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失败的政治改革

亚历山大二世政府应对恐怖主义活动的措施并不局限于镇压。一些高级幕僚非常敏感地意识到，除非同时辅以一些具有建设性的措施，否则仅凭镇压是徒劳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在亚历山大二世治期，政府曾不止一次地对一些由政府官员或有影响力的公众人士提出的政治改革项目进行过仔细考量。这些项目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寻求使当时“值得信赖的”社会人士参与到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有人曾敦促通过增加选举产生的代表来扩大国家委员会；有人则提出成立像莫斯科公国时期的土地大会那样的协商机构；还有一些人则呼吁改革地方行政管理机构，扩大地方自治会的职权范围，为拥地贵族提供更多的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希望通过这样的手段，将为数不多的恐怖分子孤立起来，同时赢得受教育阶层的同情，使他们能够体谅政府的难处，而不是像此前一样持幸灾乐祸式的冷漠态度。赞成这类措施的官员有：内务部长瓦鲁耶夫、战争部长米柳京以及洛里斯—梅利科夫——一位在亚历山大二世执政的最后一年里独揽大权的将军。沙皇本人对于这些建言并非不感兴趣，只是因为遇到基层官员以及他的太子——后来的亚历山大三世的强烈抵制，而迟于实施。在这个问题上，激进分子实际上是不自觉地帮了保守派一把：每当他们实施了行刺沙皇或其他高级官员的行动后，政治改革的反对者就会施压要求采取更加严厉的警察措施，并进一步推迟涉及本质问题的改革。如果恐怖分子被警察盯上了，他们就不可能有效地阻挠政治改革了。

抵制政治改革，对官僚群体来说是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从官僚享有特权的角度看，地方自治会对他们没有一丝好处，因为是地方自治会在维系着从彼得堡到最偏远省份的政令畅通。如果有某些社会代表受邀参与立法，即使只有协商代表的身份，官僚阶层也会觉得自己第一次落入了某种形式的公共控制之中；这当然可能会使其言行受到限制，并最终可能会毁掉其权威。即便是可以保证只有最“值得信赖的”人士才能参与其中，但仍然无法消除官僚群体的忧虑。俄国当时的君主制拥护者，尽管在内心里是反对立宪的，但是也决不喜欢官僚。他们中绝大部分人深受斯拉夫派思想的影响，把官僚阶层视为无理地横在沙皇和他的人民之间的异物。

幸于有扎伊翁契科夫斯基的档案研究，我们现在方能对这个关键时期政府的审议情况有相当充分的了解。 ㊟ 【本章注释中的第9和14条列出了他的两部著作。】 政治改革的反对者，其论点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将公共代表吸纳进入政府，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无论是以立法代表还是仅以协商代表身份，都会导致责任混乱和行政管理的无序。实际上，若要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就应当撤销地方自治会。

(2)鉴于地域与社会特征，俄国需要的是一种限制与控制尽可能少的体制。俄国的公务人员应当享有宽泛的自由裁量权；警察的“司法”应当与普通的法庭分开。1882—1889年间的俄国内务部长德米特里·托尔斯泰，这位典型的保守派官僚曾如此表达过后一种观点：

俄国人口稀疏，分散在广袤的大地上。由此造成了法庭的鞭长莫及，这种状况是无法避免的，加上人民经济水平的低下和农村阶层的家长制习俗，所有这些因素要求建立一种在其活动中不受过度的形式主义所限的政权，这是一个能够迅速恢复秩序，在人民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够尽可能快地予以矫正的政权。 ㊟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СПб., 1902, стр. 172. 文件日期为1886年，带重点标注。】

(3)在胁迫的情况下实施的政治改革会被解读为一种软弱的表现，从而导致国家权威的进一步丧失。这种论点甚至被洛里斯—梅利科夫这样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高官所采用。他在表达反对在俄国设立代表机构的提议时写道：

我深信，在这些提议中的任何改革，不仅在当前是没有用的，完全不合时宜的，而且还会产生害处……这种措施本身就会给人一种迫于形势而强加于政府之上的感觉，无论在俄罗斯国内还是国外都会被如此解读。 ㊟ 【Былое, No. 4/5, 1918, стр. 158–9.】

(4)任何形式代表机构的设立，即便是思想上最保守的，都标志着向宪政体制迈开了第一步；一旦开了头，其他的举措必定会接踵而至。

(5)国外代表机构的经验表明，它们不利于稳定；议会只会干涉行政管理，除此之外没别的。这种论调似乎对王位继承人有特别的吸引力。

为了强化这一论点，反对政治让步的人远远夸大了煽动叛乱的程度，他们用广为流传的阴谋与动荡说吓唬沙皇，实际上这些被他们妖魔化的内容与事实相去甚远。如下文所述，参与煽动活动的实际人数是微不足道的：即便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宪兵也不可能查出众多的破坏分子。但是强调这种恐惧感，有助于劝阻亚历山大二世远离那些自由派幕僚的建言。

俄国真正的统治者是宪兵头子舒瓦洛夫和彼得堡警察局长特列波夫。亚历山大二世只是他们的工具，在帮助执行他们的意志。他们利用恐怖来实施统治。特列波夫借彼得堡即将爆发革命的预判吓唬亚历山大，使其深感恐惧。如果特列波夫在每日进宫汇报时晚到了几分钟，沙皇就会询问首都是否一切安好。 ㊟ 【П. А. Кропоткин, cited in Ronald Hingley, The Russian Secret Police (New York, 1970), p. 55.】

亚历山大二世最后一次做出政治让步是在1880—1881年时。他同意了洛里斯—梅利科夫呈交的提案。除了对外省的行政管理进行了意义深远的变革之外，洛里斯—梅利科夫还建议在彼得堡设立若干民选委员会，讨论有关外省的行政管理、农业经济、粮食供应和国家财政等一系列政策问题。这些专门委员会在完成了各自的工作后，将组成一个总委员会向政府建言。该提案被不恰当地称为“洛里斯—梅利科夫宪法”（конституция Лорис-Меликова，这一名称是亚历山大三世为羞辱它而创造的）。该提案可谓中规中矩，但是其影响是重大的。俄罗斯正在进入一个未知的水域，谁都无法预测这一航程会驶向何方。即使是亚历山大本人，在批准这个提案的时候，嘴里还在嘀咕着俄罗斯的“三级会议”。他本应于1881年3月1日签署洛里斯—梅利科夫建议设立委员会的法令，然而就在这一天，他遭遇了恐怖分子的炸弹袭击而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