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新激进主义

源于西方

新激进主义是在“科学”哲学，或者说“实证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哲学思想在尼古拉一世时代的最后几年开始从西方传至俄罗斯，但是将左翼激进主义者彻底征服则是在其继任者的时代。19世纪40年代，化学与生物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能量守恒定律以及活体组织细胞结构的发现，导致西欧出现了一场反唯心主义的、推崇哲学上的唯物主义的运动。在毕希纳和摩莱肖特的著作中，讲述了一个完全由物质构成的宇宙，其中所有的活动都可以简化为基本的化学或物理过程；这个宇宙没有给上帝、灵魂、思想或其他任何形而上的东西预留位置。俄国年轻人在阅读他们的著作时，带着一种启示感。费尔巴哈解释了上帝的思想本身是人类愿望的映射，而他的追随者们又将这种心理学上的解释用在了货币、国家以及其他制度上。巴克尔在其名作《英国文明史》的绪论中断言，统计科学将有可能使对任何社会表现行为的预测达到数学上的精确。这本书在俄国极为畅销。这些观点似乎有自然科学的声望作后盾，表明人们终于找到了解开人与社会之奥秘的钥匙。在俄罗斯这个缺乏人文主义传统和世俗神学的国家，知识分子极易相信决定论者的解释。因此，这些思想对俄国产生的冲击比对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强烈。

“虚无主义”

左翼青年这时带着蔑视的态度拒绝了曾经使他们的父辈陷入狂热的唯心主义哲学。无论如何，他们对唯心主义哲学的拒绝是自觉的行为，但是他们不自觉地保留了大量个性上的唯心主义和对历史进步的信念，严格来说，这种信念是不能以经验为依据来证明的。屠格涅夫在其小说《父与子》中描写了这种代际冲突，作品里的人物在现实中的原型，即刻发觉小说描写得非常准确。在年轻的“虚无主义者”看来，他们所处的世界就像是另一个人类发展早期阶段的活的遗迹，如今已经走到了尽头。人类正处于“实证主义”阶段的前夜，所有的自然和人类现象都将得到正确的认识，从而使之服从科学的管理。此时，最直接的任务就是要粉碎旧秩序的残余。唯心主义，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理论，自然是旧秩序的一部分。德米特里·皮萨列夫，19世纪60年代早期激进派青年的偶像之一，他号召其追随者肆意攻击他们周围的人，抨击各种制度与习俗，他们认为任何处于衰落过程中的事物都不值得挽救。这种“虚无主义”态度并非如保守派批评家后来所指责的那样，是因价值的全面缺失而激发的，而是被一种信仰所激发的。这种信仰认为“现在”已经属于“过去”，因此毁灭才是具有创造性的。

知识分子对自身历史作用的认知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新一代激进派的重要特质是将所有经验都过度地简化为某个单一原则的倾向。他们对复杂性、细节和各种限制性的条件根本没有耐心。否认简单的事实，或者用告诫的方式把简单的事实复杂化，成了他们不作为的借口：这是“奥勃洛摩夫性格”的症候。“奥勃洛摩夫性格”是极端怠惰的代名词，因冈察洛夫小说中的主人公而得名。这个时代的每个激进分子都有一个准则，接受这一准则就意味着必定会以激进的方式去改变全人类的境况。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人间天堂的憧憬，是他在神学院的时候必定读过的预言书中石印油画所描绘的景象；如果人们看到的只有事实，而且事实仅仅只是物质的存在，没有任何其他的形式的话，那么一切都会变得很简单。 ㊟ 【俄罗斯的右翼，在其还原论方面与左翼的差距并不远。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荒唐人的梦》(Сон смеш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的结尾处写道：“其实，一切都是那么简单：在一天之内，在一个小时之内，一切都可以安排就绪。最主要的是：要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这就是最主要的事，也是全部的事，不再需要其他的了。一旦你明白这一点，一切都会就绪的。”——原文注】 面对唯物主义哲学受到的质疑，车尔尼雪夫斯基及其同道者根本不屑一顾，尽管这些质疑相当合乎情理。无须多言，新康德主义对基于唯物主义的机械论科学观的批判尽管与德国思想界的发展密切相关，但却从未触及俄国激进派。车尔尼雪夫斯基在1889年临终之时，仍然忠实地信奉着费尔巴哈以及半个世纪前他青年时期的其他偶像，对自然科学领域的各种最新发现所掀起的“乱象”，他幸而一无所知。他甚至反对达尔文。这种对科学的选择性态度是左翼激进派极为突出的特征，他们以科学的威望做掩护，但完全没有自由和自我批判的探究精神，而这对于真正的科学思维来说恰恰是基础。

19世纪60年代的激进派希望能造就一类新人。他们完全务实，没有宗教和哲学上的先入之见，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同时他们也是绝对具有奉献精神的社会公仆和正义的斗士。坚信所有知识都来源于观察的经验主义和在物质世界中没有对应物的伦理唯心主义之间存在的显而易见的矛盾，是俄国激进派知识分子前所未遇的。宗教哲学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曾经以伪三段论的形式陈述了他们的困境：“人是由猿进化而来的，因此，人必须为了共同利益而牺牲自己。”激进派中的一些政论家，尽管嘴上称敬仰明智的实用主义，但在情感上还是比较倾向于基督教唯心主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中的主人公拉赫梅托夫就是一个直接取自东正教圣徒文学中的人物：他的禁欲主义已经到了给自己打造了一张布满钉子的床的地步。这部小说中的其他几个人物（对年轻时期的列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类似于早期的基督徒，皆是与自己腐化的、世故的家庭相决裂，而与那些放弃了金钱和享乐诱惑的人们建立了兄弟般的情谊。这本书中的男男女女也都经历了倾慕而非爱情，更谈不上性。但这是空洞的笃信，只有热情，没有宽容。索洛维约夫恼于基督教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所谓同一性，曾提醒他的读者，如果说基督教让人们放弃自己的财富，那么社会主义则是劝说人们去剥夺他人的财富。

激进派充分地意识到，他们这个小群体在无所不能的专制国家面前是多么的无能为力。然而，他们并没有打算从政治上去挑战这个体制。他们是对国家本身毫无兴趣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国家不过是某些思维方式和基于这些思维方式之上的人际关系所产生的众多副产品之一。他们对现状的攻击首先指向舆论，他们的武器即思想，他们觉得自己在思想上比统治集团享有明显的优势。按照孔德的观点，人类的进步体现在其知识视域的不断扩展上：从宗教神术到哲学形而上学，再到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最高级的是实证主义唯物论的思维方式，它的传播本身就是最强大的变革力量。没有什么能够与之抗衡，因为它破坏了这个体制最根本的东西。思想的力量可以摧毁国家、教会、经济以及社会组织。自相矛盾的是，唯物主义的胜利也是由思想活动促成的。

因此，知识分子的作用举足轻重。在左翼政论家的狭义理解中，知识分子指的仅仅是信奉实证主义唯物论的那部分社会群体，知识分子是历史的先锋，大众尾随其后。“知识分子是人类进步的推动者”在当时是所有激进运动的基本信念。仅在19世纪90年代兴盛一时的社会民主党人，首先放弃了这种信念，将重点转移到了客观的经济力量上。然而，重要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个分支布尔什维主义最终取得了成功，它认为应放弃对客观的经济力量的依赖，因为这种力量与革命渐行渐远，又重新回到了打压知识分子的路线上。列宁的基本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只能由职业的革命家队伍来实现，这意味着除了知识分子别无他人，因为几乎没有工人和农民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活动中去。

社会革命党的策略（1860—1880年）

1860—1880年，激进运动，或者按照当时的说法称为“社会革命党”，由于无法达成其任何目标而经历了不断的演变。这些变化仅限于策略的范围内。激进运动的目标本身是恒定不变的——取缔国家及其所有相关机构，对实证主义唯物论原则的信念亦是如此。但是，每隔几年，随着一批新生进入大学，新的斗争策略便随即而生。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人们普遍相信，只要与垂死的旧世界决裂就够了，其余的事情都会自行就绪。皮萨列夫号召其追随者放弃所有其他的事业和兴趣，专注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车尔尼雪夫斯基则劝诫其追随者与自己的家庭断绝关系，加入到劳动公社中。但是，这些方法似乎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1870年前后，激进派青年越来越对新解放的农民产生了兴趣。这一时期最耀眼的理论之光，米哈伊尔·巴枯宁和彼得·拉夫罗夫号召年轻人放弃大学学业，到农村去。巴枯宁希望他们能够将立刻起义的信息传达到农村。他相信农民是天生的无政府主义者，只需一点火花便可点燃整个农村。而这一点火花要由知识分子以革命“鼓动”的形式带来。拉夫罗夫则采用更加渐进的方式。为了使农民转变为革命者，应当对他们进行宣传，启迪他们，让他们意识到解放法令的不公正之处、致使他们贫困的根源以及地主阶级、国家和教会之间的勾结。受这些思想鼓动，1874年春，数千名青年放弃学业，发起了“到人民中去”的运动。然而，等待他们却是失望。他们对农民的了解靠的主要是文学描写和论战性的小册子。殊不知，那些庄稼汉根本不想与来拯救他们的、满怀理想主义的学生扯上半点关系。“怀疑其别有用心”就是农民对这些青年全部的看法。要么对他们置之不理，要么就把他们交给警察。农民所表现出的敌意可以用他们的无知来解释，然而比敌意更令人失望的是他们的道德准则。激进派青年鄙视金钱，因为他们大都出身于富贵家庭：他们把对财富的关切与父母联系起来，而他们已经和父母决裂。因此，农村公社和劳动合作社，在他们的意识中已经被理想化。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俄国农民，看问题的方式则与他们十分不同。农民对获取财富有着极度的渴望，根本不在乎获取财富的方式。对于新的社会秩序，他们的想法是能够成为地主剥削阶级中的一员。知识分子正是因为有家庭或者政府的支持（通过奖助学金的方式），无须为了生存去竞争，才得以沉溺于空谈无私的兄弟情谊。农民则始终处于争夺稀缺资源的竞争中，他们认为争斗，包括使用暴力或欺诈手段，都是正确和恰当的。 ㊟ 【在此，可以不失偏颇地评论：1917年11月的革命，扫除了老派的、西化的精英，把新的精英扶上了政权。新的精英群体根植于农村，充满了这种心理。激进派知识分子，既然已经非常了解俄国农民的这种心理，却为何仍然寄希望于农民化身为无私的社会主义者，已成俄国历史的一个不解之谜。——原文注】

对于这些令人失望的情况，激进运动分裂成了若干相互敌对的派系。其中一派因对人民的无限信仰而得名“民粹派”。他们认为，知识分子不应该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人民；劳苦大众永远是对的；知识分子应当扎根农村，向农民学习，而不应总是试图要教化农民。另一派认为这种方法会以放弃革命而告终，于是开始转向恐怖主义（参见431页）。还有一派则对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产生了兴趣。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完成其使命之前，俄罗斯不可能有社会革命，所以要振奋精神，耐心做好长期等待的准备。

自由派的困惑

在俄国，激进分子的数量一向很少。在沙俄的政治镇压中，警察从来不遵循“疑罪从无”的原则，即便如此，根据对政治镇压数据进行的统计发现，俄国激进分子在该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参见445页）。在左翼激进分子与当局之间冲突加剧时，公共活动即会给他们带来危险。面对激进派的挑战，沙皇政府一向反应过度：在需要适当克制的情况下，它却采取大规模逮捕行动；在逮捕和短期拘留就已经足够的情况下，它则采取流放措施。下一章将对沙俄各种各样的警察机构进行介绍，政府通过这些机构，越来越多地限制所有俄罗斯人的公民自由，这样的措施疏远了守法的公民，否则他们是不会与反对派有任何瓜葛的。激进分子很快便学会了如何有效利用政府的过度反应，他们设计出一些精妙的“挑衅”技巧诱使警察施暴，以此来获取公众对他们自身和他们事业的同情。最终的效果是公众舆论逐渐转向了对左翼的支持。普通的自由主义者发现自己在应对日益加剧的国内冲突方面陷入了十分窘迫的境地。虽然他们不赞成暴力，但他们看到的是当局也没有恪守法律的界限；此时他们不是要在“法律和秩序”与暴力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在两种类型的暴力之间做出选择：一种是（表面上）全能的国家所施的暴力，另一种是受到了误导的、但（表面上）满怀理想主义和自我献身精神、为了他们所认为的公益而奋斗的青年所施的暴力。在这样的选择面前，自由派往往倾向于激进主义。这种困境在屠格涅夫的作品中有着清晰的反映（在这方面，屠格涅夫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派和自由主义者）。甚至于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极端保守主义者也无法完全置身其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鬼神学是他对激进主义最好的解释。尽管如此，他曾经向一位朋友坦言，如果在无意中听到一些人说他们在冬宫里埋了一颗炸弹，他依然无法向警察告发这些假设的恐怖分子。 ㊟ 【Дневник А. С. Суворина, М.-Петроград., 1923. Cited in Isaiah Berlin, Fathers and Children (Oxford, 1972), p. 62.】

处于政治中心的那些摇摆不定的、半心半意的、经常受到矛盾心理困扰的新手，构成了激进派的重要资源。19世纪末，俄国激进分子首先设计了一种有目的地驱使政府走向极右和过度暴力的策略，它从那时起至今一直都是激进势力最有效的武器。这种计策麻痹了自由派，促使其加入到了左翼的行列，一同对抗日渐壮大的极右势力，因此从长远看也促成了自由主义的自我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