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迷幻之旅音乐节之后，《美国需要印第安人》继续上演，而布兰德也推出了其他幻灯展和多媒体活动。他既是表演艺术家，又是社会变革者，还是友善的聚会主办人。从一个项目到另一个项目，除了尝试创造各种USCO和“快活的恶作剧者”们喜爱的整体媒介环境，他还尝试制作小徽章：

    大约是1966年3月的一个午后，我滴了一点LSD（迷幻剂），爬上屋顶，蜷在一张毯子里颤抖着，大概在看些什么、想些什么……接着，我注视着那些建筑、眺望着旧金山、思考着巴克敏斯特·富勒的观点：人类之所以觉得地球上的资源用之不竭是因为他们认为地球是平的。我用了200微克的剂量，从300英尺的高空注视着旧金山城，想着，从这儿我能看到地球是弧形的。所以我意识到，站得越高，就越能发现地球是圆的。

    那个时候，尽管我们的空间项目已经进行了大概十年，但并没有公开过整个地球的照片。所以，我开始想，怎样在迷幻之旅音乐节中策划，才能拿到这些照片？因为我一直相信，一旦有了从太空拍摄的地球照片，那么一切将会改变。

    在接下来的一星期里，布兰德印制了一批写着“为什么我们还没看到过一张整个地球的照片”的徽章，并在伯克利大学的沙瑟门（Sather Gate）前卖起来。在被一位系主任轰走后，他被驱赶的消息登上了《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

    大概同一时期，布兰德结婚了。1965年，在一次美国印第安人全国大会上，他遇到了罗伊斯·詹宁斯（Lois Jennings），她曾是一名美国海军的数学家，还是渥太华大特拉弗斯联盟的部落成员。1966年春，他们结了婚，并在1967年底搬至门洛帕克，之后布兰德便开始在朋友迪克·雷蒙德的公益教育机构波图拉研究所（Portola Institute）工作。该研究所成立于一年之前，在旧金山湾区创立和帮助创建过多个有影响的组织机构，如荆棘地协会（Briarpatch Society）、奥尔特加公园教师实验室（Ortega Park Teachers Laboratory）、法拉隆研究所（Farallones Institute）、城市家园（Urban House）、简单生存项目（Simple Living Project）；同时也出版了《巨石糖山》（Big Rock Candy Mountain），还有最著名的《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正如西奥多·罗斯扎克所言，波图拉研究所的所有工作都是“为了缩减社会规模，使过度膨胀的技术社会民主化、人性化”。在斯图尔特·布兰德加入时，波图拉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到了为中小学校提供计算机教育、为教学设计模拟游戏中。这一些项目由鲍勃·阿尔布莱特（Bob Albrecht）负责，他后来进军个人计算机领域，成为《人民计算机公司报》（People's Computer Company）的联合创始人及家酿计算机俱乐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的重要一员。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地理位置，波图拉研究室成为一个反主流文化主义者、学者和技术专家的汇集地。它的办公地点分散于四个街区中，其中一个是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自由大学是一个多种教学语言的自我教育项目，它提供从数学到交心治疗小组等各式课程，通常就在临近街坊的家里授课；另外还有两家偏远一点的书店（开普勒书店和东西方书店）；稍远一些的是斯坦福研究所，迪克·雷蒙德在那里工作了许多年，而不远处就是斯坦福大学。此外，波图拉的成员代表了多个不同的社群。阿尔布莱特曾在数据控制公司（Control Data Corporation）工作，因此掌握了高级的编程技巧，并拥有计算机商用领域的各种关系，他还对将学生从学校教育中解放出来抱有极大的热忱。布兰德和雷蒙德则是在旧金山湾区的迷幻剂试验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波图拉研究所开展的项目均向教师、公社居民和计算机程序员等人员开放，因此所有人都或多或少来过这里。

    在波图拉最初的几个月里，布兰德换了一个又一个项目，琢磨着要将注意力放在哪儿。1968年3月，他的父亲离世，以股票方式留给他大概十万美元的遗产。在飞往家乡伊利诺伊州的航班上，布兰德开始思考，近期有多少自己在湾区反主流文化运动中认识的人开始搬离城市，去过公社生活。正如他在三年后《最后的全球概览》（Last Whole Earth Catalog）的结尾处描述的那样，一想到朋友们“在乡村各处开启自己的文明”，他就想到了《比恩目录》①。这让他开始构思一种能“获取流动性（Access Mobile）”的刊物，它有目录，有“路演”，有“取得各种物品的各种方式和促销信息”，涉及内容包括图书、户外用品、房屋和机器制造图纸，以及杂志订阅。那年春天，布兰德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到当地书店采购、给出版商写信、给目录确认货品上。7月，他印了一个涵盖约120种商品共6页纸的油印版目录，还在他的道奇牌皮卡中堆放了许多产品样品。和妻子罗伊斯一起，他驱车前往新墨西哥州和卡罗拉多州，拜访了在山地里或是平原上驻扎的一个个公社。一个月里，他们就卖掉了价值约两百美元的商品。

    在接下来四年里，布兰德和妻子把最初的油印纸变成了美国反主流文化的经典读物。这本《全球概览》的大小在小报和铜版纸杂志之间，分为七个版块，而到1971年获得“国家图书奖”时，它已扩充至448页。《全球概览》里面包含各种各样的书籍、机械装置和户外休闲用具。一部小说或是一篇文学作品能让读者按照叙事线索从头读到尾，或是当情节变模糊时能根据作者连贯的思路去找到线索，而《全球概览》给读者提供的却是产品、意见和视觉设计的混搭组合。家用的纺织套件、陶匠用的旋轮与关于塑料的科学报道撞在一起。竹笛和介绍电子合成音乐的书被放在一块。事实上，读者可能并不会通过《全球概览》去买这些产品，而是去加州门洛帕克的“全球卡车商店（Whole Earth Truck Store）”或其他商店购买。但是他们却会写信推荐新产品、回应其他投稿者的评论，或者简单描述一下其他读者可能会感兴趣的体验。既不是书，也不是杂志，更不是传统的邮购销售，《全球概览》代表了美国出版业的一种新事物，那时没有人能说清它是什么。

    记者爱德·麦克拉纳罕在《时尚先生》（Esquire）杂志中写道：“某种有内在动力的神秘原则，和某种难以简单理解的形而上的神秘规律将看似分散的事情都合在了一起。”没有人走近过整个《全球概览》运营体系，甚至也没有人能弄明白。而在四十年后，这个规律不再那么抽象和形而上，可将其看做布兰德网络式创业的产品，或看做新公社主义政治运动和运动背后的系统论的融合。布兰德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的转变，一方面源于1957年时他对寻找一个他所惧怕的灰色成人世界的替代品的诉求，另一方面标志着他以知识和文化中间人的身份的出现。更广泛地说，这标志着流动性和网络化在美国文化风格中与日俱增的重要性。从斯坦福到曼哈顿艺术圈，再到旧金山的迷幻波西米亚群体，布兰德在风格迥异的反主流文化、学术和技术群体之间搭建了桥梁。到1968年创办《全球概览》时，他就把这些群体都放在了同一个文本空间内。

    这个空间就成了一个“网络化论坛”——一个社区成员聚集、交换意见、交换正当性的地方，成员们在此过程中又整合了新的知识框架和新的社会网络。我提出“网络化论坛”这一术语的目的，是为了把科技研究中的两个重要概念联系起来：皮特·加里森的“贸易区”和苏珊·斯塔尔与詹姆斯·格力斯莫的“边界客体②”。网络化论坛就像一个贸易区，一个多学科代表在一起工作的场所，同时这群人会创造出一种沟通语言以便于合作。但是，在加里森和他借鉴的人类学家的语境里，贸易区是一个类似于实验室的物理场所。在1989年对伯克利脊椎动物学博物馆的研究中，斯塔尔和格力斯莫提出，一个媒介工具能为多个相同的合作终端服务。和加里森一样，他们指出科学工作需要来自广泛的多学科成员的合作。他们认为，这些人既找到了合作方法，又通过“边界客体”的创造和流通保持了对自己领域的忠诚。这种边界客体“既存在于多个交叉社会群体中，又能满足每一个群体的信息需求”。对斯塔尔和格力斯莫而言，这些客体包括由搜集到的物体、地图、图表和标准化的表格构成的索引库，还包括一些在边界上有普遍的共识，但是不同成员对其有不同看法的客体。

    网络化论坛表现出了贸易区和边界客体的所有属性。和边界客体一样，它可以是媒介形态，比如一个目录，或是一个人们无需放弃他和他的家庭网络的关系就可以聚集和合作的在线讨论系统。但又和贸易区一样，它也是一个能建立新网络的场所，不仅是出于社交目的，还为了能完成工作。在网络化论坛中，就和在贸易区一样，贡献者创造了一种既能表达又能促进新型合作的新的语言工具。网络化论坛无需局限于媒体。智库、会议，甚至露天集市——都可以成为论坛。在论坛中，一个或多个创业者召集起多个不同网络的成员，让他们去交流合作，这样有助于形成新的网络和新的沟通语言。但是，以媒体为基础的网络化论坛如《全球概览》，一部分是由新的语言组成，一部分则是由表现这些语言的场所组成。而最终，论坛本身成为了在论坛中产生的共识的代表。

    《全球概览》为读者们扮演了所有这些角色。刚开始他们的读者群来自最初的投稿者和公社社员。经过三年的发展，他们的读者群范围均更远更广。一项对《全球概览》自1968年创刊起到1971年的内容和投稿者的综合调查表明，四个相互重叠的社会群体在《全球概览》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是以大学、政府、工业为基础的科技群体；二是纽约和旧金山的艺术群体；三是旧金山湾区的迷幻剂群体；最后还有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各地兴起的嬉皮士公社。当这些群体在《全球概览》中相遇时，当工业高科技的技术和知识产物与东方宗教、神秘主义、返土归田运动的公社社会理论汇合时，《全球概览》便成了唯一的最明显地展现出这种汇合的出版物。同时，也成为地理意义上分散的新社区的起源和象征。当投稿者和读者翻阅《全球概览》、给《全球概览》写信时，他们跨越了各自群体的社会和知识藩篱，平等地对待彼此。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合作研究者一样，他们成了跨学科人才，拼凑出对信息与技术将重塑社会生活方式的全新理解。他们一致认为，技术应该是小型的、应该支持个体意识的发展，因此应该是信息和个人的。读者写信参与的行为本身也正体现了创业家式的努力和异质分层式③（heterarchical）的社会组织形式，也证实了非实体社区是一个可实现的理想，还暗示了技术化的社会系统也同样可用于令人着迷的交流场所。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信念，还有创造出这些信念的读者和投稿人们，和《全球概览》一起，为把微型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看做解放的工具提供了文化条件。

    意识群体

    布兰德后来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全球概览》反映出了一种建立在公社基础上的特别的“文明理论”。到1967年夏天，有近50万名美国士兵驻扎在越南，同时每天还有更多的人被强征入伍。反战示威活动更为密集，游行者在波士顿的阿灵顿街教堂焚烧征兵卡，与武装部队在五角大楼前对抗。美国城市也变成了战场；仅仅在1967年，就有167起有组织的暴动，其中大部分都带有种族色彩。7月，有43人在底特律的一次暴动中失去了生命，近2000人受伤，5000人无家可归。联邦政府不得不召集大概1.5万名州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去恢复秩序。那一年秋天，国外日益激烈的战事和国内日益加剧的暴乱迫使上万名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年轻人（主要是白人）去乡村寻求避难。当然，并非所有的公社都在农村，在城市里选择共同生活的群体也在增加。不过，从上百个位于农村的公社来看，美国内陆地区看起来更有可能建成新的合作型社会。如果说其他美国人正沉迷于暴力和政治斗争，那么这些公社则是开始接受一种意识的政治。如果说美国人在彼此争斗、与外敌争斗，那么这些公社的居民则是在人际和谐的基础上建立自给自足、不分等级的社会。而想象中这片开放的、向所有人张开怀抱的沃土将会成为一个新的边疆，让公社成员打破思想界限，挑战身体和集体的极限。

    然而，尽管他们打算逃离技术统治下的主流社会，西南部一些理念社区④的创始人却还是支持以技术迷恋和意识为导向的价值体系，布兰德在USCO和“快活的恶作剧者”，以及更大的背景下的美国冷战协作研究文化中，都看到过这种价值体系，尽管末者表现得不那么明显。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理念社区的运行要么是一种自由的无政府状态，要么就是遵守严苛、通常是宗教式的社会秩序。不过，这两种类型都坚持同一个理念，那就是小型技术能改变个体意识和社会本质。他们还向往想象中的美国边疆。许多公社社员认为自己是现代的牛仔和印第安人，他们要奔向开阔的平原，去寻找更美好的生活。

    例如，在早期的旅途中，布兰德夫妇拜访过一个非宗教性质的公社——空降城（Drop City），它成立于1965年，是建立最早、最具影响力的非宗教公社之一。空降城位于特立尼达镇附近的科罗拉多州平原上，那里建有许多网格穹顶建筑。空降城和USCO、“快活的恶作剧者”在某些方面一样，致力于实现集体和谐、创造多媒体剧场的流动剧目，他们将这种移动剧目称为“降落”（Droppings）。当时，空降城的共同创始人皮特·拉比特（Peter Rabbit）解释说，“我们这里没有政治结构。事情本身可以得到解决；宇宙力量与人类在一种奇怪又复杂的直觉互动中融为一体……一切都在以部落认为合理的缓慢的直觉方式进行。”在空降城，每个人来去自由，每时每刻都可以去追求自己感兴趣的事物。运用宇宙中的无形力量，这种自由能把他们带到一个集体和谐的更佳状态。拉比特这样写道：“他们随心所欲地跳舞，听着永恒的旋律，脚步趋向一致……生存、情感、欢愉、能量就是一个整体。”这也呼应了USCO的口号：“我们就是全部”。

    如同USCO和“快活的恶作剧者”在演出中表现的那样，空降城和其他公社的成员也是依靠小型技术聚到一起。LSD、佩奥特碱，还有摇滚乐——每一样都能体现出所有生物体和其他主宰整个物质世界的无形能量之间的重要关系。当然，这些也是他们每日生活的必需。依靠宗教信仰运行的公社也同样如此。1968年初，斯图尔特·布兰德的旧识，曾今是USCO的成员、现今是印度大师默赫·巴巴（Meher Baba）的信徒的史蒂夫和芭芭拉·杜肯夫妇，在新墨西哥州陶斯（Taos）附近成立了喇嘛基金会（Lama Foundation）。在该地区众多公社当中，喇嘛基金会的成立是为了帮助个人实现灵性转化。按照史蒂夫·杜肯当时的话说，它的目标是“唤醒意识”。为了加速这一进程，喇嘛基金会和空降城一样，宣称要摆脱政府的等级形式。杜肯说，“我们不是传教士”，“合理的世界，是所有男女不受时间的限制、不受因果轮回的束缚；没有人是教士、但所有人都是信徒；维持和谐的职责属于每一个人，而非仅是选定的少数人……这里没有教士，因为每个人都是信徒。这里全都是上帝的选民。”但实际上，杜肯却和“守护者”委员会在公社中实行着严格的管理。不过至少在理论上，成员之间的关系、成员和宇宙力量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是由小型技术，以及合作劳动中的分配来控制的。“在这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卡玛瑜伽⑤”，芭芭拉·杜肯解释道：“在一种正确的精神状态里，砍柴挑水就是冥想……我们通过建造穹顶来赞美上帝。”对喇嘛基金会和新英格兰的超验主义者来说，“灵性的本质（是）现实”。并且在这种情境下，小型工具带来了一种完成工作的方法，也带来了一种实现自我变革、社会变革，最终实现世界变革的途径。

    然而，尽管它旨在让公社居民更贴近自己、更靠近彼此，但是，这种唯信仰论的对意识的推崇，以及通过小型技术和亲身实践为此所做出的追求，既没能避免社会冲突，又没能避免传统性别角色和种族政治的再度出现。无政府公社“做自己的事”的理念往往会赶走那些更赞成结构化的人。例如在空降城，每天由无政府政治带来的混乱和1967年夏天来势汹涌的参观者，让许多创始人在三年之内相继离开。白手起家创建社群的压力也同样影响着宗教团体。来到新墨西哥州才五年，杜肯夫妇就离开了喇嘛基金会。与明确的社会控制系统相比，许多公社中的秩序更依赖从新公社主义者以前的生活中带来的社会资源和文化习惯。有许多公社是靠继承到的钱来建立，并依靠政府发放的福利金和食品券来维持。许多公社居民感觉像在家里一样，大部分原因是他们的周围都是和自己一样的人。一个位于陶斯以外的新水牛城（New Buffalo）公社的成员回忆说，“在这儿，你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是，大家都在彼此身边”。

    尽管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开拓新的社会边疆，但还是有许多新公社主义者又重建了美国在冷战时期保守的性别、等级和种族关系。在1967年之前，至少在新左派当中，女性开始在政治领域通过主张权利来获取权力。与此相反，在新公社主义公社里，女性通常是通过在家里主张新传统女性主义来追求权力。社会学家罗莎贝斯·莫斯·坎特（Rosabeth Moss Kanter）认为，在新公社主义者传统之外的公社，人们通常是在讨论抚养子女、做饭，在核心家庭中往往还有清洁工作的分配，结果导致女性的地位通常与她和男性的关系无关。但是，在返土归田运动中远在乡下的公社里，男性和女性通常追求的则是一种新原始风格的部落理想，男性做“重要”决定，女性往往是负责厨房和子女。布兰德的妻子罗伊斯在马里兰州的郊区长大。她回忆在她和布兰德拜访过的那些公社中，工作通常是按照性别来分配。“和我成长的环境并没有太多差别”，“我的兄长建草坪，我刷碗。”她说，在这些公社里，男人负责修建，而“女人往水里添加高乐氏净水剂以防大家生病”。

    在许多乡村群体中，男人和女人按照对美国边疆的想象来设定自己的性别角色。他们不只是部落成员，更是移居者，重新发现自我的过程和存在于想象中却仍未体验过的田园生活让他们感觉到共同生活的刺激——尤其对男人来说。1970年，记者威廉·海奇佩斯（William Hedgepeth）这样描述新水牛城公社里的性别关系：“相比于郊区里无所事事的妇女们，新水牛城的女人们并没有陷入她们所承受的性别认同危机和‘女性的奥秘⑥式’的痛楚，除了缝缝补补、做饭打扫、抚养孩子，她们还自由地表达观点、表达神秘主义的想象，然后按照这些来行动……‘我们试着用一种从未有过的方式去生活’，（新水牛城的一位女居民）西瓦说。‘这里没有双重标准。我们要一起弄清楚这是怎么运行的’。”然而，尽管海奇佩斯描绘了一个神奇的、完全不同的家庭生活景象，但是包括新水牛城在内的许多公社，它们在边疆幻想中重塑自己的同时，却并未彻底远离郊区的性别关系。一位新水牛城曾经的男居民对海奇佩斯所说的话就能代表其他公社的情况，他说：“当一个女孩在柴炉旁烘烤面包时，她会变得如此……如此温暖。我无法解释。但它让我产生了某种快感。”

    种族关系在反主流文化的其他方面也有所体现。事实上，所有的返土归田者都是白人，其中大部分都在30岁以下，受过良好教育，在社会上享有特权，并且拥有稳定的收入。几乎所有公社都不欢迎对非裔美国人或其他有色人种表现出明显的偏见。实际上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不仅是一些新公社主义者，还有一些新左派成员，认为自己是社会革命家。“我们和越共成员极为相似”，加州索诺玛县“维勒农场”的创始人比尔·维勒（Bill Wheeler）说，“我们就是某种形式的游击队，我们要找回自己的损失”。不过与此同时，却几乎没有白种人以外的人去参与当时的新公社主义迁移运动，即使是那些参与的，通常都和白人参与者一样，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手头富余。

    纵观整个新公社主义运动，白人嬉皮士年轻、流动性较高，他们通常在那些相对贫困、流动性较低的西班牙裔和非裔美国人中间定居，总是很容易跟当地人产生利益冲突。例如，公社运动在新墨西哥州的陶斯蓬勃发展时，房地产经纪人对嬉皮士带动的地价增值拍手叫好，而当地居民却怒火中烧。威廉·海奇佩斯回忆，一个西班牙裔的老住户对新来的白人说：“你们看到的是风景。我们看到的是战争。”1969年夏天，陶斯公立学校的教师们联合写了一封反嬉皮士决议，控诉这些公社成员“对成瘾药物的滥用、不道德的性行为、猥亵的举止……还有公开表现出的放纵和堕落”。他们在这封决议中说，嬉皮士的异端行为就是问题的一部分。另外，他们的到来还让人们想起了殖民和移民。新墨西哥州“重建现实公社（Reality Construction Company）”的一位奇卡诺人⑦告诉一名来访的记者：“每当一个白人嬉皮士为逃离该死的城市来到这里，从奇卡诺人手里买走一块土地时，都会让那个奇卡诺人去往城市，去经受他试图逃离的东西，你明白吗？拿着钱离开这儿你能干嘛，哥们儿？什么都干不了。等这笔钱花光了，看吧，这个奇卡诺人还得待在城市里，因为即使回来，他也没有土地了。他被困住了，而嬉皮士却自由了。这就是他们为什么无法理解这些该死的嬉皮士，哥们儿。”

    不过至少在新公社主义者自己心里，他们并不是殖民者。没错，他们的确是从农夫和工人手里买下了土地，也借用了自己所想象的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即体力劳动和手艺的价值相联系；但不管怎样，他们认为自己是从技术统治中逃离出来的装备精良的难民。他们利用美国主流社会提供的教育、资金和技术知识，不自觉地利用了主流社会的边疆神话，去建设一些不仅能替代这个因循守旧的社会，还能最终将这个社会从它自身解救出来的社区。如果说核武器、越南战争，甚至还有祸害了过去十年的城市暴动是技术统治论主导的官僚体系的产物，那么小型工具、对更高意识的追求，还有乡村协作的发展，则有可能摧毁官僚体系，并且在这一过程中，预示着一个新的、更和谐的未来。

    《全球概览》作为一种网络化论坛

    和USCO的艺术家一样，布兰德认为，从能量和信息的角度，也就是从系统论的角度，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已经给未来制定了基本准则。布兰德根据系统论设计了一个目录，这个目录既能给公社成员提供物品，同时也能把他们的政治计划和美国研究机构的理念实践联系起来。布兰德回忆，在1971年《全球概览》创立之初，“问题在于怎样做出一个低维护成本、高产出、自我维持的批判性信息服务”——一个能提醒公社社员最新的社会技术发展，并能将他们彼此联系起来的系统。不过与此同时，布兰德的目的还在于要模仿美国研究文化的目标和策略。他还回忆道，同样是在1971年，他已经“想象我们从根本上变成了一个研究机构，到处都是很牛的项目，热情的人们在新型穹顶、太阳能发电机上乱爬。”若干年后，他这样解释对反主流文化的贡献和《全球概览》研究导向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如果（公社居民）打算回复本原，那么他们就需要知道本原在哪儿。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开始着手一件事情，通过它能供应物品，成为人们把它提供给彼此的网络节点……我可以学习这个网络中可以学习的任何东西。所以，它类似于在赚钱的同时还接受教育。并且我把它设计成一个系统。我了解系统。我学过控制论。”

    一方面，《全球概览》让分散在各处的新兴公社可以获得有用的物品。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可以让返土归田者了解彼此，与技术专家、学者和艺术家沟通，分享信息的文本论坛。从这两方面看，系统论成为了一种沟通语言、一种构造原则。它使《全球概览》的内容系统化，从内容方面塑造读者角色。它与新公社主义者对等级政治的批判相结合，还给斯图尔特·布兰德提供了一种编辑程序理论和管理实践，这种理论和实践对协调多个社群尤为适用。通过把系统论与“牛仔和印第安人”的边疆语言风格结合在一起，《全球概览》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途径，使他们改变自我和社群的反主流文化诉求与美国神话联系到一起。和它的新公社主义读者一样，《全球概览》也把小型技术和它本身推崇为改善个体生活的工具。不过，它也将这些工具和它自己作为展现个体、信息和技术之间新关系的原型。就像麻省理工学院放射性实验室中的科学创业家一样，《全球概览》的新公社主义冒险家将会变得独立、善于协作，并且具有流动性，他们将会把他们的社群建成技术和信息系统。这样的一个系统既能支持这些社群，又能将他们的理念在外部的世界模拟。

    最初《全球概览》的规模相当小。在第一次拜访那些公社之后，布兰德和妻子回到门洛帕克，用布兰德继承财产中的一小部分聘请了两名助理。还用妻子罗伊斯从她祖母那里继承的几千美元印制了1000份第一期《全球概览》。这一期的封面图片是1967年美国宇航局探险队从太空拍摄的地球的照片，照片上方写着“全球概览/获取工具的途径（access to tools）”。封页背面是一张日食照片，照片上方写着“它无法拼凑，它本浑然一体”。在这份目录中，列有大约133项商品，大概地平均分布在这7个专题中：

    理解全球系统

    房屋和土地利用

    工业和手工艺

    通信

    社区

    游牧

    学习

    第一期《全球概览》有61页，零售价5美元，上面所有的货品都是由布兰德亲自挑选；到1971年，《全球概览》超过了448页，销售量超过百万，并赢得了“国家图书奖”，而其中许多货品都是由读者推荐并撰写评论。第一期中的98件货品都是书籍，和最后一期的比例差不多。在《全球概览》前面的“理解全球系统”版块中，既有对巴克敏斯特·富勒的介绍，又有地质学、生物学类的书籍；在“社区”版块，你会发现《默克医疗手册》（Merck Manual）和一本关于基布兹⑧公社（kibbutz）的编年史，以及一本版画图册被放在一起。《全球概览》上面还有期刊，一些来源于反主流文化，如《现代乌托邦》（Modern Utopian）和《现实》（Realist），有一些则较为主流，比如《国家地理》和《科学美国人》。《全球概览》上还有机械和电子装置，如价值4900美元的惠普台式计算机（“通信”版块中诺伯特·维纳的《控制论》紧随其后），单人使用的锯木机，还有公司名录，包括从户外运动品公司比恩到电子零部件公司联合电子（Allied Electronics）。所有货品都按照设计框架精心安排，这个框架既呼应了返土归田运动对边疆的关注，又符合当代另类出版的迷幻设计倾向。每页上面都有不同的字体，很多看起来像是在19世纪创造出来的。这些不同的字体跃在普通的糙面纸上，在触觉上与时尚类的光面杂志相反。同时，《全球概览》还有丰富的照片、文字和读者评论，这些都是《旧金山神谕》（San Francisco Oracle）或《伯克利芒刺报》（Berkeley Barb）等地下刊物的读者所熟悉的。和《全球概览》中选取的产品一样，它的设计也混合了迷幻、怀旧和实用的风格。

    第一期《全球概览》的销量不是很大，但足以让布兰德夫妇及员工们愿意继续下去。在此过程中，1969年1月，布兰德发行了第一期《增刊》（Supplement）作为《全球概览》的季度更新。除了产品资讯，《增刊》还刊登来自布兰德去过的公社的文章和信件。例如，第一期《增刊》中就登有“快活的恶作剧者”的肯·克西和罗恩·本（Ron Bevirt）、来自空降城后来又成了“自由公社（Libre Commune）”成员的皮特·拉比特，以及喇嘛基金会的史蒂夫·杜肯的信件，还有来自史蒂夫·贝尔（Steve Baer）和戴维·埃文斯（Dave Evans）之间的交流。史蒂夫是空降城穹顶房屋的设计者，戴维是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的斯坦福研究所增智研究中心的职员。《增刊》还详细介绍如何制作一个太阳能热水器，还用四页篇幅介绍纽约市的免费活动和服务，还有生活和建筑实验的通告，包括一则保罗·索来里⑨（Paolo Soleri）沙漠乌托邦——阿科桑地的广告，还有一个成立“南加州自由主义游牧协会”的提议。《全球概览》是读者了解各种工具的渠道，而《增刊》给读者带来的，则是使用这些工具的公社世界及与公社成员沟通的方式。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全球概览》和《增刊》迅速发展，读者数量猛增。1971年，他们宣布《最后的全球概览》出版之后就会停刊。到此为止，斯图尔特·布兰德、罗伊斯和职员们推出了六期不同的《全球概览》半年刊，售出2500万份，还有9份《增刊》季刊。到1971年，《全球概览》上面列出了1072件货品，增长了近十倍。1968年，布兰德针对向往公社的读者群做了特别设计；三年之内，《全球概览》在全美国城乡的书店和家庭里到处可见。《全球概览》让许多人初次见识了新公社主义者的知识世界，他们的见识令人叹服。例如，后来成为《连线》杂志记者的盖瑞思·布莱文（Gareth Branwyn）回忆起1971年他看到自己第一本《全球概览》时，“我马上就被迷住了。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我们住在弗吉尼亚州的一个乡下，人们不会去想什么全球系统、游牧民族或是禅宗佛教。……《全球概览》改变了我的生活。它让我知道了巴克敏斯特·富勒、格雷戈里·贝特森、全球系统、公社，还有许多其他能形成一个世界模型的基础的东西，而那个世界我从未想过。”

    随着《全球概览》的发展，内容编排所依据的分类，以及这些分类所遵循的构建原则、编辑实践还始终如一。而《全球概览》中的产品也不曾改变。尽管在后来的几期中，露营装置、羽绒服等日益发展的户外休闲产业的产品、其他消费者导向型的商品逐渐增加，但是，《全球概览》中的产品往往随着时间越积越多，不会替换。1968年版《全球概览》中的所有物品几乎都能在三年后的最后一期中找到。

    在今天看来，这些物品范围和分类设置都和布兰德在20世纪60年代去过的那些公社有关。“理解全球系统”版块下的生物学和地质学书籍是源于布兰德在斯坦福时产生的对自然系统的兴趣，与富勒的作品以及布兰德在USCO的经历和他去听的富勒的演讲有关。在“房屋和土地利用”版块里描述的穹顶建筑能从西南部的公社中窥得原型，而“工业和手工艺”里的鹿皮夹克则与让布兰德羡慕不已的印第安人，还有海特-阿什伯里区的嬉皮士曾穿过的衣服相呼应。台式计算机制造商惠普的总部设立在帕罗奥图的街区里，而“学习”版块里的《易经》那时在迷幻剂圈子中广为流传。在早期发行的《全球概览》中（不包括1970年和1971年发行的更大开本的版本），几乎找不到一个与布兰德所属的群体无关的东西。只要多多少少在1960年到1968年之间出现过，就能在《全球概览》里寻到。

    通过对《全球概览》中物品的关联和分类，布兰德不仅展示出了自己的人际网络范围，也表现出了他对系统论中组织原则和修辞原则的推崇。在布兰德看来，《全球概览》本身就是一个全球系统，同时又是读者用来改善全球系统的工具，这个全球系统就是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所生存的世界。读者同时拥有了在《全球概览》和生活中找到自己地位的机会。至于《全球概览》的开场白，在每一期的内封页上，都有布兰德为《全球概览》宗旨做出的界定：

    我们就像神一样，并且可能做得很好。到目前为止，从政府、大企业、正规教育，还有教会获得的如此之少的权势和荣耀，也只不过证明了：实际的收益都被明显的错误掩盖了。为了应对这一困境，为了回应这些收益，一种私人的、个人的力量正在发展，这种个人力量，用来接受教育、寻找灵感、塑造环境，以及与任何感兴趣的人分享自己的冒险经历。能促进这一过程的工具，正是《全球概览》所寻找和推广的。

    布兰德的定义明确表达出了反主流文化对等级制度和现有体系的批判，批判它们从情感上和地理上远离公民的生活，批判它们的整体破坏性。同时，他也暗示，他和读者至少在两方面和众神一样——个体和整体，二者都常见于富勒的《思想和整体》，还有在此之前的诺伯特·维纳的《控制论》。在个体意义上，只要读者能找到合适的工具，他就像神一样，拥有按自己意愿主导生活的权力。对布兰德、富勒还有维纳来说，宇宙系统是完整的——并不是我们能拼凑在一起的东西，因为它本“浑然一体”。从个体角度来看，我们的工作是要让能量和资源为我们所用。为了与反主流文化对等级制度的批判相一致，我们必须实现自我变革和全人类的变革。而这些变革有赖于我们将世界理解为一个由无形力量组成的系统；如果这些变革可以真正实现，它们将会使我们的生活更能与那些力量同步——生活将会更有意义、更让人满足，或者用诺伯特·维纳的话来说，更加自我平衡。

    而在整体层面，就像富勒的“综合设计师”，或是一个冷战军事决策者一样，读者享受这种坐拥神权俯瞰整个地球的感觉。《全球概览》许多版的封面都是一张从太空拍摄的地球的照片。只需拿起《全球概览》，读者便成了有远见的人。虽然是宇航局的照相机让这个幻想变成可能，但更普遍地说，是因为他属于拥有世界上最先进技术的这一代人。在《全球概览》中，冷战时期的技术统治赋予了它的反对者一种力量，把他们所居住的世界看做一个整体的力量。

    这两个角度也成了《全球概览》阅读体验的一部分。一方面，《全球概览》本身就是一个“全球”。就是说，它看上去是一个完整的信息系统、一部百科全书、一幅地图。只需拿起来浏览这七个版块，读者就能成为宇航员，在太空俯视这个用文本再现的新世界。而另一方面，《全球概览》给读者带来了进入这个世界并在个体意义上“成为众神”的方法。读者可以订购书中展示的“工具”，然后用这些工具在自己的生活中创造一个“私人的、个人的权力的”王国（当然他首先得买下它们）。一位读者这样解释这种差别：“今天我走进浴室，手里握着新买的20盎司重的锤子，我突然理解了《全球概览》所谓的‘工具’。我一直都以为工具是物体，是东西：螺丝刀、扳手、斧子、锄头。现在我明白了，工具是一个过程：用大小形状都合适的物体，以最有效的方式完成工作。”

    对这位读者，当然还有其他读者来说，《全球概览》启发了他们对工具的理解，不仅仅是做完一项工作，更是进入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既可以完成任务，更可以把个体变成是一个有能力、有创造力的人。在这个过程中，计算机和书籍等产品明显就可以给他们提供帮助，其他人也可以。除了提供有关如何订购物质商品的信息，《全球概览》，更广泛一点，还有《增刊》，都告诉读者如何去与彼此沟通。对布兰德来说，《全球概览》既是一个“全球系统”，又是一个给读者的“工具”，对读者来说也一样。他们可以写信，通过《全球概览》去告诉彼此使用某种产品的体验。通过《增刊》，他们能获知正在进行的反主流文化项目，并相互联系去参加。《全球概览》和《增刊》变成了一面面镜子，让他们窥视并看到一个新兴世界的影像，同时又变成了一扇扇能通往那个世界的门。

    系统论的原则不仅促进了读者在《全球概览》中定位的形成，还有利于打造《全球概览》所描绘的世界。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布兰德到访过的社群包括位于乡村的印第安人保留区、曼哈顿下城区的艺术公寓、斯坦福研究所。在整合从这些群体中接触到的大批工具和观念时，他用并置（juxtaposition）原则给读者带来了一种兴奋的、矛盾的一致。“如何获得能量，就是拿起电极并把它们依次接起来”，他在1970年说道：“如果你熟悉控制论，并且如果前一分钟你满脑子都是有机种植和生态学，那么控制系统就会以一种全然不同的方式活生生地呈现在你面前。”不过这种并置在意识形态上绝不是中立的。正如乔佛里·博克所言，并置是控制论普遍话语实践中的一个核心要素，也是它意识形态上的组成部分，即正当性交换的核心要素。这些原则几乎在《全球概览》的每一页，甚至总体结构中都有体现。这些原则给新公社主义运动的成员提供了一个为美国研究团体争取部分正当性的方式。它们同样还致力于将消费、技术生产和研究等主流力量正当化。

    在《全球概览》的分类方面，从表面上看，“游牧”和“通信”风马牛不相及。“通信”这个标题下一堆的高科技设备和有关高科技理论的书籍表明，“通信”会让人想到尖端电子研究领域。而“游牧”则截然不同，它召唤我们回到前电子时代，并带来在部落中游牧的景象。其中一些内容，如《国家地理》杂志或一本名为《原始派尤特人的现存艺术》（Survival Arts of the Primitive Paiutes）的书中，就明确地用图片的形式展现了这些部落的景象。其他有关野外生存的书，还有户外背包和帐篷的目录，给活在现代的读者提供了用以模仿游牧生活的工具。第一期《全球概览》中的版块都按照并置原则来设置，它们看起来不是毫无关联；更确切地说，《全球概览》中对宗旨的描述和内容的安排都表明了，理解它们的关系也是“理解全球系统”这一更大过程的一部分。并且读者事实上是把使用高科技电子设备和现代的户外背包等同于前技术时代部落的游牧生活，就这点来说，读者能把（斯坦福研究所和惠普的）技术世界，和（古代印第安人和当代反主流文化者的）部落世界看做一个系统中同样合理的两个元素。在《全球概览》中，每个社群都带来了一套可以为其他成员所用的工具、准则和符号资源——如果只是阅读，那么它们就是一些想法；如果你买了上面展示的商品，那么它们就是产品；如果你真正使用它，那么它们就是准则。并且，“通信”和“游牧”这两个版块不仅仅是并列这么简单；它们使得跨越概念和社群界限进行正当性交换成为可能。有了一个背包、一本有关控制论的书，奉行新部落主义的新公社主义者就可以在公社间游牧，想象自己同时游走在古代和当代之间。他是个印第安人，他也是名工程师。

    这种正当性交换也发生在微观层面。例如，第一期《全球概览》在“理解全球系统”中的单独一页上放了两本书中的图片：汉斯·莱克（Hanns Reich）的《上面的世界》（The World from Above）和约瑟夫·罗伊斯（Joseph Royce）的《表面解剖学》（Surface Anatomy）。在这一页顶端，布兰德印上了莱克书中的四幅图片，分别表现出从飞机上看到的地球表面的抽象图案：河流、街区中的房屋、从火山中喷腾出的云雾。这些图片下面，是摘自《表面解剖学》的五幅图片，每张画都有一部分人的裸体：一个老人和一个年轻女孩的躯干、一个婴儿和一个成人紧握的拳头。与地球图片并列，这些图片表现出一种类比：人类的皮肤和地球的表面一直以来都覆盖着整个世界、整个系统。这些系统由抽象的模型构成，模型不仅存在于每个系统当中，还在系统之间流动。多亏了隐藏起来的现代技术（摄像机、飞机），读者能遍览，并且还能从上方看到这些图片，同时从概念上讲，他发现自己也存在于这个类比之中。毕竟，读者的肉体也有一个表面解剖；他双手的皮肤和照片中的皮肤并没太大区别。或许他也是一个“整体系统”。或许他既是地球上的一个居民，又是信息模型包中的一个符号，就如同，他既是《全球概览》（工具系统）的一个读者，又可能成为别人使用的工具。

    从这些目不暇接的类比中，我们能听到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诺伯特·维纳、当然还有巴克敏斯特·富勒的回响。但是对《全球概览》的许多读者来说，这些类比要比浪漫主义或控制论实在，是可以经历体验的。为了和布兰德所描述的宗旨保持一致，也为了与新公社主义者的集体理想相一致，《全球概览》的结构和修辞策略致力于塑造一个想象中的读者，他是一个有远见的人，拥有全球视野，他是一个本土演员，拥有通过塑造周边环境来塑造一个更大的世界的能力。在工业景观中攀行，摘取它的技术果实插在自己的花园，读者既可以是游牧者，又可以是技术统治论者，既可以是个体居民，又可以是综合设计师。在《全球概览》和《增刊》中，读者既可以一瞥那些引导这种生活的人，同时又可以通过与《全球概览》进行的互动来模拟这种生活所需遵循的某些准则。

    他们还可以看到其他读者对这种新生存方式的更多描述。例如，在1969年7月的《增刊》中刊登了一封来自德克萨斯州“太空城蚂蚁农场艺术集体”的读者的信。信中除了一张赤身男女身披电缆站在一堵电子设备墙前的照片，他还塑造了一个名为“流浪牛仔”的形象，并尝试把这个形象写进历史：

    在偏远地区的生活就是获取土地，落地生根，自给自足的农民式的稳定。而牛仔过着另一种生活，牺牲舒适换取思想上的解放和行动上的自由。

    受坐骑（马）的承载量所限，流浪牛仔带上他全部的生命保障系统。

    流浪牛仔的装置：安全火柴／快速启动能源／大手帕／能适应环境的床垫／倒头就能睡的马鞍状睡袋／带上足够的汽油和铁／带上自己的正义法官。

    当今社会模糊混沌，法律用选民居住权法来强迫静态的生活方式，驾照由州政府颁发，州政府赋予的权利就是在一个为流动性而生的文明中让你待在你所在的地方。和牛仔不一样，在这个全球商业服务矩阵里，路上随处都能买到快餐、新闻、储备品（在这个世界的任一个地方你都可以买到可口可乐）。所有的霍华德·约翰逊酒店⑩、所有的7-11、所有的Pak-A-Sak⑪、Little General、Baby Giant、Pik-A-Pak⑫、Tom Thumb Market⑬ 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把你放在美国一家超级市场，并且拨乱时间，你要花多长时间才能猜对这是哪个城市？

    但是，今天这里有流浪牛仔，他们过着另一种生活，等待着电子媒介的出现，大家所知道的就是这么做，然后让那些位于美国郊区的中产阶级震惊。但在他们等待的同时，（违法的）流浪牛仔却围在电子篝火旁吸食疯草。

    “你会待在道奇城⑭吗，麦弗里克（Maverick）先生？”

    “这个嘛，我估计在一个地方待久了我的靴子就不好穿了。”

    以美国牛仔的历史形象为原型，新的“流浪牛仔”一半是马歇尔·麦克卢汉，另一半是肯·克西。牛仔流浪着，不过还随身带着电子技术（包括迷幻剂）。他无法忍受美国的商业气氛，也无法忍受中产阶级，但是却还在靠着他们创造的福利过活。并且他是“他”——在他的视野中没有女人。

    流浪牛仔的形象在《全球概览》中以不同的身份多次出现。1970年，格尔尼·诺曼又找出了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和19世纪的美国原住民勇士，把他们融入到了一个名为“长期猎人（Long Hunter）”的角色当中，并认为他们正是当代生活的典范：

    比喻是不可避免的：如今的中产阶级消费文化是故土所摒弃的；在一个漫长的学习时期，现代的拓荒者获得了生产实用必需品的个体能力。印第安人是最开始的老师。今天，他们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的方式和态度仍然是我们模仿和学习的楷模。但是在今天，具有“印第安人”资格的那些人凭借自己的技能加入到了他们当中，这些技能让他们成了老师、萨满巫师、通晓“秘术”的人。一些思考者、神秘主义者、走在前端的创业家，具备成为“印第安人”的资格，但是一些小农场主、工匠和土著居民也具备，因为这些人来自自己的土地，有值得现代“长期猎人”学习的地方，为寻求知识和探险他们决心去定居地以外的地方去闯荡。

    诺曼的“长期猎人”和流浪牛仔一样，他们在虚构的故事中所扮演的角色正是《全球概览》要求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所扮演的。和读者一样，长期猎人把郊外看做一个整体，同时还从流浪者和创业家身上学到了特定的知识。他反对中产阶级的消费文化，但并不反对消费过程。他认为消费过程是移动、灵活、男性化的，他要在迁徙的路上吸收和消化知识和信息。

    简而言之，撇开有关牛仔和印第安人的讨论，长期猎人要成为以信息为导向的创业家精英中的一员。和恶作剧者们玩的“人形收音机”游戏一样，他将能够传递他计算器和收音机中的电流、去传递“秘术”中的神秘之流。他还打算住在巴克敏斯特·富勒口中的“法外之地（outlaw area）”，进行不受法律苛责的体验。对新公社主义者来说，为了与美国边疆的话语风格保持一致，美国乡村就是这类地方的代表。但就算是对于这些群体而言，“法外之地”也不过是一种和郊区差不多的概念想法。并且这个想法在美国社会的其他领域也出现过——特别是在太空计划中。在1970年1月版的《增刊》中，布兰德从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大师艾斯特·戴森的父亲，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的一篇文章中节选了一部分，让这种联系更为明了。戴森写道，太空，总是足以给“反叛者和不法之徒”提供容身之地。这样，他们可以“用新人类的创造进行不被打扰的实验来超越我们，就像我们在智能方面超过猿类一样”。

    从巴克敏斯特·富勒的“法外之地”和戴森这位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眼中的太空，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90年代初自由主义者的“赛博空间”的雏形。同样，在他们又搬出丹尼尔·布恩、野牛比尔·科迪⑮时，流浪牛仔和长期猎人的形象也指向了对互联网狂热的具有创业家精神的高科技工程师和他们传教士般的热情。在每个例子当中，正当性交换的符号结果跨越了反主流文化、科学和技术社群。《全球概览》把空降城、喇嘛基金会这样的公社和斯坦福研究所等高科技中心、致力于技术型社会探索的群体如USCO和“快活的恶作剧者”联系了起来，同时，它也有助于这些群体象征性的融合。在这个融合中，一个新的人的形象诞生了，他从一项任务到另一项任务、获取信息、用一种实验性的方式使用技术工具，最终是为了实现自身和社会的进步。《全球概览》中的内容是根据系统论原则来编排的，在这个过程中成为读者的工具，并且，上面刊登的读者的文章和《全球概览》的结构所呈现的阅读习惯，也给他或她提供了一个体验新的自我的机会。

    这个新的自我并不孤独。如果说《全球概览》引导了一种作为个体的新的方式，那么它也同样带来了成为社群成员的各种新的方式。在1969年3月的《增刊》中，一位名为罗兰·亚科佩蒂（Rolan Jacopetti）的读者写道，“我觉得全景无异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社群，那里面，有些狡猾又沉默寡言的老家伙们朝着火堆吐痰，偶尔还跟我们讨论一句”，“放……屁，年轻人，你说网格穹顶……见鬼，我想起来我曾经和⑯……”在某种程度上，这个社群是网络功能的代表。在《增刊》中（《全球概览》中也有，不过不是很明显），现实社群中的成员写信、在里面闲聊、推荐产品等。布兰德在网络中遇到的这些产物本身就代表了这些网络。《全球概览》和《增刊》都成了文本论坛，让分散各处的个人和群体走到一起，用文字间或图片的方式聚到一起，彼此承认同为一个社群的成员。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概览》和《增刊》成了城镇广场。

    在设计、管理，以及编辑实践方面，《全球概览》和《增刊》所遵从的原则，源自新公社主义对等级组织和斗争政治的批判、源自群体生物学和控制论中的系统导向观点。一篇较为传统的文章，包括传统的目录，可能会从几方面表现出组织的等级元素。它可能给作者一种特权，一种从他自己的角度来描述事件或产品的特权。或者，它可能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安排物品或信息：强调某些商品或想法比其他的更重要。在《全球概览》中，布兰德及其职员削弱了这些潜在的等级形式。他们听取来自多个评论者、多位投稿者的声音，以及产品自身的信息，而非只采信一个作者的观点。有一类货品，如巴克敏斯特·富勒的作品会占用较大的空间，不过所有其他物品也会占用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页面。尽管“理解全球系统”版块是这个刊物的开篇，像一扇前门，帮助读者形成体验，但是，一旦他进来，《全球概览》的七个版块就没有排序了。这些版块有差不多相同的规模，读者可以随意选取其中一块来读，丝毫不会影响把《全球概览》当做一个整体。

    作为一个管理者，布兰德运用许多策略去把权力和工作分散到读者身上，以淡化他的权威。首先，他号召读者为《全球概览》推荐并评论内容，每做出一个评价就给评论者十美元。首先推荐或评论的作者还可以在《全球概览》上署名。凭借这种方式，布兰德实现了创业家的几个目的：通过吸引机构以外的“专家”来扩大《全球概览》的内容范围；他增加了读者对机构的责任感和参与感；他提升了《全球概览》对它所服务的群体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他邀请读者成为经济价值的创造者，文本群体的贡献者，当然，还是《全球概览》的购买者。

    不过，布兰德还是保留了采用或不采用某个内容的最终权力。毕竟他是用自己的钱在冒险，而且《全球概览》说到底是他的机构或者说组织。在某种意义上，布兰德希望自己能“像个神”一样在管理。也就是说，按照富勒对综合设计师的提倡、他自己对环境生物学的体验，他在探索建立一种能变成自我维持的系统的“初始环境”。“你所试图去做的，是培育和设计一个会学习，并在学习的过程中还能存活的有机体”，布兰德后来这样写道，“一旦这个过程有了进展，不要去胡乱地修补它，让它为你工作”。他看到了克西对“快活的恶作剧者”的善用，所以他在这个系统中淡化了自己的权力。除了每一期《全球概览》前面有关“宗旨”的内容，他的编辑评论和概述都力求简洁、温和和随意。这些评论都表现出一种“要不要随便”的语气，以及一种他认为读者和自己平等的感觉。在第一期《全球概览》之后，布兰德公开了每一期的财务账目，把这个过程更推进了一步。当主流刊物把发行量归功于自己并且把他们的工作塑造成神话时，《全球概览》则邀请它的读者参与。《全球概览》和其他刊物一样可能已成为一个系统，但是通过公开账目，布兰德表明，这是一个公开的系统，一个读者和制作人能同等控制的系统。

    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布兰德有关“把组织视为有机体”的控制论观点让他远离了对权力的竞逐，后者在他眼中是20世纪50年代等级制组织的特点，并把他带向了一个他称之为“超验主义规划”的过程。这种管理方法，他解释道，包含对一个人的个体利益和他在集体利益中的个人利益的认识。“你就是你，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工作，因为那就是生活，并且同时你也是自己所从事的这件事情或这个东西，这就是广义的自我”，布兰德这样写道，“你可以找出两种方式，然后去适应它们”。在一个层面上，超验主义规划的概念回应了当时的公社主义理想：在对这一概念的实践中，布兰德可以想象他自己的利益和周围的能量、利益保持了高度一致。并且部分出于模仿这种平等主义理念的原因，布兰德给所有为《全球概览》工作的人发同样的时薪。然而，在另一个层面，超验主义管理的话语风格掩盖了布兰德的个人利益和他在《全球概览》中的地位这两者之间的物质区别，也掩饰了他的个人利益和那些为他工作的人的利益之间的区别。在一天结束时，布兰德会做出所有关键的编辑决定，并决定如何支配《全球概览》产生的收益。

    变革的工具

    尽管布兰德超验主义规划的想法趋向于一种更为平等、更少争斗的领导模式，不过，它还是为掌控“系统”力量、将个人利益描述为一种革命的领导者创造了条件。20世纪90年代，《连线》杂志宣称电信公司和软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就是这类领导者。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这段时间，“全球”引导的这些年轻的社会先锋却在专注于改造政府和工业的产物，并把它们变成“工具”。在每一版《全球概览》中宗旨描述的正上方，都有对《全球概览》的功能的描述：

    《全球概览》评价工具并提供获取工具的途径。有了它，读者会更了解什么值得拥有、从哪儿获取，以及怎样获取。

    我们会将一件物品列入《全球概览》，如果它：

    1．是有用的工具；

    2．与自我教育有关；

    3．高品质或低价格；

    4．尚未成为常识；

    5．能通过邮寄轻松获得。

    我们会根据《全球概览》的用户和员工的体验与建议来持续修改以上信息。表面上看起来，这个功能描述和《比恩目录》介绍一样直接简单，但是，《全球概览》的功能描述和内容却都包含着一系列对待技术的复杂态度。这些态度在由《全球概览》联结起来的网络中得到了体现，并形成了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待联网计算的普遍看法。

    尽管每一页上都弥漫着乡土气息和一种“自己动手”的设计感，《全球概览》列出的物品却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信息等级。首先，许多物品都是信息物品。根据新公社主义者对改变思想重要性的强调，《全球概览》提供的绝大部分“工具”都是书籍和期刊。虽然其中机械设备目录或是以公社生活为主的期刊，带来了一种实现变革的、更实际的方式，但大部分都是传统意义上的书籍。也就是说，他们带给读者一种接触有可能改变自己思想或行为的信息和观点的机会。这些书往往从《全球概览》宗旨中暗示的一个或两个层面来和读者交流。其中一些，比如说巴克敏斯特·富勒的文章、地图册还有风景图片，甚至卡洛斯·卡斯塔尼达⑰的神秘小说都倾向于把世界描述成一个由无形法则主宰的整体系统。由此来告诉读者，他们拥有上帝般的能力，能从上空俯视整个世界。而另一些书籍，如大众维修手册、军品装置等，则是从个人需求的层面来和读者交流。换言之，它们带来了操作汽车引擎等个体系统的方法，带来了以军服夹克或军靴这类军需品表明个人身份的方法。不过在这两种情况中，它们首先都是在读者的脑海中起作用。

    《全球概览》提供的设备、其他物质商品也和书籍一样。这些物品让读者参与到实践当中，协助他们把世界看做一个整体的信息系统。在《全球概览》的情境下，在当时的乡村公社中，一个背包或一顶帐篷带给他们的不仅是逃到森林的方式。它还给读者带来一个加入到无形的游牧社群中、用远古自然的力量去行动，并在此过程中成为更“完整”的人的机会。也就是说，这些商品有利于把读者带到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去，从整体上来看，读者能够发现这个环境的自然规律，而从具体层面也就是个人层面来说，他能够在这个环境中按照这些规律来生存。这样，帐篷和背包，就像计算机和书籍，能帮助实现“独立教育”。在《全球概览》“整体系统”的情境下，就像在许多公社中，接受教育意味着能察觉到在物质世界中流动的能量，也意味着能意识到物质世界只不过是这个能量的一种形态。这也是迷幻之旅音乐节的基本观念，还是“快活的恶作剧者”和USCO所诠释的LSD和多媒体体验的基本观念：我们就是全部。

    《全球概览》中的这些物品在让读者看到事物存在普遍秩序的同时，也预示了它们是“个人的”技术。首先，在新公社主义背景下，这些物品的存在是为了改变每一个用户的意识。第二，它们通常规模较小，让读者去参与每次只能容纳少数人的实践活动。书籍只能是以单独或小团体的形式去读；独木舟里只能容下两三个人；甚至，《全球概览》中所提到的大型装置，如校车和网格穹顶，一次也只能容纳几十个人。《全球概览》中选取的所有物品都是由工业工程师在大规模生产环境中设计或建造的，然后再把它们作为工具提供给个人和小团体。第三，《全球概览》强调，它上面的物品属于拓荒精英“自己动手”的传统：牛仔、原住民神话，现在又是新公社主义运动的公社守护者。这些物品不只是完成工作的工具这么简单；它们还有具有一种机能，把工具的使用者转变成美国个人主义虚构剧的演员。《全球概览》的读者，以及这些物品所暗示的原始自然状态，可以说是特立独行的个体，也可以说是先驱者的一部分，还可以说是在实际上将消费、技术和前工业时代的社区之梦融合在了一起。

    《全球概览》的“工具”还在多重网络和机构之间建立起了联系。有些物品直接表现出对物质成分的拥护。例如，1970年9月的《增刊》中描述了一个桦树皮婴儿床，床的四周用桦树皮制成，上面还嵌有有机玻璃制成的窗户，床垫是由聚苯乙烯制成。这既符合返土归田者对桦树皮的忠诚，又有容易获取的工业塑料，婴儿床就这样把公社世界和高科技工厂的世界联系了起来。其他“工具”则是让读者去实践，并在实践中融合多个网络的深刻见解。例如，一位《全球概览》读者在修理大众汽车的同时，又是一名业余工程师，并在此基础上管理一个技术系统，而一旦他开动这辆车，他又充当了四处游历的嬉皮士流浪者的角色。同样，《易经》的使用者投掷硬币，发现自己模仿的是古代中国人和“快活的恶作剧者”，在他试图去阅读《易经》并将其作为其他无形的可能性的线索时，他的行为就与信息论中概率论的观点相呼应。他可以成为一个综合设计师，用世界的信息能量去改变他的生活“系统”，而这个系统在新公社主义的教义中，则是这个世界本身。同时，他还能体验远古、体验现代、体验东方和西方、体验文学和技术，把它们作为自己“完整”体验中相互验证的基本元素。

    虽然并非《全球概览》中的所有物品都具有联系的功能，但仍有许多物品具备这一功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网格穹顶。到20世纪60年代末，冷战时期美国的创造力、在核威胁中求生的意愿都变成了一种全新生活方式的象征。1963年，巴克敏斯特·富勒修建了一个网格状的穹顶建筑作为自己的家。在1965年之前，肯·克西也对此狂热痴迷，也想建造一个来举行迷幻剂试验。1967年，空降城的二十多个创立者在听了富勒在科罗拉多州波尔德的一次演讲后，就立即着手按照富勒的图纸来打造他们自己的家园。1968年，空降城的首席设计师史蒂夫·贝尔，在《穹顶手册》（Dome Cookbook）一书中公开了他的建造方法，在反主流文化当中掀起了一小股建筑潮。斯图尔特·布兰德最常去的两个公社——自由公社和喇嘛基金会，很快也出现了穹顶建筑。1970年和1971年，参与编辑过几版《全球概览》的劳埃德·卡恩⑱、杰伊·鲍德温⑲，还有其他几位编辑用《全球概览》的装置来验证劳埃德·卡恩的操作指南：《穹顶之书（一）》（Domebook One）和《穹顶之书（二）》（Domebook Two）。

    这两本书成了《全球概览》“房屋和土地利用”版块的主要内容。书中的描述被应用到了公社中，就像《全球概览》一样，穹顶建筑也成了一种新生产方式的代表。如果说白领一族是“方正古板的”，那么穹顶和它的使用者就是“圆滑全能的”。如果按照等级制运行的政府和公司的职务破坏了地球上能量的平衡，那么穹顶对表面张力野蛮但却有效的管理方式却让世界重归能量平衡。尽管穹顶有可能非常庞大，但它们绝不会成为曼哈顿或芝加哥高耸的摩天大楼。它们永远不会雄霸一片土地，也不会被分解成小隔间。相反，它们能引导物理能量去创造壮丽的“整体”空间。它们能在一个广阔的区域内均匀分配结构张力，而无需柱子或塔尖来支撑。富勒的穹顶成了以协作、分权为特征的新公社主义理念的模型。这些穹顶还塑造了一个整体的思想状态。例如在《穹顶之书（一）》中，就描述了一位瑜伽大师的生平，以及他对适合冥想的结构的研究。在尝试过直线型建筑和传统穹顶建筑之后，他得出一个结论，“网格穹顶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它是一种真正的心灵扩展，类似于……位于我们头顶第七层的精神力量”。

    穹顶也是冷战工业管理的延伸。公社中的流浪牛仔逃往了新边疆，但是他们还带着中产阶级消费文化及其军工体系生产的材料。轻质铝管、塑料挡板，甚至还有穹顶图纸——所有这些都是返土归田者逃离的那类军工机构创造或使用的。在一个层面上，这是一种借用。就像克西和恶作剧者们用一辆校车去“教育”美国主流民众，或是USCO的成员把工业中的示波器转换成生产神秘主义多媒体剧场的工具，或者穹顶的建设者将冷战时期的军用住房用于公社环境中一样。而在另一个层面，公社成员对穹顶建筑的利用也是正当性交换的一个例证。吸引建筑者和使用者的，不只是穹顶建筑的整体论内涵，还有它的科学主义。穹顶内部的三角形彼此连接，看似相同实则在大小上有轻微差异。穹顶就是未来主义的、太空时代的庇护所。它们和美国过去的方形庇护所全然不同，反倒像是那类将来会出现在火星上的建筑。建造这种结构需要测量穹顶的各种表面，并保证在非常精确的偏差之内（若非如此，穹顶就会渗漏）。建造并住在这样一个穹顶建筑中，不仅进入了与神秘主义系统沟通的状态，也不仅仅是与人际交流或超越个人的交流更为接近；它还意味着你是作为一个工程师、一个科学家，一个技术掌握者来参与这些活动。

    继而，穹顶也像背包、计算机、《全球概览》中的其他各种“工具”一样，成为了高科技世界和新公社主义运动的部落之间在交流中使用的沟通术语。穹顶体现了反主流文化对等级政治的批判、体现出对LSD和多媒体剧场分散“能量”的赞同；同时它也体现出对控制论、种群生物学、信息论所共有的形式、系统和体内平衡的认同。和《全球概览》一样，穹顶在高端科技和反主流文化之间架起了桥梁。这两个世界的产品被并列设置在《全球概览》中，读者可能需要尽其所能去把它们联系起来。而穹顶就是这种联系的具体例子，读者可以从中看到这样的联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穹顶是社会和技术的混合体，与维纳的防空“预测者”机器并不相同；它不仅是一种具备某种功能的物质设备，还是一种新兴社会系统的代表。维纳的“预测者”把士兵和工程师、军事和工业联系了起来。而穹顶则是把一种系统带到了生活中，在这个系统里，科学和反主流文化的代表会为彼此的前瞻性相互称赞。和《全球概览》中的其他“工具”一样，贝尔和卡恩在书中所描绘的穹顶让反主流文化的成员去索取一些科学力量来实现自己的追求。例如，把布兰德对“全球”的描述想象是一个“研究组织”。想要知道美国科学和工业产品（从露营装置到计算机）是如何被重新配置成个体和集体变革中至关重要的小型装备，工具和穹顶就是重要的例证。

    穹顶还是不同社群的成员之间面对面交流的地点。在《全球概览》发行的整个期间，布兰德不断地在《全球概览》所沟通起来的网络中穿梭。其中一些组织的代表们也自发地前来。1969年3月，“穹顶大亨”史蒂夫·贝尔和同事贝利·希克曼在新墨西哥州干燥的山地中一处废旧的瓷砖厂召集了150位“世界思想者”和“反专业化人士”。布兰德在那个月的《增刊》中提到，这个工厂的位置很巧妙，刚好位于阿拉莫戈多⑳的核试验场和麦阿帕契族的印第安保留地中间。正如它的地点，这场名为“合金（Alloy）”的集会融合了核武器时代所需的全球视角和公社的新部落思潮。在这场为期三天的集会中，与会者聚在一个大型白色穹顶建筑中，就一系列主题进行了讨论，物质、结构、能量、人类、魔法、进化和意识，和《全球概览》的分类相差不是太远。“如果非得找出一个包含《全球概览》宗旨的地方”，布兰德在这次集会后不久写道，“那就是‘合金’”。

    “合金”集会和《全球概览》共有的，是一种聚集来自不同网络的人的能力，塑造一种共同生存、一起工作的新兴协作方式的能力，并且同时能在高科技和部落式的环境下进行。参与者有的来自“自由公社”、“空降城”和“太平洋高中”，还有的来自纽约、华盛顿、加拿大。罗伯特·弗兰克为整个活动摄影。在1969年3月的《增刊》中，这次会议占去了6页的篇幅。基于对“全球”并置原则的忠实，布兰德把参与者的评论和演讲者站在话筒前的照片、与会者爬到穹顶暴露在外的铝制梁上的照片放在一起。照片中可以看到新公社主义的拓荒者，年轻的男男女女们，白皮肤、穿着曾经被看做工人阶级象征的牛仔裤和靴子；还可以看到他们使用工具在工作，有的陈旧，如锤子和钉子；有些新潮，而且还是电子产品，比如话筒；还有些则极富未来主义色彩，比如穹顶本身。通过这些照片，读者可以看到一群“综合设计师”，他们拥有全球视野、充当着个体工程师的角色。

    同样，图片旁边的评论也构成了系统论、公社建设项目和反主流文化对技术统治的批判的拼贴式话语风格。“进化是所有自我组织的动态系统”，一位匿名评论者这样感叹，“这个过程无需外界影响就可以自我改进”。而另一个评论者则问道：“我是这个六英尺高的躯体还是其他可以超越躯体而存在的东西？如果我们能获取足够多的信息，那么或许我们能超越这个肉体皮囊。”这些评论也代表了机构之间的联系。布兰德在《增刊》中提到，那些演讲者援引的例子包括穹顶建造者卡恩、贝尔，斯坦福研究所的戴维·埃文斯、喇嘛基金会的史蒂夫·杜肯，当然还有布兰德自己。在“合金”聚会上，在《全球概览》的字里行间，反主流文化和技术文化汇聚到了一起。在《增刊》中，这种汇聚表现在文章和照片中。和《全球概览》提供的物品一样，“合金”体验中的这些片段也是读者可以随意使用的工具。在个体层面，每一个片段都给读者带来一种改变思想、改变行为的机会。整体上来看，这些片段又是三天体验这一整体系统的文本象征。在这个系统中，读者可以一瞥全新的世界系统，由美国工业提供用于变革的工具，并且先由精英，继而是整个群体来进行工具的分配。

    《全球概览》中所没有的

    但是这些新精英们会打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从《全球概览》的引导功能来看，这将会是一个男性的、创业家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白种人的世界。这个世界推崇用系统论和技术力量去推进社会变革。这个世界会远离性别、种族和等级问题，个人和小团体将会获得权力。

    尽管《全球概览》的发行期刚好是黑豹党人和美国印第安人运动（American Indian Movement）最为活跃的时期，它却并未涉及种族问题。虽然偶尔也可以从《全球概览》或《增刊》的某幅照片中看到非裔美国人身影，但是直到1970年1月，《增刊》才首次明确讨论种族问题。那一期选取了“罗宾分销公司”（Robin's Distributing Company）的“黑人阅读书目”（Black Reading List）。不过之后就再没有类似的内容了。在1974年秋天，《全球概览》正式停刊后不久，布兰德让黑豹党㉑人为《共同进化季刊》（CoEvolution Quarterly，基于《增刊》创办的季刊）做了一期特刊。但他们只是照搬了自己内部通讯稿的格式，而这一期的编辑和作者之后都没有成为“全球”系列的定期撰稿人。同样，尽管到处都是关于牛仔和印第安人的内容，真正的印第安人却从未真正出现在《全球概览》当中。对于过着部落游牧生活的嬉皮士来说，鹿皮上衣、鹿皮鞋，印第安人不过就是这些符号罢了。

    女性问题涉及得稍微多一些。到了1968年，妇女解放运动已发展得如火如荼，但是直到许多读者在1970年7月的《增刊》中提出妇女在乡村公社中的地位这一问题时，《全球概览》才开始关注女性问题。但即便如此，文中对妇女在获取政治权力方面本来就少之甚少的描述还会由于杂志内容架构而被削减。例如，1971年《最后的全球概览》中列举了“波士顿妇女健康团体”（Boston Women's Health Collective）的《女性及其身体》（Women and Their Bodies）一书。在戴安娜·舒格特（Diana Shugart）睿智简短的评论旁，有两张照片：一张是从头顶三或四英尺高处拍摄的赤裸的年轻女人的背面，另一张则是近距离拍摄的一个小孩子抓着年轻母亲乳房的照片。布兰德只从这本书中选取了一篇告诉女人如何手淫的长篇文章，并告诫那些可能会看这篇文章的男性不要把它看做“结婚指南”。虽然《女性及其身体》和戴安娜·舒格特的评述谈到了各种女性健康问题，但是《全球概览》的编辑却只是关注女性的性欲。

    同样，《全球概览》中也甚少提及越南战争。尽管它发行的那些年刚好是美国在东南亚制造混乱的高峰时期，但《全球概览》中却完全忽略了这一冲突，就像肯·克西1965年在那场“越南日”集会中选择了远离战争、远离抗议者一样。只有在1971年，在越南春节攻势㉒和美莱村屠杀㉓削弱了战争的合法性之后很久，在国民警卫队在肯特州枪杀反战抗议者将近一年以后，《全球概览》才列出了寥寥几本关于左派的刊物，如索尔·阿林斯基（Saul Alinsky）的《反叛手册》（Rules for Radicals）和《组织者手册》（The Organizer's Manual）。在此之前，《全球概览》中几乎没有关于战争的只言片语，也没有把这场战争告诉读者。例如，在1970年春的《全球概览》中，布兰德选取了《战略与战术》（Strategy and Tactics）杂志，并截取了一个叫做“越南”的棋盘游戏的一段广告。“我以前是纽约军事训练营中一个大型战争游戏的裁判，那是一段很美妙的时光”，布兰德在他的评述中这样写道。而在1970年秋天发行的《全球概览》中，则刊登了一张新闻照片，上面是一个参战士兵，头盔上写着“要作战，不要做爱（MAKE WAR NOT LOVE）”。这张照片用来指示能买到政府盈余物资的几个地方。对于美国中产阶级来说，参加越南战争是实实在在的；而从这些清单列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全球概览》的编辑和读者来说则不是。遥不可及的战争只有在能否产生他们个人变革的工具时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全球概览》的读者甚至员工偶尔会批判《全球概览》及其所服务的社群，在《全球概览》发行的最后两年里尤为明显。在1969年7月的《增刊》中，布兰德刊登了一封信，内容是批评巴克敏斯特·富勒只允许精英设计师和大众消费者这两类人参与他的工作。在这一期中，布兰德又转载了《旧金山好时代》（San Francisco Good Times）中描述西南部的公社居民如何欺诈当地穷人的一篇文章。一年之后，布兰德刊登了一封信，号召《全球概览》去应对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对社会带来的影响。1970年1月的《增刊》中，在大标题“员工抱怨处”下面，布兰德刊登了“全球”以前的员工杰伊·邦纳（Jay Bonner）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杰伊从头到脚猛批了《全球概览》的政见。邦纳写道：“有一次和布兰德先生一起工作的时候，我问他是否不会选取任何带有政治倾向的地下报纸。他告诉我他给《全球概览》定下的三条最基本的底线就是不谈艺术、不谈宗教、不谈政治。”接着，邦纳指出《全球概览》都破戒了：美术品或精细工艺、东方宗教、自由主义。“《全球概览》整整128页当中，都有一些暗藏的政治观点”，“《全球概览》传达出的所有这一切逃避主义情绪在我看来是令人遗憾的”。

    布兰德则以个体行为和他的个人经历作为辩解回应：

    有关资本主义的这个问题非常有趣。我还没弄清资本主义是怎么回事，但如果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是需要弄清它，那我就来说说。被压迫的人们：我所知道的，就是《全球概览》的工作让我掺入了比自己是个艺术家时更多的对政治的个人看法，我正在变得激进化。我是一个纯正的美国新教徒，我的妻子是一个印第安人。数年之前与印第安人的合作让我相信，针对任何人或机构的任何一种有负罪感的行为只能让事情更糟。而且，“优越先生”告诉“卑微先生”如何去生活，这种傲慢的腔调本身就足以引致对方暴怒。我不是黑人，我也不穷，既不在哪个地方土生土长，也不再渴望装做那个我想成为的人——这种自我认识是一种好的教育方式，不过却并非对其他所有人都有用。我所感兴趣的是，《全球概览》的形式能为各种各样风格的市场所用——黑种人的《全球概览》、第三世界的《全球概览》，等等，不过我认为，只有真正身处其中的人，而非善意的局外人去做，才有可能成功。我有权力，也就有责任。责任是个人的事情。

    一方面，布兰德的回应与反主流文化对等级政治的批判、系统论原理产生了共鸣。按照莱克的“第三种价值观念（Consciousness III）”，布兰德认为优越先生告诉卑微先生应该怎样做这类自上而下的政治已经破产了。变革的本质，必须是志同道合的个体共同合作。这种对个体的强调也是对“个体在维护整体系统中的个人角色”的关照。通过小规模合作，个体可以模仿诺伯特·维纳的炮手，调整试射，或是像巴克敏斯特·富勒的设计师，让宇宙能量为己所用。由此，他也可以改变自己所处的这个大规模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他既是系统的一小部分，又是一个微型模型。另一方面，布兰德的回应也让人们得以看到这种观点的政治影响：印第安人必须和印第安人一起，第三世界必须和第三世界一起，黑人就得和黑人一起，等等。不应该依靠别人的帮助。只有靠自己。

    这种隔离看起来似乎是与《全球概览》对“整体”系统的认同相矛盾的。毕竟，《全球概览》的本质可以看做一种“万事皆有联系”的理念。然而，《全球概览》并不是万事的集合。相反，它是想法和工具的集合，这一集合在有限的网络中循环，而这些网络中几乎全是白种人，他们相对年轻、受教育水平较高，并且容易获取社会和财政资源。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在这些网络中将《全球概览》中的物品彼此联系起来的，是控制论中的普遍修辞策略。《全球概览》中，个体系统反映了整体系统，个体要想象自己是基于全球视野来实施个体行为。换句话说，掌握大众汽车引擎的“系统”、通过阅读来接受《全球概览》这一“系统”，就是在模仿那些能掌握其他更大系统的行为。事实上，这就好比一个人要从技术官僚手中夺取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巅峰权力，而这些技术官僚本是新公社主义者意欲推翻替代的。而且，在《全球概览》的读者看来，技术统治论受到来自新公社主义者和新左派成员的攻击，他们正是要利用这个技术统治论创造和分配的“工具”去实践。《全球概览》就是以这种方式，不仅拥护反主流文化，而且还拥护产生这种反主流文化的技术统治论主流文化。并且，《全球概览》还复制了主流社会的地位等级制：在它的内容当中、在当时公司和政府的权力高墙当中，有色人种、女性、穷人，基本上并不存在。

    布兰德“对人民负责”的呼吁，《全球概览》对穷人和有色人种的避而不谈，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共和党的政治议程中又再次出现。《全球概览》为实现社会变革的以技术为中心的态度、它的系统导向论、它对信息的关注，甚至它聚集起来的众多网络，都成了20世纪90年代关于网络计算机和“新经济”争论中的重点。“长期猎人”的形象也如此。他被重新塑造成黑客，再次脱离中产阶级“故土”的生活，摇身一变，迈入新的技术边疆。这个边疆最终在“赛博空间”这一术语中得到了体现，但是尽管如此，它还是带有大量20世纪60年代末期公社边疆的色彩。美国（以及国际）工业的电子产品，再一次被带离了它们最先出现的大型机构。它们被小型化、“个人”化。如同《全球概览》中的背包和计算机一样，它们被称为个人和集体变革的源泉。

    由于布兰德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的网络和网络实践，他开始在这个世界中树立起极大的权威。他像创业家一样，先通过自己的游历，后又通过《全球概览》，把反主流文化和技术公社联系了起来，从而使得公社成员综合了这两个世界的理念和见解。这个综合产生了一个社会愿景，在这个愿景中，小型信息技术可以用来改变个人思想，并通过个人来改变世界。网络化论坛——《全球概览》所体现出的信息类型就是这个愿景的典范。而网络化论坛又极大地扩展了它的创立者斯图尔特·布兰德的社会合法性。和费尼尔司·泰勒·巴纳姆㉔一样，布兰德也把一批表演者，包括公社居民、艺术家、研究者、穹顶建造者聚到了一个马戏团里。他自己成了这许多相互联系的群体的管理者和象征。

    除了斯坦福研究所的戴维·埃文斯，或许还有在波图拉基金会开展计算机教育项目的鲍勃·阿尔布莱特，即将到来的个人计算机革命的技术专家并不是“全球”马戏团的核心演员。不过他们在观察，有些还是近距离观察。1971年6月21日，布兰德为最后一版《全球概览》举办了一场“停刊派对”，他认为这将是《全球概览》的最后一版，也将是《全球概览》出版项目的终结。他邀请了500名“全球”的员工、读者、朋友到“旧金山艺术科学宫”参加派对。他还承诺，会给他们带来一个“令人惊讶的教育盛宴”。那晚，9点30分左右，一群演员出现了：小丑、蹦床演员、肚皮舞者，还有一个演奏“爱尔兰快步舞和西藏庙乐”的“金蟾蜍”乐队。身高六英尺的布兰德身穿一件黑衣修士的修道袍，赤足在人群中移动着。10点30分，他来到活动主持人斯科特·毕迟（Scott Beach）身边，递给他面值为100美元、共计两万美元的钞票。毕迟站到话筒前说：“大约15分钟以前，斯图尔特·布兰德给了我《全球概览》的工具之一，两万美元，他把这些钱送给在场的人们，把它当成工具……把它当成种子。《全球概览》停刊了，不过种子已经种下了。如何使用这些钱取决于你们的一致同意。这儿有话筒，有目标，还有许许多多的可能性。”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50多人走到话筒前，提出了50多个解决方法。布兰德穿着修道服，站在台上，把每条建议都写在黑板上。夜色消逝，人群渐散，钱也渐渐变少。到第二天清晨，5000多美元就那么不见了，但他们还是没能得出一个解决方式。最后，观众投票决定，将剩下的14905美元交给弗雷德里克·L·摩尔（Frederick L. Moore），他答应会将这些钱存入银行，并在1个月内再次开会，召集派对上剩下的这20个人就如何使用这笔钱做出决定。

    最终这笔钱去哪儿了仍旧不得而知，不过我们倒是知道摩尔后来发生了什么事。1975年春，他和戈登·弗伦奇（Gordon French）一同创立了“家酿计算机俱乐部”。

    注释

    ①　《比恩目录》（L. L. Bean Catalog）：创立于1912年的美国户外用品公司L. L. Bean公司的产品目录。

    ②　边界客体（boundary object）：社会学概念，由苏珊·斯塔尔（Susan Leigh Star）和詹姆斯·格力斯莫（James Griesemer）于1989年共同提出，用于描述不同社区对信息不同方式的运用。不同社区对边界客体的解释并不相同，但这些客体仍能以内在内容的恒定性维持其完整性。（来源：维基百科）

    ③　与“按等级分层（hierarchical）”相对应，意指所有组成部分之间多元的平等的互动，没有高低的等级。

    ④　理念社区（intentional communities）：又称理念村，共益社区。由追求共同利益或笃守某种基本价值观的个人或家庭组成的小型的、地区性的社区。

    ⑤　卡玛瑜伽（Karma yoga）：在印度教吠檀多哲学中意为行为和行为的影响。卡玛瑜伽是一种行动、思考和意愿方式，用这种方式能引导个人不计需求、不计喜恶地去履行个人责任。一个人的行为与其行为的后果并无关联。不计个人期望的工作能净化人的思想，并能逐渐使其看到“因”的价值。

    ⑥　该词源于美国女作家贝蒂·弗里丹的著作《女性的奥秘》（feminine mystique）（1963），书中指出

    20世纪50和60年代生活在郊区、受过教育、生活阔绰的白人中产阶级妇女普遍存在的对现状的空虚感和恐慌感，而引发这种无名之痛的就是女性的奥秘，也就是女性气质对妇女的禁锢。

    ⑦　奇卡诺人（Chicano）：指墨西哥裔美国人或在美国讲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人后裔。

    ⑧　基布兹（kibbutz）：以色列的一个合作社区。

    ⑨　保罗·索来里（Paolo Soleri）：意大利建筑师，提倡并践行生态城市的建设，将生态学

    （Ecology）和建筑学（Architecture）相结合创造出生态建筑学（Acrology）一词。阿科桑地

    （Acrosanti）就是他设计的生态建筑之城，位于亚利桑那州的一块沙漠荒地。

    ⑩　霍华德·约翰逊酒店（Howard Johnson）：在20世纪60到70年代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连锁酒店。

    ⑪　Pak-A-Sak ：连锁经营的24小时营业的便利加油站，集加油站和便利店于一体。

    ⑫　Pik-A-Pak ：美国一家啤酒厂Fred Koch Brewery在1951年推出的一款可容纳6罐啤酒的卡通提兜。

    ⑬　Tom Thumb Market：美国一家老牌食品杂货连锁店，成立于1883年。

    ⑭　道奇城（Dodge City）：美国堪萨斯州西南部城市，开发西部时牛仔汇集，以械斗出名。

    ⑮　野牛比尔·科迪（Buffalo Bill Cody，1846-1917）：原名威廉·科迪，美国陆军侦察兵，善于猎杀野牛，他曾在八个月内杀死将近五千头野牛，因此获得“野牛比尔”的绰号。他还是一个表演者，创造了美国西部神话。

    ⑯　此处指巴克敏斯特，巴基是他的昵称。

    ⑰　卡洛斯·卡斯塔尼达（Carlos Casta·eda）：秘鲁裔美国作家，人类学家。著有唐璜系列和其他著名的短篇小说。

    ⑱　劳埃德·卡恩（Lloyd Kahn）：美国编辑、作家、摄影师，绿色建筑运动的先锋。

    ⑲　杰伊·鲍德温（Jay Baldwin）：美国建筑设计师、作家。师从巴克敏斯特·富勒，致力于在建筑中利用各种可再生能源。

    ⑳　阿拉莫戈多（Alamogordo）：美国新墨西哥州南部城市，1945年第一颗原子弹在这里试爆。

    ㉑　黑豹党人（Black Panthers）：非裔美国人组织的“黑豹党”的成员。该组织是一个左翼激进组织，反对美国政府，宗旨是促进美国黑人的民权，并坚持武装自卫和社区自治。在20世纪60到70年代最为活跃。

    ㉒　越南春节攻势（Tet Offensive）：指1968年越战期间北越发动的规模最大的地面行动，是越战中美军主动撤离的转折点。该攻势发生在越南的春节期间，因此被称为“春节攻势”。

    ㉓　美莱村屠杀（My Lai Massacre）：越战期间美军老虎部队怀疑村民掩护越共逃亡，于1968年3月16日在越南广义省的美莱村进行了一场屠杀。在这场屠杀中，男女老幼都被枪杀。这场屠杀推动了美国国内反战情绪不断走向高潮。

    ㉔　费尼尔司·泰勒·巴纳姆（P. T. Barnum）：美国著名马戏表演者，同时也是马戏团经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