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臣服于国家的教会（18世纪）

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融入了国家机器并臣服于皇权，但直到彼得大帝时俄罗斯的教会仍然保留了其由来已久的身份属性和一些表面上的自主权。拜占庭的“和谐”原则，在1666年的宗教大会上得以重申，依然保持着其理论上的有效性。教会是一个不同于国家的实体，有其牧首，有自己的行政管理机构、司法审判机构、财务机构，以及自己的土地财产，教会对依附于其土地上的居民具有征税权和司法权。正是彼得大帝终结了俄国教会的这种半自治的地位。他撤销了教区，将其编入国家行政管理机构中，同时废除了其司法豁免权，并且最重要的可能还是收走了其收入来源。彼得治期之后，教会已经成为俄国国家行政管理机构中的又一个分支而已。就像一个遭受了致命一击的受害者一样，连抽搐的力量都已经耗尽；此时的教会已经没有了抗议，只有默默地服从。基督教世界中没有哪一个教会能够像俄国教会这样容许自己世俗化到如此谦和的地步。

彼得一世的举措

彼得一世从心里厌恶东正教会，特别是其大俄罗斯这一分支。他更喜欢乌克兰的教会，尤其是新教。最令彼得不满的是，凭借在黑暗时代赋予的特权，成千上万的神职人员逃脱了赋税和劳役责任，同时以劳动和租金的形式吞噬了国家很大一部分财富。对彼得来说，他们就是一大群寄生虫。彼得对教会的敌意由于教会支持与之关系不睦的皇太子阿列克谢而进一步加深。因此他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压制教会的规模和势力。要达到此目的，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财务，这是其所有改革措施中最具决定性意义的一项。彼得在位期间，尽管政府一再发布禁止教会继续获取土地财产的禁令，但是教会的富裕程度未减。在遗嘱中为资助教会做出安排的习俗在侍臣阶层中仍然根深蒂固；实际上，数任沙皇都曾下令将普通地主向教会捐赠的行为定为违法，但是沙皇们自己却仍然不断地为自己喜欢的修道院慷慨捐赠。由于俄罗斯领土扩张迅速，神职人员所拥有的财富在国家财富总量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但绝对数量仍然很大。彼得一世在位期间，全国的农奴总量约1200万—1300万，其中神职人员所掌握的农奴数量约为75万。

彼得一世早在1696年就开始限制堂区和修道院神职人员在自由支配教会土地收入方面的权利。四年后，随着东正教牧首阿德里安的亡故，彼得决定利用牧首空缺这一机会来废除整个教会的行政机构。他并未任命阿德里安的继任者，而是挑选了一个临时代理人，一位虽然博学多识，但是性格懦弱的乌克兰神学家斯捷凡·雅沃尔斯基。至于教会的土地财产及其世俗方面的事务，则委托给了修道院事务厅，该机构负责对教会土地上的居民实施行政管理、征税和司法裁决。教会的土地财产实际上并未被真正世俗化，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纳入了国家的公共行政机构，以至于在半个世纪后，当世俗化真正到来时，它似乎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形式。自1701年起，政府确立了一项原则：修道院须将其所有收入上缴国库，以换取固定的薪水。当然，这项规定与其他任何一项国家政策一样，执行得并不是那么严格。

彼得的教会政策收录在一部名为《宗教条例》(Духовный регламент)的章程中，它在彼得一世亲自督办下编纂而成，于1721年颁布。《条例》涉及了堂区和修道院神职人员活动的最琐碎微小的细节，规定了他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必须做。《条例》对俄罗斯教会来说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官僚宪法。其中最重要的条款是正式废除了自1700年以来空缺的牧首职位，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官僚机构，最初称为宗教委员会(Духовная Коллегия)，后来改名为神圣宗教会议(Святейший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ующий синод)。神圣宗教会议实际上就是宗教事务部，该机构领导人的职务被称为“总长”，并不要求必须是神职人员，实际上，在整个18世纪，担任这一职务的通常都是军人。直到1917年，神圣宗教会议承担着管理俄国教会的全部职责。随着该机构的建立，俄罗斯教会失去了其独立地位，正式并入了国家机关的行列。

教会在彼得治下的政治化程度可以从《条例》规定神职人员须承担的一些义务中看出。已被授予神职的神甫须宣誓“坚定捍卫属于沙皇陛下及其继任者独裁统治的一切权力、权利和特权”。神圣宗教会议的成员曾经做过这样的宣誓：“我向全能的上帝发誓，我决心，无条件地做一名忠实、善良和顺从的奴隶，臣服于我的天命至真的沙皇及其至高无上的君权……” ㊟ 【Alexander V. Muller, The Spiritual Regulation of Peter the Great (Seattle, Wash. 1972), p. [6].】

除了上述普遍化的承诺之外，堂区的神甫也不得不承诺向当局举报任何损害君主和国家利益的信息，即使是他们在倾听忏悔时所得到的信息：

如果有人在忏悔时向神甫透露了尚未实施但仍有实施意向的犯罪行为，特别是对君主或国家的叛变或叛乱行为，或对陛下及其亲属的荣誉或健康的邪恶计划……倾听忏悔的神甫不仅不得对其忏悔的罪行给予赦免和宽恕，还必须立刻把情况汇报至沙皇陛下亲令中所规定的地方……凡有冒犯沙皇陛下崇高荣誉以及不利于国家的言论之恶徒，凭借这些言词，将被押送至指定地点［即沙皇的御前办公厅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衙门］。 ㊟ 【James Cracraft, The Church Reform of Peter the Great (London, 1971), pp. 238–239.】

自《条例》颁布之后，俄罗斯的神甫与警察之间的合作成为常态。例如，在彼得统治末期，当政府为推行人头税做准备而全力开展全国人口普查时，农村的神职人员在残酷的鞭刑和流放至西伯利亚的威胁下被迫协助政府查找逃避普查者。在19世纪，检举揭发政治异见人士被认为是神甫义务中一个最常规的部分。

《宗教条例》最突出的特征不仅仅是其得以颁布这个事实本身，更是其未受到任何抵制。彼得一世只是将《条例》的副本分发给了一些高级教士命他们签署，尽管他们十分清楚此举决定着教会的命运，但还是照做了。在教派分裂时期，关于礼仪问题的争论非常激烈。不同的是，对于《条例》来说，竟然没有任何积极反对的记录。所有这些都表明，在俄罗斯的教会中，影响最大的是难以名状的魔力一样的因素。既然彼得一世不太在乎礼仪、圣礼或其他礼仪形式，那么教会就满足他想要的其他任何东西。

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教会土地的世俗化

知道了上述事实后，人们也就不会惊讶于另外一个事实了，即教会的财产被没收也没有引起抵制。1762年，彼得三世下令所有属于教堂和修道院的土地财产都要划归国有。两年后，叶卡捷琳娜二世重申了这一命令。1767年，约100万生活在教会土地上的农民由国家接管，所有堂区的神职人员，包括黑户，都纳入了政府的薪资体系。皇权由此从原教会的土地上获得了数百万卢布的年收入，而从中返还给神职人员的数量仅为每年40万卢布，剩余部分全部留为己用。那些没有土地的修道院因不能为国家带来财政收入而被勒令关闭。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俄罗斯的修道院总数减少了一半以上：在1764年时的954座修道院中，有569座被关闭。然而剩下的这些修道院也并非全部都得到了政府的财政资助。在幸存的385座修道院中，仅有161座被纳入了政府的薪资体系中，其余224座只能自谋生路。然而，这样的举措竟也没有引起抵制。教会土地的世俗化也许是欧洲宗教改革中最强大的驱动力量，但是在俄罗斯则平淡无奇，就好像仅仅是一次记账的操作一样。

一旦国家担负起供养神职人员的责任，就必须确保其工资不会发给那些假冒的神职人员或者那些虽然已经授予神职、但是没有为堂区履行职责的人员。于是，政府开始拟定常规的人事编制(штаты)，用于神职人员的任用，就像任用公务人员的编制一样。按照彼得一世的命令，那些“多余”（即没有所属堂区）的神职人员，要么拉去充军，要么并入纳税群体。然而，在18世纪，这条规定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因为没有多余的人员。直到19世纪60年代，政府才制定出正式的神职人员编制，规定领取薪水的神职人员的数量须与在堂区实际活动的人数相对应。18世纪90年代教会全面融入国家官僚体系的过程中，叶卡捷琳娜二世迈出了另外一步。她下令将主教辖区的边界与省级行政辖区的边界看齐，以便省长更容易控制教会。所有这些举措的后果是，俄罗斯的神职人员在18世纪被改造成为非常接近于官吏的群体。

东正教教会如果能够赢得民众的忠诚，或许可以改善自己的地位。然而，它没有能够做到。旧信徒派和宗派主义者的信仰对那些真正崇拜宗教的农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受教育阶层要么对宗教完全不感兴趣，要么则为外国宗教所吸引，尤其是对那些（意识形态上的）世俗类的宗教，这类宗教认为历史是上帝的代言人。东正教教会与受教育阶层从来就没有共同语言，因为其保守观点使其显现出极强的反智性。在中世纪的俄罗斯古训中“观点乃万恶之源”，据此俄罗斯教会甚至连自身的神学理论都毫无兴趣，纵然神学理论是在面对异教徒和外国人攻击时最主要的自卫武器。对于所有振兴教会的尝试，东正教总是抱以本能的怀疑态度。每当它感觉到独立的判断影响到了其教义和礼俗，这种怀疑就会转变为敌视，有时还伴随着向当局检举揭发和开除教籍。因此，俄罗斯东正教会一个接一个地疏远了这个国家中最优秀的宗教思想家：斯拉夫主义(славянофил)、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列夫·托尔斯泰以及20世纪初期围绕在宗教—哲学协会周围的一批精英。俄罗斯东正教也没有表现出对教育其信众的兴趣。直到19世纪60年代，它才开始涉及初等教育，这还是因为在执行国家的命令，因为国家担心知识分子对大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