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马可·波罗眼中的中国

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万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

——杨维祯《盐商行》

泉州商人蒲寿庚昼夜难眠，整日在院子里低徊叹息。城门之外，一支丢盔卸甲的残军正急切地等着他作出一个决定。那是1276年的冬天，烽火燃烧长江之南，蒲寿庚的一念之差，即将直接影响南宋王朝的存亡。

13世纪初，一股蒙古族的军事力量崛起于北方，它的杰出领袖叫铁木真。他统一了蒙古高原的各部落，被尊称为成吉思汗，即“天赐蒙古人的坚强大汗”。1271年，铁木真的孙子忽必烈建立大元帝国，定都于大都（今北京市）。5年后，元兵攻陷临安，宋恭帝投降，大臣陆秀夫率残部夺海路南逃，另立年仅7岁的赵昰为皇帝，在元兵的追杀下，陆秀夫窜逃入闽，其目的地就是南方重镇泉州。而蒲寿庚正是泉州的实际控制人。

在血统上，蒲寿庚不是一个汉族人，他眼呈宝蓝，头发微卷，是一个祖籍西域的白种阿拉伯人。

蒲家事迹散见于元、明两代的各种笔记之中，其祖先信奉伊斯兰教，由西域南下到越南占城经商，成了富饶之家，南宋名将岳飞的孙子岳珂曾经到占城蒲宅参观过，其奢富之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蒲家又辗转到了广州，不知道因为怎样的缘故成了广州国际贸易市场上的商人领袖（“总诸番互市”），流传至今的《蒲氏家谱》中记载，蒲家在广州港首建了第一座灯塔，白天以悬旗为号，晚间以火把为标，指挥进出的经商船舶，这很可能就是他们获得权威和财富的关键所在。^〔102〕到了蒲寿庚的父亲蒲开宗一辈，举家迁居到了福建的泉州，时间约在南宋末期。

▲元朝民间的木偶剧院

泉州港与明州港（今浙江宁波）、广州港并列为南中国三大海港。与明州、广州相比，泉州的内陆腹地最大，当时闽江的上游与江西的信江河、浙江的钱塘江相接，跟繁华的江南市场连为一体，其下游则与福州港相连，循海道而达南北洋。除了在地理上的居中便捷之外，泉州的制造业优势最为突出，中国出口海外的大宗商品为瓷器、茶叶和丝绸，泉州的德化白瓷产量很大，同时与另外两大造瓷中心——江西景德镇和浙江龙泉最为靠近；泉州茶叶自古出名，是铁观音的故乡；另外，泉州的蚕桑生产及丝绸纺织也很发达。因此，泉州有天然的外贸优势。^〔103〕自唐代之后，西域及南洋商人大量定居泉州城镇南门附近一个被称为“蕃人巷”的居住区，到了12世纪的北宋中期，“蕃人巷”中即已拥有10万人之众，他们组建远洋船队从事远航贸易，操纵和垄断了本港的海外贸易。蒲家迁居此地后，获得了更大的商业成功。

蒲寿庚自幼以“豪侠无赖”而闻名，他一边经营家族事业，一边积极参与到当地的政治事务之中，南宋朝廷视之为人才，对他颇有倚重。就在元军南下的前两年，1274年（咸淳十年），他因平定海寇有功而被授为福建安抚沿海都置制使，后来又升任闽广招抚使，主管闽广一带的市舶关税，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官商”。他垄断了泉州地区的香料海外贸易，成为一时巨富。据记载，他有家仆数千人，俨然是一支不可小窥的私人武装力量。有一次，一位安徽籍的军阀南下，一次就抢走了蒲家400艘货船，由此也可见他拥有的船舶数量之多。

元军渡江攻击南宋之后，东南沿海风声鹤唳，蒲寿庚先是组织力量抗击元军，成为南方重要的抵抗势力。因此，当宋兵被一路追杀之时，小皇帝赵昰（宋端宗）一行首先想到的避难之地就是蒲寿庚控制的泉州，以此为据点，或可再聚力量，负隅反击，因此任命蒲寿庚闽广招抚使。

然而，蒲寿庚在这时却作出了一个重大的选择，他下令关闭城门，不让小皇帝进城。众君臣只好绕道经泉州城郊，继续向东南流窜。1279年，宋军在广东新会与追兵展开最后的决战，宋兵全军覆灭，陆秀夫背负幼主赵昺在崖山投海殉国。脉衍300多年的宋王朝自此终结。

南宋灭亡时，是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蒙古人的入侵导致华夏文明彻底毁灭，因此有“崖山之后无中国”的叹息。后世学者常常把南宋的失败归罪于统治者的道德沦丧——沉迷于享乐而不思进取。不过，法国学者谢和耐的观点却不同，他认定，“中国崩溃的真正原因其实与道德松弛无关，而似乎更像是在其经济性和社会学的本质之中”。

投靠元朝的蒲寿庚得到了回报，他被忽必烈大汗授予昭勇大将军，任闽广都督兵马招讨使，他在泉州大开杀戒，诛杀南宋宗室3000余人，尸堆成家。终元一代，蒲家三世显赫，统治泉州达数十年之久，也成为当时最著名的首富家族。^〔104〕在元人笔记之中，蒲寿庚的女婿佛莲也是一个巨商，他拥有大型海船80艘，家藏珍珠130石。

蒲寿庚叛宋投元，被汉人和史家唾为不齿，更成了商人见利忘义、随风使舵的范例，对蒲氏家族的诅咒和惩罚甚至延续到100多年后。在明朝初年，政府曾明确规定“蒲姓子孙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不能入朝当官”。（“禁蒲姓者不得读书入仕。”）

不过，他的这一决定不但保全了上百万生灵，更把泉州带上了一段无比辉煌的历史。由于广东的汉人拼死抵抗，元兵血腥屠杀，“三入广，广州始平”，广州港自此一蹶不振，泉州取而代之，成为中国最大的港口，并与亚历山大港并列为当时世界最著名的两大海港。

▲元代的刺桐城（今福建泉州）港口

蒲寿庚对泉州的崛起居功阙伟。在他的主导下，泉州与上百个国家形成了贸易关系，货物贸易十分繁忙，市舶司管理的海船数量一度有15000艘之多。他还在泉州至杭州之间，专门设置了“海上站赤”（即海驿）15站，每站备有海船5艘，水军200人，专门运送从泉州入口的蕃货及贡品。因商贸之繁荣，泉州商人名闻天下，元代学者吴澄记载，泉州是“富商巨贾之窟宅，号为天下最”。

蒙古人在13世纪的崛起，是世界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元朝不但统治了中国，还发动了大规模的西征战争，成为欧洲和东北亚历史的一场梦魇。据国内外学者考证，蒙古大军在全世界屠杀的人数达到1亿人左右，其中约有7000万为中国人，这一项纪录被保存在《吉尼斯世界纪录》中。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帝国，它的统治将延续到1368年，前后长达98年。在后世的记忆中，这是一个特别黑暗的异族统治时期，在滴血的蒙古战刀的威慑下，汉人战战兢兢地苟活了将近100年。不过在一个人看来，当时的中国却是地球上最最富有的国度，它的繁荣和生动让人心生向往。

1298年，这个叫马可·波罗的威尼斯商人被关在监狱中，无所事事之余，他向狱友罗斯特·切罗口述了他在1271～1295年之间游历东方的传奇故事，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是他在元朝的经历。这次讲述被编成一部书，就是日后非常出名的《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被认为是第一个深入中国的西方人。他自称跑遍了大江南北，还在朝廷中当过官，忽必烈派他护送阔阔真公主去伊利汗国（今伊朗）与阿鲁浑汗完婚，他率14艘四桅十二帆的巨船，从泉州起航，经苏门答腊、印度等地到达波斯。

▲马可·波罗身穿鞑靼服装，手持一张弓和一把佩刀，根本不像一个商人。

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他详尽地描述了中国的各地风貌。他曾两次抵达泉州港，在游记中它被称为“刺桐”，马可·波罗写道：“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莅此港。是亦为一切蛮子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然后由此港转贩蛮子境内。”在这部游记中，马可·波罗对前朝故都临安城的工商繁荣描写得更为精细，他写道：

按照通常的估计，这座城方圆约有100英里，它的街道和运河都十分宽阔，还有许多广场或集市，因为时常赶集的人数众多，所以占据了极宽敞的地方……据说，该城中各种大小桥梁的数目达12000座。那些架在大运河上、用来连接各大街道的桥梁的桥拱都建得很高，建筑精巧，竖着桅杆的船可以在桥拱下顺利通过。

……城内除了各街道上密密麻麻的店铺外，还有10个大广场或市场，这些广场每边都长达半英里。大街位于广场前面，街面宽四十步，从城的一端笔直地延伸到另一端，有许多较低的桥横跨其上。这些方形市场彼此相距四英里。在广场的对面，有一条大运河与大街的方向平行。这里的近岸处有许多石头建筑的大货栈，这些货栈是为那些携带货物从印度和其他地方来的商人而准备的。从市场角度看，这些广场的位置十分利于交易，每个市场在一星期的三天中，都有四五万人来赶集。所有你能想到的商品，在市场上都有销售。

……居民的住宅雕梁画柱，建筑华丽。由于居民喜好这种装饰，所以花在绘画和雕刻上的钱数十分可观。本地居民性情平和。由于从前的君主都不好战，风气所致，于是就养成他们恬静闲适的民风。他们对于武器的使用一无所知，家中也从不收藏兵器。他们完全以公平忠厚的品德，经营自己的工商业。他们彼此和睦相处，住在同一条街上的男女因为邻里关系，而亲密如同家人。

……在此处所经营的手工业中，有12种被公认高于其余各种，因为它们的用处更为普遍。每种手艺都有上千个工场，而每个工场中都有10个、15个或20个工人。在少数工场中，甚至有40个人工作。这些工人受工场老板的支配。这些工场中富裕的手工业主人并不亲自劳动，而且他们还摆出一副绅士的风度，装模作样地摆架子。

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所记载的不少数据让后世学者一直不敢相信，比如，他说临安城“方圆约有100英里”，相当于方圆170公里，这一面积比现在的杭州城区面积还要大很多。再比如，他说自己在临安期间，正好碰上大汗的钦差在这里听取该城的税收和居民数目的报告，因此有机会了解临安的人口数目。当时上报的有160个托曼（Toman）的炉灶，所谓炉灶就是指住在同一间屋子里的家庭，一个托曼就是一万，所以马可·波罗推算临安城有160万户人家。按当时每户4人计算，就有640万人，这也是一个十分夸张的数字。^〔105〕

当代西方学界一直在争论马可·波罗到底有没有到过中国。马可·波罗说他于1275年到达大都，在中国旅居17年，可是让学者们疑惑的是，他在游记中为什么没有提及长城、茶叶、筷子、书法和女人缠足？中国学者则大多认定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史家钱穆就说，他“宁愿”相信他真的到过中国，因为他对马可·波罗怀有一种“温情的敬意”。泉州的地方学者则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他们论证说，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对泉州海船有细致的描写，他看到的船体底部有二至六层板，而这些细节不见于其他史料，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泉州湾出土宋代沉船，其构造与马可·波罗的描写完全一致。

尽管有种种争议，不过，马可·波罗还是为后人留下了独一无二的“元代记忆”。更重要的是，这本游记为处在中世纪黑暗中的欧洲人打开了一扇用黄金砌成的“东方窗口”。13世纪的欧洲文明水平与东方不在同一阶段，其繁荣不可同日而语，因此，马可·波罗的游记写成几个月后，就传遍了整个意大利。其后的将近百年时间，欧洲遭受空前的自然灾害，1315年爆发的大饥荒以及1346年开始的黑死病瘟疫，使得全欧洲死亡7500万人。在空前的惊慌萧条之中，马可·波罗的游记更勾起了人们对东方和财富的无穷想象，日后，它将成为改变人类历史的“地理大发现”的向导书。

▲泉州海船模型

元朝因军力强大，统治者心态十分开放，根本不在意任何形式的“入侵”，所以，推行了重商主义的政策，经济开放度超过秦汉唐宋，为历代最高。

与农耕文化的古代汉族不同，游牧民族出身的蒙古人从来有重商的传统，成吉思汗发动西征据称就是因为花刺子模国劫杀了蒙古商队才引起的。蒙古帝国建立后，国境空前辽阔，为国内外贸易创造了需要想象力才能到达的大市场，政府对商人采取了种种保护政策，比如规定商旅所至，“官给饮食，遣兵防卫”，如果所到州郡，失盗而不能捕获者，以官物偿之。凡商旅往来要道及止宿处所，地方官均设置巡防弓手。稍晚于马可·波罗到达中国的摩洛哥学者伊本·白图泰在其游记中写道：“对商旅来说，中国地区是最美好、最安全的地方。一个单身旅客，虽携带大量财物，行程9个月也尽可放心。”

元朝的对外贸易也盛极一时，北陆南水，两条“丝绸之路”上车舟繁忙，商贾如潮。

自中唐以来逐渐衰落的中西陆路的商业贸易重新兴盛，不仅旧有的交通线再次畅通，而且还开辟了一些新商路，如由漠北经阿尔泰山西行，以及由南西伯利亚西行的道路等。元朝通过钦察汗国与欧洲建立贸易联系，通过伊利汗国则可沟通阿拉伯及小亚细亚。元代的中西方陆路交通线之复杂，商旅之频繁，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海路贸易的兴盛尤有过之，且放任主义的色彩极浓。史家公认，宋代海外贸易相当繁盛，远胜汉、唐，不过，宋代比起元代又逊色得多。与宋王朝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共56个，而元代则达到了140多个。据《岛夷志略》记载，与泉州港有贸易往来的国家更多达220个。元沿宋制，在南方一些主要港口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事务。忽必烈一朝先后设立7个市舶司，颁布市舶法则20余条，规定外贸货物十分抽一，又另抽三十分之一为商税。后来，到元中期合并为泉州、广州、庆元（今浙江宁波）三处。

▲（元）王祯《农书》记载的宋元纺织机

元代的众多经济政策延续宋代旧制，比如专营、扑买制度毫无更改，盐税仍然是最重要的国库收入来源，占到整个收入的一半左右。一个重大的创新是，建立了影响千年的银本位制，还进行了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纸币改革。

中国自秦汉以来主要以铜钱为主要货币，白银和黄金在某些场合取得货币性质，但铜币一直被公认为本位货币。中亚细亚一带一向通用银币，早在进入中原之前，蒙古与中亚国家就有极频繁的商队往来，白银是它们之间的世界货币。元王朝建立之后，就确立了白银为本位的货币体系，中国从此被称为“白银帝国”，这一状况将一直维持到1935年的“法币改革”。^〔106〕

1287年，元朝宣布发行不兑换纸币——至元通行宝钞，这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货币史上最早实行的纯纸币流通制度。由于元王朝的版图横跨欧亚，据《元史》记载，中亚细亚和南洋一带均有元朝钞币流通，之后的波斯、日本、印度等国也曾仿用过中国式的纸币，所以，其影响非常之大。纸币发行，最容易引发通货膨胀，元初主持之人对此非常小心，就好比日夜捧着一只极易破碎的瓷器一样，生怕稍有不慎，掉落地上，纸币发行10多年，币值没有下降。^〔107〕因为纸币流通的便利以及政府的有效维持，促进了元朝前期的经济复苏和繁荣。

由于蒙古贵族不善于经商和理财，因此对那些善于经营的商人特别信任和重用，许多人被吸收到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忽必烈曾任命多位商人出身的人出任宰相一职，如回族人阿合马、镇海，汉人卢世荣，吐蕃（藏族）人桑哥，这是自管仲、吕不韦之后，绝无仅有的景象。这些人都颇有敛财之术，对帝国初期的经济重建和财政整顿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不过，一个有意思的史实是，阿合马等人都无一例外地死于非命，或被政敌刺杀，或被皇帝抄家砍头，并在《元史》中被集体列入《奸臣传》。

元代的经济思想也呈现重商特征。被认为是程朱理学在元代的“唯一大师”许衡就明确提出，“士君子大多以务农为生，经商虽然是末业，不过也是可以从事的职业，只要能够恪守义理，即便投身此业，也无不可”。^〔108〕他是继叶适之后，对士君子经商持肯定态度的又一位重要学者。

有元一代，有案可查的商人事迹非常稀少，且大多集中于开国时期，其著名者，除了泉州蒲寿庚之外，还有南方的汉人朱清、张瑄，以及“斡脱商人”奥都拉合蛮。

朱清、张瑄是靠贩运粮食而成巨富的。

宋、元400年中，中国出现了经济重心的区域性转移。据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中的研究，在8世纪时，四分之三的人口居住在北部，其主要的农作物为小麦和谷子，到了13世纪末，四分之三的人口居住在长江以南，以种植水稻为主。这一转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产业机会：因为帝国的政治中心在北方，所以粮食运输成为有利可图的大商机，元代南粮北调规模之大，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比拟。政府通过海、河两条水运线把南粮大量运往北方，其中商品粮的比重又相当大。

朱清是崇明人（今上海崇明），原来是一个出身卑微的家奴，因不堪虐待，杀其主而避迹海上，与张瑄结伙贩卖私盐，沦为海盗，因此，熟悉东南沿海的各路海道门户。后朱清受南宋朝廷招安，成了合法商人。宋亡后，元廷寻求南粮北调的运输路线，朱清、张瑄建议由海路运输，被采纳。1282年，两人移居太仓（今江苏太仓），造平底海船60艘，自刘家港运粮4万石至京师，开创了元代海运的先例。以后，运粮数逐年增加，最高达300多万石。太仓因此大为繁荣，与东南亚诸国通商，成为闻名东亚一带的“六国码头”。

朱清、张瑄因主持粮运工作，也让自己成为富甲天下的垄断经营者。《辍耕录》记载：朱、张两家门庭盛时，家族子弟都当上了大官，田园宅馆遍及天下，粮仓连绵成片，巨型的运粮大船穿梭于大海、运河之中。^〔109〕

可悲的是，朱清、张瑄的富奢生活也仅仅维持了20年。1303年，两人被告发“不法”，朝廷将两家逮捕入京，并查抄家财，没收军械船舶，朱清撞石自尽，张瑄死于狱中。

自朱、张之后的60余年间，汉族富商几乎绝迹于史籍，蒙古统治者对汉人势力的死灰复燃非常警惕，全力予以打压。占领了中原疆土的蒙古统治者似乎从来没有试图“融入”汉文化，一个最突出的事实是，元朝皇帝大多不习汉语，这与之后的清朝皇帝成鲜明反差。而他们自己又不擅商业，蒙古贵族甚至被明令禁止直接经商，^〔110〕于是，一个特殊的代理阶层就出现了，他们便是由色目人组成的“斡脱商人集团”。

色目人，是指那些随着蒙古军队东来入华的西域人，常见于元人记载的色目人主要有以下几种：回族、唐兀、乃蛮、汪古、畏兀儿、康里、钦察、阿速、哈剌鲁、吐蕃、阿儿浑等。元帝国把国民分成四等，分别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北方汉族人）和南人（南宋领土上的汉族人），色目人的地位高于汉人和南人。一些色目商人被蒙古贵族选中，为其打理财务，被称为“斡脱商人”，这是一群拥有特许经营权力的商人，是如假包换的“官商集团”。

“斡脱”的意思是，色目人接受蒙古王爷、公主的金钱委托，以此为本，到市场上去牟取利润。^〔111〕据日本学者爱宕松男的研究，蒙古贵族收回的年息率约在一成左右，而“斡脱商人”借贷于人，则收年息一倍，这种高利贷被称为“斡脱钱”，又称“羊羔儿息”，“斡脱”的利润之高可以想见。成为“斡脱商人”的色目人主要控制并垄断了三大贸易领域：“课税扑买”——以定额承包的方式买断税收，“斡脱经营”——放高利贷，市舶贸易——国际贸易，也正因此，“斡脱商人”成为元代最富有的一个财富阶层。

在史书上留下名字的“斡脱”大商人并不多，最著名者便是回族人奥都拉合蛮。

据《新元史》载，奥都拉合蛮原本是一个“窭人”——穷苦、浅薄鄙陋之人，靠替王公贵族打理财务而致富，窝阔台（太宗）时期，中原汉地的商税收入总额为22000锭，奥都拉合蛮出资以一倍的价格买断了征税权，因此被任命为总税务官——蒙古提领诸路课税所官。《新元史》记录了一个细节，以证明此人受到皇帝的宠信：根据蒙古法律，春、夏两季洗澡的人要被处死，有一次，皇帝与皇兄察合台出猎，看见奥都拉合蛮居然在洗澡，察合台想要杀了他，皇帝说：“他好像是丢了金子在水里找，不是在洗澡。”不但免了他的死罪，还让他追随左右，日见亲信。奥都拉合蛮靠特许征税成为北方豪富，在他的治理下，中原地区“科、榷并行，民无所措手足”。

窝阔台时期，除了奥都拉合蛮“扑买”中原商税之外，又有刘忽笃马以银10万两“扑买”全国的赋税徭役（“天下差发”），涉猎发丁以银25万两“扑买”全国官营的廊房、地基和水利，刘廷玉和一个回族人以银5万两“扑买”大都的酒课和葡萄酒课，其他的“扑买”对象，乃至天下河泊、桥梁、渡口等。到了忽必烈至元初年，甚至有“斡脱商人”以增加国库收入为理由（“以增岁课为辞”），要求“扑买”全国的纸钞发行权。

“斡脱”所得之利润归于私人，但是却以公权力干预的方式来进行，所以是典型的权贵资本模式。握有政权的蒙古贵族与极具商业头脑的色目人结为利益同盟，成为游离于其他社会阶层之上的权贵资本集团，他们的人数极少，但“政商一体”，不可抗拒。他们不直接从事工商制造活动，但以垄断经营的方式攫取最大规模的财富。在各类史书、诗文中，记载了很多“斡脱商人”欺行霸市的事实，两则如下：

有一位叫扎忽真的妃子派人到杭州索讨“斡脱钱”，但却又拿不出全部借贷人的花名和贷款数额依据，于是派官吏强指三人借贷，三人又指告他人，追征蔓引，使140余民户招致横祸。时人有诗证曰：“十千债要廿千偿，债主仍须数倍强。定是还家被官缚，且将贯百寄妻娘。”

蒙哥时期，磁州人民无力交纳税收，“斡脱商人”乘机以年息借额为条件放高利贷，来年无法赔偿，又“易子为母”，不到10年，全郡民众集体破产，欠债数以百万计，基层官吏催讨无力，也只好纷纷挂印出逃。^〔112〕

“斡脱商人”阶层的存在，还意味着汉人被集体性地排斥在垄断商业利益集团之外，只能在中下层的产业领域苟且存活，这也是元代企业史上最为独特之处——在将近100年时间里，汉族人失去了对工商业的控制权。

元朝末期，纲常败坏，财政负担越来越重，治国者却没有理财之能，蒙古贵族、色目商人与汉族民众的对立情绪无法化解，这个迷信战刀的政权花了将近100年时间，却始终没有让国家成为血肉不分的整体。1351年前后，天下终于大乱，历经10余年战事，元朝覆灭，乞丐出身的安徽凤阳人朱元璋夺得政权，于1368年建立了明朝。

注　释

〔1〕　《太平广记》：“我闻至富可敌贵。朕天下之贵，元宝天下之富，故见耳。”

〔2〕　绢与货币：自汉末之后，因乱世不断，钱币的使用日渐减少，社会流行实物货币，以谷米麦粟以及绢布帛练为最普遍，从汉末魏晋到安史之乱左右，500多年之久，实物货币在各地市场上具有相当雄厚的势力。参看全汉升的《中古自然经济》，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　科举制与“公平”：正因为科举制度对大一统政体如此重要，所以，历代君王均全力维持它的“公平性”，对科举作弊都严惩不贷。费正清因此评论说：“在一个我们看来特别注重私人关系的社会里，中国的科举考试却是惊人地大公无私。每当国势鼎盛，科举制度有效施行时，总是尽一切努力消除科场中的徇私舞弊。”

〔4〕　大运河与经济：长江下游在唐宋时期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中国政府是否能成功地统治全国，依赖于是否能够有效地将长江下游的经济资源，迅速通过大运河运输到首都所在的华北地区。参见黄仁宇《明代的漕运》，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

〔5〕　儒生与政权：隋唐之后，很少再有统治者讨厌儒生了，原因当然是科举制。五代文人王定保所撰的《唐摭言》中曾载一则故事：有一次，唐太宗私下去视察御史府，看到许多新晋的进士鱼贯而出，便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6〕　《旧唐书·曹确传》：“朕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

〔7〕　《旧唐书·舆服志》：“贵贱异等，杂用五色。五品已上，通著紫袍，六品已下，兼用绯绿。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黄。”

〔8〕　《准敕详定诸司制度条件奏》：“胥吏及商贾妻子，并不乘奚车及檐子……商人乘马，前代所禁，近日得以恣其乘骑，雕鞍银镫，装饰焕烂，从以童骑，骋以康庄，此最为僭越，伏请切令禁断。”

〔9〕　《隋书·食货志》：“罢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远近大悦。”

〔10〕　均田制：唐代实行的农业政策是均田制，类似于后世的“包产到户”，每个五口之家可授田一百亩，需纳粟二石为租，按每亩产粟一石计算，即百分之二的税率。

〔11〕　武德九年诏：“通财鬻货，生民常业。关梁之设，襟要斯在，义止惩奸，无取苛暴。近世拘刻，禁御滋章，非所以绥安百姓，怀来万邦者也。其潼关以东，缘河诸关，悉宜停废。不得须禁。”《唐会要》卷八十六。

〔12〕　财政下放：宋人朱熹在《朱子语类·论兵》评论说：“唐时州县上供少，故州县富。兵在藩镇，朝廷无甚养兵之费。”

〔13〕　《新唐书·食货志》：“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

〔14〕　（唐）刘彤《论盐铁表》：“若能收山海厚利，夺丰余之人，蠲调敛重徭，免穷苦之子，所谓损有余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谓然乎。”

〔15〕　“丝绸之路”：这一名词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首次提出的。

〔16〕　造纸术西传：公元150年，东汉人蔡伦发明造纸，公元751年（天宝十年），唐将高仙芝西征大食（阿拉伯帝国），会战于怛罗斯城（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东南部），唐军大败，被俘的唐军中有造纸工匠，造纸术从此传入西方。

〔17〕　穆斯林与广州：在南方，公元671年，穆斯林商人穿过马六甲海峡第一次到达中国的广州，这里很快成为穆斯林商人的集聚中心。

〔18〕　《唐律疏议》卷二十六：“诸造器用之物即绢布之属，有行滥、短狭而卖者，各杖六十。”

〔19〕　《大唐六典》卷二十：“凡建标立候，陈肆辨物，以二物平市，以三贾均市。”

〔20〕　《全唐文》卷三十二，玄宗诏书：“自今以后，其所赁店铺，每间月估不得过五百文。”

〔21〕　“草市”：《唐会要》卷八十六中记载了景龙元年（707年）的一条圣旨，曰“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

〔22〕　《元河南志》：“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贩贸易，车马填塞。”

〔23〕　《大唐六典》：“凡州界内有出铜铁处，官未采者，听百姓私采。”

〔24〕　参见刘玉峰《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齐鲁书社，2002年版。

〔25〕　《开元天宝遗事》：“长安富民王元宝、杨崇义、郭万金等，国中巨豪也，各以延纳四方多士，竞于供送，朝之名僚往往出于门下。每科场文士集于数家，时人目之为‘豪友’。”

〔26〕　参看刘小奇的论文《唐代商贾诗的多维研究》，姜革文的专著《商人·商业·唐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7〕　“安史之乱”与人口锐减：据当代史家计算，公元755年的政府在册管辖人口为5292万人，到公元760年，人口减少为1699万人，参见赵德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8〕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六：“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中国多故，戎狄每岁犯边，所在宿重兵，仰给县官，所费不赀。”

〔29〕　《旧唐书·第五琦传》：“谷价腾贵，饿馑死亡，枕籍道路。”

〔30〕　《旧唐书·刘晏传》：“贾谊复召宣室，弘羊重兴功利，敢不悉力以答所知。”

〔31〕　《新唐书·食货志》：“晏之始至也，盐利岁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

〔32〕　《旧唐书·刘晏传》：“故食货之重轻，尽权在掌握，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得其术矣。”《新唐书·刘晏传》：“刘晏因平准法，斡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昂，常操天下赢赀，以佐军兴。虽拿兵数十年，敛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债而振，晏有劳焉。”

〔33〕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六：“为人勤力，事无闲剧，必一日中决之。”

〔34〕　《旧唐书·食货志》：“天下悉令官酿，斛收直三千。米虽贱，不得减二千。委州县综领。醨薄私酿，罪有差。”

〔35〕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八：“税间架者，每屋两架为间，上屋税钱二千，中税千，下税五百，吏执笔握算，入人室庐计其数。”贯、钱均为唐宋两代的货币单位，贯与缗、钱与文混用，一贯合1000钱，时有波动。

〔36〕　《旧唐书·德宗纪》：“诏京兆尹、长安、万年令大索京畿富商，刑法严峻，长安令薛苹荷校乘车，于坊市搜索，人不胜鞭笞，乃至自缢。京师嚣然，如被盗贼。”

〔37〕　《新唐书·食货志》：“宪宗即位之初，有司以岁丰熟，请畿内和籴。当时府、县配户督限，有稽违则蹙迫鞭挞甚于税赋，号为和籴，其实害民。”

〔38〕　“盐商利归于己，无物不取，或从赊贷升斗，约以时熟填还。用此取济，两得利便。今令州县人吏，坐铺自粜，利不关己，罪则加身，不得见钱及头段物，恐失官利，必不敢粜。”

〔39〕　“乡村远处，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将盐家至户到。多将则粜货不尽，少将则得钱无多。计其往来，自充粮食不足。比来商人，或自负担斗石，往与百姓博易，所冀平价之上，利得三钱两钱。不比所由为官所使，到村之后，必索百姓供应，所利至少，为弊则多。”

〔40〕　“臣今计此用钱已多，其余官典及巡察手力所由等粮课，仍不在此数。通计所给，每岁不下十万贯，未见其利，所费已广。”

〔41〕　“始得载盐，及至院监请受，又须待其轮次，不用门户，皆被停留。输纳之时，人事又别。凡是和雇无不皆然。百姓宁为私家载物，取钱五文，不为官家载物，取十文钱也。”

〔42〕　《太平广记·郭使君》：“是时唐季，朝政多邪。生乃输数百万于鬻爵者门，以白丁易得横州刺史。”

〔43〕　《旧唐书·韩洄传》：“天下铜铁之冶，是曰山泽之利，当归于王者，非诸侯方岳所有。”

〔44〕　《新唐书·食货志》：“诸州牟利以自殖，举天下不过七万余缗，不能当一县之茶税。”

〔45〕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郭廷鲁传》：“益自天子皆以贿赂为事矣，则为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

〔46〕　《陆宣公集》：“往者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纳绢一匹，当钱一千五六百文，往输其一者，今过于二矣。虽官非增赋，而私已倍输。”

〔47〕　盐贩与造反：晚唐五代的诸多造反者都是盐贩出身，如王仙芝、黄巢、徐温、王建、钱镠、朱宣。另，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这是第一次在农民暴动中把“平均”——“均贫富”作为最高政治纲领。

〔48〕　《史记·货殖列传》中关于寡妇清的文字如下：“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

〔49〕　据《唐国史补》下卷载：“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溥，此则不啻载万也。洪鄂之水居颇多，与邑殆相半，凡大船必为富商所有。”

〔50〕　语出（宋）庄季裕所著的《鸡肋编》。行在，即皇家的住所。

〔51〕　宋太祖诏书：“所在不得苛留行旅，赍装，非有货币当算者，无得发箧搜索。”“榜商税则例于务门，无得擅改更增损及创收。”

〔52〕　参见漆侠《宋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3〕　语出布罗代尔，参见《文明史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4〕　水稻与人口：据美国学者纳扬·昌达的研究，占城稻是宋真宗时期（公元998～1022年）引进的，到公元1200年，中国人口达到1.15亿。参见《绑在一起》，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

〔55〕　欧洲与玉米：1500年左右欧洲的人口只有8000万，与1300年的数目相当。玉米、马铃薯等美洲作物引进后，使人口数量迅速增长。1700年欧洲居民达到了1.2亿人。

〔56〕　参见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考证序》。

〔57〕　风箱与蒸汽机：《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蒸汽机＝水排＋风箱”，而水排和风箱均发明于中国，他因此提出一个著名的问题：为什么发明了水排和风箱的中国人并未进一步发明蒸汽机？

〔58〕　参见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9〕　参见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

〔60〕　《宋会要辑稿·食货》：“天下商旅物货到京，多为兼并之家所困，往往折阅类业。至于行铺稗贩，亦为取利，致多穷窘。”

〔61〕　参见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台湾稻禾出版社，1977年版。最早的合伙经商契约：新近的考古发掘表明，在汉代已有合伙制企业的萌芽。1973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中出土了一块题为“中贩共侍约”木牍，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合伙经商契约，木牍上有120余字，大意是：张伯、石兄、秦仲和陈伯等十人约定每人出钱二百参与合伙经商，由张伯出任“贩长”（经理），同时规定了若干条大家都要遵守的规则。

〔62〕　《宋会要辑稿·食货》：“鸠集富豪，合力同则，名曰斗纽者，在在皆是。尝以其则例言之：结十人以为局，高下资本自五十万以至十万，大约以十年为期，每岁之穷，轮流出局，通所得之利，不啻倍徙，而本则仍在。”

〔63〕　《庆禅师塔铭》：“尝与乡里数人，相结为贾，自闽粤航海道，直抵山东，往来海中者数十年，资用甚饶。”

〔64〕　《敝帚稿略》：“海上人户之中下者，虽不能大有所泄，而又有带泄之患。而人多所不察者，盖因有海商，或是乡人，或是知识，海上之民无不与之相熟。所谓带泄者，乃以钱附搭其船，转相结托以买番货而归，少或十贯，多或百贯，常获数倍之货。”

〔65〕　《数书九章·市易·均货推本》：“问：海舶赴务抽毕，除纳主家货物外，有沉香五千八十八两，胡椒一万四百三十包，象牙二百一十二合。系甲乙丙丁四人合本博到。缘昨来凑本，互有假借。甲分到官供称，甲本：金二百两，盐四袋，钞一十道；乙本：银八百两，盐三袋，钞八十八道；丙本：银一千六百七十两，度牒一十五道；丁本：度牒五十二道，金五十八两八铢，已上共估值四十二万四千贯。甲借乙钞，乙借丙银，丙借丁度牒，丁借甲金。今合拨各借物归元主名下，为率均分上件货物，欲知金银袋盐度牒元价，及四人各合得香椒牙几何。”

〔66〕　《新唐书·食货志》：“宪宗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

〔67〕　（南宋）黄干《勉斋集》：“世间交易，未有不前期借钱，以为定者。”

〔68〕　期货交易：理论界公认的世界最早的粮食期货交易出现在13世纪的安特卫普，现代有组织的期货交易萌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农产品交易。

〔69〕　《夷坚志》：“枣阳申师孟，以善商贩著干声于江湖间，富室裴氏访求得之，相与欢甚，付以本钱十万缗，听其所为。居三年，获息一倍，往输之主家，又益三十万缗。凡数岁，老裴死，归临安吊哭，仍还其赀。裴子以十之三与之，得银二万两。”作者另注：宋代以铜为本位，铜银换算波动很大，北宋末期，十万贯约相当于2.5万两银子。

〔70〕　经理人阶层：据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的研究，美国到19世纪中期才出现“经理人式的资本主义”。参见钱德勒《看得见的手》，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71〕　《袁氏世范》：“干人有贷财本兴贩者，须择其淳厚爱惜家累，方可付托。”

〔72〕　《朱子语类·论兵》：“自本朝罢了藩镇，州郡之财已多归于上……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这是中央集权所必定会产生的“兵政之弊”，自宋到民国，历代政权在军费上的支出均占总支出的七成以上。而到了当代，军费开支比例已大幅下降，可是公务员开支的增加则成另外一种“吏政之弊”。

〔73〕　王安石《王安石集》卷三十九：“方今制禄，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从之列，食口稍众，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

〔74〕　《落帆楼文集》卷二十四：“士大夫始乃兼农桑之业，方得赡家，一切与古异矣。仕者既与小民争利，未仕者又必先有农桑之业，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于是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势益重。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是故古者四民分，近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

〔75〕　参见全汉升《中国经济史研究》，稻乡出版社，1990年版。

〔76〕　《宋会要·职官》：“普广营邸店以规利，太祖知其事，每优容之。”

〔77〕　《宋史·石守信传》“专事聚敛，积财巨万计。”

〔78〕　曾巩《任将》：“太祖之置将也……富之以财。”《宋史·石守信传》：“（石守信）累任节镇，专务聚敛，积财巨万……（石保吉）尝械以运粮。”

〔79〕　《续资治通鉴长编》：“要闹处出榜，召人承买。限两月日，并令实封投状，置历拘管，限满据所投状开验。著价最高者方得承买。如著价同，并与先下状人。其钱听作三限，每年作一限送纳。”

〔80〕　《宋会要辑稿·食货》：“臣僚言：诸道州府军监县镇等，酒务自来差官监处，乞不以课利一万贯以上，并许衙前及诸色不该罚赎人一户以上、十户已来同入状，依元敕：将城廓、草市、冲要道店产业充抵当，预纳一年课利买扑，从之。”

〔81〕　参见姜锡东《宋代商人和商业资本》，中华书局，2002年版。

〔82〕　参见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83〕　《续资治通鉴》卷第六十六：“天下敝事至多，不可不革……当今理财最为急务。”

〔84〕　司马光《司马文正公文集·迩英奏对》：“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果如其言，武帝末年安得群盗蜂起，遣绣衣使者逐捕之乎？非民疲极而为盗耶？此言岂可据以为实？”

〔85〕　苏轼《司马温公行状》：“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另，苏轼对变法的批评也很有见地，他在一份奏章中写道：“（均输）立法之初，其说尚浅，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而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此论与司马光相呼应，其中的“非贿不行”一词切中官商经济的本质，屡为明清两代学者引用。

〔86〕　“王安石变法”：除了均输、市易、青苗三法外，还有农田水利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将兵法、三舍法，等等。

〔87〕　青苗法：青苗法起源于唐朝中后叶，王安石在当鄞县知县时予以试验，取得奇效，实施变法时便将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88〕　《续资治通鉴长编》：“兼并之家，如茶一行，自来有十余户。若客人将茶到京，即先馈献设燕，乞为定价。此十余户所买茶更不敢取利。但得为定高价，即于下户取利以偿其费……余行户盖皆如此。”

〔89〕　（宋）郑侠《西塘集》：“自市易法行，商旅顿不入都，竞由都城外径过河北、陕西，北客之过东南亦然。盖诸门皆准都市易司指挥，如有商货入门，并须尽数押赴市易司卖。”

〔90〕　《宋史·食货志》：“后帝复言：‘市易鬻果太烦碎，罢之如何？’安石谓：‘立法当论有害于人与否，不当以烦碎废也。’”

〔91〕　参见王孝通《中国商业史》，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

〔92〕　司马光《请革弊札子》：“置市易司，强市榷取，坐列贩卖，增商税色件，下及菜果，而商贾始贫困矣。又立赊贷之法，诱不肖子弟破其家……又增茶盐之额，贱买贵卖，强以配民，食用不尽，迫以威刑，破产输钱。”苏轼《应诏论四事状》：“凡异时民间生财自养之道，一切收之公上……凡利源所在，皆归之常平使者。”

〔93〕　《宋史·蔡京传》：“尽榷、江淮七路茶，官自为市。尽更盐钞法，凡旧钞皆弗用，富商巨贾尝赍持数十万缗，一旦化为流丐，甚者至赴水及缢死。”

〔94〕　参见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95〕　《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七记载王安石的奏章：“周置泉府之官，以榷制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后世唯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学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为人主不当与民争利。今欲理财，则当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权。”变法与“国家能力”：将“王安石变法”与管仲、商鞅及桑弘羊相比，最微妙的差别在于，后者试图建立国家“扩张的能力”，而前者则在于重建“稳定的能力”，这中间的理论关节有待进一步的梳理。

〔96〕　参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97〕　参见阿·莱·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

〔98〕　城市与大学：梁启超在《中国文化史》中指出：“欧洲各国，多从自由市扩展而成，及国土既恢，而市政常得保持其独立，故制度可纪者多。中国都市，向隶属于国家行政之下，其特载可征者希焉。”关于大学，中国从孔子开始就有自由办学的传统，历代出现了众多民间学院，不过，政府通过科举制度规定了它们的学术取向和价值标准。

〔99〕　语出英国学者迈克尔·曼，参见《社会权力的来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00〕　参见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101〕　（清）赵翼《陔馀丛考》：“南渡诸将帅之豪侈，又有度越前代者……高宗尝驾幸其第，俊所进服玩珠玉锦锈皆值巨万……园池声伎甲天下，每宴，十妓为一队，队各异其衣色，凡十易始罢。客去时，姬侍百馀人送客，烛花香雾，如游仙窟。”

〔102〕　灯塔是公元前3世纪由北非的埃及人发明的，从西域南下的蒲氏是最早将之引入中国的商人之一。《蒲氏家谱》：“倡筑羊城光塔，俾昼则悬旗，夜则举火，以便市舶之往来也。”

〔103〕　泉州的优势：泉州的这一历史优势一直未曾丧失，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初期，东南沿海有三大自发的民间外贸基地，分别为浙江的温台地区、福建的泉州地区和广东的潮汕地区。参见《激荡三十年》上卷，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

〔104〕　《闽书》记载：“元以寿庚有功，官其诸子诸孙，多至显达，泉州避熏炎者数十年。”

〔105〕　临安的人口：尽管马可·波罗的数据有夸张之处，不过据中国学者的考据，南宋和元初时期的临安确乎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城市，也是中国古代史上人口最多的城市，赵冈和陈钟毅在《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一文中计算得出，临安城内外13厢居民总数超过200万。

〔106〕　元朝末期，纸钞信用破产，白银成最主要的货币形态，中国的白银最初来自日本、越南、缅甸，然后来自美洲，在接下来的300年里，全球生产的白银，有将近一半流入中国，以满足铸币之需。在英国提出金本位制度之前，白银是一种世界性货币。

〔107〕　（清）魏源的《元史新编·食货志》：“讲究扶持，日夜战兢，如捧破釜，唯恐失坠，行之十七、八年，钞法无稍低昂。”

〔108〕　《许鲁斋集》卷六：“士君子多以务农为生，商贾虽为逐末，亦有可为者。果处之不失义理，或姑济一时，亦无不可。”

〔109〕　《辍耕录·朱张》：“弟侄甥婿皆大官，田园宅馆遍天下，库藏仓庾相望，巨艘大舶，帆交蕃夷中。”

〔110〕　《元史·本纪》：“禁蒙古人往回回地为商贾者。”

〔111〕　（元）徐元瑞《吏学指南》：“（斡脱）谓转运官钱，散本求利之名也。”

〔112〕　（元）姚燧《高泽神道碑》：“阖郡委积，数盈百万，令长逃债，多委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