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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九章 开源组织
新的制造方式必须有新的公司模式。
制造业的地理位置比单纯追求低劳动力成本更加重要。苹果公司已经证明，越靠近消费者所处的地理位置，公司的产品设计越能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肯尼思·克雷默和另外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在2011年的研究中发现，即便每台iPhone背后都印着“加州设计，中国制造”的字样，iPhone超过一半的价值仍然留在美国境内。
20世纪30年代，刚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不久的罗纳德·科斯一直在思考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认为很傻的问题：公司为什么会存在？我们为什么要忠于某一机构，在同一个建筑物内一起完成特定的任务？科斯在其1937年的代表性文章《企业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中提出了最终的回答：公司之所以存在，是要将时间、争论、混乱和错误等“交易成本”最小化。
当人们分享共同的目标并明确角色、责任和交流方式时，处理事务会变得简便。一旦碰到问题，只需在旁边隔间内办公的同事完成他分内的工作即可。
但太阳计算机系统公司的联合创立人之一比尔·乔伊在1990年的一次访谈中曾经简略地指出了科斯定律的瑕疵，他发现：“不管你是谁，大部分聪明的人实际上都在为他人工作。”这一理论现在被称为“乔伊法则”，即为了最小化交易成本，我们没有与最好的人选共同工作，而只是选择了公司有能力雇用的人。即便是顶级的公司，这也是一种相当没有效率的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看，乔伊的挖苦不过是对与科斯同时代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观点的现代映射。科斯为中央集权组织找到了存在的依据，而哈耶克则力辩此类组织存在的不合理性。在其1945年的代表性文章《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中，哈耶克指出知识在人群中不平等分布，而有组织协调的中央集权公司不能发掘和利用分配到的知识（哈耶克认为只有自由市场具备这样的能力）。
当乔伊在半个世纪后表明与哈耶克相似的观点时，太阳计算机系统公司已经是世界上炙手可热的科技公司之一了。他的评论警告人们不要对此掉以轻心。即使太阳公司认为它已经雇用了最好的工程师，享有了最先进的技术，也还是有更多的合适人选游走于公司外部，而非服务于公司内部。无论太阳公司如何成功，外部竞争的潜力总是越来越大，开源创新会战胜最好的独立公司。实际上，太阳公司最终失去了独立公司的身份（现已成为甲骨文公司的分支机构，乔伊也已离开，成为风险投资人）。
今天，事实仍然如此。以你能想到的最好的公司为例，比如苹果公司，看看它的雇用机制。首先，苹果公司总部位于美国，大部分员工在加利福尼亚的库珀蒂诺工作。因此，员工选择就偏向美国居民或能够在美国合法工作的人，以及那些住在旧金山湾地区或愿意搬到该地区的人。（库珀蒂诺是个好地方，但如果你的另一半不愿意离开她在罗马或清迈的家人，可能还是会有些麻烦的。）
与所有公司一样，苹果公司偏爱有相关工作经验的人，而且很看重名牌大学的学历，认为那是一种智慧与职业操守的证明。虽然乔布斯本人曾是个中途辍学的聪明孩子，但苹果公司里像他这样的人并不多见。苹果也许“不同凡想”，但其雇佣准则与其他优秀的公司非常相似：以专业资质取才。
公司只能雇用希望得到这份工作的人，由此，就又损失了一批已经找到心爱工作、不想跳槽的人才。而且公司不雇用儿童、老人和罪犯，不管这类人如何智慧超群，还有那些无法保守秘密或是不愿受到劳动合同条款束缚的人等都不在公司雇佣范围内。
但在这些被公司招聘排除在外的人群中有很多聪明人，甚至是有大智慧的人。作为一家公司，而不是开源社区，即便是苹果公司也逃不出“乔伊法则”的掌心。
社区更加平等，部分原因在于社区通常没有像公司那样的法律责任与风险。社区在成员参与活动前无须检查他们的个人情况或签订合同，但公司必须履行此类手续。鉴于不必向参与者支付工资（并不是说参与者的贡献得不到任何回报，但只有在项目成果显现之后才会得到奖励，而非工资），社区项目失败的代价会小得多，因此可以不断地尝试参与者提供的各种创意。
当然，社区无法完成所有事情，而且世界经济也不能完全依赖志愿服务运转。乔伊的重点在于劳动力市场正在改变。有了互联网，你不必确认旁边隔间中坐着的人是谁，只需在网上找到最佳人选，发掘他们的聪明才智，就算你身在底特律，而那个人远在达喀尔，都没有关系。更准确地说，这些人可以找到你。开源创新社区的参与者进行自我选择，被出色的项目和聪明的人群所吸引。当工作在开源环境中进行，参与者可以自动找到合意的项目。这是我在自己的机器人社区中的切身体会。
最不可能的首席执行官
我的DIY Drones上线几个月后，已经有了几百名会员。这时，一个名叫若尔迪·穆尼奥斯的人在社区注册后贴了一个链接，是一个很酷的应用，它是穆尼奥斯用名为“Arduino”的新式开源微处理器板制作的，他还找到了通过任天堂游戏机手柄使用这个应用控制玩具直升机的方法。
穆尼奥斯的首个论坛帖这样开篇：“英语不是我的母语，所以如果我描述这个项目时有一些错误，敬请原谅。我给遥控直升机做了一个自动驾驶仪，加速度计是从任天堂的Wii NunChuck中获得的。”他还配上了直升机的照片。电路板和各种线路大大提升了遥控直升机的性能。随后，穆尼奥斯发布了一段视频。
这很快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有人发帖鼓励穆尼奥斯：“你的英语很不错，别太担心翻译的问题，一张图片抵得上千言万语。那段视频尤其令人激动，你的直升机真的太棒了。大家有如此缜密的想法，并且把它们付诸实现，很酷。”
我也对此印象深刻。之前，我从来没用过Arduino，但穆尼奥斯的帖子促使我进一步了解Arduino平台。我向穆尼奥斯询问了更多有关Arduino的问题，此后我们保持联系。我很喜欢他无限的活力、无畏的实验精神和对我无法理解的软件概念的不懈探求，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感觉到穆尼奥斯确实了解一些东西，他找到越来越多令人兴奋的技术，无论是发现并找到具体用法的传感器，还是从晦涩文件中寻踪而出的各类算法，统统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我们最终开始在DIY Drones上合作项目：首先是一台飞机自动驾驶仪，然后是一块自主飞艇控制板。我们互相交换电路板设计，到了晚上各自伏在工作台上忙着焊接各种元件，进行测试。他教我如何编程控制Arduion，告诉我购买各种元件以及制作电路板的好地方。我撰写博文记录我们的项目进程，并把各个项目及在线教程记录在案。
起初，我们只是电子元器件爱好者，与其他DIY控分享各类小诀窍。我们上传链接，根据项目的进展获取所需配件。不过，如果想要自己动手，我们就要想办法制作自己的印刷电路板，而且还要自己从在线供应商那里购买所有元件。结果，只有几十个社区成员使用我们的设计。
很明显，如果希望更多的人参与我们的项目，就必须简化这些项目。我们不能只分享设计文件，让大家自己解决元件购买这样的问题，而需要向大家提供一种包括所有所需配件在内的工具包。然而，这就意味着我们要购买大量配件，把它们打包，然后想办法出售、接到订单。
这样就需要建立一家真正的公司，于是我邀请穆尼奥斯跟我一起创建这家公司。等他同意之后，我觉得是时候让他介绍一下他自己了。
据我所知，若尔迪·穆尼奥斯第一次发帖时仅仅19岁，是墨西哥恩塞纳达人，曾在蒂华纳上高中。那时，他刚刚搬到洛杉矶郊区。他的女朋友也是高中生，拥有双重国籍，她怀孕之后，两个人才注册结婚。穆尼奥斯当时等着美国绿卡的审批，因此除了在公寓里玩玩遥控直升机，无事可做。他从没进过大学。
无须多说，这些都没有关系。唯一关键的是穆尼奥斯能够做什么，而他已经充分证明了自己的能力。现在，穆尼奥斯是3D Robotics的首席执行官，管理着这家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公司。公司在圣迭戈的工厂绝对处于技术前沿。我写下这些文字时，穆尼奥斯24岁。
这些变化到底是如何发生的？这里有三个步骤：
一个聪明的孩子虽然不是在美国出生、英语说得不太好、学习成绩也不大理想，但能够上网。他好奇心强，有求知欲，利用史上最强大的信息资源，跻身于世界空中机器人领域领军人物之列。他只是跟随着自己的兴趣前进，但最终成为一名“Google博士生”。
当我不顾一切地决定成立一家空中机器人公司时，我选择与在该领域内认识的最聪明的人共事。我不需要他的简历，根本没有必要，这个年轻人已经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凭借社区的支持、他自己的无畏精神，当然还有Google搜索的强大力量，穆尼奥斯掌握了电子元器件制造以及制造业运营的基本知识。他组建了一个能力超群的团队，基本由20多岁的年轻人组成，都是美国或来自蒂华纳的具有双重文化背景的墨西哥工程师。他们志同道合，通过研究或向他人请教，在线快速学习、掌握自己所需的知识。18个月后，就成功运作了这家世界一流的机器人工厂。
20年前，如果《连线》杂志的编辑决定成立一家空中机器人公司，他选择与一个来自蒂华纳的19岁高中生合作的概率有多大？然而今天，这样的事情似乎再自然不过。为什么不与你共事过并且了解其才能的人一起开办公司呢？只是因为好学校的学历而贸然选择你并不了解的人，风险看上去更大。
这是才能长尾。互联网给了人们展示能力的机会，无论他们的教育程度与文凭到底有何不同。互联网也让各类群组在公司环境之外形成团队，共同工作，不管是否与就业有关。这些更加趋于非正式的组织不受地理限制，有才能的人可以生活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但依然能够为创新贡献自己的力量。
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曾几何时，我们可以便捷地获得廉价的国外劳动力；现在，我们可以便捷地获得廉价的国外脑力。”因为他们不仅索取酬劳甚少，而且通常都是分文不取，这些人在自己心仪的项目中以全球志愿者的形象出现，同时自有其养家糊口的主业。
目前，我们的机器人公司有大约100名贡献者，共同设计、制造公司的产品。其中大约20人是公司的固定员工，主要为工厂内的硬件工程与制造专业人员，其他80人是主攻软件的志愿者。他们都有自己的主业，包括苹果公司的工程师和蛋糕师等各种职业，但其中一些人会花上几周的时间，其他什么事情都不做，专攻机器人项目。有的人是寻求新挑战的专业软件程序员，有的人只是业余爱好者，他们把这作为生活爱好，自学所需的知识。
也许，这家公司要是参照科斯定律建立的话，我们就需要招聘、雇用第一梯队中的人——那些在该领域中已经相当活跃的专业人士。但若果真如此，我们势必会错过蛋糕师、供职于巴西广告公司的图形艺术家、意大利救护车无线电系统公司的老板、退休的汽车经销商、在加那利群岛一家能源公司上班的西班牙人，以及其他所有热衷于此却并非专业人士的有才之士。
总之，恰恰因为我们没有按照科斯定律运营公司，才有幸邀请更多更有才能的人加入。我们通过技术而非亲疏降低交易成本。我们同在社交网络下，Skype就是“旁边的隔间”。我们共同的目标是真正的共享，而非指令。
乔伊胜出：开源制造模式
乔伊法则以及基于开放准入互联网原则的新型公司与社区彻底颠覆了科斯定律。今天，科斯设想的传统一体化公司通常会产生比在线项目更高的交易成本。如果能够方便地在线向全球人才市场中的社区成员求助，为何还非要去隔壁办公室找人帮忙，而且还不能确定那个人是否就是解决问题的最佳人选。
公司中总是存在官僚体制、各类手续以及审批流程，是一个旨在维护组织统一性的结构。而社区围绕共同的利益与需求而建，只有必不可少的进程而已。社区因项目而存在，并非为了支持项目所在的公司而生。
当然，社区无法自己完成实体产品，必须有人负责制造、处理库存、购买责任保险、提供客户支持，这些都需要资金、法律结构以及真实的日常责任，所以公司才应运而生。
因此，在新的制造模式下需要新型制造业企业。究其根本，此类企业必须融合传统制造业企业的所有技能与知识——严格的质量控制、有效的库存管理和供应链管理，唯其如此，方能在基本价格与质量方面与传统类型企业竞争。同时，新型制造业企业也必须具有网络公司的属性，围绕产品建立和管理社区，更快、更好、更廉价地设计出新产品。简而言之，新型制造业企业必须兼具最好的硬件及软件公司的特性。原子与比特。
埃默里大学戈伊苏埃塔商学院副院长玛丽安·阿拉维（Maryam Alavi）认为，比开源市场交易成本更低的唯一方式是公司增强其内部的复杂性，以应对日趋复杂的外部市场。她在阿斯本研究所的“工作的未来”项目中解释，这是由于系统理论中的“必要变化率”，同时指出一个系统的复杂性必须与其所在的工作环境相符：“一个组织中的某些部分会由于其应对或不予应对的各种不确定性而趋于等级化，而一个组织中的某些部分需要更具活力、更加开放、更富于变化。”
这就是新的工业组织模式，围绕“小块松散组合”建立。公司规模更小，趋于虚拟、非正式。大部分参与者并非公司员工，他们在运行中组队与重组，受到能力与需求的驱动，而非附属关系与责任的鞭策。最佳人选为谁工作并不重要，如果项目足够有趣，就会吸引顶级人才纷至沓来。
开放的供应链
建立在上述原则之上的美国制造业经济到底会是什么样子？
表面看来，这个问题毫无意义：看看每天的报纸头条，如果你觉得美国制造业根本没有未来，也不为过。毕竟，美国制造业存在的问题不仅是劳动力成本比其他地方高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供应商与技能生态系统甚至也移至国外。
盖瑞·皮萨诺和史兆威就美国竞争力为2009年《哈佛商业评论》撰文指出，由于以下几点原因，亚马逊无法在美国制造Kindle 2。
1.由于美国供应商基地迁至亚洲，Kindle 2的柔性电路连接器由中国制造。
2.由于生产平板液晶显示器的专业研究中心随半导体制造一起迁至亚洲，Kindle 2电泳显示屏在台湾制造。
3.随着玩具、消费电子产品和电脑制造移至中国，美国供应商基地受到威胁，因此Kindle 2的精良注射成型外壳在中国制造。
4.由于韩国已成为手机元件及手机的制造中心，Kindle 2的无线卡在韩国制造。
5.美国公司早已将印刷电路板的制造移至亚洲，因此Kindle 2的控制板在中国制造。
6.随着消费电子产品与笔记本电脑的开发与制造转移至中国，电池的开发与制造也迁至中国，因此Kindle 2的锂聚合物电池亦在中国制造。
皮萨诺与史兆威认为，目前只有苹果公司“还深入参与元件选择、工业设计、软件开发及产品概念表述和满足用户需求等方面，尚能在美国保有其一级设计能力”，可苹果公司的产品也是在中国制造。
那可真是令人沮丧。但我们也要记得，即使美国制造业在过去数十年中惨淡经营，目前仍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制造经济体（虽然很快就会被中国超越）。除去美元的通货膨胀因素，美国工厂的产出自1975年以来已经翻了一番有余，目前有望创历史新高。
还有什么产品仍在美国制造？各种会在美国国内销售的大型产品（比如汽车）、劳动力成本与产品价格相比不值一提的高附加值产品（比如飞机），以及商品竞争程度较低的特殊产品（比如医疗设备）。
通用电气、宝洁、3M、波音以及洛克希德马丁等公司，甚至是美国钢铁公司这样的中坚分子，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企业。福特与通用汽车等美国汽车公司也正经历着令人瞩目的好转（部分原因来自政府干预以及强力改革）。美国汽车公司与在美国的外国汽车公司一道，在2011年的总产值几乎接近历史最高点，仅次于2000年纳斯达克股市泡沫时的数值。
因此，即使中国正在崛起，美国制造业仍在某些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也就是说，制造业的地理位置比单纯追求低劳动力成本更加重要。苹果公司已经证明，越靠近消费者所处的地理位置，公司的产品设计越能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肯尼思·克雷默和另外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在2011年的研究中发现，即便每台iPhone背后都印着“加州设计，中国制造”的字样，iPhone超过一半的价值仍然留在美国境内：
尽管这些产品（包括大部分元件在内）均在中国制造，但由于苹果公司将其大部分产品设计、软件开发、产品管理、市场营销等高薪职位都留在了美国本土，产品的主要盈利仍然进入美国经济中。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其实远低于大部分不负责任的观察者所想。此外，还要考虑日益增加的跨洋运输成本、贸易战与关税等政治风险，以及航运延迟与中断的隐藏成本，还有为了缓解此类问题而持有的过度库存，这些也会增加成本投入。由此可知，为何制造业东移已达到了峰值。
创客能否创造就业
我们近些年来未能创造出的一样东西就是就业。尽管过去40年的产值翻了一番，但制造业的就业却下降了大约30%。增长的产值来自改进的生产效率（大部分为自动化），提高了单位员工的生产力，而无须雇用更多的工人。
此外，美国经济中最大的就业部门是中小企业，而制造业为了与海外低劳动力成本企业相抗衡，在过去数十年内恰恰放弃了中小企业模式，转而寻求规模经济。
实际上，我关于小企业创造就业机会的论断并不十分准确。实际情况是，由于大部分小企业根本坚持不到第三年就倒闭了，它们毁掉了很多亲手创造的就业机会。即便那些有幸存活下来的小企业也都是“独角戏”的个体经营，而且通常还不是全职工作。
真正创造就业的是能够发展壮大的小企业，但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的情形不同，它们不一定是雇用大批工人的产业巨头。互联网经济中的公司大部分仅有数百名雇员，比如Twitter和Tumblr。与创客模式一起成长的制造业企业的情形亦是如此。
以生产Jawbone除噪无线耳机的Aliph公司为例，该公司于1999年由两名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亚历克斯·艾塞利和侯赛因·拉赫曼创立，目前每年销售数百万套耳机以及JamBox便携式扬声器系统。Aliph公司没有自己的工厂，所有生产均外包。公司负责设计，合作伙伴制作产品，合力能够打败索尼。
虽然1 000余人为Jawbone耳机的面世贡献了力量，Aliph公司本身仅有100多名员工，其余的人都是公司合作伙伴的雇员。因此，大部分成功的公司也沿着这条道路前进。虽然收入和盈利超出了小公司的范围，但就雇员规模来说，仍属这一范畴。此类公司依互联网而建，其规模自然趋于小型化。
鉴于准入门槛很低，这样的公司数量正不断增加。如此多的小型制造商和制造业企业，其中一些很有可能会出现大幅增长。硅谷模式真的是经济增长的引擎，所有创业者最初都怀有成为下一个Facebook的梦想。虽然并非每个创业者都能达到预期的高度，但只要有几家能够做到，他们就能筑造数百万美元的产业，创造数万个工作机会。
建立在网络驱动的创客模式上的公司能够完成这一任务。为何？原因有三。
首先，由于大部分此类公司都由开源社区起步，具有内在的网络效应和较强的增长潜力。社区不仅能够提供更快、更好、更低廉的产品开发进程，通常还能进行更好、成本更低的市场营销。口口相传是最好的销售方式，还有什么宣传比亲自参与产品创造（至少是亲眼目睹产品创造）的人的话更可信？
其次，这些公司基于网络成立、运营，善于使用网络完成一切任务，从找到低成本的供应商到使用服务商进行虚拟制造，等等。以网络为中心的公司能够更好地利用最佳工具，节省资金，加速产品开发。
最后，在线创建的公司一开始就具有全球性，通常为跨越了国界的国际利基市场服务。因此，此类公司从一开始就是出口商，通常在线销售，因此不会受到传统分销与地理分布的限制。这意味着，此类公司不仅可以快速增长，而且易于抵御竞争：既然已经站在了全球舞台上，就很难受到进口的影响。
同时，来自低劳动力成本国家的传统竞争威胁似乎也没有从前那样严重。对于创业者来说，在中国制造的成本还是太高。中国广东等产业大省的员工工资以每年17%的速度增长，而且不断升值的人民币让实际情况变得更糟。美国工人的生产效率是中国工人的3倍（并不是因为美国工人技术更娴熟或工作更卖力，而是他们的生产自动化程度更高，因此个人生产效率更佳）。波士顿咨询公司预测，中国制造的净成本将在2015年达到与美国相同的水平。
另外，随着工厂自动化能力增强，产品中的劳动力因素持续下降。因此，将制造业工作移向海外的传统劳动力套利因素作用降低。目前，汽车产业中每辆汽车成本的劳动力成分不足15%（汽车工人联盟称该比例仅有10%，但这一数据仅将装配线上的工人计算在内，未包括行政、管理及研发人员）。机器人将得到逐步改进，使用量增加：工厂中的工人数量看上去正逐步减少，仅需要确保机器人能够准时获取所需元件，以及在运输部门工作。
全球贸易的劳动力套利观点始自第一次工业革命初期，该模式认为制造业总是趋向于低成本国家。但新的自动化观点认为廉价劳动力因素的作用逐步缩减，而其他因素正在增强，例如与最终客户的距离、运输成本（包括可能的碳排放税）、灵活性、质量及可靠性。
例如，卡特彼勒公司将其在得克萨斯州的挖掘机制造规模扩大至原来的3倍，新增了500个制造业工作岗位。得克萨斯州与该公司的客户及供应链位置更近。NCR公司正将其自动提款机生产由中国迁回佐治亚州的哥伦布，以便能够更快地进入市场并改善内部合作。就连玩具制造商Wham-O也在把飞盘的一半生产从中国撤出，回归到自动化程度逐步加强、效率日益提高的美国工厂中。
此外，利基制造业企业注重贴近客户，向愿意为额外服务支付费用的客户提供定制或易于转型的产品。以向自己所在城镇吸引业务为己任的地区性发展专家们看中的一个概念，称为“经济培育”（economic gardening）。小块园地在工厂化农场中能够欣欣向荣；进而，小型制造业企业如果足够敏捷、富有创新思想，也能在制造业大环境中蓬勃发展。
纽约的较小型公司仍在生产各类产品，从信封（客户可以到工厂中参观，在产品进入生产环节之前检视信封的设计）到在布鲁克林机器作坊里手工打造的越野自行车（既然一副车架都要花掉2 800美元，劳动力是否廉价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不一而足。旧金山有一个正不断壮大的组织，名为SFMade，由数十位创业制造商组成，他们现场交换自己的产品，小如Timbuk2背包，大到Mission Motors电动摩托车。
此类企业利用贴近客户的便利条件，专攻领域五花八门，包括需要与客户时时沟通的定制家具商、高端床垫商（按需生产可以降低成本），以及小众市场的高级成衣商（我在市场街以南的热点高技术区办公，该区域就有几家纺织厂，从中国来的工人在那里加工制作本地设计的服装）。情况一直如此，但现在这样的公司已经超出了本地企业的范畴。如果他们创新力足够强，还可以在线向全球市场销售产品。
《连线》杂志最初的创办者在旧金山湾区一个改建的码头上建立了高端巧克力作坊Tcho，是一家从可可豆到巧克力的全程生产工厂。Tcho由一家本地企业起家，满足对手工产品的精品需求，与几十年前Peets（另外一家旧金山本地企业）的发展模式如出一辙。不同的是，Tcho是网络时代的产物，通过电子商务与网络上的口口相传更快地打进了国际市场。在成立5年后的今天，Tcho已在全美拥有了超过400家零售商。这家由网络领域先锋人物在旧金山码头上开办的巧克力工厂，必须24小时运转才能满足客户的购买需求。
地理演算：在中国广东省制造与在美国制造有何区别
我并不是想要建议各家公司不再向中国或其他低成本国家外包制造。对很多产业来说，中国广东省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与密集的供应商分布仍然具有不可抵挡的优势。这也是为何没有手机在美国本土制造、中国能够成为世界玩具之都。
不过，显而易见，这不是唯一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在大型的中国工厂中进行生产制造可能仍是不二之选。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靠近本土制造，享有最低限度的延迟和最大程度的灵活性会是更好的答案。而且随着自动化程度加深，中国制造与美国制造之间的成本差距会逐渐缩小。
“本地制造”与“外地制造”间的大致演算见图9–1。
图9–1
设想一家新公司W需要制作首批产品——一种小型家用风力涡轮发电机，公司自行制造了第一台原始模型，并制作了若干台分发给合作伙伴，之后需要正式投入生产。鉴于W是一家小型公司，本身不具备大批量生产的能力，因此将产品外包给一家中国工厂。
通过这样的方式将产品投放到市场，没有任何问题，可一旦生产规模进入以百为单位的级别，这一模式的限制就会凸显出来。首先是灵活性的问题：产品一旦售罄，补充新货就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而中国工厂希望能够大批量生产，因此W不得不接受大批成品，却只能慢慢销售。由此，公司的大部分现金就滞留在了等待销售的库存产品中。
简单经济学开始支持本地制造。据此原理，W建立起自己的本地工厂，按需制造涡轮发电机。这样能够更便捷简单地管理公司库存，并根据客户的反馈与需求对产品进行改良。
现在再来讨论一下销售量进入万台级别的情况。此时，中国工厂作为制造商的魅力又开始大增。本地制造与在中国广东省制造之间存在30%的成本差异，这在小批量生产时敌不过时间与灵活性的重要程度，在大批量生产时变得难以抗拒。如果市场中有竞争对手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同类产品，你就必须选择以价格优势胜出。此时，应将生产制造转移回中国。
这就是实际情况：各公司随时根据市场变化选择最佳制造地。各公司能够这样做的原因在于设计文件完全数字化，建立一家新制造工厂的工具成本可以降到最低，而且大家都使用相同的自动化设备，可在任何地方购得。
这是一个美国能够参与竞争的世界，中国、德国、墨西哥或是波兰，大家都可以参与其中。数字制造让全球竞争市场趋于平等，任何国家都能够制造产品，问题只是它们能制造出什么比其他国家更好的东西。
一家非常现代的工厂
认真观察，你会发现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硅谷自然如此，其他一些先进制造貌似不会存在的地方也是如此：布鲁克林改建的汽车修理厂、拉斯韦加斯郊区的工业园区、威斯康星州中部的农业城镇。这些地方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开办公司的创业者希望定居的地方。公司不必像以前的工厂那样非要靠近铁路或公路，也不需要大片土地或廉价劳动力。制造业企业可以随意选择所在地点，只要联邦快递和UPS快递的服务网络能够覆盖到即可。
以Sparkfun公司为例。2003年，内森·西德尔还是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工程学本科生。博尔德是一个高端大学城，距离丹佛市车程一小时。西德尔在完成一个项目时很难找到需要的电子元件，最终在网上供应商那里买到了所需产品。此时，他完全可以踏踏实实地完成项目，毕业了事。但与本书中提到的众多创客一样，西德尔决定与大家分享他的发现。他开设了一家网店，专门销售很难找到的零配件，结果为了补充库存刷爆了自己的信用卡。他把网店命名为Sparkfun（“火花快乐”），意指在错误连接电子元件时看到火星迸发、火光闪烁的感受。接到正式的州免税报表，证明他的小店成为一家“真正的公司”那天，西德尔兴奋不已，结果在驾驶摩托车回家的路上严重超速，狠狠吃了一张罚单，为此还上了一次法庭。
西德尔毕业时，Sparkfun已经发展成一家真正的公司。他没有找工作，而是决定好好经营自己的这家公司。因为很喜欢博尔德这个地方，西德尔就在当地的一个办公园区内租下了一层的店面，开设了实体店。
现在，Sparkfun已经拥有120余名员工，年收入约为3 000万美元，年增长率为50%。在一块篮球场大小的一层区域里摆满了自动电子生产线，日夜不停地运转。每天更新的博客文章和教程把零售网站变成了一个高访问量的社区，每天有5万多人访问。
切记，这可是在科罗拉多的博尔德——美国房地产价格最高的地区之一，而西德尔涉足的又是电子产品行业，很多人认为美国在这个领域已经输给了中国。Sparkfun是如何与低成本生产竞争的？自动化、与客户及其需求的密切联系（Sparkfun的玩家精神赋予了公司强大的极客信誉），以及紧紧围绕雇员（他们现在已经成为创客世界的小名人了）每日更新的博客帖及网站教程而建立的社区。Sparkfun证明了制造业的成功不仅来自廉价的劳动力。
提及美国制造业的状况时，人们通常都会想到令人沮丧的数据：虽然美国在手机业的地位举足轻重，拥有苹果手机、Google的安卓手机、摩托罗拉等大品牌，但没有一种手机是在美国制造的。我们也许是技术上的领头人，但只能生产比特（产品概念与软件），而非原子（实体的手机产品），确实是“加州设计，中国制造”。
不过，在参观了Sparkfun后，你的看法一定会有所改变。与其他大型的电子元件供应商不同，Sparkfun自行制造大部分所售产品，而且就在博尔德制造。公司拥有若干台大型自动化拾放机，能够以极快的速度将芯片和其他元件准确装配在印刷电路板上。一条传送带把“填充完成的”电路板送进一个自动控制烤炉，熔化芯片下的焊料，将芯片固定在电路板上。其他电脑控制的机器负责装载元件，准备电路板。3名工人监控整个生产流程。各类机器24小时不停运转。
总之，美国可以制造电子产品，不过只能是以千计而非百万计的特殊电子产品。
Kindle 2和iPhone需要最新的屏幕和最快的记忆芯片，只有亚洲少数几家制造商能够批量生产。其他大部分电子设备不需要最新、最小、最轻、最快的元件，比如家中的智能控温器或汽车仪表板等电子产品就不需要苹果产品那样的高性能，其价值来自在商品部件上运行的软件——这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完成。
此类特殊商品通常利润更高，而且基本不会有来自其他商品供应商的竞争。这是中型制造业企业可以专注的传统市场，这些企业的规模足够应对全球市场，并且已建立起自己的品牌，但又没大到会落入利润微薄的商品死亡陷阱，过度暴露于经济摇摆与消费者反复无常的喜好下。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富士康，这家公司生产制造iPhone以及市场上的很多大众电子产品，约有100万雇员，根据雇员人数来说，它是目前世界上第二大非国有企业（仅排在沃尔玛之后）。其工厂本身已经形成了城镇规模，而工作条件（包括自杀案例）常常成为新闻头条。富士康没有自己的产品，仅为其他企业代工生产，利润微薄。经济学家估算，富士康每装配一部售价300美元的手机，仅能获利6.5美元。为iPhone制造元件的大部分亚洲供应商情况与此相似，产品的大部分利润仍然为设计者苹果公司享有。你会选择哪个行业呢？
Sparkfun集产品设计与制造于一身，其运营模式与我在上文中的描述完全相同：围绕其客户社区建立的开源创新进程。Sparkfun的大部分产品为开源硬件，即设计文件可以共享，任意修改。很多设计都是出自客户之手，Sparkfun的工程师们仅负责审阅和改进，以便于制造。
这是一家典型的以社区为中心的公司。网站的特性不是产品，而是公司员工撰写的博客、易懂的教程和有趣的视频。网站论坛的参与者都是热心助人的客户。Sparkfun每年都举办一次自控车辆比赛，比赛上会有自谱曲的机器人主题曲现场表演，孩子们跟在自控汽车后面跑来跑去（自比赛举办以来，我每年都参加航空器单元的角逐——目前为止一次都没赢过）。Sparkfun的员工会在全国各地的创客节上教人们如何焊接，这做起来其实比听上去有趣得多。
Sparkfun的员工都很年轻，充满热情，完全投身于他们的工作。公司里可以养狗，也允许员工享受自己的私人爱好（但在生产区域会被禁止），文身和独立朋克摇滚代表了公司的文化。Sparkfun与制造业黑暗的“撒旦磨坊”的形象绝对是天壤之别。
这是21世纪美国创客制造业的成功案例，在与亚洲的强力竞争中蓬勃发展。Sparkfun迅速壮大，创造了就业机会，高额盈利。同样重要的还有这家公司引发的乘数效应，每个传统制造业岗位通常能够在社区内产生4个其他工作机会。由于Sparkfun的产品是能够帮助他人建立自己的公司的技术，其引发的乘数效应更加可观。
效应规模到底有多大？很难说，但可以举个例子：写作本书时，Facebook有大约2 500名员工，但首席运营官雪莉·桑德伯格估算有3万余人依靠“Facebook生态系统”生活，包括以Facebook为基础建立的公司与服务，如Farmville等Zynga游戏和负责跟踪各公司Facebook的社会媒体专家，这样的乘数效应至少是10倍。
皮萨诺和史兆威在为《哈佛商业评论》联合撰写的有关美国竞争力的文章中号召重建“工业公地”——能够持续支持创新的集体研发、工程与制造能力。不仅是制造产品的能力，还有发明能力、制造产品零配件的能力，以及培养具有上述所有才能的人才的能力。
成功的技术公司能够做到，它们的涓滴效应并非体现在为雇员提供服务的干洗店和当地的比萨饼连锁店上，而是体现在向周围其他公司出售的工具能够帮助那些公司发展壮大上。换言之，成功的公司创造就业，更创造了新公司，这些新公司会创造更多的就业。作为一家非常现代的工厂，Sparkfun就是此类新型工业公地的中枢。问题只是这样的“创客运动”公地到底能发展扩大到何种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