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结语

以上勾勒出的镇压制度在历史文献中通常被贴上“反动”的标签。但是，所采用的方法是不分政治立场的。镇压异见的手段可以被右翼政权使用，同样也可以轻易地被左翼政权所使用。一旦这些方法经过实践后被证明是成功的，就注定会被任何一个无论出于何种理由都认为自己具有政治垄断权力的政府所采用。

正如机械化装甲部队的大规模突破战术一样，虽然是被英国人首先用在了一战的康布雷战役中，但后来这种战术英国人就不再使用了，而由他们的敌人——德国人在二战中完善，警察体制的各种统治方法，虽然是被沙俄政权逐渐采用的，但是最先对这些方法进行充分利用的则是曾经的受害者——革命分子。在1917年10月走上俄国权力舞台的这些人是在“超常”和“临时”法令体制下成长起来的，这是他们对俄国制度唯一的认识。他们所有人都曾被这种阴影所笼罩，都遭到过沙俄政府政治警察的搜查、逮捕、关押和流放。他们也曾与书刊审查做过斗争，与安插在他们中间的特务做过斗争。他们从内部对这一体制了如指掌，这意味着他们也非常清楚该体制的缺点和漏洞。他们对政府的认识就是某种程度上沙俄政府的镜像，不同的是沙俄政府所说的“颠覆”，在他们的话语中变成了“反革命”。早在他们掌握政权之前，像普列汉诺夫这样的社会民主党人，就毫不掩饰地认为杀死其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手是正当的。 ㊟ 【Richard Pipes, Struve: Liberal on the Left, 1870–1905 (Cambridge, Mass. 1970), pp. 257 and 279.】

因此，布尔什维克几乎在夺取政权的那一刻，就开始着手将被短命的临时政府拆得支离破碎的沙俄警察机构重新拼凑起来，这一点也不奇怪。1917年12月，一个名为契卡的政治警察机关正式成立，但是从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动政变之日起，它的职能就开始非正式地发挥作用了。契卡比旧俄的警察司、安保局以及宪兵团拥有更大的权力，被授予全权处理任何被其认定为“反革命分子”的人。在1918年9月的“肃反运动”中，契卡一天之内处决了500多名“国家敌人”。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两个月内，他们对主要的政治反对派下达了逮捕令。前面提到过的1927年刑法（参见427页）包含了对反国家罪的惩处条款，无论是定义的广度，还是惩罚的严厉度，都与帝俄时代所制定的法律有一定的相似性。

所有这些都是在新政权建立不久就完成的。之后，镇压机制逐年完善，一直到斯大林的统治，镇压机制达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

列宁和他的革命战友们在夺取政权后，迅速开始了警察国家的建设，他们把这视为实施紧急措施，和当年沙俄政府一样。契卡和“革命法庭”、大规模处决、强制劳动营、流放、书刊审查制度等所有这些镇压手段，在他们看来，对于铲除旧制度的残余来说都是有必要的。等到任务完成后，这些机构都将被解散。然而，共产党的“临时”措施也和沙俄时代的“临时”措施有着同样的命运：定期更新、无差别地实施暴力逐渐使他们要保护的秩序黯然失色。如果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们多读些历史，少看些争论，或许他们能够预见到这一结果。那种认为政治可以孤立于社会的变迁而被一个集团或一种意识形态所垄断的观念，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是无以为继的。任何坚持这种观念的政府，必定会给予其警察机关更加宽泛的权力，而自身也终将成为其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