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英国思想家罗素曾经说，“提到过去，每个时代都承认它是事实，提到当前，每个时代都否认它是事实。”而天才的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则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写道，“当各政党只为明天而忙碌时，我已驰想于未来。”

即将呈现在您面前的这部《中国企业史》，正伫立在过去和当下之间，我的工作是尽一切可能进行一次清晰而可持续的描述，而很多结论则有待于后来者自己给出。

我在这里要感谢的是，这段历史的创造者、记录者和研究者们。因为是当代史，所以我有机会接触到本书中论及到的不少人，企业家如柳传志、张瑞敏、鲁冠球、王石、宗庆后、牟其中、年广久、李东生、刘永行、何伯权、黄鸿年等等，其他的企业人物和事件，我则从一些观察者那里获得了第一手的资讯。我之前的同事童宝根是步鑫生的最早报道人，胡宏伟和新望分别是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研究权威，我的大学同学秦朔以及新华社前同事、策划人王志纲是珠江三角洲最优秀的观察家，王安、童牧野对中国股市的描述以及方兴东对互联网的长期观察给我很多的素材和启发。此外，与我同为蓝狮子发起人之一的刘韧对中关村的追踪、胡泳对海尔的研究让我得益非浅，我的朋友何力、蒋耀波、许知远、覃里雯、赵晓、牛文文对中国的考察总令我耳目一新。凌志军著述的《交锋》、《沉浮》一直是我写作的重要参考书。此外，陈惠湘、迟宇宙、唐立久、王云帆、何志毛、陆新之、程东升、袁卫东对联想、德隆、科龙、万科、华为及柯达公司的长期跟踪和著述，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曾有机会向已经过世的费孝通先生求教关于中国乡村建设的问题，他的谦和与风范让人难忘。

正如我在前言中所提及的，本书的创作动议是我在哈佛大学当访问学者时萌生的，我要感谢肯尼迪学院对我邀请，感谢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接受我的访问。感谢中国社科院的吴敬琏教授、清华大学的钱颖一教授、北京大学的何志毅教授以及哈佛大学的劳维信教授对本书的推荐。我还要感谢香港的张五常教授以及未曾谋面的傅高义（Ezra Vogel）教授和黄亚生教授，他们对中国问题的深入研究给予我启迪。张五常教授还为此部书稿题写了书名，我将之视为这位制度经济学大师对后辈学人的厚爱。

我要感谢本书两位最主要的直接参与者，郑作时和朱琳。作时是《希望永行：刘永行传》、《阿里巴巴：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写书的作者，此次为协助我创作本书，他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也放弃了很多的机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就读历史学硕士（当我完成下卷的时候，她已经是一家财经杂志的记者了）的朱琳是检索的真正高手，英文与中文一样精通的她负责国内若干报刊、全部国际刊物和专题的查询整理工作。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每两周碰面一次，讨论相关的主题，然后又分散到各自的工作中。每次会前，我总是坐在书桌前，双手轻抚键盘，眼望远方，像一个磨刀霍霍的战士等待另外两个战士的到来。

为本书的创作，我们尽可能多地查阅了重要的国内外报刊和相关书籍，我要感谢所有报道的写作者。

我要感谢大学同学胡劲军，他让我确信，结交在青春时的友情，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情感之一。最后，我当然要感谢我的家人，妻子邵冰冰和女儿吴舒然。邵冰冰是书稿每个章节的第一阅读者，她和女儿的支持是我度过每一个寂寞而枯燥的创作之夜的动力。

本书是我计划中的《中国企业史》中之一部分，在未来几年内，我还将完成“19世纪70年代～20世纪70年代”卷，这样，我们就可以完成一次长达130年的历史叙述，这也许只是对清晰发生过的历史的一次极不完整的叙述。不过，我总算是完成了力所能及的工作。我的助理陆斌参与了书稿的讨论、部分整理工作。同时我要感谢中信出版社和浙江人民出版社对这部书稿的青睐，中信出版社的王斌社长、臧永清副社长、潘岳总编辑、责任编辑蒋蕾以及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楼贤俊社长、杨林海副总编辑等都对本书的出版投注了让我感动的热情。

我希望我的创作不致于辱没了“中国崛起”这个当代最伟大的神话。罗马史的研究者尼克尔·马基雅维利曾经说，“改革是没有先例可循的。”改革如此，创作亦如此。

吴晓波

2006年秋冬完成上卷，2007年底完成下卷

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