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孤立的教会与神职

在帝俄时代，许多俄罗斯人，无论是受过教育的还是文盲，都能够在教会中求得精神安慰；而且，即使在这样一个唯国家命令是从的神职群体中，也会有道德和才智水平极高的个人，这两点是不可否认的。尽管有种种的缺陷，但是俄罗斯教会依然能够帮助人们躲避生活的烦恼。然而从整体来看，教会在帝俄时代不是一个广受欢迎的机构。它的受欢迎程度是呈逐渐下降趋势的。神职人员成了一个孤立于社会的群体，尤其是与那些较为富裕的、受到良好教育的群体相距甚远。17世纪中叶，科托希欣(Котошихин)的时代，对于贵族和波雅尔来说，由个人出资赞助几座小教堂、供养一个或几个神甫是非常普遍的事情。但是，一个世纪之后，到了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一名英国旅行家曾经惊讶地提到，他在圣彼得堡逗留的5个月里，从未见到过某个贵族出行时有神甫相伴的情形。 ㊟ 【О России в царствование Алексея Михайловича, сочинение Григорья Котошихина, 4-е изд., СПб., 1906, стр. 147; William Coxe, Travels into Poland, Russia, Sweden and Denmark (Dublin, 1784), II, p. 330.】 帝俄时代的其他外国旅行家们也都给出过类似的负面例证。神职人员从国家精英群体分离的原因有以下几个：其一是彼得一世立法禁止建立家庭教会、禁止供养家庭神甫。其二是上流社会所接受的西方化、世俗化的教育与即便是最好的神学院所提供的教育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其三，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其四，莫斯科政府严禁贵族进入神职阶层，加之后来彼得一世又立法强化了该禁令，防止了俄罗斯贵族与高级神职之间产生血亲关系，而在西欧，贵族与高级神职之间存在血亲关系是很普遍的现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俄罗斯的神职人员都是平民，且往往是较低级的，从文化和社会阶层上看，与城市小资产阶级较为接近。而已经西化了的贵族阶层则不屑与他们为伍。19世纪俄罗斯作家列斯科夫的作品堪称俄国神职人员的编年史，他笔下的人物似乎是生活在一个他们自己的小世界中，比生活在“黑暗王国”中的商贩更加与世隔绝。直到帝制终结之时，他们仍然固守着自己封闭的阶层：在自己开办的学校中就学，娶神甫的女儿为妻，把自己的后代送去当神甫。20世纪初，尽管没有什么限制，世俗者也很少有人去担任神职。贫穷、孤立和屈从于专制，神职阶层既得不到爱戴也得不到尊重，得到的至多就是民众的容忍。

对于俄国教会能有什么样的现实期待呢？鉴于其保守的哲学和依附于国家政权的传统，俄国的教会当然不可能成为一股促进自由化的力量。但是，它原本有可能完成两件重要的事情。首先，有可能维护世俗权威和宗教权威共存的原则。这个原则是《马太福音》(22:16—22)中提出的，在拜占庭的宗教理论中得到了详尽的阐述。如果做到的话，它本应为自己赢得国家精神领域的至上权力，并且能够因此而对国家政权构成一定的限制。可惜它未能做到，因而使国家政权获得了同时驾驭人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权力，从而大大促进了世俗权威的畸形膨胀，不但当时如此，此后甚至更为严重。

其次，教会本可以理直气壮地维护基督教最基本的价值观。它应抵制农奴制这种与基督教伦理格格不入的制度。它应该对伊凡四世或后来斯大林的大规模镇压予以谴责。但它并未做到，表现得好像纠正错误不关它的事。没有哪个基督教的支脉对社会不公和政治不公表现得如此麻木不仁。“在最近的几个世纪中，”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话完全可以引起人们的共鸣，“如果教会没有出让自己的独立权，并一直让人民听得到自己的声音的话，例如波兰的教会就是如此，那么俄国历史就会更加人道与和谐。” ㊟ 【New York Times, 23 March 1972, p. 6.】

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政策所产生的最终后果是：在那些关注社会和政治公正的人眼中，它已失信于民；不仅如此，它还制造了一个精神上的真空，这一真空却很快被世俗的意识形态所填补，因为它们所追求的是在现世建立一个基督教承诺中的来世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