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的公共舆论

先行者

俄国肯定一直都有心怀不满之人，但是有史记载的最早的政治异见者是一位名叫赫沃罗斯季宁的王公。这位17世纪早期的贵族曾被人向官府举报其不行东正教之道、私藏拉丁语书籍、称沙皇为“暴君”的行为，并且曾抱怨说莫斯科都是些“愚”民，无人能与其交谈。他曾提出要求去立陶宛生活，但是遭到拒绝，最后被流放至北方一座偏远的修道院终其一生。 ㊟ 【С. М. Соловье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т. V, М., 1961, стр. 331–2.】 赫沃罗斯季宁是前知识分子时代的一位典型的异见者，一位注定会死去、留不下丝毫影响的孤独者。这类早期的知识分子形不成力量，也发不起运动。在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的服役体制下，不满的举动被认为是谋反的证据，只能被限制在私人的表达形式上。

在俄国，公共舆论的形成需要有先决条件，即政府必须承认公共活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并且不受其意志干扰。这种情况直到彼得一世死后，国家服役的条件变得宽松了之后才出现。在18世纪30年代，对贵族来说，虽然名义上还是为国家服役，但是追求个人私利已经变得日渐容易，到了18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更是如此。长期告假，甚至刚刚人到中年就早早退休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此便在没有任何官方立法的条件下诞生了一个有闲阶级。对贵族来说，即使是在服兵役的时候，也能找到时间从事其他非兵役方面的事情。例如，1731年建立的贵族武备学校，其训练的日程安排得非常松散，以至于年轻的贵族们有大量时间得以消遣在戏剧和诗歌上。俄罗斯戏剧的奠基人苏马罗科夫和赫拉斯科夫都是在武备学校的时候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的，而他们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些作品恰恰就是在这种表面上的军事机构里创作出来的。18世纪中叶，文学创作作为一种自由活动的形式而出现，这也是俄国政府最早允许的自由活动。俄国当时的文学创作水平不高，出版的作品大多数都是在模仿西方模式。然而，这一时期俄国的文学创作，其意义是政治性而非审美性的，重要的是文学挣脱了国家的束缚，艺术语言的表达不再是官方的行为。文学的载体开始将其自身及其意识和其活动的目的与国家政权的意识、活动和目的区分开来。 ㊟ 【Г. Гуковский,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VIII века, М.-Л., 1936, стр. 19.】 因此，一道裂缝便出现在了一度坚实的世袭体系中；文学成了第一项沙皇侍臣阶层的成员获准从事、与君主的利益无关的事业。它从未失去这个独特的地位。从那时起直至今日，文学一直都是一个私人的领域，从属于不同的君主和不同的法律。

这种趋势的命运取决于强制性国家服役政策的进一步放宽。1762年的《贵族自由宣言》将贵族阶层从强制性国家服役中解放出来，从而打开了知识活动的闸门。既使得文学创作能够成为一项职业，也为职业作家创造了一个读者群体。

从比例上看，退休的贵族几乎不读书，而读书的贵族大部分都喜欢读法国小说，通常都是用英镑购买的。但至少乐于阅读的习惯开始初现端倪。若非1762年的《贵族自由宣言》和叶卡捷琳娜开明专制给上层贵族营造的安全感，就不可能有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繁荣景象。贵族群体中一些更加有思想的人逐渐开始对政治思想产生兴趣。这一时期的俄国贵族，将自己与西方贵族等同起来，他们对西方有关贵族角色和权利的文献尤其感兴趣。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问世后没过几年就有了俄译版，由于这部著作着重强调了皇权与贵族间紧密合作的必要性，它成为整整一代俄罗斯贵族的政治家风范手册。

叶卡捷琳娜的贡献

叶卡捷琳娜二世积极鼓励人们对政治思想的兴趣。当时俄国上流社会普遍存在的无知与冷漠使叶卡捷琳娜二世感到十分惊骇，于是她开始着手培养具有公共意识的公民群体，似乎是为了反驳孟德斯鸠关于俄国只有领主和奴隶、没有平民阶层(tiers état)的观点。而她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远比通常所认为的多得多。诚然，尽管她的《训令》(Наказ Екатерины II)包含了从孟德斯鸠和贝卡里亚的著述中抄录的格言，却没有实际效果；为了给俄罗斯制定一部新的法律以代替《1649年法典》，她于1767年组建了一个专门委员会，但也是无果而终。不过，这些经验也绝没有白费。《训令》的大量刊印和广泛传播，使俄罗斯精英熟悉了西方的政治和社会思想。

可以说，《训令》的发布标志着俄罗斯开启了关于政府亦应受道德规范约束的讨论。那个失败的立法委员会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为各个阶层的代表坦诚地、公开地、不必再惧怕报复地吐露心声创造了机会。这已经不再是像莫斯科公国大会一样的“政府与其代理人之间的协商”，而是一个国民论坛，而这样的论坛直至138年后的第一届国家杜马成立才得以再次召开。这也是一所政治学校，它的“毕业生”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后期的公共舆论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训令》和立法委员会给俄国公共生活所带来的智识上的刺激，对俄罗斯历史后来的发展进程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影响。

在解散了立法委员会后，叶卡捷琳娜继续鼓励由她发起的运动。1769年，她创办了俄罗斯第一份期刊《万象》(Всякая всячина)，这是一份讽刺杂志，叶卡捷琳娜也以笔名亲自为该刊撰稿。没过多久，效仿者便随之而来，大量讽刺性出版物迅速淹没了规模不大的俄国读者群。

这些杂志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无关痛痒的废话，目的只是为了逗笑。但是偶尔讽刺作品也会以更加严肃的形式出现，从而变成了社会批评的工具。在叶卡捷琳娜统治时期，还出现了各种信息资料性的出版物，甚至还包括了面向土地所有者和儿童的专门性期刊。在叶卡捷琳娜继位后的第一个十年内，俄罗斯图书出版的数量增加了五倍。在她的统治末期，面对由她自己培育起来的自由之势，叶卡捷琳娜显示出了些许的矛盾。而在18世纪90年代，法国大革命给她带来的恐慌使她转而开始压制独立思考。但是，叶卡捷琳娜晚期的逆转不应掩盖其做出的贡献。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功劳在于发起了一场被俄罗斯人用一个不可译的短语“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字面意思是“社会运动”）所描述的运动。这实际上是一场公开表达观点与公共活动相结合的广泛的“社会运动”。俄罗斯社会就是借助这场运动才得以维护其独立存在的权利。如此看来，俄罗斯国家已经全能到了甚至可以扶植一个自己的反制力量。

从一开始，俄罗斯的公共舆论就在两个不同的渠道中流动，这两个潮流又各自分出许多支流。两者都是当时对俄罗斯的批评，然而完全是出于不同的原因。一个可以被描述为保守民族主义，另一个则是自由激进主义。

诺维科夫

俄国保守民族主义运动的奠基人，同时也是俄国第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诺维科夫。他年轻时曾在近卫军中服役，正是这支近卫军助叶卡捷琳娜登上了皇位，这也成为诺维科夫得以受到女皇庇护和青睐的重要原因。他参加了立法委员会，曾与“中产阶级”一同工作过。这段经历在其显著的“资产阶级”观中自然极具意义。1769年，为了回应叶卡捷琳娜在新闻出版方面的强势，他出版了三大讽刺刊物的第一本——《雄蜂》(Трутень)，随后他又出版了一些严肃的说教类出版物。

正是在《雄蜂》杂志的创刊号中，诺维科夫抛出了一个注定成为俄罗斯整个知识分子运动焦点的问题。他在表达了自己不愿从军、不愿从政、不愿为朝廷效力的意愿的同时，提出了“我能为社会做些什么”的问题，并解释道：“人生在世若无用，便是世间的累赘。” ㊟ 【Cited in В. Боголюбов, И. И. Новиков и его время, М., 1916, стр. 38.】 他给出的解决办法是从事宣传和慈善工作。诺维科夫的观点完全属于西欧资产阶级文化传统的范畴，令人惊讶的是，他从未去过西欧。按他自己的说法，他也不懂任何外语。在他所有的著述中，主要的攻击对象是贵族的恶质，他认为俄国贵族的恶质包括：懒惰、喜好炫耀、对穷人的疾苦漠不关心、道德沦丧、追名逐利、阿谀奉承、不学无术、蔑视知识。从阿尔伯蒂到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中产阶级思想家都认为“美德”指的是勤劳、谦虚、诚恳、有同情心、正直、好学等品质。诺维科夫在他的讽刺刊物中正是以这些价值观的名义猛烈抨击俄国的宫廷生活和权贵阶层。

叶卡捷琳娜起初对诺维科夫的批评未予理睬，但诺维科夫对俄罗斯生活黑暗面无休止的抨击，终于激怒了女皇。叶卡捷琳娜开始在自己的杂志上发表文章与诺维科夫展开了一场文学论战。那些被诺维科夫定义为“恶质”的东西，叶卡捷琳娜更愿意视之为人的“弱点”。诺维科夫本人则被叶卡捷琳娜指为偏执、暴躁之人。在他们的一次交锋中，叶卡捷琳娜指责诺维科夫患上了“狂热症”，所使用的言词预示着在后来的一个世纪中会有更加激烈的反知识分子论战：

一个人开始体验到无聊和悲伤，有时是闲极所致，有时是由于读书。从对其周遭所有事情的抱怨，直至最终对整个宇宙的抱怨。到了这个阶段，疾病就到了极点，战胜了理智。被疾患折磨的人梦想着建造空中楼阁，［抱怨道］所有人做的都是错的，政府不管多么努力，也根本不能让他们满意。在他们看来，只有他们自己才有能力给出建议、才能把一切安排到最好。 ㊟ 【Н. И Новиков, Избран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 М.-Л., 1951, стр. 59.】

诺维科夫对此的回应虽更为谨慎，但丝毫没有让步。有一次，他甚至冒昧地去批评女皇的俄语水平。

这场君臣之间的交锋可谓史无前例，在上一任君主的时代甚至是不可饶恕的，足可见世袭体制中的这道小裂缝扩大的速度之快。在伊丽莎白的时代，文学创作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标志着宪法上的重大变革；而在叶卡捷琳娜的时代，独立思考的范围已经达到了可以展开政治论战的地步。更加意味深长的是，诺维科夫与女皇的争论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不利的后果。叶卡捷琳娜继续以各种方式支持他，包括给予他补贴。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女皇和其他富豪友人的资助下，诺维科夫发起了一项规模宏大的教育和慈善事业，而这里只能列出其所达到的顶峰。他的图书出版企业旨在将信息性文献而不仅仅是消遣性文献传递至贵族和市民家庭中，这一时期出版了超过九百种图书。他通过一所翻译学院使俄罗斯人得以接触到了许多外国的宗教和文学作品。他把部分从期刊和图书出版中获得的收益用来开办了一所孤儿与贫困儿童的学校和一家免费的医院。在饥荒时期，他常组织一些救济活动。这些活动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会被视为善举。而在俄罗斯，这些善举同时也是具有革命气魄的政治创新。诺维科夫破除了旧的传统，即认为国家本身才有权以造福“大地”的名义行事。从诺维科夫及其同仁开始，俄国社会第一次知晓了自己也能关注自己的需求。

尽管如此，诺维科夫仍然被划在了政治保守主义的行列，因为他志在“体制内”解决问题。作为一名共济会会员、圣马丁的信徒，他认为一切邪恶源于人的堕落，而不是他所生活的体制。他无情地揭露“恶”，并带着这种热情去推广有益的知识，因为他坚信只有通过改善每一个人，才能改善全人类。他从未质疑过专制这种统治形式，甚至也没有质疑过农奴制。这种强调人的因素，而非强调环境因素的观点成为俄罗斯保守主义的标志。

拉吉舍夫

亚历山大·拉吉舍夫，俄罗斯自由激进主义的先锋，其影响力要小很多，尽管由于苏联宣传机构的不懈努力，他的知名度比诺维科夫更高一些。他的名气主要来自一部书《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参见212页），这部书使用游记这一当时流行的创作形式，揭露了俄罗斯地方生活的丑恶面。由于写作水平拙劣，如果仅从文学价值的角度看，这本书几乎不值一提。由于该书的中心思想含糊不清，以至于批评家们对于作者的创作意图仍然存在根本性的分歧，即作者到底是在倡导暴力革命，还是仅仅在警告除非及时进行改革，否则暴力革命将不可避免。与诺维科夫的智识根源来自共济会和盎格鲁—日耳曼的感伤主义（他厌恶伏尔泰）不同，拉吉舍夫深深地汲取了法国启蒙运动之源泉，对其极端唯物主义派（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显示出特别的偏爱。在他自杀身亡之前完成的最后一批著述中，他对灵魂不灭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虽然他站在了论据的积极一面，但是对其消极的一面则显然写得更有说服力。他在临死前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写道：他要以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只有他才是他自己的主宰。

持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太可能从表面上接受旧制度，或者同意在其体制内效力。如前所述，他所提出的建议非常模糊，但由于其哲学立场和对农奴制的坚决反对，他被自由主义者和激进分子奉为先行者。普希金的直觉告诉他，拉吉舍夫是一个鲁莽的傻瓜，其叙事长诗《青铜骑士》中的人物叶甫盖尼正是与拉吉舍夫有此相似之处，这也许并非偶然。 ㊟ 【В. П. Семенников, Радищев. Очерки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Петроград., 1923, стр. 268–9.】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一股恐慌的气氛笼罩了彼得堡，诺维科夫与拉吉舍夫在此期间遭到逮捕，被判终生流放。直至叶卡捷琳娜死后，其子保罗一世逆行其道，才将这二人赦免并开释。

十二月党人

十二月党人运动，在本书前面的章节中曾有所提及（参见270页），它极富戏剧性，所涉及的人员无论数量还是社会地位在19世纪70年代的社会革命党人暴动之前没有可与之比拟的。然而，很难说这场运动是一场严格意义上的俄罗斯的运动，因为它的灵感、理想甚至组织形式都直接来自西欧。所有这些都来自后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和德国的经验。在1812—1813年战争以及之后的占领期间，许多俄国贵族都曾在这两个国家度过两三年的时间。身临复辟时代的政治动荡，他们则有种完全像在国内的感觉；他们认为把邦雅曼·贡斯当和德斯蒂·德·特拉西的政治纲领，或是美国宪法移植到自己的祖国不是不可能的，这充分显示了年轻的俄罗斯贵族所具有的世界主义。然而，当起义失败，这些思想即烟消云散，下一代的知识分子则转向了完全不同的思想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