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知识分子的社会特征

知识分子的平民化（1855年之后）

俄国第一代“唯心主义者”知识分子，几乎全部来自贵族阶层，尤其是生活条件优越的“乡绅”群体。然而，贵族的社会优势可谓历史的偶然，因为在19世纪上半期，只有这些人才有闲暇和必要的资金用于培养知识方面的兴趣，尤其是像唯心主义哲学这类晦涩难懂的知识。然而，即使在那时，来自其他社会阶层的知识分子，一旦有机会，也可以自由地进入这个圈子，其中就包括出身于平民家庭的别林斯基以及商人之子波特金。亚历山大二世继位后，俄国原有的社会结构开始瓦解，非贵族出身的年轻人不断涌入知识阶层。19世纪60年代，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разночинцы)突然成为知识分子群体的一股新力量，即那些不属于任何标准的、法律上划定的群体类别，例如，未承父业的神甫的儿子（如尼古拉·斯特拉霍夫和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低级别的非世袭的文官和军官的后代等。受教育机会缓慢而稳步地普及，导致了潜在异见者数量的增加。如表2所示，在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之前，中等学校中平民出身者的比例不断上升，而这是以贵族出身者数量下降为代价的；由于每10名中等学校毕业生中，有8人—9人进入大学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所以很明显，大学生群体也逐年呈现出平民化的趋势。

表2 1833—1885年俄国中等学校学生的社会构成（百分比） ㊟ 【Л. В. Камоско, ‘Изменения сословного состава учащихся средней и высшей, школы России (30-80е годы XIX в.)’,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No. 10, 1970, стр. 206.】

在废除农奴制改革之前，几乎没有人知道什么是自由职业，但是到了19世纪下半期，自由职业开始盛行。据估计，在1860—1900年间，俄国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数量从2万人增加到了8.5万。 ㊟ 【В. Р. Лейкина-Свир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в России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ека, М., 1971, стр. 70.】

受教育人群作为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其规模得到稳步扩展，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该群体的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从一小部分心忧天下的、有爱国主义热情的富家子弟发展成为由社会各阶层人员组成的一个庞大群体，脑力劳动成为该群体的谋生方式。至19世纪80年代，俄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知识无产阶级。不过，到旧制度濒临瓦解之时，俄罗斯知识分子群体的基本属性仍然是由旧的侍臣阶层的后代决定的，因为大多数俄罗斯人的意见领袖皆出自富裕的贵族或高官家庭，正是这些人构建了俄国知识分子这一愤世嫉俗群体的思想意识。

知识交流的平台

知识分子必须有一些机构或平台把志同道合者聚集在一起，让他们交流思想，在共同信念的基础上建立友谊。在19世纪的俄国，有5种这样的机构或平台。

沙龙是最早的一种。一般是由家庭富裕的地主提供场所，特别是他们在莫斯科的住所。沙龙给那些对公共事务感兴趣的人创造了一个理想的非正式交际的条件。尽管大多数参加沙龙的贵族都忙于闲聊、说媒和打牌消遣，但是也有的沙龙的确吸引了一些具有真知灼见者，甚至还具有了思想色彩。例如，导致俄罗斯知识分子分裂为“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那场论战，最初就是从沙龙对话开始的，后来才发展到了文字交锋。

第二种是大学。俄罗斯首屈一指的大学莫斯科大学，建于1755年。尽管莫斯科大学的印刷所对诺维科夫的出版事业提供了帮助，但很难说当时的莫大对国家产生了多么大的知识影响力。其大量外籍教职员用德语和拉丁语授课，面对的则是全然不知所云的听众，这些听众往往来自神甫或其他平民家庭。贵族认为把孩子送到大学里毫无意义，在这里度过几年也丝毫不能为公职晋升积累资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30年代，乌瓦罗夫就任教育部长后才出现转机。乌瓦罗夫是一位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古典学专家，他认为科学文化知识是对付泛滥于俄国的破坏性思想的最佳解药。在他的任期里，俄国的高等教育开始蓬勃发展。19世纪30年代，入读莫斯科大学成为贵族子弟们的一种时尚。政府由于非常担心出现一个庞大的、无业的知识分子群体，所以故意将大学生的数量保持在较低水平：在尼古拉一世时期，全国大学生的数量不超过3000人。政府还对平民接受高等教育设置了很大的障碍。尼古拉一世死后，进入高等学校的门槛得以降低。许多职业和技术院校开办，1893—1894年，俄罗斯共有高等教育机构52家，在校生2.5万人。此外，还有数千人在国外大学就读。在那个父母权威受到法律和习俗严格维护的时代，大学为逆反活动提供了一个天然的温床。正是在大学里，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第一次发现自己身处一个相对自由和非正式的同龄人社会。在这里青年人占绝对和主导地位。他们一同憧憬未来，彼此间倾听着年轻人发自内心的不满。那些原本没有强烈的公共担当精神的人来到大学里之后，不用多久便会置身于共同行动的急流之中，若抵制这类活动就要冒着被排斥的风险：因为当时的大学与今天一样，是统一思想认识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在19世纪60年代早期，躁动的情绪开始席卷俄国的大学校园。从那时起，“学生运动”成为俄国社会生活的家常便饭。抗议、罢课、骚扰，甚至对不受欢迎的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的暴力活动，都招致了学生被大量逮捕、拘押甚至学校被关闭。在旧制度存在的最后的半个世纪里，它处于与学生群体的无休止的斗争之中。

在整个19世纪，“圈子”都是一种非常流行的知识分子活动平台。圈子出现在沙龙繁荣的时代，当时形成了一些专门研习谢林、黑格尔以及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圈子。圈子延续至大学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而此时沙龙已不再在俄国知识分子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圈子是一种非正式性聚会，它将对某项知识有共同兴趣的人员聚在一起，定期进行学习和研讨。在高压时期，圈子必然具有隐秘性和颠覆性的特点。

俄国知识分子的第四种主要平台是期刊，在当时也被称为“厚杂志”(толстый журнал)，这在重要性上与大学相当。这类出版物在1855年以后随着审查制度的放松而逐渐流行起来。“厚杂志”通常包含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纯文学，另一部分是公众关注的热点（在审查许可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社会学、科学、技术等内容）。每一本杂志都遵循一定的哲学政治路线，拥有特定的读者群。这些杂志之间展开的论战，使用的语言往往经过了处理，以便能够通过审查，这些论战对当时的俄罗斯人来说，已经成为公开的政治辩论的代言者。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现代人》(Современник)、《祖国纪事》(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俄国财富》(Русское богатство)等杂志先后成为激进期刊的先锋代表。《欧洲先驱者》(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杂志一直是亲西方的自由派的舆论阵地。自1907年起，《俄罗斯思想》(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亦加入自由派阵营。《俄罗斯先驱者》(Русский вестник)杂志则是保守民族主义派的喉舌，该杂志因发表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诸多大文豪的作品而闻名于世。在这些引领社会思潮的知名期刊之下，还存在数十种知名度略低的出版物。 ㊟ 【在尼古拉一世治期，政治、社会和文学类的期刊数量在10—20种之间摇摆。1855年之后，数量出现急剧增长：1855年为15种，1860年为50种，1875年为70种，1880年为110种，1885年为140种，引自：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Об-ва Брокгауз и Ефрон, СПб., 1889, XVIIa, стр. 416–417。——原文注】 “厚杂志”在俄罗斯公共舆论的发展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它向整个帝国传播信息与思想，否则这些信息和思想只限于两都（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内，并由此建立了多个网络将居住在省会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广泛分散的人们联系起来。正是在此基础上，20世纪初，政治党派在俄国迅速涌现。列宁上台后，一年之内，所有的政治倾向为非布尔什维克的“厚杂志”均被关闭。毋庸置疑，列宁的政治敏锐力使他很清楚这些杂志对于中央集权的危险程度。 ㊟ 【在赫鲁晓夫时代，苏联的《新世界》月刊在恢复“厚杂志”针砭时弊的政治功能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然而，随着其主编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1970年被解职，苏联时代的这一尝试也随之结束。——原文注】

最后一种是地方自治会(земство)。这类地方自治机构出现于1864年，部分是为了承接过去的农奴主的权力，部分是为了履行地方政府无力而为的行政功能，如基础教育、卫生、路桥维护、农田改良等。地方自治会具有有限的征税权以及动用财政收入雇佣专业技术人员的权力。这些专业技术人员被划为“第三类人士”(третий элемент)，包括教师、医生、工程师、农学家和统计学家。在1900年，“第三类人士”的数量约为4.7万。该群体的政治导向可以被描述为自由激进主义或自由民主主义，也就是说他们属于反对革命也反对精英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后来成为建立于1905年的、奉行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的骨干力量，这也成为该党总体上呈现左翼倾向的主要原因。经选举进入地方自治会担任相关职务的地主往往更倾向于右翼，在思想上主要是保守的自由主义。他们厌恶官僚政治，反对任何形式的专横，但是对在俄罗斯引入宪政制度，尤其是对建立基于民主选举的议会方面，则抱着十分谨慎的态度。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对于自由派和非革命的激进分子来说，谋职于地方自治会成为一种风尚。而那些坚定的革命派人士对所有这些都抱着怀疑的态度。

上述五类机构的共性在于：它们为俄国社会提供了斗争的工具，以反抗无处不在的官僚主义，因此它们也成为镇压的首要目标。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当专制体制对社会发起了一场坚决的政治反攻时，大学、期刊社和地方自治会皆遭受了严厉的惩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