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1881年8月14日的“临时”法

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使得官僚阶层躲过了他们最为惧怕的事：社会参与政治决策。在经过了短暂的犹豫之后，亚历山大三世决定，秩序要恢复，但不能通过让步来实现，而要采取更严厉的镇压措施。改革随即终止；新任内务部长伊格纳季耶夫错误地判断了形势，向亚历山大三世建议以莫斯科公国时期的土地大会为样本设立等级会议，旋即遭到解职。自18世纪中叶以来受到冷落的世袭制原则此时再次浮出了水面。从此以后，“国家”就意味着沙皇和他的官僚；内政就意味着保护沙皇和官僚不受社会的侵扰。一系列迅速实施的应急措施使社会臣服于官僚和警察的专权之下。

1881年8月14日，亚历山大三世签署了帝国时代历史上自1861年废除农奴制到1905年《十月宣言》之间最为重要的一项立法，这项立法比上述两者产生的影响都要深远。该文件法典化、系统化了前几年发布的镇压性立法。它是从那时起直至今日（除了一段短暂的间隔期之外）真正统治俄国的宪法。俄国立法实践以其独特方式，在官方的《法规与条例汇编》中将这项意义重大的立法随意地夹在了一项批准俄罗斯消防保险公司对其章程做微小修改的法令和另外一项关于对切列波韦茨——一座外省城镇的一家技术学院的行政管理方面的法令之间。 ㊟ 【Собрание узаконений и распоряжений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СПб., 1881, датировано 4 сентября 1881 г., No. 616, стр. 1553–65.】 其全称为：《关于维护国家秩序与社会安定的措施以及在国内特定地区实施安保强化状态的规定》。该法令在开篇的段落中称，普通法律已明显不足以维护帝国的秩序，从而有必要引入某些“超常规”的程序。在其正文部分，该法令将打击颠覆活动的职权完全集中于内务部之手，从那以后一直如此。规定了两种特别状态：“强化安保”(Усиленная Охрана)与“超常安保”(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Охрана)，相当于西方的二级和一级戒严状态。内务部获得授权，可以在国家的任何地方强制实施“强化安保”状态，在内务部的批准下，总督也可行使此权力。“超常安保”状态则须经沙皇和内阁的批准。对于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强制实施这两种状态，均未做明确的规定。

“强化安保”是两种状态中较为温和的一种。在这种状态下，总督、省长和市长可以采取以下任何一种或全部的措施：对任何居民实施最长3个月的拘押并处以罚金最高400卢布；禁止一切社团、公共以及私人聚会；在特定期限或紧急状态实施的期限内关闭所有商业和工业企业；剥夺个人在其辖区的居住权；将闹事者送交军事法庭。此外，他们还有权宣布任何受地方自治会、市政府或法院雇用者为“不值得信赖”者，并可以下令立刻将其解雇。最后，地方警察机关和宪兵有权对任何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属于“令人产生怀疑”者实施最多两周的拘留。当政府认为有必要实施“超常安保”状态时，会任命一位总司令，除了上述列举的权力之外，总司令还拥有解除地方自治会民选代表（区别于雇员）职务，甚至有权彻底解散地方自治会，以及有权雇佣任意三级以下级别的官员。最后一条并非随意加入的。这项法令出台后，内务部长伊格纳季耶夫认为在官僚及其子女中窝藏着一部分该国最具颠覆性的分子，并建议进行定期“清洗”，将不可靠分子从公职队伍中清除出去。在“超常安保”状态下，总司令还有权暂停期刊出版，关闭高等教育机构最长1个月，并可以对嫌疑人实施最长3个月的拘押，罚款最多3000卢布。该法令也大大增加了宪兵在“强化安保”与“超常安保”状态下的权力。

这项立法的意义或许可以用1902—1905年间警察司长罗布欣的话来做最好的概括。他与这项立法的实施有很大关系，卸任后出版了一本非常引人注目的小册子。他在这部小册子中谈到，1881年8月14日的法令致使“全体俄罗斯人的命运取决于政治警察机构中工作人员的个人意见”。此后，在影响国家安全的事项上不再有任何衡量罪责的客观标准，而是靠警务人员的主观印象来确定罪责。 ㊟ 【А. А. Лопухин, Настоящее и будущее русской полиции, М., 1907, стр. 26–7.】 该法令表面上是一项“临时”法令，有效期3年，但是每当到期时就会被延长，一直延到了帝国的末日。在8月14日法令颁布之后，有10个省份，以及彼得堡和莫斯科都被置于“强化安保”状态下。1900年之后，实施“强化安保”状态的地区数量进一步增加。在1905年革命期间，一些地区则实施了“超常安保”状态。革命被镇压之后，在斯托雷平担任首相期间，该法令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被适用于帝国所有地区，其结果是，《十月宣言》和随后的杜马立法中有关公民权的法律实际上失去了效力。 ㊟ 【П. Н. Милюков,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6-е изд., СПб., 1909, I стр. 216–17.】

1881年8月14日之后，俄国成了一个徒有虚名的君主专制国家。按照司徒卢威1903年的观点，那时的俄国与其他文明国家之间真正的差别在于“政治警察的全能”，这成为俄罗斯君主政体的精髓；他预测，一旦这种支撑被撤销，无论谁控制这一专制权力，它都会立刻自行崩溃。 ㊟ 【П. Б. Струве, ‘Россия под надзором полиции’,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т 1, No. 20/21, 18 апреля / 1 мая 1903, стр. 357.】 罗布欣认同司徒卢威的观点，“是警察构成了一个临近终结的政权的全部力量，”他写道，并带有预言性地补充道，“如果一个政权想要自我振兴，那么它首先要求助的就是警察。” ㊟ 【Лопухин, Настоящее и будущее, стр. 5.】 其中的悖论在于，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对个别臣民权利的步步侵犯并没有使皇权得到加强，从中受益的不是皇权，而是官僚与警察，他们获得了更加宽泛的授权去对付革命运动。其荒谬之处在于，威胁与对付威胁所采取的措施完全不成比例。在恐怖主义活动最为猖獗的1880年2月，洛里斯—梅利科夫已成为专权独揽的大人物，此时警察机关所掌握的反国家罪案件还不超过1000例，然而这是在一个拥有近1亿居民的帝国里！ ㊟ 【Зайончковский, Кризис самодержавия, стр. 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