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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十八章
被鸦片击溃的帝国
在英国的武力面前，满清王朝的权威倒下成为碎片；天朝永恒的迷信破碎了；与文明世界隔绝的野蛮和密封被侵犯了，而开放则达成了。
——卡尔·马克思
正当雷履泰在北方空拳打出一片“票号江山”的时候，在炎热的广东，一个比他年长一岁、尖脸瘦小的南方商人正让自己的财富像泡沫一样急速膨胀。
这位名叫伍秉鉴（公元1769～1843年，又叫伍浩官）的人，是当时极少数在世界贸易舞台上拥有声望的中国商人，他的个人财富超过任何一个晋商或徽商家族，是帝国当之无愧的首富。一位在广州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商人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一书中说：“伍浩官究竟有多少钱，是大家常常辩论的题目。1834年，有一次，浩官对他的各种田产、房屋、店铺、银号及运往英美的货物等财产估计了一下，共约2600万银元。”在西方人的眼中，伍氏就是当时世界上的首富，在《亚洲华尔街日报》评选出的1000年以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中，伍秉鉴是6个入选的中国人里唯一的商人。〔105〕
伍家并非老字号的十三行世家，他的父亲伍国莹曾是潘启家族同文行的账房先生，后来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扶持下自立门户，创办怡和行，伍秉鉴在32岁时继承父业，历20余年，终于超越同文行成为行商的领袖——“商总”。
伍秉鉴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二，一是诚实谦顺、敢于吃亏的经商个性，二是与英美外资公司超乎想象的密切关系。
▲晚清商行
流传至今的伍秉鉴故事大多与“吃亏”有关。1805年，一家外国商号按照约定将一批棉花运到广州，货到港后发现是陈货，行商们都不肯碰，然而伍秉鉴却收购了这批棉花，也因此亏了1万多银元，他对外商只说了一句话：“以后要多加小心。”还有一次，一位欠了伍秉鉴7.2万银元的波士顿商人，因为经营不善无力偿还债务，欠款在身，离家多年却不能回国，伍秉鉴撕掉了借据，让他放心地回去。这些“小故事”让西方人印象深刻，在他们的很多来往信函中，都称伍秉鉴“在诚实和博爱方面享有无可指摘的盛名”，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赖的商业伙伴。当时，行商与外商的交易虽然数额巨大，但双方的贸易经营全凭口头约定，从不用书面契约，人格信用自然成了做生意最重要的前提。
伍秉鉴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交情延及父辈，双方都在长期贸易中获得了最大利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大班在每年结束广州的交易前往澳门暂住时，总是将库款交给伍秉鉴经营，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还向伍家借贷。而伍氏在经营上的才干也让洋人非常钦佩，有记载说，某次，双方要盘点一笔百余万元的期票利息，英商先是计算清楚了，然后到伍家对账，伍秉鉴根据核对出来的数据，当场就算出了兑付利息，竟与英商的数目不差分毫，这让对方极为惊讶和折服。外商们都把精明而大度的伍秉鉴看成最可靠的贸易对象，尽管伍家的怡和行收费较高，但仍乐意与他交易。
在过去的100多年里，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对华贸易中赚得钵满盆满，引起了英国自由商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不满，垄断地位被打破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伍秉鉴似乎预感到了这一很可能出现的变化。因此，他在新崛起的、年轻的英美商人身上大力投资。
威廉·查顿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位随船医生，后来独立门户创办洋行，伍秉鉴与之合作，查顿在广州注册的洋行名称就是貌似与怡和行“一胞双胎”的怡和洋行。1833年，英国的国际贸易政策终于发生重大变化，国会剥夺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茶叶贸易的垄断权，此后，英国东印度公司逐渐退出对华贸易。在伍秉鉴的扶持下，怡和洋行迅速做大，很快占有了广州对外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在广东商界，查顿有“铁头老鼠”的诨号。〔106〕
伍秉鉴扶持的另外两家洋行，一是英资的宝顺洋行，它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家关联企业，英国东印度公司退出后，它继承了与怡和行的大部分业务关系，其核心合伙人是托马斯·颠地，此人个性张扬，桀骜不驯。还有就是美资的旗昌洋行，伍秉鉴与它的关系尤为密切。
旗昌的创办人是罗密欧·罗素，1818年创办于广州，它一开始很不起眼，“只是一家聊有薄资的代理行，靠替大老板打杂、跑腿起家”。1830年，来自波士顿的两个年轻水手——约翰·福布斯和罗伯特·福布斯兄弟加入了旗昌，其中约翰·福布斯当时只有16岁，聪明伶俐，深得伍秉鉴喜欢，便收他为义子，怡和行为旗昌的所有业务作担保，旗昌很快风生水起，据一些史料的记载，伍家在这家洋行中拥有60％的股份。1837年，福布斯兄弟分道扬镳，罗伯特·福布斯继续留在广州，约翰·福布斯则回到美国，他把在中国赚到的钱全部投资于铁路，成为北美地区最大的铁路承建商，福布斯家族也一跃成为美国最显赫的商业世家之一，200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约翰·福布斯·克里就是约翰·福布斯的曾外孙。
自183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淡出中国之后，怡和洋行、宝顺洋行和旗昌洋行，成为势力最强、控制对华贸易的三大外资企业，而伍秉鉴与它们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渊源关系。
除了在对外贸易上翻手覆云，伍秉鉴在官商关系的处理上也与前辈潘启一样的高明，他跟广东的地方官员保持了非常良好的互动，《广州府志》记载，“伍氏先后所助不下千万，捐输为海内之冠”。1811年到1819年期间，受经济景气影响，十三行商人陷入集体低迷，伍秉鉴先是将他在羽纱业务中的利润所得全数拿出来，按比例分给全体行商，然后又向濒临破产的行商放债200余万银元，使多数资金薄弱的行商不得不依附于怡和行，他本人的威望也无可撼动。
从一张油画肖像来看，伍秉鉴长得非常清瘦，宽额、凹眼、细脖，一副南亚人的典型模样。他个性低调，不苟言笑，据说“一辈子只讲过一句笑话”。他靠捐钱得到了一个三品的顶戴，不过，除了极少数的日子，从不穿戴官服。他的西方合作者对他的评价是：“诚实、亲切、细心、慷慨，天生有懦弱的性格。”
▲伍秉鉴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充满了商业智慧的低调商人，在有意无意中，扮演了“帝国掘墓人”的角色。
伍秉鉴的生意，从表面上看主要是茶叶和生丝的出口，而实际上，又与另外一项十分隐秘的进口业务有关。正是这项业务，导致了中国对外贸易情势的“天地变色”，并进而造成国运陡转。它就是鸦片贸易。
提炼鸦片的罂粟早在公元7世纪就由阿拉伯人传入了中国，它被当成是治疗疼痛的药物原料。从17世纪60年代开始，在台湾、广东和福建一带，有人把鸦片与烟草混在一起吸食。早期，它属奢侈品，吸食者为追求刺激的政府官员、无所事事的军人和沉迷享乐的贵妇人。清帝国在1729年（雍正年间）明令禁止销售和吸食鸦片。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记载，这一年输入中国市场的鸦片为200箱。1796年（嘉庆年间）再次重申取缔进口和种植鸦片，这时候，年销售量已经达到了4000～5000箱。在对华鸦片业务中，英国商人出于利益的考虑，扮演了走私者的角色。从1729年到1800年，中国的鸦片进口增长超过20倍，成瘾者约为10万人左右。到1818年，英国科学家研制出更廉价、药效更强的混合鸦片，它迅猛地扩大了消费市场。
一向以文明人标榜的英国人当然知道鸦片对中国的伤害性，然而在诱人的现实面前，他们还是选择了利益。慑于清帝国的鸦片禁令，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公开的航运指令中禁止贩运鸦片，“以免牵连本公司”，可是在实际经营中，则将鸦片的销售权让给持有该公司执照经营航运的走私快船去做。〔107〕
▲吸鸦片的女子
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形象地描述了当时鸦片走私的繁忙景象：做鸦片交易的机构，即所谓“窑口”，通常拥有二万到一万银元不等的资金，他们在外国商馆中付清购买鸦片的货款，然后驾驶航速极快的小型走私艇，到停泊在伶仃岛的“趸船”上提货，这些走私艇也被叫做“快蟹”和“扒龙”。这些船艇全副武装，由六七十个水手划桨，每边有20来支橹桨，其航速令人吃惊。1831年时，大约有一二百艘这种走私艇穿梭于广州周围水域。鸦片从广州向西运往广西和贵州，向东运往福建，向北运往河南、江西、安徽甚至远达山陕、京城。鸦片贩子经常与黑道结交，也与山西票商们保持联系，以便转折资金。〔108〕
这种庞大的鸦片销售体系的最上游，则由英国东印度公司所实际控制。创办怡和洋行的查顿在一份报告中直言不讳地承认，“所有走私和走私者的始作俑者，乃是东印度公司”。183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退出市场后，继而代之的英美洋行承接了所有的鸦片业务。对于这种不道德的阴阳做法，英国政府甚至公开予以支持，主持国政的惠灵顿公爵在1838年5月宣称，“国会不仅不对鸦片贸易表示不快，而且还要爱护、扩展和促进这项贸易”。
后世学界一直有争论：十三行商人，特别是伍秉鉴的怡和行到底有没有参与到鸦片生意之中？
从一些史料上看，怡和行向来做的是正经生意，茶叶贸易是伍家最主要的业务，尽管鸦片走私可以获取暴利，十三行行商们却都避之唯恐不及。《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没有一位广州行商与鸦片有关，他们无论用什么方式，都不愿意做这件事”。美国商人亨特在他的著作中写道：“没有一个行商愿意去干这种买卖。”1829年，两广总督李鸿宾在一份“章程”中明确要求四大行商对所有洋轮严加巡查，“如有夹带鸦片，即将该夷船驱逐出口”。被点名的行商中，伍家名列第一。〔109〕
然而，更多资料显示，伍秉鉴对鸦片泛滥难辞其咎，由他一手扶持起来的怡和、宝顺和旗昌三大洋行正是鸦片生意的最大从事者。
医生出身的查顿从创办洋行的第一天起，就参与了鸦片走私。1830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鸦片生意是“我所知道的最稳妥又最合乎绅士风格的投机。在好的年头，我估计每箱鸦片的毛利甚至可达1000银元之多”。到1837年，怡和洋行拥有了12艘鸦片走私快船，它们穿梭于加尔各答到广州的航线上，甚至还雇佣德国传教士沿海北上，贩销到渤海湾一带。
宝顺洋行是仅次于怡和洋行的第二大鸦片商，颠地在加入宝顺之前就是闻名南中国海的海盗型鸦片贩子，他所拥有的“水妖号”是当时最大的鸦片走私快船。旗昌洋行的贩毒能力也不弱于怡和与宝顺，它的“玫瑰号”、“气精号”、“西风号”、“妖女号”走私船均经过特制改造，以速度快、火力强而著称。
在鸦片生意如此猖獗的情景之下，以伍秉鉴的精明，不可能不知道他最亲密的商业伙伴们都在从事这个非法的业务。早在1817年，一艘由怡和行担保的美国商船私运鸦片被官府查获，伍秉鉴被迫交出罚银16万两，其他行商被罚5000两，罚金相当于鸦片价值的50倍。由这些细节可见，怡和行即便没有直接参与鸦片业务，也至少起到了掩护和包庇的作用。或许，商人的赚钱本能以及性格中懦弱的一面，是事实的真相。
数据显示，从1826年开始，一向出口大于进口的中英贸易出现戏剧性的逆差，1831年到1833年期间，有将近1000万两白银由中国净流出。从英国东印度公司退出的1833年到1837年，英资洋行从66间增加到156间，他们绝大多数从事鸦片走私。到1838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增加到可怕的4万箱，比1834年大幅增长一倍，是20年前的100倍，其数量已经足供1000万瘾君子吸食。在徐中约绘制的“鸦片贸易路线图”中，能够清晰地看出，非法的鸦片贸易已经蔓延到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域，毒素渗透至每一条毛细血管。与此同时，白银外流的速度同样惊人，仅广州一地，每年流出的白银就达到3000万两，白银外流造成了银贵铜贱的局面，一向稳如泰山的中央财政遭到巨大威胁。
▲背砖茶的四川男子
在展开疯狂的鸦片贸易的同时，英国人还试图摆脱对中国茶叶的进口依赖。他们在印度东北部人烟稀少的阿萨姆地区成立了茶叶公司，颁布开垦法案，承诺凡是到这里种植茶树并外销的欧洲种植园主，可获得本地区多达3000平方米的土地。英国人在阿萨姆地区野蛮驱逐从事游牧业的原住民，并大量砍伐森林、开辟茶山，同时还投巨资建立铁路、公路等运输网。从此以后，印度红茶取代中国茶叶成为欧美市场的主要供货基地。
由上述陈述可以发现，贸易的天平是怎样倾斜的。
也正是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朝廷委派最有才干的重臣、福建籍官员林则徐（公元1785～1850年）南下禁烟。
1839年（道光十九年），农历正月二十五（公历3月10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只带了几名贴身随从，悄悄抵达广州。非常巧合的是，这一天，正是伍秉鉴的70岁寿辰，满城官员、商人和文士都赶去为这位财势熏人的十三行“商总”暖寿。
可以想象的是，在那次盛大的寿宴上，钦差大臣的到来是一个最热烈的耳语话题，人们都在猜测即将开始的禁烟运动将以怎样的方式展开并结束。所有人都清楚地知道，夹在林则徐与洋人之间的，正是眼前这位70岁的首富寿星。
伍秉鉴久闻林氏官声，知道此行非同小可。第二天的清晨，他早早安排儿子伍绍荣去各大商馆，警告外商们不要往刀尖上撞。然而，那些鸦片商人却不以为然，他们既不返航，也不销毁，而是把装满鸦片的趸船开到大屿山南部藏了起来。情报很快传到了林则徐的耳朵里。
从禁烟的第一天起，林则徐就把伍秉鉴和十三行商人看成了烟商的同谋。伍绍荣将外商上缴的1037箱鸦片交给林则徐，希望能就此结案。而在林看来，这显然是企图蒙混过关。他认定怡和洋行的查顿和宝顺洋行的颠地是最重要的敌人，前者“盘踞粤省夷馆，历二十年之久，鸦片之到处流行，实以该夷为祸首”，后者是“著名贩卖鸦片之奸夷”、“诚为首恶，断难姑容”。林则徐下令提拿二人，传讯他们听候审办。“铁头老鼠”查顿见局面不妙，先行躲回英国去了，而颠地却非常强硬，竟然提出要林则徐颁发亲笔护照，担保他能24小时内回来作为条件。盛怒之下的林则徐当即派人锁拿伍绍荣，将他革去职衔，投入大牢。伍秉鉴派人前去说项，林则徐断然拒绝说：“本大臣不要钱，要你的脑袋尔！”
伍家一再与颠地协商，劝其交出鸦片，平息争端。但是，对立的事态并未因此平息。在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支持下，颠地逃出广州城。林则徐下令封锁外国商馆，断绝粮、水等供应。而伍秉鉴则让人偷偷给外国人送去食品和饮用水。3月28日，还没有作好战争准备的义律，不得不将鸦片悉数交出，总计21306箱，其中，怡和洋行缴出7000箱，宝顺洋行缴出1700箱，旗昌洋行缴出1540箱，三大洋行的缴出量占总数的一半。6月3日，林则徐主持了震惊世界的“虎门销烟”，将两万余箱鸦片全部销毁。11月，道光皇帝下旨永久性地停止中英贸易。
禁烟事件发生后，回到伦敦的查顿通过下议员史密斯晋见首相巴麦尊，力陈对华开战，他还带去了大量的地图和情报资料。后来，巴麦尊在一封给史密斯的信中说，“基本上是借助于你和查顿先生那么慷慨地给我们提供有帮助的情报，我们才能够获得如此满意的结果”。与此同时，在印度的鸦片市场上，受禁烟消息的影响，鸦片价格狂跌至每箱200银元，怡和洋行乘机购入囤货，后来在中国市场上以每箱800银元的价格售出。
一年后的1840年6月，英国远征军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据一位美国商人的记录，伍秉鉴当时“被吓得瘫倒在地”。7月，英军攻陷浙江定海，9月，林则徐遭革职处分。
1841年5月，英军长驱攻至广州城下，伍绍荣受命前去与义律谈判，双方签订《广州和约》，按协议，英军退至虎门炮台以外，清军于一个星期内交出600万银元赔款。这笔巨款，有1/3由十三行商人出资，其中伍秉鉴所出最多，计110万银元。
赔款赎城只是暂时保住了广州的平安。在后来的一年里，中英军队多次交锋，清军屡战屡败，接连失去厦门、宁波、上海等重要城市。1842年8月，清政府被迫签下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内容包括赔款2100万银元（换算成库平银为1491万两），割让香港岛，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为通商口岸，以及中方必须与英国协商英商进出口货物需缴纳的关税，这意味着中国失去了重要的关税自主权。
▲中英《南京条约》（部分）
有史料记载，就当清政府与英军在南京展开谈判的时候，曾有朝廷官员举荐伍绍荣北上参与谈判，而就在他赶赴南京的途中，清代表已经匆匆签下了《南京条约》。在条约签署后，十三行成为2100万银元赔款的重点捐缴对象。1843年春天，广东官府要求行商缴纳300万银元，限6日内全数交清，其中伍家认缴100万银元，行商公所认缴134万银元，其他行商摊派66万银元。
对十三行打击最大的还不是赔款，正如伍秉鉴从一开始就非常担心的，鸦片战争的爆发同时意味着十三行商人的命运终结。根据《南京条约》的规定，从此之后，广州行商不得垄断贸易，开放五口对外通商，十三行的外贸特权不复存在。十三行的子弟们后来相继投靠洋行，成为一个新的、同样充满了争议的买办商人阶层。作为清朝三大商帮之一，十三行率先退出历史舞台似乎是一个信号，它意味着中国市场的开放是外来的、被迫的和外商优先型的。这也是人们理解中国现代化路径的一个角度。
历史以最残酷的方式对“精明而懦弱”的伍秉鉴实施了报复。1843年9月，一代世界首富伍秉鉴在内忧外患和责备辱骂声中去世，终年74岁。在此前几个月，他还写信给在马萨诸塞州的美国友人J·P·库森说，若不是年纪太大，经不起漂洋过海的折腾，他实在十分想移居美国。在广州的民间传说中，伍绍荣被雷电劈死，而事实上，他一直活到了1863年，但在民众的心中他早已“死”去。为商者，心中若无国家，再多的财富无非是压在身体上的一坨土而已。〔110〕
爆发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在沉重而锈迹斑斑的国门上轰开了一个血腥的缺口。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时刻，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
后世的中西方学者对于鸦片战争的评价有微妙的差异。中国学者大多数将这场战争看成是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是导致中国衰落的罪魁祸首。而西方学者则倾向于将战争看成是中国衰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正是这场战争让中国“摆脱”了闭关锁国的状态。
卡尔·马克思在1853年7月22日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中论述：“无论他们认为是什么社会、宗教、朝代或国家形态的原因，导致了中国过往10年来的慢性反抗，以及现在聚为一体的强大变革，这个暴动的发生，无疑得益于英国的大炮将一种名叫鸦片的催眠药品强加给中国。在英国的武力面前，清王朝的权威倒下成为碎片；天朝永恒的迷信破碎了；与文明世界隔绝的野蛮和密封被侵犯了，而开放则达成了。”
进入当代之后，即便是一些非常同情中国的学者，也从经济史的角度提出了这场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彭慕兰写道：“仔细研究可知，鸦片是促进世界贸易、加速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对中国是如此，对欧洲、美洲也是如此。”费正清等人也认为，“战争如果没有因鸦片而爆发，可能也会因棉花或糖蜜而同样爆发”。
很多人带着复杂而惋惜的心情解读这一个影响世界走向的转折。
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从1300年到1820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一直为零，经济总量的增加全部来自于人口倍增，在这500多年里，欧美列国相继实现了对中国的超越，从1700年到1820年，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产值增长率为72％，欧洲为14％，全世界的平均增长率为6％。据此，日本人杉原熏作了一个有趣的“历史隔断”，在他看来，如果世界结束于1820年，一部此前300年全球经济史的主体就会是东亚的奇迹：人口迅速增长，生活水平有节制而稳定地提高，结尾的简短一章可能提到遥远的大西洋沿海有相当少量的人口似乎享有甚至更快的人均增长率。
与麦迪森的统计和杉原熏的观点类似，彭慕兰和王国斌认定，欧洲与中国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是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的。而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在我们能够对其进行计量的范围内，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在经济因素中占关键地位的劳动生产率、重要日用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广度及自由度等，看起来都大致相同”。甚至根据彭慕兰等人的研究，中国比较富裕的地区——主要是指江南地区——迟至18世纪中后期，在相当意义上极具经济活力，相当繁荣。可是，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后，一个单一的北大西洋核心成为变革的发动机，世界其他部分以不同方式作出反应。
彭慕兰等学者所得出的结论，在史界引发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歇。他们至少从一个非常机巧的角度复原了历史的两个侧面：
其一，在工业革命中，一个国家的财富水平和财富总量，与其工业化的时机、速度以及成功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既有的经济总量绝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与之相比，技术革新构成了工业化进程的核心，然而在清代中国，总体上缺少推动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激励机制。
其二，工业革命和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是以一种非常突然的方式“空降”到东亚地区的，它在社会和经济制度上都与原有的“基因”格格不入，作为被接受方，中国乃至所有东亚各国在心理、制度上所遭到的打击都是巨大而惨烈，甚至是毁灭性的。
本书叙述至此，读者已经隐隐听到了越来越近的历史跫音，它的左足系着明亮的进步，右足携着黑色的灾难，步步艰辛，步步惊险。
对于摇摇欲坠的帝国而言，幡然觉醒还需要一段痛苦的时日。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先是陷入了一场内乱，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发动太平天国运动，不久占领南京，惨烈的战火席卷十六省，一直到1864年才被残酷镇压下去。为了打赢这一仗，朝廷支出的军费高达8.5亿两白银，中央财政已实质性破产。这期间，1856年，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4年后，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劫掠并焚毁了西方工程师参与建造的圆明园，清廷被迫签下《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条约，俄罗斯人则乘乱蚕食了超过100万平方公里的北方领土。
内乱和外辱，让中央权威遭到了空前的挑战。在对太平军作战的时期，由满蒙八旗和绿营组成的中央军屡战屡败，朝廷不得不允许下层汉族官员组织地方武装力量抵抗，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乘机崛起。这些地方军阀为了筹集军饷，在各商业市镇“设局劝捐”征收“厘金”，这一制度的推行实际是地方自治力量强大之始，可怕的“藩镇现象”重新出现。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模式在帝国覆灭的前夜仍然没有找到与之相配套的、有持续效率的经济治理制度。〔111〕
同时期的西方各国，在超越了中国之后，并未稍作停歇，而是以更快的速度呼啸前行。1844年，美国画家莫尔斯发明了电报。1848年，法国爆发“二月革命”，成立“第二共和国”，民主风潮如暴风雨般席卷欧洲大陆。1851年，万国工业博览会在英国伦敦举办，这是世界博览会的开端，有600多万人参观了一万多种最新发明的工业品，其中包括轨道蒸汽牵引车、高速汽轮船、起重机和收割机，《泰晤士报》评论说，“这是有史以来，全世界各族群第一次为同一目的而动员起来”。1855年，法国巴黎人承办了第二届世博会，人们看到了橡胶和混凝土。1859年，达尔文发表伟大的《物种起源》，以生物进化的思想推翻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的理论，从此，进化论成为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原创理论，“物竞天择”成为新的文明共识。1860年，新当选的美国总统林肯宣布废除奴隶制度，让400万黑奴获得了自由。1861年前后，瑞典科学家诺贝尔开始研制液体炸药硝化甘油；而更年轻的美国人爱迪生当上了报务员，在未来几十年里，他将发明留声机、电灯、电话和电影，并合作创办通用电气公司。在此时的欧美大陆，铁路、火车、电报和大型电动机械已得到广泛的普及。
所有这一切，对于19世纪中期的中国人来说，都闻所未闻。
在世界文明史和经济史的宏大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工商业的衍变，是一件十分惊心而具挑战性的工作。在很长的时间里，这是两个有着各自轴心的车轮，它们偶尔有交集，但紧接着就以激烈的方式相互排斥，它们对彼此的好奇和窥探都被蒙上了神秘的气息。
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控制了东亚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它将周围列国都视为“藩属”，提供了一整套基础于农耕文明的文化准则和工商规范。当欧洲人进入到这一片领域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特别的优势，甚至在一开始，仅仅是一些好奇的、充满了崇敬之心的采购者，中国人也只是把欧洲人视为必须容忍的竞争对手，而不是一个入侵者，这与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景象非常不同。这种均衡一直到19世纪的中期才被彻底击破。
而这正是本书终结的地方。
注 释
〔1〕 《梅圃馀谈》：“苏州府属田亩三之二属于沈氏。”
〔2〕 《明史·后妃传》：“（沈万三）请犒军，帝忍曰：匹夫犒天下之军，乱民也，宜诛之。后谏曰：不祥之民，天将诛之，陛下何诛焉。”
〔3〕 《全明文·大诰·庆节和买第七十六》：“天下府州县，今后毋得指以庆节为由，和买民物。往往指此和买名色，不还民钱者多，此弊虐吾民久矣。”
〔4〕 《清江贝先生文集》：“三吴巨姓，享农之利而不亲其劳，数年之中，既盈而复，或死或徙，无一存者。”
〔5〕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一十：“昔汉高祖徙天下豪富于关中，朕初不取。今思之，京师天下之本，乃知事有当然，不得不尔。”
〔6〕 《明史·纪纲传》：“吴中故大豪沈万三，洪武时籍没，所漏赀尚富。其子文度蒲伏（匍匐）见纲，进黄金及龙角、龙文被、奇珍异锦，愿得为门下，岁时供奉。纲乃令文度求索吴中好女。文度因挟纲势，什五而中分之。”
〔7〕 世界时间：费尔南·布罗代尔发明的一个历史新概念，按他的观点，我们如果将时间划分为各种各样的时段，并使之条理化，将能够推导出一种世界规模的经验时间，它不是人类历史的总和，但却是人类进步的一种逻辑性体现。这种“世界时间”不可能渗透到历史的每一个角落，在一张简化了的世界地图上，很多地点是无声无息的空白，它们完全地处在轰轰烈烈的历史之外。参见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
〔8〕 皇帝与奏折：有人统计1384年（洪武十七年）9月17日到21日的8天中，57岁的朱元璋披阅了1160件奏折，共有3291件国事，即便不眠不休，朱先生每小时也要决断17件事。可见，独裁对于国家和皇帝本人都是一种低效率的折磨。
〔9〕 参见黄仁宇《明代的漕运》，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
〔10〕 稳定与竞争：晚清时期，张开眼睛看世界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严复说是“防争泯乱”，王国维说是“求定息争”，总而言之，是以稳定为治国的第一要义，为了维持大一统，必须遏制社会的新生事物，将其视为异端。相对照，欧洲文明则通过试错、竞争、示范、扩散，从而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
〔11〕 西洋与东洋：明代以婆罗洲（加里曼丹岛，是世界第三大岛）为中心，以西地区为“西洋”，以东地区为“东洋”。
〔12〕 《明史·郑和传》：“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郑和本姓马，小字三保，云南回族人。少年时就随燕王朱棣起兵，因功赐姓为郑，他去世于第七次远航途中，归葬南京牛首山。
〔13〕 西洋商品：从有关史料看，郑和船队从西洋运回的商品在很长时间内一直被堆放在仓库里，也就是说，下西洋的经济动机并不存在，在郑和去世的三年后，南京官库中至少还存有300万斤以上的胡椒、苏木。《明英宗实录》卷十五记录，“正统元年（1436年）三月甲申，敕王景弘等，于官库支胡椒、苏木等300万斤，遣官运至北京交纳，毋得沿途生事扰人。”
〔14〕 中国与日本：《大国的兴衰》的作者保罗·肯尼迪认为，在上古、中古和中世纪，世界上只有区域性大国，而没有全球性大国，后者的出现正是工业革命和全球化的产物。明史中常常把日本视为“朝贡国”之一，这其实是一相情愿的看法，中日之间从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藩属关系，保罗·肯尼迪便认为，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是东亚的一个“权力中心”。
〔15〕 参见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6〕 参见彭慕兰、史蒂夫·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7〕 烧毁文档：也有学者考据，刘大夏只是隐匿了郑和文档的存在，而真正的烧毁者是清朝的乾隆皇帝。参看陈国栋《东亚海域一千年——历史上的海洋中国与对外贸易》，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
〔18〕 参见史景迁《大汗之国》，台湾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19〕 葡萄牙与澳门：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到达了中国东南沿海，1553年，葡萄人以“借地晾晒水浸货物”为借口，通过行贿明朝官员，获准在澳门暂时居住，这里成为欧洲人进入中国市场的最早据点。
〔20〕 《明太祖实录》：“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明太祖诏：“商贾之家止穿绢布。”《明史·舆服志》：“庶民庐舍：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
〔21〕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明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袅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警心。”
〔22〕 《道德经》第八十章云：“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23〕 最早的棉布：据唐长孺考据，早在南北朝时，西北的高昌已生产棉布，所谓“白叠布”。梁武帝最喜欢戴的皇冠就是用棉布织成的。晚唐时期，岭南一带草棉种植已较发达，满朝文武一度以穿棉布衣服为时尚。参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4〕 《松江府志》：“松之为郡，售布于秋，日十五万焉。”
〔25〕 见吴承明的论文《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根据他的计算，明清中国的棉布产量与19世纪初期的英国相比，是后者的6倍。另，自从“棉花革命”之后，中国的产粮中心从江浙转移到了湖南、湖北地区，“苏湖熟，天下足”改成了“湖广熟，天下足”。
〔26〕 《嘉兴府志》：“田收仅足支民间八月之食。”
〔27〕 “工业化原型”：美国经济史学家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认为：“现代工业企业充分利用规模、范围和交易成本经济的能力，是其产生三个最重要的历史特征的动力。”参见《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
〔28〕 参见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29〕 “国际元”：学术界以1990年的美元购买力为参照所形成的货币计算单位。安格斯·麦迪森的数据，参见《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30〕 参见《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第二章《明代的财政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31〕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
〔32〕 参见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3〕 参见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4〕 见樊树志的论文《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2期。
〔35〕 城市与人口：在明清两代，中心城市的规模及人口总量从来没有超过两宋的汴京与临安，欧洲的城市发展路径恰恰相反，据罗兹曼的计算，在1500年前后，欧洲最大的4个城市是米兰、巴黎、威尼斯和那不勒斯，人口在10万～15万之间，到1800年，巴黎人口超过58万，伦敦则达到了86.5万。
〔36〕 《三异笔谈》：“太翁已致富，累巨万。五更篝灯，收布千匹，运售阊门，每匹可赢五十文。计一晨得五千金，所谓鸡鸣布也。”
〔37〕 《明史·食货志》：“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
〔38〕 王世贞：“四维父盐长芦，累资数十百万，崇古盐在河东，相互控制，二方利。”
〔39〕 《明史·张四维传》：“言盐法之坏由势要横行，大商专利。”
〔40〕 浙直之纲：指浙江和淮河的盐场，在明代，安徽和江苏合为南直隶。
〔41〕 关羽与朱熹：晋商的偶像崇拜对象是关羽，徽商则是朱熹，一武一文，各以“义”和“礼”为道统主旨，这种价值观上的微妙差异对两大商帮的后世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徽商文风鼎盛，而晋人在有清一代从未出过一位状元。
〔42〕 （明）谢肇淛《五杂俎》：“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买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
〔43〕 （明末清初）顾炎武：“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愚懦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二而劳多，雕巧之民为之；商贾之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
〔44〕 （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
〔45〕 （明）丘浚《大学衍义补》：“弘羊自立法而自行之犹有其弊，况后世之人不及弘羊而又付之庸庸之辈，使之奉行乎？大抵民自为市，则物之良恶，钱之多少，易以通融准折取舍，官与民为市，物必以其良，价必有定数，又有私心诡计百出其间，而欲行之有利而无弊，难矣。政不若不为之为愈也。”
〔46〕 （明）丘浚《大学衍义补》：“昔人谓市者商贾之事……大抵立法以便民为本，苟民自便，何必官为？”
〔47〕 （明）丘浚《大学衍义补》：“富家巨室，小民之所依赖，国家所以藏富于民者也……乃欲夺富与贫以为天下，乌有是理哉？”
〔48〕 （明）丘浚《大学衍义补》：“商贾且不可牟利，乃以万乘之尊而牟商贾之利，可乎？……是以人君而为商贾之为矣。以人君而争商贾之利，可丑之甚也。”
〔49〕 《节庵方公墓表》：“苏之昆山有节庵公麟者，始为士，业举子，已而弃去，从其妻朱氏居。朱故业商，其友曰：“子乃去士而从商乎？”翁笑曰：“子乌知士之不为商，而商之不为士乎？……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
〔50〕 （明）顾宪成《明处士景南倪公墓志铭》：“昔司马子长著《货殖列传》，谈文者以为千古绝调，予特嘉其取善之周，不择巨细。乃世人卒讳言富……夫此何足讳也。”
〔51〕 （明）汪道昆《太涵集》：“古者右儒而左贾，吾郡或右贾而左儒。盖诎者力不足贾，去而为儒；羸者才不足于儒，则反而归贾，此其大抵也……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侧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
〔52〕 《明故王文显墓志铭》：“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
〔53〕 （明）张四维《条麓堂集·送展玉泉序》：“夫士贾无异途，顾人之择术如何耳。贾，求利者也，苟弗以利络行……士，利人者也，而于此兴贩心焉，市道又岂远哉。”
〔54〕 《同文算指》序：“算术之学特废于近代数百年间耳。废之缘有二。其一为名理之儒士苴天下实事；其一为妖妄之术谬言数有神理，能知往藏来，靡所不效。”
〔55〕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陈方正对这一课题有过深入的研究，参见他的作品《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56〕 《明史·外戚传》：“勋戚诸臣不能恪守先诏，纵家人列肆通衢，邀截商贾，都城内外，所在有之……凡在店肆，悉皆停止……扰商贾、夺民利者，听巡城巡按御史及所在有司执治。”
〔57〕 《明经世文编》卷三百二十九：“今袁州一府四县之田，七在严而三在民，在严者皆膏腴，在民者悉瘠薄，在严则概户优免，在民则独累不胜。”
〔58〕 （明）于慎行《谷山笔尘》：“多蓄织妇，岁计所织，与市为贾。”
〔59〕 参见田培栋《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燕山出版社，2002年版。
〔60〕 （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官考》：“开皇店于九门关外、张家湾、宣大等处，税商榷利，怨声载路，每岁额进八万，外皆为己有。创寺置庄，动数十万，暴殄奢侈，乃前此所未有者。”
〔61〕 （明）刘若愚《明宫史·木集》：“（皇店）经营各处客商贩来杂货。一年所征之银，约数万两。除正项进御前外，余者皆提督内臣公用，不系祖宗额设内府衙门之数也。店有六：曰宝和，曰和远，曰顺宁，曰福德，曰福吉，曰宝延。而提督太监之厅廨，则在宝和店也。”
〔62〕 （清）毛奇龄《西河文集》：“武宗尝扮商估，与六店贸易，争忿喧诟。既罢，就宿廊下。”（明）陈洪谟在《继世纪闻》中也记录说，武宗“开张市肆，货卖物件”。陈是正德年间之人，所言应是信史。
〔63〕 《明史·齐之鸾传》：“十一年冬，帝将置肆于京城西偏。（齐）之鸾上言：‘近闻有花酒铺之设，或云车驾将临幸，或云朝廷收其息。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乃至竞锥刀之利，如倡优馆舍乎？’”
〔64〕 《明史·陈增传》载：“其遣官自二十四年始，其后言矿者争走阙下，帝即命中官与其人偕往，天下在在有之。”另据《明史·诸王五》载：“帝所遣税使、矿使遍天下，月有进奉……搜括赢羡亿万计。”
〔65〕 《明史·李戴传》载：“指其屋而恐之曰‘彼有矿’，则家立破矣；‘彼漏税’，则橐立罄矣！”
〔66〕 （明）赵世卿：“求财锾而财锾销，稽关税而关税微，取契镪而契镪分，搜库藏而库藏竭，诛盐而盐薄……自采榷一兴，以致年来，催拖欠绌，外库一空。”
〔67〕 以万历六年（1578年）为例，全国财政收入为367万两白银，其中农业税为208万两，盐税为100万两，主要城市的关税收入为23.4万两，商税为11.2万两。
〔68〕 （明）赵志皋：“挟官剥民，欺公肥己，所得进上者什之一二，暗入私囊者什之八九。”
〔69〕 《富春谣》引自明末清初人谈迁的《枣林杂俎》，据考据，它的作者是地方官员韩邦奇，他因此被万历逮到北京，投入监狱，“帝怒，逮至京，下诏狱”。
〔70〕 （明）李三才：“皇上爱珠玉，人亦爱温饱。皇上爱万世，人亦恋妻孥。奈何皇上欲黄金高于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皇上欲为子孙千万年，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
〔71〕 （明）高攀龙：“夺民之财，非生财之道也；生财之道，生之，节之，两端而已。”
〔72〕 商人对文人的支援：1626年（天启六年），大太监魏忠贤派人到苏州抓捕东林党人周顺昌，苏州两万余人聚集保护周宅，打死校尉一人，带头闹事的五人中，有四位是“市人”，据日本学者岸本美绪的考据，至少有两人确定是商人。
〔73〕 《明史·华钰传》：“珰使四出，毒流海内，民不聊生……明室之亡，于是决矣。”
〔74〕 （明）胡宗宪《筹海图编·嘉靖平倭通录》：“寇与商同是人也，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始之禁，禁寇，后之禁，禁商。”
〔75〕 参见全汉升《明代中国与菲律宾间的贸易》，樊树志《晚明史》下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76〕 参见纳扬·昌达《绑在一起》，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
〔77〕 根据彭慕兰的研究，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原因有两个，第一，除了白银，当时欧洲商人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与中国交换，第二，当墨西哥白银流入中国时，中国的金银比价为1∶6，欧洲是1∶11或1∶12，波斯是1∶10，印度为1∶8，白银交易有巨大的套汇利益。参见《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78〕 《清史稿·范毓䭲传》：“力任挽输，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阎，克期必至，且省国费以亿万计。”
〔79〕 军机处：始设于雍正年间，政府的政令从此不经内阁而由军机处发出，按钱穆的分析，“顾名思义，内阁还像是文治，而军机处则明明是一种军事统制的名称”。
〔80〕 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81〕 参见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82〕 《东华录》记载康熙上谕：“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
〔83〕 盐税与财政收入：据《清史稿·食货》记载，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财政总收入为4854万两，最大的三块收入是地丁2911万两、盐课574万两和关税540万两，盐税占11.83％。到1900年前后，中央财政收入8000万两，其中盐税1300万两，加上地方政府提留的盐税，全国盐税收入约为4300万两。
〔84〕 盐商与首总：据王振忠的考据，首总制度的出现最迟不晚于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参见《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
〔85〕 钱大昕《大学论·下》：“阴避加赋之名，阳行剥下之计，山海关市之利，笼于有司，日增月益，曰：‘吾取诸于商贾，非取诸民也。’”
〔86〕 《两淮盐法志》：“雅爱交游，四方词人墨客，必招致馆其家，家有厅事，容百人坐，坐常满暇。”
〔87〕 苏州《潮州会馆碑记》：“延请董事经理，三年一更，七邑轮举，一应存馆契据，递交董事收执，先后更替，照簿点交，永为定例。”
〔88〕 苏州《嘉应会馆碑记》：“各省郡邑贸易于斯者莫不建立会馆。”
〔89〕 （清）夏仁虎《旧京琐记·市肆》：“京师瓦木工人，多京东之深、蓟州人，其规约颇严，凡属工徒皆有会馆，其总会曰九皇。九皇诞日，例得休假，名曰关工。”俞德渊《默斋存稿》：南京丝织业的机匠“拜盟结党，私设公所，竟有数十处之多”。
〔90〕 广东巡抚李栖凤及广东巡按御史杨旬瑛的奏折：“其人皆红须碧眼，鸷悍异常，其舡上所载铜铳，尤极精利，此即所谓红毛夷也。前代每遇其来，皆严饬海将厉兵防之，向不通贡贸易，而又素与澳夷为难，彼此互争，动辄称戈构斗。封疆之患，在所当防，市贡之说，实未可轻许，以阶厉也。”
〔91〕 商馆区：广州夷馆区遗址在今广州文化公园及十三行路一带。斯当东是1793年马嘎尔尼英国使团的副特使。
〔92〕 《粤海关志》：“国朝设关之初，番舶入市者仅二十余舵，至则劳以牛酒，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
〔93〕 乾隆诏书：“洪仁辉因系夷人不便他遣，姑从宽在澳门囚禁三年，期满逐回本国，不许逗留生事。”
〔94〕 姓名中带一“官”字，是广东一带对男士的尊称。关于十三行商人的记录，多存于外商信函和报告中，他们均以“官”字缀之，如潘启官、卢茂官、伍浩官、叶仁官、刘章官等等。甚至一个家族，只以一个名字记录，潘启之子潘有度，被写成潘启官二世，有度之子潘正炜，是潘启官三世。
〔95〕 “中国幻想”：一直到18世纪中期，欧洲人仍然沉浸在对中国的向往之中，法王路易十五（公元1710～1774年）曾向大臣们征询治国方略，有人就提议说：“陛下，您得给法国人灌输中国人的公众精神。”欧洲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甚至向路易十五提议应当全盘借鉴“中国模式”。参见弗朗斯瓦·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96〕 乾隆回复乔治三世的信：“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97〕 参见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98〕 城市人口比重：赵冈在《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一书中比较了中国、英国、日本的城市人口比重，其中英国在1801年，城市人口比重占到了30.6％，日本在1868年，城市人口比重为16.5％，中国到1893年时，全国人口4.26亿，城市人口3266万，仅占人口比重的7.7％。
〔99〕 参见胡适《四十自述》，远流出版社，2005年版。
〔100〕 状元与商业：自唐至清，全国共出了653位状元，其中，江苏最多，49名，浙江次之，20名，安徽第三，9名，山西则无一人。雍正时期的山西巡抚刘于义有奏折云：“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孙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以故士风卑靡。”清朝覆灭之后，既有的官商利益链瓦解，晋商比徽商衰落得更为迅速，与此大有干系。
〔101〕 （清）杨钟羲《意园文略·两淮盐法要序》：“官以商之富而朘之，商以官之可以护己而豢之。在京之缙绅，过往之名士，无不结纳，甚至联姻阁臣，排抑言路，占取鼎甲。凡力之能致此者，皆以贿之。”
〔102〕 （清）赵吉士《寄园寄所寄》：“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年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
〔103〕 产业资本大量向消费领域转移，是明清工商企业无法做大的原因之一。张正明在研究山西票商史时也发现，“票号只注重分红、不重视积累的传统，造成它们缺乏与银行竞争的能力”。参见《晋商兴衰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104〕 参见高春平《晋商学》，山西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
〔105〕 银元与银两：乾隆年间，外国银元主要是西班牙银元和墨西哥银元，在南中国广泛流通，成为通用货币，银元与银两的比价随市波动，大约为一银元兑0.75两库平银。
〔106〕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结局：1858年，在印度民族起义的压力之下，维多利亚女王发表了《告印度人民书》，宣布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所占领的土地和对印度的统治正式转移到英王政府手里，这家公司被宣布解散。此后，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有关的众多涉华企业仍然存在，它们后来成了香港英资财团的雏形。相关资料参见冯邦彦《香港英资财团》，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6年版。
〔107〕 道义与利益：英国人在国际关系上的现实性，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印度总督劳伦斯勋爵曾有名言：“每个人在理论上都高谈公道、温和以及高尚品质，可是如果有人要实行这些原则，以致影响到任何人的利益，他们就变卦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更直白地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108〕 票商与瘾君子：据《晋商兴衰史》记载，票商家族多吸食鸦片，很多人因此耗尽家财，终至没落。如平遥侯家，子弟及家眷几乎全部是瘾君子，甚至用钱票点火与人斗富，偌大家财被“吸食一空”，票号倒闭后，侯家子弟流落街头，几成乞丐。
〔109〕 参见故宫博物馆文献处编《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第三册。
〔110〕 参见章文钦《广东十三行与早期中西关系》，广东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
〔111〕 厘金制：始于咸丰三年，为一种地方通过税，占晚清各省收入之大部。厘金税率由地方督抚自定，原以货物原价的百分之二抽取，后来任意评定，成为一种没有法度可守的税制。厘金制的推行，虽然增加了地方税收，却造成“干弱枝强”、“以邻为壑”的诸侯割据现象，民间流通成本为之日增，终成一大弊税。厘金制一直到1931年才被南京国民政府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