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不成熟的警察国家

然而，最终还是很难说帝国时代的俄罗斯是一个绝对的警察国家；它更像是一个先行者，一个警察国家体制的粗糙雏形，远远没有显示其全部潜力。这个体制充满了漏洞。这些漏洞大部分是俄国的统治精英们在接受西方的制度与价值的过程中造成的。尽管西方的制度与价值与世袭思想格格不入，但他们还是不愿意放弃。然而，这些漏洞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19世纪70年代、80年代所采用的一整套精心设计的镇压措施。

私有财产

在这些反作用力中，最重要的是私有财产。这一制度虽然很晚才来到俄罗斯，但是一经采纳便很快遍地生根。沙皇政府尽管会为了一些极小的政治上的罪行去骚扰臣民，但是对他们的私有财产却十分小心，不去侵犯。

当对俄国当局来说是极大刺激的《钟声》报在伦敦出版的时候，赫尔岑却仍旧能够定期通过一家国际银行获得从俄罗斯汇来的租金。列宁的母亲，即便是在自己的一个儿子因预谋刺杀沙皇而被处死，另外两个儿子因革命活动而被捕入狱的情况下，也一直作为政府公务员的遗孀领取政府发放的抚恤金，直到身故。私人资本和私有企业的存在使得许多旨在斩断“不值得信赖”分子生活来源的镇压措施统统失去了效力。那些政治上的不可靠分子几乎总是能在私营企业中找到工作，这些企业要么就是对政府毫不同情，要么就是保持着政治上的中立。一部分俄国最激进的记者还得到了一些有钱的怪人的资助。地方自治会公开聘用激进派知识分子担任统计员或教师。在发动1905年革命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地下社团“解放联盟”同样得到了私人资金的支持。在私有财产的资助下，在帝国全境范围内出现了许多警察无力闯入的“飞地”，因为时行的法律对于个人权利不屑一顾，对财产权却是严格捍卫。最终，祖巴托夫在“警察社会主义”方面的尝试在帝国时代的俄罗斯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它迟早要与个人的商业利益相冲突。

出国旅行

另一个漏洞是赴国外旅行。1785年贵族获得了赴国外旅行的权利，之后该权利逐渐扩展到了其他社会阶层。即便是在最黑暗的镇压时代，这一权利仍然被保留了下来。尼古拉一世曾经试图通过剥夺10—18岁在国外留学的贵族成为国家公职人员的权利来对赴国外旅行实施限制。1834年，尼古拉一世要求贵族在国外居住的时间以5年为限，到了1851年又将该时限降至2年。俄罗斯帝国刑法中有条款规定，如果政府有令，则俄国公民必须从国外返回祖国。然而，这些措施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俄罗斯人频繁旅居西欧，且长期停留在那里；例如，1900年，在国外逗留的平均时长超过80天的俄国人有20万。在威廉时代的德国，俄罗斯人是数量最多的留学生群体。要获取一本有效的国际旅行护照，只需要向所在地区的省长递交一封申请，花一小笔费用即可。即使是对有颠覆罪前科的个人来说，获得护照也非难事，很显然这是假设他们出国要比在国内麻烦惹得少。1917年10月夺取了俄国政权的那个革命党，其首脑和行动指挥部已经在西欧存在多年了，这一点都不奇怪。

文化因素的制约

第三，源于文化特性的强力因素阻碍了镇压机制充分发挥效力。统治俄罗斯的精英阶层是在西方思想的熏陶下长大的，他们惧怕耻辱。因担心受到文明世界的嘲笑，所以对采取过于严厉的措施犹豫不决。哪怕是自己眼中流露出了“亚细亚式的”行事风格，也会觉得尴尬无比。无论后果如何，沙俄精英在心理上是没有能力去使用暴力的。尼古拉二世曾有句非常感人的话，也可以说是他统治时期的遗物，是在1916年末写给其亲属的，这些亲属当时正在为与谋杀拉斯普京案件有关联的一位大公辩护。尼古拉二世言道：“谁都没有权力去实施一场谋杀。” ㊟ 【Красный архив, № 4 (1923), стр. 426.】 这种道德根本不符合警察国家的规则。

老旧的世袭心态与现代西方的影响，二者间冲突斗争的结果是，产生了一支无所不在、无事不管、无理专横，然而整体效率低下的警察队伍。赋予政治警察的权力与得到的成效完全不成比例。我们已经列举过一些关于政治犯罪的统计数据：监管和流放的人数很少、被审查拦截下来的书籍比例微不足道。从1866—1895年间，被处决的政治犯只有44人，且全部都是刺杀案件或者预谋刺杀案件的行凶者。在亚历山大三世执政这个镇压活动最严厉的时期，因涉及政治犯罪而被拘押审讯的人员共有4000名。鉴于俄罗斯的广袤国土以及应对颠覆活动所设的庞大机构，该数字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