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警察权力对旧制度的损害

俄罗斯这种原始的警察国家体制是无意中形成的，它导致了俄罗斯社会走向激进化。政治罪的定义太过宽泛，甚至于各种安保防范措施构成了一张广布的网络，这张网络捕捉到的人相互之间竟毫无共同之处。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保守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不满之间几乎没有区别。一个信奉君主主义的地主可能因地方官的无能和贪腐感到愤怒，但是在法律和宪兵的眼中，他则与在皇宫里安放炸弹的无政府主义者成了一类人。政府实施的各类禁令，实际上是把公民推到了反对派的行列，进而成为极端主义诉求的接受者。例如，在19世纪80年代，法律禁止大学生组成任何形式的社团组织。考虑到年轻人孤独、贫困和自然萌生的社交倾向等特征，他们不可避免地要违反法律去寻找伙伴，结成社团；而这些社团只能以秘密的、地下活动的形式出现，因此很容易被激进分子渗透进去，并最终被他们接管。在劳动力立法方面也是如此。建立工会组织遭到严格禁止，即便是最无害的工会活动也被划入了反国家罪的范围内。工人们参加工会的目的不过只是为了自我教育或改善经济状况，可他们硬是被禁令驱赶到了他们既不信任也不喜欢的大学生激进分子一方。于是，政府本身帮助完成了一项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即建立了各种思潮的大联盟：从右翼的斯拉夫派到左翼的社会革命派。该联盟在1902—1905年间以“解放运动”(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为名，终于从政府那里逼出了一部宪法。

时存的立法远远没能扑灭革命之火，反倒是助了革命一臂之力，这种状况没能逃过当时敏锐之士的洞察。有些人已经预见到了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前任警察司总长罗布欣即是其中之一。1907年他曾预言道：

鉴于其缺乏法学的基本学术概念，鉴于对公共生活的认知仅是在军事院校和军营内的印象，宪兵团官兵的整个政治观念可以归结为以下内容：人民与国家政权共存于世，后者始终处于前者的威胁之中，因此，必须对后者实施保护性措施，而执行这些措施可以不择手段，且不必受责罚。当这样的世界观恰巧与责任意识的淡薄，以及缺乏足够的智慧来理解复杂的社会现象偶合时，基于这种世界观所得出的观察结果，就把他们自己限制在了各种社会现象的表面内，而不能理解其内在的含义。此后，每一种社会现象都被假定为对国家政权的威胁。结果是，宪兵团保卫国家政权的行为演变成了一场针对全社会的战争，最终还是将国家政权引向了灭亡。只有与社会融为一体才能确保国家政权的长治久安。国家政权与人民之间的隔阂持续加深就会引发革命。这就是为什么说政治警察的活动不仅对人民是有害的，而且对国家也一样有害。 ㊟ 【Лопухин. Настоящее и будущее, стр. 32–3.】

当然，理论上讲，皇权是有可能回到莫斯科公国的体制的，没收所有私人财产，再次用劳役和赋税操纵各个社会阶层，将俄罗斯紧密封闭起来，彻底与外部世界相隔绝，宣称自己是第三罗马。如果这样，可以让俄罗斯有机会弥补那些使其警察体制成为笑柄的漏洞。但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来一场名副其实的社会与文化革命。鉴于其成长经历，俄罗斯帝国的领袖们不属于那种能够策动如此剧变之人。策动这样的剧变需要的是有着不同的心态和不同的价值观的、完完全全的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