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激进主义者与作家的冲突

“如果你愿意，米洛的维纳斯比俄罗斯法律或1789年的原则更加不容置疑。” ㊟ 【И. С. Тургене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 писем; Сочинения, т. IX, М.-Л., 1965, стр. 119.】 屠格涅夫的这句话乍一看可能显得很奇怪。但是，当把这句话置于俄国激进派知识分子与作家和艺术家之间发生的关键性争论的背景下，其含义就十分清楚了。

功利主义的审美观

在俄罗斯，文学是人最早挣脱世袭体制奴役的活动；其他精神领域的活动也随其后而至，包括视觉艺术、人文与自然科学活动。可以说，至19世纪中叶，“文化”和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专制体制给予其臣民相当大自由度的仅有的两个领域。然而在俄国，正像本章开始所指出的那样，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与政治上的顺从是息息相关的，只有文化才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抗争基础。因此，文化自然会逐渐变得政治化。可以很肯定地说，在旧制度下的俄国，没有一个伟大的作家、艺术家、学者或者科学家的创造是为政治服务的；少数为政治服务的人则无一例外都是些不入流的平庸之辈。政治需要的是纪律，而创造力需要的则是自由，二者根本是互不兼容的，充其量能成为一对合作得很糟糕的盟友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然而最常见的是，二者相互对立如死敌一般。但在俄罗斯，实际情况是，那些有创造力的人发现自己处于左翼知识分子的巨大压力之下，要求他们与他们的创作听命于社会的摆布。诗人被要求写小说，小说家则被要求揭露社会。画家被要求用他们的艺术生动地引起全社会，尤其是未受过教育的阶层关注大众的疾苦。学者则被督促从事有社会意义的问题研究。这种功利主义的方法在当时的西欧也不少见，但是在俄国因文化，尤其是文学的独特作用，使得其鼓吹者的声音要刺耳得多。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为功利主义美学的领军人物，如此言道：

在知识活动和社会生活获得高度发展的国家里，知识活动的各个不同领域中存在着劳动分工，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然而，我们所知道的知识活动领域却仅仅只有文学一个。正因如此，无论我们与外国文学相比如何评价我们的文学，它在我们的知识运动中要比法国、德国或英国文学在他们各自国家的知识运动中发挥的作用大得多，它所承担的责任也比其他国家的文学承担的责任要重。在目前看来，［俄罗斯］文学几乎吸纳了民族知识活动的全部内容，因此，在其他国家由不同的知识门类各自分担的社会责任，在我们这里却由文学全部承担了下来。在俄国，文学已经取得了百科全书式的重要性，对于一些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来说，文学已经失去了这样的地位。在英格兰，狄更斯之所言，除了他和其他小说家之外，哲学家、法学家、传媒学家、经济学家等亦可如是言。除了小说家之外，没人与我们谈论构成他们故事的主题。鉴于此，即使作为一个小说家，狄更斯也不必认为自己有责任为其时代的诉求担当代言人，因为这些诉求在纯文学(belles-lettres)领域之外的其他领域一样能够找到相应的表达。但是，在俄国，小说家却不可能有这样的借口。如果说狄更斯与萨克雷都确认，纯文学作品对社会包含的一切问题都肩负着直接责任的话，那么我们的小说家和诗人则要承担千倍的责任了。 ㊟ 【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Очерки гоголевского периода’, Эстетика и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критика.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 М.-Л., 1961, стр. 338. 感谢Professor Donald Fanger指点此段引用。】

“责任”是前引文献中的关键词，一共重复了四次。从1860年到1890年，文学批评中的功利主义流派在俄国处于实际上的垄断地位。该流派认为，所有的作家，尤其是俄国作家，都肩负着“为时代的诉求担当代言人”的神圣责任。换句话说，就是要为人民的社会和政治夙愿而执笔。德米特里·皮萨列夫在年轻时提出了一个功利主义美学的极端理论。他依据能量守恒的原则，坚持认为一个落后的社会是负担不起一部不以服务于改良社会为目的的文学奢侈品的。知识对他来说是资本的一种形式，必须节约使用。“我们因贫穷而愚昧，我们也因愚昧而贫穷”，他在一篇名为《现实主义者》的文章中如此写道。这篇文章得出的结论是，写作（和阅读）以娱乐为主要目的文学作品，就是对国家资源的浪费，是不可原谅的。

普希金：争论的对象

在功利主义者与“为了艺术而艺术”者之间的论战中，普希金是一个争论的中心人物。在19世纪60年代之前，普希金在俄国文化中的地位无人可及。他不仅被尊为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和俄罗斯文学的奠基人，同时也成为俄国新的民族楷模。果戈理写道：“普希金是一个成长变化中的俄罗斯人，也许200年后的俄罗斯人就是他这个样子。” ㊟ 【Н. В. Гоголь, ‘Несколько слов о Пушкин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М., 1950, VI, стр. 33.】 但是，众所周知，普希金厌恶所有想使艺术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目的的人。对他来说，“诗的目的就是诗”，“诗凌驾于道德之上”。 ㊟ 【Cited in С. Балухатый. ред., 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о литературе, т. 1, Л., 1939, стр. 109.】 正是由于这些情感表达，激进派的批评家将普希金作为目标，视其为他们决意要摧毁的唯心主义的中坚堡垒。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而言，艺术只为其本身服务的思想冷酷无情到了等同于叛国的地步。在他看来，“无用就无权存在”。 ㊟ 【Cited in [Е. Соловьев] Андреевич, Опыт философии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2-е изд., СПб, 1909, стр. 6.】 他多次攻击普希金，不仅称其为不负责任的和没用的人，还说他是个二流诗人、拜伦的模仿者而已。皮萨列夫，作为他那一代人中的“顽劣之童”(enfant terrible)，称普希金为“崇高的白痴”。 ㊟ 【Д. И. Писарев, Сочинения, т. 3, М., 1956, стр. 399.】 这类不间断的攻击不仅使得普希金的声望跌落一时，还令除最伟大的文艺天才之外的所有人都产生了深刻的气馁之情。

作家的反击

面对挑战，文学巨匠们开始了反击。他们拒绝成为宣传者，他们确信，发挥其社会作用最好的方式就是为生活竖起一面清晰的镜子。契诃夫对于他的一位友人抱怨其短篇小说中没有体现出道德倾向，如此回应道：

您批评我的客观性，言其对待善与恶态度冷漠，缺乏理想等等。您想让我在描写盗马贼的时候说：盗马是一种恶。但是，没有我，这也是早已为人所知的。就让陪审团去判决盗马贼吧。我的工作只是向读者展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写道：你们在处理盗马贼的案件时，发现他们不是穷人，而是一些脑满肠肥的人。他们是一群狂热的信徒，盗马对他们来说不是盗窃，而是一种激情。当然，把艺术和说教结合起来是很好，但是对我来说这么做极为困难，从技术的原因上讲其实是不可能的。 ㊟ 【Letter to А. С. Суворин (I April 1890) в Письма А, П. Чехова, т. III, M., 1913, стр. 44.】

托尔斯泰在给一位作家同行的信中非常简洁地表达了对该问题的看法：

艺术家的目标与社会目标是不可通约的（如同数学语言所讲）。艺术家的目标不在于用一种无可争议的方式去解决一个问题，而在于用其无限的、永不枯竭的表现方式使人热爱生活。 ㊟ 【Letter to П. А. Боборыкин (1865), cited to в Балухатый, ред., 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т. II. стр. 97.】

冲突的长期影响

这种争吵的意义要比从其文学语境看来大得多。这不是关于审美的问题，而是关于自由的问题：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及终至每一个人，是否有“做自己”的自由。激进派知识分子在与传统上坚持义务为国家服役原则的政权斗争的过程中，也开始培育自己的服务意识。认为文学、艺术以及稍逊一筹的科学对社会负有主要责任，这种信念在俄国的左翼圈子里已成了公理。社会民主党人，无论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都矢志不渝地坚守着这一信念。因此，知识分子开始反向而行，以社会正义的名义扼杀了社会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