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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十五章
升级军统，转战汉、长
挖来心膂干将
特务处南迁后，大本营设在武汉，在长沙设办事处，将一部分内勤组织设在长沙朱家花园，作为通讯中心；将接头地点设在长沙伍家井。随后即以大本营驻地——武昌平阅路三十三号作为军统机关，以戴笠的住所汉口巴黎街八号寓所作为“甲室”，开始了组建军统的筹备工作。
所谓筹备，主要是招揽人才，储备干部。自1937年冬到达武汉后，戴笠便指派原在上海附近松江、青浦两县主持干部训练班的余乐醒、谢力公两人，开始在湖南筹备举办大规模训练班。1938年年初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在湖南临澧开学，简称临训班，招收流亡知识青年，以充实基层。几个月后，再于兰州设立相同的特训班，并着重招训边疆地区青年。抗战时期军统局的大规模训练储备工作人员，从此拉开序幕。
与开办特训班充实基层人才相比，中高层人才的招揽难度要大得多，只能动用各种关系四处招兵买马，挖掘人才。有一天胡宗南来访，给戴笠带来一个好消息：
“次烈兄也到武汉了。”
“是吗，什么时候？”
“刚来不久，我前两天刚见到他，他准备离开军训部来我这里工作。”
这个消息让戴笠大喜过望。
“次烈兄”就是姜绍谟，是戴笠在江山文溪高小的同窗好友，也是戴笠当年单枪匹马跑情报身陷困境时，雪中送炭的好兄弟。
姜绍谟步入仕途较早，在戴笠还是一个未毕业的黄埔学生、陆军中士的时候，姜绍谟已是浙江省党部委员、省防军政治部主任，与时任第一军第一师少将副师长代理师长的胡宗南，同为浙江青年中的佼佼者。
如今同为“天子门生”的戴笠、胡宗南，已是蒋介石身边炙手可热的人物，姜绍谟这个北大政法系“天之骄子”的仕途却并不顺畅，几经辗转成为军训部主任秘书，整天抄抄写写，干得枯燥乏味。
胡宗南时任第十七军团长兼第一军军长，他的副军长范汉杰与姜绍谟私交甚笃，范汉杰想拉姜绍谟到第一军任职，特意安排了姜绍谟与胡宗南的会晤。
“你那里人才济济，这个墙脚就该我来挖。”戴笠听后醋意大发。
“老弟，这可不是一厢情愿的事！”胡宗南不无得意。
姜绍谟是戴笠仰慕已久的高级人才，多次想把他挖过来，却又不好意思下手。正如当年他不愿委身于胡宗南与姜绍谟麾下一样，他也不好意思将好兄弟变成下属。如今军统组建在即，高级人才匮乏，既然姜绍谟肯去胡宗南那里任并不重要的职务，为何不能到军统担当重任？
但这事正如胡宗南所言，不是一厢情愿的，或许正碍于关系密切，情同手足，才不容易变为上下级关系。
戴笠决定一试。
第二天，戴笠派毛人凤亲自登门，去军训部将姜绍谟请到了巴黎街八号。
无论在杭州还是在南京，三个文溪高小同窗凑在一起都实属不易，如今在临时驻地的武汉相聚，三个人都感慨万千。
厨房里传来噼里啪啦的爆炒声，三个人坐在客厅里，摇着大蒲扇，品着茶聊着天。
没聊几句，戴笠便迫不及待地切入正题：
“次烈兄，你不能来我们这边工作吗？战争扩大，这边的工作日益繁重，比寿山兄那边更需要人。再说，寿山兄那边是有秘书长的。”
“是啊，我们都是同窗好友，难得有机会在一起工作。”毛人凤赶紧敲边鼓。
“到这里工作当然很好，可是我已经答应胡先生去西安了。”姜绍谟面露难色。
“答应归答应，你不是还没去吗！”戴笠将一只削好的苹果递给姜绍谟，说，“只要你点头，寿山兄那边我去说，不用你出面。”
有戴笠这句话，姜绍谟还有什么为难的呢？凭戴笠与胡宗南的关系，用人上往往不分彼此，这点事算得了什么？于是，姜绍谟欣然允诺。
任务达成，三人的聚餐更是其乐融融，饭菜端上来之后，三人边吃边聊，天南地北无不涉及，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富春江上神仙侣”——郁达夫与王映霞。
1927年年初，31岁的风流才子郁达夫在上海邂逅王映霞，一时惊为天人，遂展开猛烈攻势。王映霞年仅19岁，毕业于浙江女师，一来二去，被这个心中的偶像作家所俘获，两人上演了一段轰动文坛的爱恋传奇，一时传为佳话。
谁知好景不长，这对神仙眷侣在度过五年的幸福生活后，1933年年初，郁达夫偕王映霞从上海迁居杭州，修建别墅“风雨茅庐”居住下来，一切的改变便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是郁达夫留日时期的同学，郁达夫回到省城后，两人往来密切，善交际的王映霞由此与许绍棣也有了较多的交往。1936年郁达夫应陈仪之邀出任福建省政府参议、公报室主任后，曾风闻好友许绍棣“新借得一夫人”，当时并未在意。后有确切消息传来，郁达夫这才慌了，急忙给王映霞发信，让她立即来闽，却连发几封都石沉大海。
抗战爆发后，郁达夫在福建忙于工作，王映霞带着母亲和三个儿子避乱于丽水。丽水为浙江省府临时所在地，已丧偶的许绍棣也带着孩子住在丽水。而且王映霞到丽水，正是由许绍棣安排的。由于两人来往密切，一时流言四起。
1938年年初，郁达夫出任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设计委员、汉口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举家迁往武汉。这个时候两人矛盾已经升级，整日口角不断。
作为浙江同乡，戴笠与姜绍谟、毛人凤都十分关注郁达夫夫妇的情况，都不愿看到这对神仙眷侣劳燕分飞。
正说话间，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副官贾金南接起电话，然后对戴笠说：
“戴先生，是郁太太。”
王映霞给戴笠打电话，令姜绍谟与毛人凤十分惊奇，两人面面相觑，大惑不解。
王映霞的神秘电话
其实，王映霞与许绍棣的关系、与郁达夫的矛盾由来，戴笠最为清楚。
戴笠为什么对郁达夫夫妇如此熟悉？这要从他对郁达夫诗文的崇拜、对王映霞美貌的欣赏说起。
早在单枪匹马跑情报的时候，戴笠就听说过郁达夫与王映霞的罗曼史。也因为是浙江老乡，尤其一个是大才子，一个是大美人，戴笠对这两人的关注便比较多。但碍于身份地位的巨大落差，戴笠对他们只能默默地仰望，根本没想到有朝一日会与他们相识。
当杭州至江山的铁路正式通车后，郁达夫为宣传沿线景色所撰写的散文《仙霞纪险》一经发表，即刻深深地打动了戴笠。多年来，戴笠以故乡仙霞为自豪，从文溪高小时期就多次带领同学畅游仙霞岭，如今郁达夫的文章将仙霞描写得如诗如画，旖旎多姿，而又渗透着历史的沧桑，令他对该文百看不厌，对郁达夫也更加仰慕。
1933年郁达夫偕王映霞迁居杭州建“风雨茅庐”别墅的时候，正是戴笠坐镇浙江警官学校常住杭州之时。4月下旬的一天，戴笠在姜绍谟家偶遇江山同乡王亦定女士，闲聊中得知王亦定是王映霞的同窗好友，与郁达夫夫妇往来密切，于是要求她居间介绍，没想到郁达夫竟痛快地答应了。
见面后，他与郁达夫夫妇谈得十分投机，他仰慕已久的著名作家和“杭州第一美人”，对他的特务身份并无成见，对他的态度十分热情友好，令他兴奋不已。原来郁达夫与戴笠还有校友之缘。戴笠1910年考入江山县立文溪高等小学堂时，郁达夫考入杭州府中学堂。这个中学堂，就是后来的浙江省立第一中学，也就是戴笠读了三个月的学校。在当时普遍重视同乡、同窗关系的环境氛围中，这层关系无疑拉近了两人的距离。
郁达夫与戴笠，虽是一文一武，性格上却有颇多相投。郁达夫欣赏对方的豪爽率直，戴笠钦佩对方的诗文才学，自相识后便来往频繁，经常一起喝茶、吃饭、聊天。郁达夫在1935年7月3日的日记中称：“三时去放鹤亭喝茶，坐到傍晚，到群英小吃店吃晚饭，更去戴宅谈到中夜才回。”
郁达夫到福建任职后，隔了一周，戴笠即特地为他送去贵妃酒为贺。不久又介绍部属、曾任上海保安总团团长的吉章简出任福州汀漳师管区司令，承蒙郁达夫关照，彼此都有了许多方便。
在武汉相见，戴笠发现这对神仙眷侣已产生感情裂痕，终日口角不断。郁达夫公务在身，常常到前线视察，与王映霞的矛盾有一个情绪的缓冲地带。王映霞则不然，整日守着孩子与老母亲，难免孤寂烦闷。更重要的是，到武汉后，王映霞已经怀有身孕，这也是她与许绍棣书信不断的原因。当时王映霞与浙江女师的同学符竹因住邻居，就由符的丈夫汪静之陪同去医院打了胎。
戴笠并不知道王映霞与许绍棣的详细情况，只觉得郁达夫对王映霞关心不够。王映霞常找戴笠诉苦，或打电话，或直接到戴笠的住所。戴笠手头的工作千头万绪，忙得不可开交，但只要在武汉，无论王映霞登门还是电话召唤，他总会抽时间开导她，有时陪她散步。
戴笠在巴黎街八号的住所，如同在南京鸡鹅巷五十三号，既是宿舍也是办公场所，进进出出的大多是“甲室”特工及外勤特工，几乎是清一色的男子汉，尤其大敌当前，戴笠并不希望王映霞常来这个地方。
而在姜绍谟、毛人凤在场的情况下，王映霞的电话打进来，使戴笠有种做贼心虚的感觉。毕竟朋友妻不可欺，在人家两口子闹矛盾的情况下介入其间，总让人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但电话不能不接。
拿起话筒，王映霞余怒未消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
“雨农，我从家里搬出来了。”
“发生了什么事？你为什么要搬出来？你搬到哪里去了？”
“他看到了许绍棣的来信，和我大吵了一顿，吵完就去了办公室。他已经好几次不辞而别，离家出走。这次我走，我要让他尝尝留在家里的滋味！”
“不管怎么说，离家出走不解决问题。你先回去，和他把事情说开，他实在不能谅解你再搬出去也不迟。要直接告诉他你出去冷静几天，不要擅自离家。”
“你不要劝我了，我不会搬回去的，我现在住在曹律师家，你不要告诉他。”
王映霞说完，挂断了电话。
“真是清官难断家务事。”
戴笠叹息一声，回到餐桌继续吃饭。他觉得，郁达夫如此醋意大发，说明他还深爱着王映霞。有这个基础，事情就有缓和余地。既然王映霞不肯回去，那么分开几天也好，两人都冷静下来想想，没准儿疙瘩就解开了。
戴笠完全没有想到，王映霞不知所踪，郁达夫怎能冷静得下来！王映霞的不辞而别，等于给正在气头上的郁达夫火上浇油。四处找不到王映霞，郁达夫情急之中干了一件足以将婚姻送进坟墓的蠢事。
从好友到调停人
两天后戴笠正在办公室看报纸，无意间在《大公报》上发现一则寻人启事，该启事抬头直点王映霞大名：
“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金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郁达夫谨启。”
试想，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当代作家，一个是“杭州第一大美女”，这对早已名扬天下的“富春江上神仙侣”，公开自曝如此“丑闻”，让王映霞的脸面往哪儿搁？
戴笠放下报纸，赶紧给郁达夫和王映霞打电话，想提醒他们马上设法补救，可是连打几次都找不到人。
午饭后，戴笠回到办公室。不料，郁达夫竟慌慌张张地闯了进来。
“雨农，你派人帮我找找映霞，她跟人跑了！”
一听这话，戴笠知道郁达夫已经急昏了头，赶紧劝说：
“老兄，你能不能别这么捕风捉影？”
“哪里是我捕风捉影？”郁达夫说着，把一些影印信件拿给戴笠看，“这都是姓许的给映霞的情书，三封情书，我都批量影印了，作为打官司的凭证！”
戴笠看也没看，便将影印件交回给郁达夫说：
“你老兄能不能冷静一下，你是想把事情闹大呢，还是想大事化小？君子交绝不出恶声，何况是夫妻！家丑不可外扬，你这样做是把嫂夫人向外推！”
“雨农，是她自己出墙在先！怎么是我向外推？”
戴笠想说：“就算她真的红杏出墙，难道你就没有一点责任吗？”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毕竟从一个女人嘴里知道人家夫妻太多隐私，不是什么光明磊落的事。可王映霞确实多次向他大倒苦水，这苦水的源头要追溯到他们结婚不久。
王映霞与郁达夫相识的时候，郁达夫已是有妇之夫。王映霞是新女性，怎会甘心给人家做妾？从一开始就要求郁达夫与发妻孙荃离婚，而郁达夫的对策就是敷衍与拖延，压根儿就没想过离婚。这些也就罢了，热恋中的王映霞并没有太多计较，虽然没有一个像样的婚礼，王映霞也都接受了。婚后郁达夫按月给在老家的孙荃母女寄生活费用，王映霞心里不舒服，却也勉强维持一个“两头大”的局面。而郁达夫在心目中视王映霞为小妾，却是冷静下来的王映霞无法接受的。
郁达夫1932年在杭州养病题赠王映霞的《登杭州南高峰》七律中，有“题诗报与朝云道，玉局参禅兴正赊”之句，直接将王映霞比作朝云。朝云也是杭州人，也姓王，是苏东坡的侍妾，深受苏东坡宠爱。朝云逝世后，苏东坡作《悼朝云诗》，朝云因此以侍妾身份闻名于世。尽管郁达夫后来又将“朝云”改为“霞君”，但无意间流露的方属真实情感。
王映霞是浙江女师的高才生，对郁达夫这点心思焉有悟不透之理？
不久郁母七十大寿，郁达夫带王映霞回老家拜寿。郁家兄弟三人，拜寿时从长到幼，先男后女，依次进寿堂给老母跪拜。郁达夫排行老三，轮到老三媳妇拜寿时就是最后一个了。王映霞下决心要争这个名分，可她还是晚了一步，郁达夫的发妻孙荃从旁边插入，赶在她前面给郁母行跪拜礼。
显然这是婆媳两人甚至包括郁达夫一起商量好的，否则即使孙荃抢了先，郁母也应该在王映霞拜寿之后再宣布结束。可当孙荃拜过之后，郁母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宣布拜寿结束了。这一幕让王映霞目瞪口呆，万分委屈，也万分后悔，既然连拜寿的资格都没有，那她算郁家什么人？她何必自取其辱来拜寿？
而郁达夫所做的，除了安慰就是敷衍，然后不了了之。加上时日一久，郁达夫忙于公务与应酬，对王映霞不再那么体贴，王映霞的怨言也就多了起来。许绍棣的介入，成为两人矛盾爆发的导火索。
但无论如何，郁达夫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王映霞作为浙江女师的“校花”、高才生，正值19岁青春妙龄，何愁无嫁？虽说“花开堪折直须折”，却也要看看自己有没有“折”的资格。既然不能给她一个名分，就不要“折”，既“折”了就要珍惜，就要好好呵护。事到如今，郁达夫的做法却恰恰相反。所以戴笠说：
“你刊登那样的寻人启事，不是把嫂夫人向外推又是什么？嫂夫人看到寻人启事，她还会回家吗？”
“她要想回家，就不会跟人跑了！”
“瞧瞧，又来了，捕风捉影。我已经得到消息，嫂夫人就在武汉，住在一个朋友家里。”
“哪个朋友？你告诉我，我去找她！”
“你发了那么个启事，让她怎么跟你回家？再说，你情绪这么激动，还是先冷静冷静，考虑一下怎么解决吧。”
听戴笠这样一说，郁达夫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他不仅在《大公报》刊登了寻人启事，而且致电致信浙江军政府，吁请帮忙查找王映霞。此时无论福建还是浙江，都已是舆论哗然，满城风雨。
不过，既然王映霞没去浙江找许绍棣，郁达夫的心也就放下了一大半。他这才在沙发上坐下来，沮丧地说：
“事到如今，你说该怎么办？”
“这样吧，今晚我抽空去劝劝嫂夫人，明天上午给你回话。”
当晚，戴笠赶到武昌小朝街四十一号曹秉哲律师的住所，告诉王映霞，郁达夫找不到她已经急得火烧眉毛。可是，无论戴笠和曹氏夫妇怎样苦口婆心地劝说，王映霞都不同意回家。
“舆论已经沸沸扬扬，这样回去，今后以何面目示人？”
王映霞的话不无道理，戴笠问：
“那你有什么要求，我去跟达夫兄商量。”
“让他在《大公报》上刊登道歉启事。”
按照王映霞的要求，戴笠又去找郁达夫。这次郁达夫完全没有了脾气，一口答应了王映霞的要求。于是，两人在巴黎街八号戴笠的住所由戴笠主持进行调解。调解结果，两人各退一步，郁达夫在汉口《大公报》发表道歉声明，王映霞写下不公布的“悔过书”，两人签署和解协议书。
郁达夫在道歉声明中称，“以精神失常”致逼走映霞，并“诬指与某君关系及携去细软等”，“复经朋友解说，始知全出于误会”，总算给王映霞挽回了一些面子。
当时达成的和解协议书内容为：
“……拟将从前夫妇间之障碍与原因，一律扫尽，今后绝不再提，两人各守本分，各尽夫与妻之至善，以期恢复初结合时之圆满生活。……凡在今日以前之任何错误事情，及证据物件，能引起夫妻间感情之劣绪者，盖置勿问……”
时间落款为1938年7月9日，见证友人签名为：周企虞、胡健中。
7月10日，郁达夫的道歉声明在汉口《大公报》上发表。
王映霞跟郁达夫回家了，戴笠也终于松了一口气。可后来两人关系的发展完全与协议书南辕北辙，郁达夫彻底违背了协议书中的承诺。
1938年12月，郁达夫接受新加坡《星州日报》的聘请，带王映霞远赴南洋。本来远离原来的生活圈子，正是两人修补感情的好机会，可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郁达夫在香港《大风》旬刊上发表了19首诗与一首词——《毁家诗纪》，记录了王、许关系的发展过程，和王、郁感情破裂、婚姻触礁的点点滴滴，并加以详细注释与说明，笔锋犀利，用词尖刻，内容涉及不少令人难以启齿的隐私，如郁达夫到丽水时，王映霞以“月事方来，分宿为佳”拒绝与郁达夫同房，第三天却与许绍棣夜奔碧湖同居等等。
任何女人，即使自己有错，也绝不会容忍这种对自己尊严的践踏。王映霞看到郁达夫不要稿费只求发表的《毁家诗纪》后，给《大风》旬刊一连写信数封，大骂郁达夫是“包了人皮欺骗女人的走兽”“疯狂兼变态的小人”，终于下定决心离开郁达夫。
1940年3月，32岁的王映霞与郁达夫正式离婚，然后从新加坡乘意大利邮船历经七日抵达香港，一个月后飞抵重庆。
到重庆后，在戴笠的鼎力相助下，王映霞开始外出工作，在由军统掌控的军委会特检处做处长室秘书，后转入外交部文书科工作，1942年再披嫁衣。任职于重庆华中航业局的新郎钟贤道，给了王映霞一个豪华隆重的婚礼，也给了她后半生宁静温馨的生活。
女弟子拱手让人
戴笠从内心对郁达夫充满了羡慕，倘若他有妻如王映霞，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这样一位贤内助跟随左右，他这辈子也就心满意足了。可他连一位称职的女秘书都没有。几年前浙江警校特训班一名女生曾入戴笠“法眼”，深得器重，却被他主动“嫁”了出去，这个女生就是胡宗南后来的妻子叶霞翟。
叶霞翟原名叶霞弟，戴笠觉得这个名字有点俗气，给她将“弟”改成了“翟”。
叶霞翟出生于1913年，浙江松阳人，1929年毕业于浙江省立处州初级中学师范，曾在松江县（今已改为上海市松江区）立成淑女子小学任教，1931年考入浙江大学农学院，后转入浙江警官学校。
特务处成立之初，戴笠特地从浙江警官学校毕业生中，挑选了43名佼佼者进入在警校举办的第一期特训班，接受为期半年的特工培训，叶霞翟便是其中之一。
叶霞翟容貌秀丽，淑雅端庄，但戴笠首先看中她的并不是容貌，而是学识。浙江警校大多数学员为初中毕业生，唯叶霞翟是在读大学生，这令历来崇尚学识的戴笠不得不对她另眼相看。
其次，19岁的叶霞翟有着坎坷的人生经历，这让戴笠看到了她性格的另一个侧面。
1930年，时任小学教师的叶霞翟由父母包办婚姻，嫁给了古市汪连昆，次年因感情不和离异，旋即出走杭州，考入浙大，不久终止学业考入浙江警校……在一个个决定命运的十字路口，年轻的叶霞翟如此决绝地做出一次次选择，让戴笠看到了这个柔弱女子刚强坚韧、有主见、处事果断的一面，称她为“奇女子”。
叶霞翟毕业后，分配到上海三极无线电传习所工作。有一次回浙江警校，听说戴笠正在警校，便到特派员办公室看望戴笠，一进屋，就看到一位身穿少将军装的陌生人。
这个人就是戴笠的挚友胡宗南。
戴笠与胡宗南常年“热线”不断，胡宗南每次从甘肃天水驻地回来，只要戴笠没有远离京沪杭，两人总能见面。
叶霞翟见有客人在，和戴笠打过招呼后，就准备退下，却被戴笠叫住：
“霞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回过家了吗？”
“没回，我是特地来学校的。”
戴笠又问了些无线电传习所的情况，就让叶霞翟去看望教官了。
胡宗南翘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从叶霞翟一进屋，眼睛就没看过别处。这个细节自然逃不过戴笠的眼睛，因而他故意与叶霞翟多聊了几句，然后回过头问胡宗南：
“我这女学生怎么样？”
“好，聪明貌美，温婉知性。”
“你这只是第一印象。”
“哦？事实上呢？”
“奇女子！”
接着，戴笠向胡宗南详细介绍了叶霞翟的情况，然后话锋一转：
“怎样，要不要我给你当红娘？”
胡宗南哈哈笑起来：
“欣赏归欣赏，其他的可不敢想，我这个年龄都能给人家当爹了。”
“哪儿的话，细算起来也就是差十六七岁，属正常范围。”
“老弟，你不是不知道，我还有一道枷锁在身。”
“你要想挣脱那道枷锁，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戴笠知道，那道“枷锁”是胡宗南心中的隐痛，多年来他拒不回家也不近女色，就是因为那道“枷锁”将他心仪的女孩锁在了门外。女孩是他的初恋，是邻村的一个姑娘，留在他心底的是无尽的清纯与美好，也许这种印象太深刻，当父亲以女孩家贫为由，为他包办婚姻娶了另一个姑娘之后，他心灰意冷，外出教学直至出走上海报考黄埔，再也没有回过家。
“校长都可以离婚再娶，你为何不能？”
“天下有几个师母那样的奇女子？”
胡宗南说者无意，戴笠听者有心，立刻明白了这位老兄的择偶标准。
“说起来，叶霞翟也是一个奇女子，可要做事业上的助手，像师母那样的没有第二个。师母的教育背景，除了孙夫人和孔夫人，其他女子只能望洋兴叹。不过勤能补拙，还有句话叫作大器晚成，从现在开始努力，要达到一定高度也不是没有可能。”
“你到底要说什么？”胡宗南听得一头雾水。
“只要你喜欢叶霞翟，我保证把她培养成精通政治、经济、外语的全才，事业上成为你的得力助手，生活中做你的贤妻良母。”
“雨农啊，你的能力我相信，可这事不是你的能力能办到的。”胡宗南说完又若有所思，“要说叶小姐，人的确不错，可是……”
“你老兄的心思我还不知道，你是一次婚结怕了！”戴笠截断胡宗南的话，得意地拍着他的肩膀说，“有句土话说得好，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我要不把个师母第二交到你手上，我这个‘戴’字倒着写。”
胡宗南不置可否。说心里话，他是真心喜欢叶霞翟，从看到她的第一眼，就被她的青春靓丽所吸引。年轻真好，年轻就是财富，还有大把的时间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改造自己，尤其年轻单纯的女孩子。
戴笠原是想培养叶霞翟做秘书，这天这个插曲让他改变了初衷，也从此改变了叶霞翟的命运。他先是将叶霞翟送进上海光华大学读书，1939年叶霞翟大学毕业后，又将她送到美国深造。
叶霞翟并不知道戴笠送她深造的目的，她能感觉到戴笠对她的赏识，却觉得将她送进大学又送出国深造，已经不仅仅是赏识那么简单，她甚至怀疑戴笠在追求她，直到后来才知道她的命运与胡宗南连在了一起。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1938年8月，由陈立夫任局长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正式实施改组，原有的三个处同时升格，第一处和第三处合并升格为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局，即“中统局”；戴笠的第二处正式升格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戴笠以少将副局长身份统领军统局。
原来的军统局第二处（特务处），到1937年年底，直属单位已增至六个区、20多个站、100多个组、队，编制内人员达3600多人，散布于全国各地的电台约200座，所掌控的公开部门仅警察机关已达40多个单位。
军统局成立后，内勤编制由原来的四个科扩大为四处四室与16个以上的科；另有一个设计委员会、两个特训班，和一个庞大的电讯机构；外勤编制增加到30多个区站，300多个工作组、队；还有苏浙别动队改编的忠义救国军，及不知其数的直属工作组。不包括各沦陷区陆续成立的特务武装，和军统外围组织如刑警队、警察组织等，基本工作人员已逾七千。
面对如此庞大并处于快速发展中的特务组织，作为掌门人，戴笠深感身边缺少一位能够助自己一臂之力的“贤内助”。他当然不敢抛妻再娶，找一位女秘书总归是名正言顺的。可是唯一的女秘书人选被送进了大学，寻遍警校毕业生，再也找不到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能担此重任之人。
正在求贤若渴之际，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在好友唐生明家里邂逅了一位不可多得的美貌佳人。
9月初，蒋介石密令戴笠准备一批爆破人员，在武汉保卫战失败后，实施“反资敌大破坏”，即将武汉重要军事设施如兵工厂、码头、仓库等炸毁。
爆破，也是特工应该掌握的技能。特务处时期注重情报人才的培养，随着抗战的爆发，特务武装被提到了重要位置，临澧特种警察训练班已开始特设爆破课程。戴笠领命后，即带着副官贾金南、警卫王鲁翘和一名司机，前往临澧特训班挑选爆破人员。
由于交通不便，需要经由长沙转临澧。到长沙时天色已晚，戴笠决定去拜访一下老朋友唐生明。
唐生明时任常德警备司令兼第二战区保安司令。临澧与常德接壤，倘若唐生明去常德任所，说不定两人还可以结伴同行。
抗战前戴笠到上海，常会面的朋友除了杨虎就是唐生明。如同熟悉杨虎的太太、姨太太们，戴笠对唐生明身边的人也非常熟悉，除了他的夫人、电影明星徐来，还有徐来的女秘书张素贞。
由于熟悉，唐生明的副官也没有通报，直接将戴笠带进了客厅。
客厅里灯光明亮，几位女眷正在说说笑笑，唐生明坐在八仙桌旁品茶，怡然自得。
见戴笠突然进来，唐生明又惊又喜，立刻起身迎过去：
“雨农兄，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在这个地方见到你可真不容易！”
“容易得很呢，我就知道你家有美妻，舍不得留在任所。”
“知我者，雨农兄也。”
说完，两人哈哈大笑。女眷们也都停止了聊天，凑过来端茶递水，徐来赶紧吩咐佣人为戴笠准备一桌酒菜。
“就知道你没吃晚饭，像你这样干工作不要命的人，身边真应该有个细心的女助手。你那个贾副官，毕竟是个大男人嘛，免不了会粗心大意。”
听徐来这样一说，唐生明突然想起来：
“雨农兄，你那不是一直想找个女秘书吗？我这里正有个合适人选！”
“好啊！”戴笠来了兴致，忙问，“什么情况，快说说看。”
“说啥，自己看吧。”唐生明说着，用手一指。
戴笠抬眼看去，一位亭亭玉立的年轻女子正微笑着向他点头。该女子眉清目秀，清丽脱俗，身着淡青色连衣裙，一副学生打扮。
其实，除了佣人，客厅里只有三位女子，只是戴笠进屋后只顾得和唐生明夫妇寒暄，没注意站在张素贞身后的这位陌生女子。
“她叫余淑恒，我的小老乡，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高才生。”唐生明简单介绍说。
“外语系高才生？”戴笠看着唐生明，激动得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由于胡宗南择偶以宋美龄为标准，宋美龄协助蒋介石的最大优势就是留学背景，精通外语。而外语人才及外交人才在军统还是空白，军统已在国外设立十几个外勤单位，正急需外语人才。所以这个“外语系高才生”对戴笠来说，无异于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这位是戴先生。”唐生明又给余淑恒介绍。
“戴先生好！”余淑恒落落大方地上前，与戴笠握手。
戴笠一边端详着余淑恒，一边说：
“余小姐是湖南人，上海话却讲得如此流利。”
不等余淑恒答话，唐生明在一旁打趣说：
“她一到我家就和我太太讲上海话，故意让我这湖南老哥听不懂，见到你也和你讲上海话，看来是不想让我听啦。”
“唐大哥真会开玩笑。徐姐姐是上海人，我们在一起当然要讲上海话；听戴先生口音是江浙人，自然也是讲上海话比较好。”
“有道理，有道理。”戴笠赶紧笑着附和。
“怎么样，精通外语，掌握多种地方语言，能写会算，年轻漂亮，做个女秘书如何？”唐生智言归正传。
“当然，求之不得。”
戴笠暗自庆幸，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正赶上余淑恒在唐生明府上。
其实戴笠来访是偶然的，余淑恒来访却并非偶然。抗战爆发后，中央大学西迁重庆，考虑到家庭的困难，余淑恒留了下来，特地来到唐家，请唐生明帮忙找个工作，近些天一直住在唐公馆。
走了叶霞翟，来了余淑恒，可谓塞翁失马，而且余淑恒已大学毕业，精通外语，可以直接投入工作。只是余小姐没有经历过警校锻炼，看上去娇娇嫩嫩，不知能否受得了军统的约束。
“不过，我们那里纪律严，约束多，余小姐吃得了那个苦吗？”
“别人能吃的苦，我就能吃。”余淑恒见戴笠有意录用她，赶紧表态，又问，“戴先生负责哪个部门？”
“他那个部门通天，直接对委员长负责。”唐生明打趣说。
“你这个总司令敢不对委员长负责么？”戴笠反问一句。
“那是不一样的。”
“有啥不一样？”
“你敢离开任所，守在家里老婆孩子热炕头么？”
“我家里要有个大明星，照样不爱江山爱美人。”
说完，两人哈哈大笑。然后，戴笠收敛笑容对余淑恒说：
“我那个部门现在叫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要求的确严格一些，加入我们团体的人，不能随意退出，抗战期间不能结婚，不能打牌，不能随便请假……”
“没问题，别人能做到的事，我都能做到。”余淑恒急于找到工作，立即紧追一句，“我什么时候可以报到上班？”
“你这两天先准备一下，家里有什么事情处理处理，等我从临澧回来，你跟我一起回武汉。”
说话间，一桌酒菜已经摆好，张素贞过来招呼大家入席，唐生智随声附和着：
“好，为庆祝淑恒上班，也是为雨农兄接风，我们大家陪着雨农兄再吃一次。”
吃饭间，戴笠又详细了解了余淑恒的家庭情况，得知她的母亲和弟弟妹妹都在长沙，家庭生活并不宽裕，特意留下100块钱让她安排家人。
此时戴笠还完全不会想到，在毛秀丛病逝后，这位女秘书差一点就变成了他的续弦夫人。
临训班“点将”
第二天，戴笠一行人乘车赶往临澧。
刚进县城，突然鞭炮齐鸣，鼓乐喧天。戴笠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赶紧透过车窗的挡风玻璃向外望去，只见街道两旁站满了欢迎的人群，欢迎队伍长龙般向远处延伸而去，余乐醒正带着一群乡绅模样的人迎上来，戴笠顿时怒火中烧。
特务工作最突出的特点是保密性，特务这一行本身就是隐蔽战线的职业，尽管戴笠的特工组织已经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公开身份——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但它所从事的工作仍然是隐秘的，以公开掩护秘密历来是保密工作的原则。
而戴笠本人，更是不愿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终其一生，戴笠给人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神出鬼没，难觅行踪。
尤其在抗战的紧要关头，余乐醒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大事铺张、兴师动众，如此不识时务，令戴笠怒不可遏。
但是当着众多乡绅的面，戴笠不便发作，只好忍着一肚子火气下车，勉强和余乐醒带领的一众乡绅包括县长，县党部委员、书记等一一握手，脸上挤出来的那点笑容看上去十分生硬，态度自然也谈不上热情。
草草握手之后，戴笠匆匆上车。上车之前对跟在身边的余乐醒狠狠甩下一句话：
“都给我撤走！回去再跟你算账！”
这句话让余乐醒在车门外呆愣了半晌，直到汽车一溜烟开走消失在车尾卷起的尘雾中，他才怏怏转身，下令全部撤走。
要知道，为了欢迎戴笠莅临临训班（临澧特训班），余乐醒是煞费了一番苦心的。1938年是戴笠主持特务工作以来最忙的一年，既要应对抗战并做出通盘策划，又要扩充团体招兵买马筹措经费，尽管对临训班高度重视，却再也无法像浙江警校特训班那样常来常往，至今是第一次光临。但余乐醒知道，戴笠为这个特训班是花了大心思的，这一期566名学员，都是他费尽心思从各地“挖”来的，真正由临训班筹备处招收的学员并不多。而戴笠对于警校学生与各种特训班学生，如蒋介石之于黄埔生，一向视为自己的门生弟子。可是临训班学员只知余乐醒，不知有戴笠。
要知道，余乐醒只是临训班副班主任，戴笠才是临训班班主任。戴笠是所有军统特训班班主任，尽管只是名义上的，但从招生到课程设置到毕业典礼，他都要参与、过问并参加所有班的毕业典礼。
正因为如此，余乐醒担心临训班同事有人嫉妒，给他打小报告，特地搞了这场隆重的欢迎活动，以便让学生了解戴笠才是特训班的班主任，而他不过是做具体工作的副班主任。却不料弄巧成拙，他根本想不到戴笠来“视察”的真正目的。
挑选爆破手，本来打个电话让余乐醒挑选并派人送到武汉即可，但考虑到武汉保卫战战事正酣，挑选、调集爆破手是为撤退做准备，万一走漏消息非同小可。为保密起见，戴笠有必要亲自跑一趟。何况，这批学员即将毕业，他需要对学员做一个全面考察。
说起来，余乐醒也称得上军统元老了，却做出如此幼稚之举，让戴笠实在大跌眼镜。
重新回到车上，看到从县城城门口到临训班所在地奎星楼县立中学，不仅沿途贴满欢迎标语，而且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站满身穿灰色军装的临训班学员。
到了临训班班本部，戴笠立即召集全体干部训话：
“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不是军阀！不是官僚！我一再强调，要做无名英雄。无论是谁，进了我们的团体，就要做无名英雄！所以，不论到什么地方，除了自己同志，尽量不要让外人知道。今天你们这样大张旗鼓地欢迎我，到底是为什么？……”
接下来，戴笠召开全体学员大会，与全体学员见面，对全体学员分队点名。当每一位学员走到他面前时，他都要仔细观察其仪态，有时会提问一些问题。五百多名学生点名，整整点了一天。
然后，和班里的全体工作同志、教职员工、学员骨干单独谈话，与所有教官和学员骨干都做了详细交谈，了解班里情况和他们的个人思想情况。发现问题，立即解决，效率之高，给第一次见面的学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经过一番考察，戴笠对这期学员非常满意，尤其教职员和学员中有不少大学生，甚至留学生，素质之高，在以往的特训班中绝无仅有。
最重要的是，挑选了100名学行动爆破的学员，待武汉撤退日期一定，即由时任行动教官的沈醉带到武汉执行任务。
此行来去四天，第四天回到长沙，带上余淑恒返回武汉。
再次到临训班已是11月5日，当时武汉已失守，戴笠轻车简从，从长沙经常德抵达临澧，主持临训班毕业典礼并安排学生的工作分配。
在毕业典礼上，戴笠宣读了蒋介石的贺词和对临训班的训词。训词中称：
“……特警工作为神圣革命事业之一，尤其现当抗战最严重期中，责任更为繁重。第一应有极高尚之道德，革命革心，必须先从本身做起，养成纯洁人格，乃足以执行其任务，而为社会所敬服；第二应有极勇敢之精神，明死生，履艰险，命令所在，虽赴汤蹈火，皆锐利而前，毫无犹豫，以得牺牲报国为光荣，乃足以达成其任务而立伟大之事功。总之，心地必极光明，行动必极秘密，智仁勇三者具备，由此简练揣摩，则成己成物，济世报国，必可操券也已，望诸生共勉之……”
戴笠在随后的讲话中，特别强调：“‘秉承领袖旨意，体念领袖苦心’，我们一切的一切，都以这两句为出发点。前者是革命的精神，后者是革命的技术。日本之所以强盛，就是他们每个公民都‘忠君爱国’。”
由于这些学员大部分将分配至沦陷区从事情报工作或充实忠义救国军，戴笠特地讲述了抗战爆发后，沦陷区的潜伏特工和特务武装抗日锄奸的事迹，包括天津站奉命刺杀伪华北行政院院长王克敏，尽管王负重伤未亡，其日籍顾问山本荣治却当场毙命；上海区刺杀落水汉奸唐绍仪等。戴笠以此勉励他们，向这些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学习。
八年抗战中，该特种警察训练班三迁班址，先后由临澧迁往黔阳、息烽，共开办五期，培养学员3996人。同时，军统在兰州、建瓯、重庆等地开办了特警班，并开办了多种专业特训班，包括军事、交通、邮电、外交、电讯、行动警卫等，与多种地区性特训班，以及与美、英、苏等国联合举办的特训班，为军统的迅速扩大培养了大批人才。
武汉撤退有惊无险
1938年9月，长江各要塞相继陷落，江北日军在攻占信阳后，沿汉宜路直趋汉口后门。江南日军经鄂赣边境，直指粤汉路北段，以拊武昌后背之势，与江北日军对武汉形成钳形攻势。
武汉为军事重镇，易攻而难守。
10月，武汉告急。在已达成迟滞日军行动、以空间换取时间目的的情况下，部队即将撤退。撤退之前，军委会下令军统执行一项重要任务：反资敌大破坏。
作为军事重镇，武汉三地与军事有关的重要设施，包括汉阳铁厂、兵工厂、汉口码头、桥梁等不能搬走的固定设施，将在部队退出武汉之际予以破坏，以免资敌。
这项任务，名义上是以武汉警备司令部指挥，以军统局负责执行。但实际上，就像军统局局长贺耀祖只是挂名一样，武汉警备司令郭忏在这次爆破任务中，也只是挂个虚名，负实责、实际担任总指挥的是承担实际任务的戴笠。
在临训班挑选的100名学员，已于9月下旬组成“实习团”派到武汉，参加“反资敌大破坏”的准备工作。戴笠在参加临训班毕业典礼时，又特地挑选十多名讲授爆破课程的爆破专家，到武汉执行此项任务，并调工兵、宪兵等共同组成爆破大队，由湖北站站长朱若愚兼任大队长，负责此项任务的执行，由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査处与警察局予以协助。
人员准备就绪，在着手策划之前，戴笠带朱若愚面见郭忏，毕竟郭忏是主要负责人。但郭忏对这项任务并不热心，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与看法。从郭忏的官邸出来后，戴笠对朱若愚说：
“我们不能希望郭司令帮助我们什么，只要他不阻挠我们就好。你不能同他这边发生任何不愉快，以免增加阻力。”
截至10月22日，一切准备就绪。预定爆破目标38处，焚毁目标67处，包括日租界及日本正金银行。这些目标，戴笠均一一查看，并召集在武汉的军统局重要干部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査处处长赵世瑞、准备潜伏的武汉区长李果湛和朱若愚等人开会商讨，将爆破队分成若干小组，指定各小组工作地点与目标，分别携带器材抵达目标守候，等待最后下达的爆破命令。
10月24日，日军攻克黄陂，隆隆的炮火声和激烈的枪声越来越近，逃难人群挤满大街小巷、车站码头。
这个时候，戴笠正与朱若愚乘车巡视全城各爆破点，随同巡视的有赵世瑞。车到火车站，望着车站内外拖家带口哭天喊地的逃难人群，戴笠眉头紧蹙。
“车站、码头等等交通要道，爆破前一定要做好疏散工作。”戴笠对朱若愚说。为稳妥起见，他决定再召开一次爆破会议，“等下你通知各爆破组负责人，到八号（巴黎街八号）开会。”
听说还要开会，一直没说话的赵世瑞着急了：
“戴先生，你听这枪炮声越来越近了，你还是开我的车先撤吧。这边的事交给我们去办。”
一听这话，戴笠就火气不打一处来：
“你想溜走是吧？先把我支开，等我走了，武汉还能找到你的影子吗？”
当年赵世瑞怂恿唐纵错抓了汪精卫的改组派人员，导致唐纵被撤职，他本人受处分被关押后又满腹牢骚，推卸责任，给戴笠留下了小心眼、私心重的印象。但赵世瑞也是个不错的人才，具备独当一面的能力，所以戴笠对他既委以重任，又不完全放心。
尽管戴笠把赵世瑞这点小心眼和私心看得十分透彻，却忽略了赵世瑞其实也不全是为了他个人早点溜走。此时从中央到地方，从军队到政府，所有机关、部门的头头脑脑或者已经撤离，或者正在撤离，倘若戴笠等到最后，一旦卫戍部队全部撤离，日军抢先到达汉水，截断交通，到时将无路可退。
在蒋介石的亲信队伍中，戴笠身上的两个特点尤为鲜明：一个是对蒋介石的绝对忠诚；另一个就是有胆量，能吃苦，敢玩命。打“江山”时期与特务处时期自不待言，上海撤退，他走在最后；在敌已迫城的情况下再回南京，对潜伏人员做检查与指导；在安庆即将沦陷之时，化装成小贩乘乱进城，与潜伏人员见面指示工作……蒋介石将反资敌大破坏这样大的任务交给他，他岂能提前离开？
考虑到三镇市民大多未及时逃避，戴笠担心纵火之后势成燎原，伤及市民，巡视归来，即呈报蒋介石将原计划中67处焚毁目标全部取消。
主持完最后一次反资敌大破坏工作会议，戴笠还是决定让赵世瑞跟随警备司令部提前撤离，并安排身边的专车司机张秉午与副官贾金南及机要人员等，以其专车为交通工具，跟随航空委员会的钱大钧（时任航空委员会主任委员，参加指挥武汉空中保卫战）撤离武汉。
由于军统局本部已先期撤往重庆，贾金南他们离开后，戴笠身边只剩了两个人，一个是警卫人员王鲁翘，一个是军统局总务科长郭斌，交通工具是赵世瑞留给戴笠使用的汽车。
郭斌将汽车检修好，加足汽油，准备爆破完成后第一时间离开武汉。
就在这时，赵世瑞突然来了。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要撤退吗？”见到赵世瑞，郭斌十分意外。
“是啊，我来开走我的车。”
郭斌一听急了：
“车是你主动借给戴先生用的，我做了检修，加足了汽油，你又来开车，凭什么？”
“我撤退也需要用车啊！”
“你早干吗了？这个时候了，你把车开走，我们怎么办？”
这两人连吵带嚷的对话惊动了楼上的戴笠，他这才意识到揭了赵世瑞的“老底”，刺激了他。
但不管怎样，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出尔反尔，锱铢必较，在如此紧要关头，以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对戴老板釜底抽薪，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连郭斌都觉得戴老板该出手了。
殊不料，这时戴笠反而很平静，对赵世瑞的“报复”之举完全不予计较，他走到楼梯口，对郭斌说：
“车子本来就是他的，让他开走吧！”
郭斌只好把车钥匙给了赵世瑞，看着赵世瑞把车子开出了公馆。
10月25日，国军已全部撤出武汉，戴笠方接到军委会关于当晚“开始破坏”的命令。他与朱若愚最后一次巡查了需要破坏的目标。
当晚7时至12时，爆破大队实施爆破并全部达成任务，随后在艾家嘴集合，由蔡甸向宜昌撤退。
朱若愚亦在爆破任务结束后，率湖北站与省政府一同撤到湖北临时省会鄂西恩施；以李果湛为区长的军统局武汉区，留在武汉转入地下。
其时日军已抵近武汉，武汉三镇连续不断的爆炸声使他们不敢贸然进城。市内秩序早已大乱，法租界封锁了与华界相通的道路，紧闭栅门，禁止任何人通行。
戴笠被困在法租界，已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却没事人似的坐在楼下，对急匆匆进来的郭斌说：
“我当初化装成小贩进出安庆，可谓如鱼得水。”
“难不成我们也化装成小贩？”
“小鬼子还没进城，情况还没那么糟。”
这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郭斌四处寻找也找不到车或船，已经急得火上房了，戴笠还没事人似的优哉游哉。
“你去汽车修理厂找盛老板，看他有没有办法。”戴笠说。
“他是开修理厂的，又不是造汽车的，他能有什么办法？”郭斌已经急得六神无主，完全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死马权当活马医嘛，大不了化装成小贩混出去。”
戴笠这样说，也是为了让郭斌冷静下来，着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郭斌急火火地赶到盛福生汽车修理厂，老板盛福生听说马老板（戴笠化名马行健）还没走也着急了，两人一起四处寻找交通工具，最后在江边找到一艘破旧汽艇。
盛老板开的是汽车修理厂，没想到修起汽艇来也是小菜一碟，几名技工漏夜抢修，很快修好加满汽油。盛老板派三名技术工人，以驾驶汽车的技术驾驶汽艇，充当水手。
这时法租界已经戒严，怎样才能将戴笠和王鲁翘接到江边坐上汽艇呢？
到底是盛老板有办法，他亲自驾驶一辆消防车，让郭斌和技工穿上救火衣，以接警救火的名义冲入法租界，终于将戴、王二人顺利接出，登上汽艇，向长沙撤退。
这一路可谓历尽艰险，先是与敌军水上飞机相遇，遭受机枪扫射，被迫折返，所幸黎明前天色昏暗，未造成人员伤亡；后改沿内河向沔阳进发，又被岸上土匪发现，好在王鲁翘枪法精准，郭斌的枪法也说得过去，两人以一当十，加上三名技工加速马力，总算把土匪甩在了身后。好不容易快到沙市了，汽艇却又发生故障搁浅，只好雇了两艘小船继续前进。等到抵达沙市，已是万家灯火，急电军统长沙办事处派车来接，一切方化险为夷。
劝阻长沙“焦土抗战”
戴笠赶到长沙的时候，长沙市内已是人心惶惶。
10月25日日军攻陷武汉后，为巩固外围据点，于11月8日攻入湖南北部，9日攻陷临湘，11日攻陷长沙北大门岳阳，并开始向新墙河佯攻。
进攻长沙需跨越四条河流，即：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和浏阳河。
作为阻挡日军南下的第一道屏障——新墙河，中日双方均在两岸投入重兵。从1939年9月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到1944年6月的第四次长沙会战结束，新墙河成为日军难以逾越的防线——抗击日军的东方“马其诺防线”。
此时日军尚在新墙河北岸，与中国军队在新墙河隔水对峙。
日军距长沙尚有120多公里。
长沙城内已大乱，流言四起，说“日军已出现在离长沙城12公里处”“日军今夜即将入城”等等，达官贵人和百姓纷纷外逃，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开始准备实施反资敌大破坏。
戴笠到达长沙后，首先布置军统在长沙的军用物资转移，和办事处西迁重庆事宜。12日上午，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长沙即将实施“焦土抗战”——焚城！
自武汉会战失利后，武汉的机关、工厂以及大批难民和伤兵涌入长沙；加上以前作为上海、南京等会战的后方，长沙已积累了大量军用物资，而且人口骤增。倘若不事先做好准备工作，疏散人口，转移物资，而毫无预兆地放火焚城，后果将不堪设想。
戴笠放下手头的事情，立刻从朱家花园办事处赶往省政府面见张治中，当时长沙警备司令酆悌也在座。戴笠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日军进攻长沙的情报不可信，日军还远在汨罗江以北，何谈进攻长沙？何况长沙周围驻有重兵，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和陈诚都在长沙，委员长也在调集军队加强防务，日军要想突破防线占领长沙并非易事。应先做好疏散民众和物资转移工作，在日军破城的最后一刻再实施反资敌破坏。
但是张治中未作任何表示，让戴笠觉得自己颇有些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国民党各部门之间除非私人关系密切，否则历来是铁路巡警各管一段，各行其是，不管他人对错成败，不管影响多大，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长沙的反资敌大破坏没有交给军统，戴笠与张治中乃至“破坏长沙指挥部”总负责人酆悌素无交往，更谈不上交情，他很明白自己无资格指手画脚，说三道四。
然而他并不死心，告别张治中等人后，又给蒋介石发电报，希望蒋急电制止长沙即刻焚城。可就在当天下午，长沙市内一些街道上已出现大量大桶的汽油、煤油，有的墙壁上写着“焦”（焦土抗战）字或画了其他纵火暗号。
戴笠负责过武汉反资敌大破坏，他知道准备工作做到这个份上，已经是箭在弦上。时间紧迫，他所能做的就是指挥长沙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连夜搬运军统局存放在长沙的武器弹药和重要物资。
这天晚上，戴笠在宝南街岳云中学召见了刘原深等18名赴沪参加工作的临训班学员，在送他们上火车的时候，大火已经点燃。
送走这些赴沪学员，已是13日凌晨。
正是在这天凌晨一点，在全城都已进入沉沉梦乡之后，一场熊熊大火在全城多个地点同时燃起。由于是浇注了汽油的故意纵火，火势迅速连成一片，被惊醒的百姓仓皇逃命，却早已大火临门，大多数街道已被烟火封路，人们像没头的苍蝇被逃生的人流裹挟着四处乱撞。
火大生风，熊熊燃烧的大火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啸声，与建筑物的爆破声连成一片，覆盖了整个城市的上空，淹没了人们的哭喊声、哀号声。
13日上午，大火还在熊熊燃烧，戴笠在市区巡视后，又乘车赶到湘江猴子石渡口，督导滞留该处的军统局撤运人员与军用物资迅速渡江。
当时，满载人员与物资的大卡车在江边排成了长龙，而江中只有两艘摆渡船，每艘每次只能运载两辆卡车，因而运输进度十分缓慢。
在渡口处指挥过江的是军统局一位姓吴的中校，戴笠在中校身后不远处蹀躞徘徊，心中焦急万分，万一此时敌机飞临长沙上空，江边的汽车长龙很难逃过敌机的轰炸。
果不其然，上午9时20分左右，飞机的引擎声由远而近，两架日寇军机飞临长沙上空，似是侦察火情。少顷，日机飞至猴子石渡口顶空，盘旋一周，突然向下俯冲，在低空开始了扫射与投弹，猛烈轰炸达五分钟之久，投弹20多枚，戴笠乘坐的汽车左前轮胎被炸毁。
当时戴笠就站在汽车旁边，在敌机投弹的一瞬间，他迅速躲到车后卧倒。临训班学员史焕章为了掩护戴笠，迅速冲向车后，以身体做屏障挡在戴笠的前边。
空袭结束后，史焕章见戴笠满身灰尘，血迹斑斑，赶紧从地上坐起来问：
“主任，你受伤了？”（戴兼所有特训班主任）
戴笠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走了两步，回过头说：
“是你受伤了吧？”
“没有吧。”
史焕章说着想站起来，却发觉双腿不听使唤了。
戴笠赶紧蹲下给他查看伤口，发现他双腿中了三处枪伤和一处弹伤。右腿的弹伤较重，以致当时就站不起来了。戴笠掏出手帕，又撕下史焕章的衬衣，给他扎紧伤口止血。
临训班学员关清华闻讯赶过来，将史焕章背上了渡船。戴笠安排空袭后的第一班渡船让史焕章过江，又抽调一辆卡车，安排杨建民等临训班学员护送史焕章去沅陵县，入住宏恩医院救治。
虽然过江及时，送医也算及时，但当时路况极差，卡车开得越快，颠簸得越厉害。史焕章一路血流不止，受尽折磨。尽管如此，车到沅陵也已是午夜时分。
第二天一早，戴笠从长沙赶赴沅陵，到医院看望史焕章。这时，医生正动员史焕章做截肢手术，史焕章死活不同意。戴笠赶到后，劝他遵从医嘱，史焕章仍毫不动摇：
“无我右腿，即无我生命。”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戴笠苦口婆心相劝，“军统局分工很多，无腿照样可以工作，你一生的事业，我负责安排。”
可无论戴笠怎么劝说，史焕章就是坚持腿在生命在。戴笠只得反过头去与医生协商开刀取出弹片，并亲自在医疗手术保证书上签字。
以当时的医疗水平，这项手术难度很大，但最终史焕章没有截肢。
为照顾好史焕章，戴笠下令军统局沅陵组负责人，每日派员到医院探视病情，准时送去各种肉类菜肴，以保证营养，早日康复。史焕章在沅陵治疗百余日，日日如此，直至转入重庆治疗。
文夕大火谁之过
安排好史焕章的治疗事宜，戴笠于次日返回长沙。这时大火已烧了三天三夜，千年古城付之一炬，两万多人葬身火海，百分之九十以上房屋被烧毁。
11月16日，蒋介石从南岳抵达长沙。
11月7日蒋介石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的时候，长沙古城还完好无损，11月16日再次踏进长沙，已是一片废墟。蒋介石要求彻查大火起因，主持长沙反资敌大破坏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一口否认曾下达纵火命令，并向蒋介石报告称：是戴笠给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察局局长文重孚、保安第二团团长徐昆下达了纵火令，由酆悌实施纵火的。
这一时期，是戴笠在蒋介石心中分量骤增的时期；这一时期，对戴笠了解得最为透彻的莫过于蒋介石。没有他本人的命令，戴笠绝不会妄自行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对张治中报告的说辞，蒋介石说：
“戴笠未奉命令，不会这样乱来。”
蒋介石当即召见戴笠，询问是否插手纵火。戴笠将事前劝阻无效，据实上报并呈请蒋介石制止焚城的过程一一禀报。蒋介石经查核戴笠的发报时间，确定在长沙大火之前，终致张治中的说辞不攻自破。
其实张治中“嫁祸”戴笠并非有心，似乎有他的推理逻辑：酆悌曾是复兴社骨干，说起来与戴笠出自同一“门户”，听命于戴笠仿佛也在情理之中；文重孚与戴笠颇有私交，加之戴笠曾成功指挥了武汉反资敌大破坏，因此也有可能听取戴笠的建议。
然而细究起来，这种“推理”未免太过滑稽。无论戴笠与酆悌、文重孚等人有怎样的私人关系，对于如此重大事件的决策，三位执行人都不可能抛开负责指挥的直接上司，去听命于一个与该任务无任何关系的“朋友”。
何况，了解复兴社复杂情况的人都知道，戴笠在复兴社从来就不受欢迎，若不是胡宗南力挺，他压根就进不了复兴社。他以黄埔六期的小字辈身份执掌特务处，并直接听命于蒋介石，与复兴社“分庭抗礼”，令多少复兴社元老恨得咬牙切齿。尽管如今特务处做大，可那些老资格的复兴社元老，有几个心里服气？更遑论听命于他！
酆悌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是名副其实的复兴社元老，说他听命于黄埔六期的戴笠，实在是天方夜谭。
那么，究竟是谁下达了纵火的命令？
有一种说法，说是长沙南门外伤兵医院失火，紧接着南门处又有三处起火。虽说南门并不是纵火点，但城内以为是点火信号，各纵火点纷纷效仿，将点燃的火把投向早已准备好的汽油桶和民宅，弹指之间即已火烧连城。
然而，戴笠和他的“亲信干部们”谈及此事，均认为“张治中处理此事，全为抢功”所致。
原本戴笠前去劝阻，张治中不仅不予理睬，反而加快速度将纵火油桶布置到位。
戴笠执行武汉反资敌大破坏工作后，获得上级嘉许。张治中为表现其执行得彻底，尤其戴笠前去劝阻之后，张治中担心军统局插上一脚，遂加快准备工作，不仅纵火油桶迅速布置到位，并在未办理公文手续的情况下，以电话交代酆、文、徐三人火速执行焦土任务。
毛森在回忆中介绍说，戴笠在风闻此讯后，“曾劝文重孚慎重行事，因为张并不是有肩膀、肯担当的人。然而当时口头命令之效力，尤胜过文字命令，文私下更疑戴有抢功意图，故不以为意，仍全力执行，不想竟真因张的诿过而送命”。
最后，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察局长文重孚、警备第二团团长徐崑三人被判处死刑，于11月18日执行枪决。
张治中受到撤职处分，由湖南省政府主席改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
同样是受蒋介石指令负责反资敌破坏，相比戴笠指挥的武汉大爆炸（呈准取消了原计划的焚毁目标），“文夕大火”无论是什么原因引发，整个行动混乱无序都是导致这场灾难的重要原因，都是张治中以降“破坏长沙指挥部”所有相关负责人的严重失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