁令（19世纪时脱离东正教属于刑事犯罪），会有一半的农民倒向分裂派，一半的有教养阶层改信天主教。 ㊟ 【Vladimir Soloviev, L’idee russe (Paris, 1888), p. 25.】

教派分裂的起源与政治因素

教派分裂源于将接近于希腊模式的宗教习俗导入俄罗斯的改革。相比于希腊模式，俄罗斯的宗教习俗始于16世纪，在17世纪上半叶表现得极为活跃。无疑这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俄罗斯宗教习俗与希腊模式的差异愈加明显。这种差异是好是坏另当别论。以尼康为首的纯粹主义者认为，所有对希腊模式的偏离都是堕落，因此必须被清除掉。在尼康的领导下，宗教书籍被修正，宗教礼仪发生了变化。保守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是俄罗斯教会中的多数派。他们认为当时的俄罗斯教会要比希腊的教会更加纯洁和神圣，希腊已经因在1439年佛罗伦萨公会议上达成了与罗马的合并而堕入歧途。正是因为希腊的这一叛教行为，东正教的中心已经转至拒绝上述合并的莫斯科。如同沃洛科拉姆斯克的约瑟夫在一个世纪之前所言，俄罗斯是世界上最虔诚的土地，任何篡改其宗教习俗的做法都会招致上天的震怒。这是一个关系到存亡的严肃问题。在那个时代，人人都相信灵魂不朽，并且将精神救赎与虔诚地遵守宗教礼俗紧密关联，因此这个导致了两派对立的问题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具有深刻的意义。如果将俄国人“防范意识最强的东西”做一个排序的话，曾于1699年到访莫斯科的奥地利人科布会将“防止其祖先的宗教信仰遭到改变”放在第一位。毫无疑问，他是正确的。 ㊟ 【J. G. Korb, Diary of an Austrian Secretary of Legation at the Court of Czar Peter the Great (London, 1863), II, p. 161.】

尼康深得沙皇阿列克谢一世的信任。阿列克谢是个非常虔诚的人，他有希望成为明君的自然倾向，而这被身边一些来自希腊的高级教士以拜占庭帝国将在其治下复兴的言辞所鼓励。在阿列克谢的支持下，尼康强制推行了一系列宗教礼仪方面的变革，包括更改了画十字架、诵经和画圣像的方式。他取消了“复调”，即同时唱诵祷告文不同部分的习俗。然而，他更进一步的是，试图通过调整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细节，在俄罗斯建立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社区。他和他的支持者们强制推行严格的日常行为规范：禁止打扑克、饮酒、说脏话、淫乱，要求每个俄罗斯人每天要在教堂里度过4—5小时。尼康与阿列克谢一世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甚至阿列克谢一世在外出征战时，都会将国事交于尼康管理。尼康利用与沙皇的关系，得以临时恢复了教会与国家间的平衡。

然而，尼康碰巧是一个非常执拗、顽固、笨拙且时而残酷无情的人。他先是因推行其改革而疏远了基层教众，后又因僭越君权和一贯的傲慢态度激怒了宫廷显贵，因而遭宫中一些侍臣的算计陷害、离间其与沙皇的关系。沙皇阿列克谢一世逐渐接受了侍臣的劝谏，转而认为牧首确如其敌对者所控诉的那样超越了其职权范围，于是便开始冷落尼康。尼康后来辞去了牧首的职位，退休到一家修道院，希望以此来触动沙皇。但是这一次他失算了，因为沙皇没有像他预料的那样来请求宽恕；相反，他除了等待，无所作为，任凭牧首的职位实际上一直空缺。

最终，阿列克谢一世于1666年召开了宗教大会，邀请了来自希腊的教会要员，以解决其与尼康之间的分歧，以及表明对其改革的看法。面对他人的指责，尼康为了给自己辩护，提出了教会高于国家的新奇理论：

汝等不知吗……神职之最高权力并非来自国王或皇帝（沙皇），恰恰相反，统治者正是通过神职之手得以膏立为王的。因此很明显，神职之事务远比皇室之事务大得多……

精神之事属上帝之荣耀，在这方面，主教高于沙皇：因为只有主教才执有精神之法权。而人世间之事，沙皇要高于主教。所以，主教与沙皇并不是处于一种相互对立的位置上。但是，主教在世俗法权上……也有一定的关切，为的是使其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而沙皇无论是在教会事务还是精神管辖方面皆无所关切……因此，很显然，沙皇必不及主教，且必服从于主教。 ㊟ 【William Palmer, The Patriarch and the Tsar, I, ‘The Replies of the Humble Nicon’ (London, 1871), pp. 189–90, 251–3. 这些文本仅有英文翻译，俄文文本未曾出版。】

尼康未能说服宗教大会。宗教大会固守传统的“和谐”观念认为：沙皇有权统治所有臣民，神职人员也包括在内。教会中自牧首以下在任何事务上，除非事关教义，否则都必须服从于沙皇。但是，宗教大会支持了尼康的宗教改革，旨在将俄罗斯的宗教礼俗引向希腊模式。

宗教大会上通过的决议未能获得大多数世俗民众的认可（但是在教会范围内得到了迅速推广）。在那些拒绝改革、坚持沿用旧习俗的堂区几乎立刻出现了叛教活动。在17世纪70年代，谣言盛传世界末日即将来临，整村社的信徒逃进森林中，有的将自己封进棺材或自焚。据估计，在这场宗教狂潮中，至少有2万人自焚身亡。一些旧礼仪派的狂热分子甚至说要烧毁整个俄罗斯。

正是自教派分裂起，俄罗斯才开始了大规模密集的宗教生活。异见因其所包含的无政府主义成分而对农民群体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它迫使每一个信徒都要在官方教会和分裂派中做出选择，并根据这种选择做出信仰上的承诺。那些做出了决定的信徒不仅要在礼俗，而且还要在日常行为规范方面做出进一步的选择。如此一来，信徒们就一步步陷入了一个具有更多个体和精神规范的宗教信仰中。在外国人看来，分裂派是俄罗斯东正教中唯一熟悉圣经并且有能力探讨宗教问题的群体。坚持异见的代价是高昂的，无论在钱财方面还是在政府的滋扰方面，而政府的滋扰有时则演变为彻头彻尾的迫害。

宗教异见者：旧礼仪派与宗派主义者

俄罗斯的宗教异见者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旧信徒派，他们自称为旧礼仪派(старообрядцы)，对于官方教会来说即“分裂派”；另一部分是宗派主义者(сектант)。旧信徒派的势力主要集中在林带地区，他们抵制尼康的改革，坚持沿用旧礼仪，但在其他方面仍然保持着对东正教的忠诚；后者则在思想意识上或多或少地偏离了东正教的教义和礼俗，发展出了一些新的宗教形式，与东正教相比，其中一部分更接近于早期的新教。这部分人历来主要集中在乌克兰。

旧信徒派将尼康的改革与反基督的降临联系在一起。他们根据一些神秘测算得出结论，认为反基督的降临将发生在1699年至1700年间，而3年之后则是世界的末日。1698年，当彼得大帝结束了其西欧之旅回到俄罗斯后，他没有去教堂，而是下令剪胡须，并处决了一批叛乱的射击军成员，这些人中多数都是旧信徒派，这使得上述预言似乎就要应验了。这一时期，自我献祭以及其他宗教狂躁现象倍增。世界末日并未来临的事实令旧信徒派陷入了思维的困境：如何能够在反基督统治的世界中按照真正的基督徒那样规范自己的行为呢？最迫切的问题是关于神甫和圣礼的。旧信徒派只承认尼康改革之前获得神职的神甫。这部分人从一开始就是少数，而此时已经快要消失殆尽了。在这一问题面前，旧信徒派又分化为两派：神甫派(поповцы)与无神甫派(беспоповцы)。当合适的神甫所剩无几的时候，神甫派同意认可官方教会授职的神甫，并一直与之保持着和平相处的状态。较为激进的无神甫派则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一旦反基督控制了大局，人和上帝之间就不再需要中间人了，届时要让每一个基督徒都相信自己。其他人只执行那些对世俗民众开放的圣礼。对于世俗民众来说，最关切、最棘手的事情就是婚礼仪式这类圣礼，毫无疑问需要专业神甫的服务。为了解决神甫缺乏的难题，他们要么就否认婚礼仪式属于圣礼，在举办婚礼时不用神甫，要么干脆不结婚。极端主义者认为，在反基督主宰的世界中，犯过失是一个基督徒的积极责任，因为这样做可以减少世上罪恶的总量。他们以残存在农村地区的前基督教礼仪为幌子，沉迷于纵欲淫乱。旧信徒派中的无神甫派与其他许多宗教异见者一样，在禁欲主义与酒神节式的狂欢放纵之间摇摆不定。无神甫派中有些人认为拿破仑是弥赛亚，是来解救俄罗斯摆脱反基督的，并膜拜他。因此，这位法国皇帝的肖像与圣像一同被固定在俄国农民小木屋的墙上并不鲜见。随着时间的推移，神甫派逐渐与官方教会合并，无神甫派的势力因而得以增长。偏远的北方林带地区是他们的地盘，包括：前诺夫哥罗德共和国、卡累利阿、白海沿岸地区以及西伯利亚地区。他们建立了组织纪律严格的自治社群，可以说他们是很杰出的拓殖者。自彼得一世开始对他们强制征收双倍人头税起，不少旧礼仪派信徒转而从事工商业，而事实证明他们非常精于此行业，并享有俄罗斯最诚实的生意人的美誉。

宗派主义者没有寻求用捍卫旧礼的方式，而是通过构建新规去解决信仰问题。宗派主义是旧信仰，特别是其较为激进的无神甫派思想的逻辑产物。大多数宗派都是这样产生的，尽管似乎有些派别是在教派分裂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并且代表了中世纪以来潜在的和被认为已经灭绝了的异端的复兴，比如犹太派。各类宗派的共性是偏离教会的传统、典籍和礼仪，以追求基于内在信仰的“精神上的基督教”。与官方教会的纽带一旦断裂，势必会萌生各种宗教流派。这个过程绝对不会像当代俄国媒体报道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一些新的教派一样。大多数宗派的出现都只是昙花一现，围绕着一个精神领袖而兴起，又随着其入狱或身故而衰败。但是，其中也会有一些生命力持久的。较为著名的有以下几个：

赫雷斯特派(Хлысты)或称鞭笞派。赫雷斯特一词似乎代表着“基督们”的堕落，因为这一派的成员并不进行自我鞭笞。该派起源于中央黑土区，时间大约是在17世纪末。其核心思想是：基督转世进入不同人的身体中，这些人因此而成为“基督们”；当他们死后，他们的灵魂便转入其他人身体中。这一派的许多团体就是在一些被灵魂附体的农民的感召下聚集起来的，那些灵魂可以游走于各个村落召集追随者。那些伴随着歌舞而举行的集会往往蜕变为群体性的歇斯底里。赫雷斯特派有时也会纵欲淫乱。他们反对婚姻，崇尚自由的性行为，并将其称作“基督之爱”。因为遭到迫害，所以他们的活动都是在极为隐秘的情况下进行的。

在18世纪晚期，赫雷斯特派中衍生出一个小的派别司科蒲奇派，该名称来自俄语词скопцы，意思是“阉人”。这一派的信徒认为，女人以其美貌而成为通往救赎之路的主要障碍，他们为了抵制诱惑而阉割自己。

杜霍波尔派(духоборы)或称“捍卫灵魂派”出现在18世纪下半叶，似乎也是从赫雷斯特派中衍生出来的。该派的神学理论含糊不清。他们教导说：人的灵魂是先于肉体被创造出来的。有些人在创世之前犯下了罪过，作为惩罚被打入了物质的世界，不再能够记起之前发生的事情了。所有的仪式和所有的规章都是原罪的产物。杜霍波尔派也相信基督“进入”了活着的人的灵魂中。20世纪初期，在列夫·托尔斯泰的帮助下，杜霍波尔派信徒大多移民去了加拿大，在那里成了有名的温和抵抗群体。

莫洛肯派（Молокане，意为“饮乳者”）是一个温和的宗派，其显著特征是在斋戒日饮用牛奶或其他乳制品。

史敦达派(Штундисты)出现于19世纪，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后广为蔓延。该派信徒组建了许多学习圣经的小组。当代俄罗斯最具活力的宗派主义运动——浸礼运动即是这一派的产物。在19世纪下半叶，史敦达派和浸礼派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受教育阶层中有着部分信徒。

所有这些宗派以及其他一些小的相关派别的共同之处是：都站在与国家和官方教会的对立面上。将其教徒的政治观点总结为基督教无政府主义是最为恰当的。因此，由于不服从于官方教会，自教派分裂后的一个世纪里他们遭受了严酷的迫害。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由于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国家未妨碍这些宗派的发展，但是在尼古拉一世时代，他们再次遭到了迫害，政府派出军队捣毁他们的据点，尤其是那些较为激进的宗派损失最惨重。但是尽管如此，仍然不断有人加入异见者的行列。沙俄政府对宗教异见者数量的统计数据是出了名的不可靠，因为政府篡改了包含有宗教异见者数量的人口普查数据，篡改的幅度从5—30倍不等，以此来尽量压低背叛国教者的数量。在1897年的普查数据中，旧信徒派和宗派主义者的数量仅为200万人，然而有理由相信这部分人的实际数量接近2000万。据学术界的估计，19世纪60年代，该数字应在900万—1000万左右；到了19世纪80年代，增至1200万—1500万左右；到1917年，则在2500万左右，其中旧信徒派的数量约1900万，其他宗派主义者的数量约600万。 ㊟ 【数据来自以下文献：П. И. Мельников [Печерский],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СПб., М., 1898, XIV, стр. 379–94；F. С. Conybeare, Russian Dissenters (Cambridge, Mass. 1921), pp. 245–9；and, П. Н. Милюков,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II, ч. I, Париж, 1931, стр. 153–5。】 上面的数据表明，这些持异见宗派在总人口的增量中能够拥有自己的份额。

教派分裂对俄国东正教会来说是一场灾难，这场灾难夺走了其最热诚的信徒，使其陷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国家怜悯的境地。“尼康改革之后，俄罗斯便不再有教会，有的只是一个属于国家的宗教。距离国教仅一步之遥。而确立国教的则是1917年后取代了皇权的那个政权。” ㊟ 【Pierre Pascal, Avvakum et les debuts du raskol (Paris, 1938), p. 5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