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一个没有安全与时间的未来：数字化记忆的两大威胁

在信息权力与时间的交会处，永久的记忆创造了空间和时间圆形监狱的幽灵。完整的数字化记忆摧毁了历史，损害了我们的判断和我们及时行动的能力，让我们无助地徘徊在两个同样让人不安的选择之间：是选择永久的过去，还是被忽视的现在……

从某种意义上看，遗忘并不是令人困扰的缺陷，而是一种足以救命的优势。当我们忘记了过去的时候，我们便重新获得了去概括、去概念化的自由，以及最重要的行动自由。

数字化记忆加深了信息富民与信息贫民之间已经存在的鸿沟，进一步增强了权力的倾斜。

没有了某种形式的遗忘，原谅则成为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如果所有的时间都永远是现在，那么所有的时间都不能够得到拯救。

遗忘终止的未来

人类渴望记忆，不过在通常情况下他们会遗忘。为了减小这种生物学上的局限，我们开发出了很多工具，从书籍到视频，借此充当我们的外部存储器。事实证明，这些工具非常有用，因为自从有了它们之后，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容易记住。就在几十年前，这些工具还没有打破记忆和遗忘之间的平衡：记住只是例外，而遗忘则是常态。

在数字时代，这种平衡已经从根本上被改变了。数字化——数字革命的理论基础，带来了廉价的存储器、便捷的提取，以及全球性的覆盖。如今，遗忘已经变得昂贵而又困难，记忆反而便宜又容易。在数字化工具的帮助下，无论是从个人还是社会层面，我们都已经开始抛弃遗忘，开始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抹去一种人类最基本的行为机制。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值得庆祝的。毕竟，人类已经努力了几千年，来克服生物性遗忘的约束和人类记忆的局限。从记忆准确率和效率的提高，到超越必死命运的希望，海量且容易获得的数字化记忆为我们提供了数不清的好处。

举个例子，包含了某个人多年前罕见过敏史信息的全面数字化医疗档案，也许能挽救一个人的生命。与其他方式相比时，它显得更加有效，比如说依靠某位医生不完美的记忆，或者多年后已经无法看懂的手写医嘱进行治疗。同样，相比于目击者大脑对事发当时的再现，闭路电视记录和飞机黑匣子能够为事故调查者提供更加准确的信息。

全面而便于查阅的记忆带来的额外效率同样是非常可观的。更快和更全面的信息传播（无论是科学结果还是原始数据）都有可能促进创新和经济增长。更精确的数字化记忆也许能够帮助企业更精准地设计和生产出人们喜爱的产品，并把产品推向更精确的目标人群，从而将企业、消费者和市场环境从几百万吨令人讨厌的营销和广告材料中拯救出来。消费者也不喜欢以这样的方式成为目标受众。

经济学家一直认为，更好的信息可以提高效率。eBay的买家和卖家评价系统就是一个好例子。它作为所有市场参与者全面的外部记忆，为未来潜在的交易伙伴提供了关于对方历史行为有价值的信息。但数字化记忆所带来的好处并不只限于提高了市场交易的效率。它们还延伸到更广阔的社会领域，以及那些过去有记录但又不易获取，从而无法被他人所利用的领域。

纽约市健康与心理卫生部（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Mental Hygiene）曾对纽约市的餐厅做过一次卫生审查。一旦这些审查信息可以上网查询，那么对于有食品卫生问题的餐厅而言，这会立即影响它的声誉。

类似地，多年来美国环境保护署（EPA）都要求污染者自己报告毒素与污染物的存储量和排放量。这些信息与相关的信息一起，都原原本本地录入进了一个数字化数据库，但是仅此而已。只有当环保署使数据库可以网上查询，并将它和易于使用的在线地图结合在一起，这样消费者（而非研究者）才能轻松地查询他们附近的污染源，促使他们参加当地的清洁活动。

此外，环保署像纽约市健康与心理卫生部一样，都应该为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第三方机构开放数据库，并且将第三方机构反馈回的信息与他们自己原来的信息、地图和人口学资料整合起来。

正如玛丽·格雷汉姆（Mary Graham）所言，这种公开示众的确能够对行业行为产生影响。不管是eBay上的交易信用，还是纽约市健康与心理卫生部或者美国环保署的环境信誉，没有了这种全面的数字化记忆，它们都无法正常运作。

数字化记忆可能还能提高政府在个人和社会层面决策的准确性。当个人申请某项政府服务时，全面的数字化记忆也许可以让政府机关做出更准确的决策。在社会层面上，这些易于获得的数字化记忆有助于预测一般趋势和社会发展，使得政策制定者在问题失控前可以调整政策。此外，选民可以访问数字化记忆，看看他们的政治代表是否以及如何恪守他们的承诺。

从遗忘转换到完美的记忆，这些都是我们应当感到欣慰而非担忧的常见理由。不过，哪怕只是稍微详细地审视一下完整的数字化记忆所带来的好处，就会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比如说，eBay上的信誉并不像信息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准确地反映了交易的满意度。研究者发现，eBay上的卖家会策略性地提前他们评价买家的时间。许多卖家甚至在交易结束之前，就给买家很高的评价，而在这时，卖家才刚刚获得可以评价买家的相关信息。他们这么做并不是因为对交易本身很满意，而是因为他们希望买家同样也给他们好评作为回报。

但是，这还只是eBay的客户试图影响eBay交易信誉的数字化记忆的众多方式之一。到2008年春天时，这种普遍的赌博性信用记忆行为促使eBay对它的评价政策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卖家对买家的评价受到诸多限制。然而，从一开始，eBay这个品牌一直为客户记录历史信誉，它现在已经在慎重地引入对糟糕购物体验的遗忘。

可以看看美国环保署协助整合地理和污染信息的网站。这个网站一直运行良好，直到环保署意识到，其中关于美国有毒废物存储量和排放量全面的数字化记忆，可能会成为恐怖分子寻找合适袭击目标的重要的工具。正如环保署所发现的那样，数字化记忆在一方面带来好处的同时，可能在另一方面会被证明有害。因此，环保署迅速缩小了完全开放访问环保信息数据库的范围。

数字化记忆可能会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好处，但是正如上面两个例子所展示的那样，它并不一定总是会带来好处。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可能会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在赌博性欺诈或篡改数字化记忆的行为上取得成功。在其他情况下，易于获得的数字化记忆可能会提高短期的效率，但却会将个人或社会暴露在潜在的恶果面前。

数字化医疗记录的案例指出了另一种可能的困境：假设某个人全部的医疗信息都存储在一个可以访问的数据库里，那么它应该如何组织，才能确保在最可能挽救生命的各种信息已建立起联系时，正在访问它的医生也能够迅速找到相关的各种信息呢？

假设经年累月收集起来的个人信息的背景已经极大地被改变了，那么，被加入到这个人一生当中的信息该如何解释呢？比如，当一个医生面对某种特定疗法或药物“让人困扰的反应”被别的医生描述为“正常反应”，或者甚至在多年后，更有经验的自己认为是“正常反应”时，他会作何感想？

完美的记忆使我们暴露在过滤、选择和解释的挑战面前，而遗忘通常会使我们免于这些挑战。就像eBay和美国环保署一样，我们的医疗服务人员可能也会发现，记住一切的能力并非时时刻刻都是有益的。

在股票市场中，全面的数字化记忆并不能实现所有预想的好处；有时候，更高的准确率和效率带来的好处却被一些经济劣势或伤害抵消了，正如美国环保署的例子。但是，数字化记忆的问题比这更为严重，而且简单的成本/效益分析并不能轻而易举地缓解这个问题。

取舍之道

几千年来，人类一直都生活在遗忘的世界里。个人的行为、社会的机制与进程，以及人类的价值观都融合在一起，并且反映了这个事实。如果认为在数字化和技术的帮助下，丢弃人类本性中这个根本的部分并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未免有些太幼稚。人类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快速适应不同的环境条件，但是人类行为根本特性的改变或替换，则需要几代人的时间。即便我们能够应付一个记忆成为默认状态的新世界，并且熬过痛苦的适应过程，我们就能视其为一个重大的进步吗？或者说，这其实是一个可怕的诅咒吗？

支持记忆的论据都集中在这些观念上：以数字形态被记住的信息具有能感知得到的高质量，运用数字化记忆所产生的高效率，以及数字化记忆承诺提供的更卓越的信息不朽。这些论据所忽视的，却是用记忆替代遗忘对人类与整个社会的真正影响。我们的生活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人类的行为将如何调整，结果是能够超越我们目前现状的提升，还是换来更多的损失呢？

一个没有遗忘的世界是很难预知的，但是基于已有的研究、严密的分析和一些推测，我们还是能够用两个术语勾勒出当前所面对威胁的轮廓：信息权力和时间。

信息富民VS信息贫民：信息控制权的威胁

“知识就是力量。”四百年前，培根曾这样写道。这是一个早已深深植根于人类行为中的观念：获取关于是什么围绕在我们身边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生存下来。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获取信息的能力都是相对的，源于我们比他人知道得更多。从人类早期开始，应运而生的特殊社会等级、特殊群体，和特殊职业的人总能从特殊的渠道获取信息。这些人可以与神对话，治愈疾病，控制精神，指挥军队，改进产品，统治社会。而当我们那么好奇，那么想知道我们身边发生了什么，我们就会不自觉地不去与每个人分享全部的信息。

将信息保护在我们自己的范围内以保留信息优势的行为可能是通过文化习得的，而且也许是近几十年来发展的结果。不过，这一行为很可能有更古老的根源。

16世纪席卷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削弱了教堂作为社会核心信息媒介的作用，并由此部分打破了天主教会的势力。在马丁·路德之后，人们可以自己阅读《圣经》，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某些“知情人士”告诉他们的内容。而且，相应地，人们也可以直接向上帝而不是教堂的神职人员忏悔自己的罪恶，因此，剥夺了教会在控制重要的内幕信息方面的权力。结果是天主教会的势力被削弱了，非宗教的民族国家获得了崛起的机会。

以书籍为例，当印刷机广泛传播后，许多国家的图书出版商与政府联手，建立起信息控制系统以巩固他们自己的权力。只有通过政府的审查，书籍才能得以出版。作为回报，出版商工会获得了政府的授权，拥有书籍的独家印刷特权。就在此刻，安妮女王（Queen Anne）认为图书出版商的权力过大，第一部授予作者对他们著作所有权的立法（1709年的版权法案）可以说就出台了。

“版权”（Copyright），这个由安妮女王发明的法律术语，有望通过赋予作家权力以打破出版商的强势。正如罗伯特·基欧汉教授（Robert Keohane）和约瑟夫·奈教授（Joseph Nye）所解释的那样，从很早之前人们就已经理解，信息的力量源自于对信息获取的控制能力。当然，并非所有人都想当作家都会斟酌是否要出版自己的作品。但是，所有人都拥有关于自己的信息：我是谁，从哪里来，哪些信息可能想与他人分享或者不想与人分享。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人们能在何种程度上控制他人获取关于自己的何种信息。

长久以来，“保持距离”一直是对付吵闹的邻居最有效的办法。如果与自己最近的农场也在好几英里之外，那么一个人做什么或说什么都很难被传播开，除非有意为之。而另一方面，在城市里，人们很难避免被他人观察的命运。但同时，城市的大量人口也保证了一定程度的匿名性。当每个人被信息轰炸时，大部分信息被淹没在城市生活制造出的，感官印象构成的海洋里。在这两种情况下，个人都保持住了，至少某种程度上保持住了，他人可以获取关于他们的何种信息的控制力。相比之下，在乡村以及类似地社区中，居民数量太少、彼此之间的距离太近，使得匿名的面纱无法发挥作用，控制一个人的私人信息流动也变得更为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对个人信息的控制可能只能来自于社会规范——比如，私自阅读他人的日记通常被认为是不合适的。

如果其他所有控制个人信息的方法都失效了，人们依然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尽管这个选择代价更为高昂：那就是离开。几个世纪以来，从一个社区搬到另一个社区允许人们以清白的历史重新开始他们的生活，因为关于他们从前的信息仍然留在当地。在18世纪和19世纪，横渡大西洋从欧洲来到美国新大陆，使得人们可以从头开始，不仅是经济上，更重要的是在他人关于自己的评价上重新开始。甚至从一个大城市的一个社区搬到另一个社区也可能产生相似的效果。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搬家无异于宣告信息破产；但在此之后，人们可以在控制自己的私人信息方面重新再来一次。不过，这种重新开始的成本，包括通过地理搬迁实现的重新开始的成本是巨大的。此外，成本还取决于某人与他所在社区的联系。一般而言，那些与原社区有很多联系的人要比那些与原社区几乎没有联系的人面临高得多的代价，也比那些只与几个社区有联系的人代价要高许多。所以，最后面那些人想要离开，只需部分地切断而无需完全切断他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已经目睹了人们对其私人信息逐渐失去控制的过程。企业拥有明显的经济动机去了解更多关于其现有客户和潜在客户的喜好信息，以及确保他们之间的交易高效进行。福利国家拥有精准地找到公共服务目标人群的渴望，而我们的社会也渴望降低公民的人身风险，这使得更多的私人信息必须从个人向社会和私营部门组织流动。数字化与廉价的信息处理和存储相结合，已经使得信息的流动在技术上和成本上都成为可能。这让一些担心这种发展会威胁我们个人自由的评论家感到很不安。

20世纪60年代，当第一代数字存储器风靡美国的时候，诸如艾伦·威斯汀（Alan Westin）和亚瑟·米勒（Arthur Miller）等学者坚决反对，并称其为“对隐私的侵犯”。他们所使用的术语——信息隐私（information privacy），一直沿用至今。尽管个人想要控制其私人信息的的渴望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通常所说的“隐私”这个词的狭窄定义。

在数字化趋势发展了40年之后，一些人认为我们已经适应了新的数字时代，并已理解了当我们与他人分享我们的私人信息时，我们日常的许多交往中所隐藏的风险。但我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我们仅仅善于判断对我们来说显而易见的事情。不幸的是，记忆的默认状态，对于我们保持对信息控制的潜在影响（而非因此掌握权力），很少是显而易见的。起初我们还没注意到多少，这些影响已经发生了。我们很可能在意识到之前，就已经遭遇到了对信息控制的减弱。由于同样的原因，其他人从我们丢失的信息中获得了信息权力，这会影响我们未来与世界沟通的情形，以及我们如何作为社会中的一员。数字化记忆的三个特征——可访问性、持久性、全面性，使得这种影响成为可能。

可访问性

让我们认为自己能控制私人信息的一种方法是，可以根据接收者与情形的不同来决定是否分享它。比如，在手术前我们会告诉医生自己患有乙肝，但是我们大概不会把这个信息告诉理发师。而且，如果只是在网球场上偶尔遇见自己的医生，我们可能也不会告诉他。我们还期望我们的医生能够严格按照我们与他分享这个信息的初衷去使用它，那就是采取一种合适的医疗手段来治愈我们的疾病。再抽象一点说，我们是基于特定的语境和目的才愿意与他人分享信息的。为此，我们已经权衡过这种信息量相对损失所带来的利与弊了。如果信息是被单独地存储在互不相通的“容器”中，无论是旧式的档案柜还是自己医生电脑上的数字化数据库（医生的个人电脑没有联网），这都会进行得很好。照此来看，即使在数字时代，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只将一小部分信息分享给不同的接收者，以保持对我们私人信息微弱的控制力。然而，这种实际上作用并不大的策略，被人们今天收集、访问和传播信息的广泛能力渐渐破坏了。而正是廉价的存储器、便捷的提取和全球性覆盖才使得这种能力成为可能，这三个特点正是我在第3章中描述的完整数字化记忆的核心元素。

当一个人给美国邮局提交一份地址变更表，他会认为邮局将只在内部使用这个信息，以更改他的邮箱地址。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邮局还会让第三方机构（主要是邮件目录公司）访问地址变更信息，所以，他们便可以更新他们的直邮广告数据库，以保证无论你搬到哪里，最新的户外用品品牌里昂·比恩或是运动品牌兰茨·恩德（Lands End）的商品目录都能寄给你。即便有的话，4000万每年都会变更地址的美国人中也只有少数人知道，他们新的地址信息一直被第三方机构以这样的方式访问。

更令人不安的是，在美国，实际上有三分之二的健康保险公司会通过访问客户的数字化处方历史来筛选健康保险申请人。大多数申请人甚至是许多保险经纪人，都不知道这种通过数字化可访性实现的侵权行径。

当史黛西·施奈德把那张名叫“喝醉的海盗”的照片放到她的MySpace上时，她真的预料到自己今后的主管日后会介意吗？不妨看看照片分享网站Flickr。它不仅允许用户上传照片，而且还可以给照片添加标签。这些标签使得在Flickr的20亿张照片中搜索成为可能。你可能没有上传过任何有损你名声的照片，但是其他人可能上传过。有了Flickr网站上的照片标签，找到一张有你的照片变得容易了许多——而且照片是面向整个世界的。在模拟时代，这一切还都不可能。你可能已经把自己多年前某张有伤风化的照片给别人看过，但是除非你是一个公众人物，否则照片不会被广泛传播。有了数字化记忆后，在人们对于信息仅有的控制力中一个重要部分消失了——成千上万能够上网的人都可以查到你曾上传过的信息。

视频监控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第三个恰当的例子。英国安装了几百万的闭路电视摄像头来防止犯罪。但是正如研究所显示的那样，犯罪率只下降了一点点；人们发现，警方并没有足够的人力去浏览这些监控器拍下的录像。然而被保存起来的话，这些信息又变得不可访问。伦敦警方现在正在尝试用升级后的软件去识别衣服上的不同商标，以求认出其穿戴者，而放弃采用低准确率的面部识别技术。因此，这可能为法律的执行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可访问性，访问锁定在他们视频图书馆中有价值的信息。

持久性

数字化记忆的第二个特征就是持久性，这个特性能够导致信息权力的再分配。在数字化记忆时代之前，大部分的信息，甚至是犯罪信息，都相对快速地被遗忘了。在一些特殊的案例中，为了保存记忆而付出的努力是必要而且昂贵的。比如在苏联，克格勃（KGB）会在政治犯的档案上盖上“永久保存”的印迹。这表明，永远不能忘记反对者的身份、信念、行为和言语，尽管要做到这些需要付出很大努力。在数字时代，对记忆的努力在逐渐减少，但价值却在提升。Google记忆住所有的检索需求，尽管这些检索需求每天都会出现。如果有人看着你在网上浏览，几天后这个人就会忘了你曾检索些什么，什么时候检索的。但是Google不会，它对个体检索需求的记忆更持久，更精确。

可访问性和持久性结合在一起，使得人类再也不能成功地逃离他们的过去。过往信息将紧随他们，随时都可能被他人通过互联网挖掘出来。

全面性

第三个特征是全面性。通过可访问性和持久性，其他人可以到达存储在日积月累的各个不同数据库中的个人信息。然而，信息提供者可以，而且已经开始更进一步来整合这些来源各异的个人信息，以便在几秒之内建立有关他们、他们的活动、朋友、偏好以及信仰信息丰富的档案。

商业实体已经为几百万美国人提供了包含超过一千个个体数据点/人的卷宗。那些不愿意花很多钱的人，也可以查询他们的邻居、朋友、约会对象或商业伙伴。数字化记忆的经济使得建立个人卷宗更便宜。特别是在连接社区或社会网络的希望驱动之下，我们中许多人已经在线添加我们的个人简介。索引个体的搜索引擎已经出现了。他们使用免费的公共资源，实时塑造了迷你卷宗。其中一个名为Spoct.com的搜索引擎自称拥有“索引超过1亿人，包括超过15亿条的数据档案”。这些针对个人的搜索引擎中，大部分依然十分粗糙且不完整，然而这一情况很快得到改善。同时，传统网络搜索引擎不断将他们的索引能力从传统网页扩大到社交网络，以及许多其他的公共可用数据库。一个人依次得到所有这些信息源，并编辑一个完整的卷宗需要很多时间，然而整合的搜索引擎使得这一活动变得更快、瑕疵更少、更简单、花费更少。

值得注意的是，从这些古怪的搜索中浮现出来的（即使其中的所有事实都是完全准确的），不是对一个人当前本质适合的解释，而是关于我们生活的一种古怪的人工合成物，它只包含以数字形式可获取到的信息，省略了其他所有信息。

还记得安德鲁·费尔德玛的案例吗？这位加拿大心理咨询师被拒绝入境美国，因为一位边防警察使用Google在网上发现他曾在40多年前服用过致幻剂。直到最近，人们才可以合理地期待多年前出于不同目的给予不同接收者的信息，将能在很大程度上对第三方机构保持不可访问性。当然，我们的医生可能会和我的理发师一起打网球，并且偶然告诉他我的病史。尽管这种偶然的泄露事件会发生，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的影响是有限的。然而，在数字化记忆时代，这些泄露已经变成了常态而非例外——而且它的后果无处不在。

全面性同样会有错误信息推断的危险。当你在亚马逊上浏览和购物时，就会有很多书或者其他的商品推荐呈现在你面前。亚马逊没有读心术，但是他们会利用你浏览和购买物品的倾向来搜索在他们资料中其他有类似喜好的买家。如果他们定位到了一个人，他们就会把那个买家买过的其他产品推荐给你，因为他们假定你们买的共同的产品能反映出你们有共同的喜好。问题在于，这种信息推断是以概率为基础的。他们精细地把个人和特定的喜好联结起来。当这种基于个人资料匹配的推断用于实践时，结果就是一个扩大的数字版过失。

大多人都不喜欢毫无意识或意料之外地对自己的信息失去控制。如果在和他人面对面沟通时，有人能够强大地运用他们会讨价还价的优势地位，在不必分享他们自己信息的情况下获取他人的信息，将会发生情况呢？为了阻止这一危险的发生，小说家大卫·布林（David Brin）提出了“互惠的透明性”（reciprocal transparency）原则，也就是只有在他们愿意互换信息的时候，我们才会与他们分享信息。他希望能用这个原则去克服信息权力中的不平衡，并且帮助我们获得真正的信息对称。

乍一看，这像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是我并不清楚它如何才能防止冲动的生意伙伴与这个系统博弈，就像eBay信誉机制的案例清晰展示的那样。当然，即便它不能防止个体给彼此提供虚假的信息，互惠的透明性也许仍然是对社会有益的。

考虑一下在模拟时代，如果一个人有阴暗面，他还可以把它隐藏起来。如果你不能很好地隐藏它，那么你就要小心了。法律历史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iedman）在他关于名誉的权威著作中这样告诉我们。如果人们不再能够轻易地隐藏他们的黑暗面，如果我们更加或者完全了解彼此，那么这个原则不就是对社会有益的吗？如果平等地获取信息取代了我们对个人信息的严格控制，那么欺诈难道不会变得更难吗？布林的愿景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分散、互惠地获取个人信息会逐渐攻破那些可以迫使（而且已经迫使了）他们获取社会信息的束缚。

不幸的是，人类记忆并不是一个从过去中机械提取事实的过程。丹尼尔·沙克特（Daniel Schacter）曾对此进行过充分论述，人类记忆基于现在对我们过去不断的重构。正如他所说，“在确定什么是记住的什么是过去真正发生的这个问题上，现在的影响起着更大的作用。”

取舍之道

当我们不断忘记和重构过去的元素时，他人利用数字化记忆可以获取没有被重构过的事实。因此，我们所记得的过去一直在缓慢地改变和发展，而在数字化记忆中捕获的过去却是恒定不变的，定格在过去的时间上。很可能这两种愿景——别人关于我们的凝固的记忆与留在我们脑海里不断发展的记忆，将会发生冲突。两者都不是一个精确完整的关于我们是谁的描述：前者是定格在过去时间上的，后者是我们的大脑对过去的演绎，会被当前我们是谁所深深地影响。

在这样的世界中，我们是仍然求助于人类的记忆，还是把目光投向数字化记忆以确保他人不知道更多关于我们的信息？就算是回忆我们非常私人的过去时，我们是求助于人类自己的记忆，还是转向数字化记忆呢？如果我们所有人都从人类个体本身转向一些外部的数字化记忆，并就此放弃通过我们现在的眼睛去看我们过去的能力？这难道不是与布林极力保留个体控制信息能力的想法背道而驰吗？

布林这个令人着迷的观点还有另一个缺陷。他假想了一个信息对称的世界，个人拒绝单方面转让对他们信息的控制权。但是，这个观点暗示了，“互惠的透明度”的转让，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而且个人不会被强迫自己支付给强大生意伙伴的比自己得到的更多。这个想法太理想主义了。

事实绝不会是这样一幅美好的图景——个人通过公正平等地转让对他们信息的控制与访问权而获得信息对称。在现实中，强大的生意伙伴（比如大型公司或者政府）可能会利用信息权力差异来获得信息优势。我们可能看到的不是信息互惠，而是信息权力接踵而至地从无权者流向有权者。如果把这些放到信息隐私的背景下来讲，就是从被监视者转向监视者。然而，这些通常是在未经无权者明确同意（或者无权者未被告知）时就已经发生了。这种信息再分配本身也令人深感不安（第5章将会详细叙述），因为它放大并加深了信息富者和信息贫民之间现已存在的信息权力差异。

对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过去的长远影响，同样令人不安：因为我们不停地在记忆中构建和重构我们的过去，久而久之，我们对这种过去与现在交互作用的回忆，将在质量上变得逊色于拥有我们丰富信息的数字存储图像，从而基本上否认了我们自己的过去。

取舍之道

信息隐私专家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对自己的信息保留一定的控制，可以给一个人留有一些他需要的空间来定义他自己。正如我之前所说的，如果数字化记忆的广泛应用导致了信息控制的减弱，它损害的恰恰是这些专家一直在讨论的塑造自己身份的自由。除非一个人是在数字化记忆的世界中丧失了对信息的控制，否则他相对信息权力的损失可能比传统意义上信息隐私概念所包含的内容要更大一些。

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考察了在二元关系中数字化记忆如何改变信息权力的平衡，以及它是在何种条件下怎样导致了交易的发生。比如，消费者可能会因为信息灵通的卖家利用数字化记忆所持有的信息差异，而愿意为商品和服务支付更多钱。

想想全球汽车事故数据库；那些租车的人会根据他们过去的驾驶历史而被收取不同的费用，而借助数字化记忆可以立即从租赁公司那里获取他们的驾驶历史。如果驾驶历史确切地表明他们过去曾经出过车祸，那么他们也仍然不得不支付更多的租金。避免支付额外费用的唯一方法是数字化记忆时代可能不再有的东西：那就是遗忘，或者至少从单方面“重构”一个人的个人历史。但是，如果我知道事实发生后我无法修改我的驾驶记录，那么为了避免事故继续影响我的驾驶历史，我将会更为小心地开车。如果过去是不可能赎回的，那么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对未来更加谨慎。

仅对一次特殊的交易而言，信息权力的改变没有产生后果，而不管后果是否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发生，它都有可能影响人类的行为。还记得那位满腔抱负的实习教师史黛西·斯奈德和心理咨询师安德鲁·费尔德玛吗？事后他们两人都说，如果重头再来他们会以不同的方式行事。如果他们知道后果会是这样，他们当初就会对自己进行自我审查。但是，史黛西与安德鲁的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的区别。史黛西·斯奈德未能理解数字化记忆可访问性的这一特征——因为某一个目的而向某一位接收者开放的信息，可能会被其他人获取并被用作完全不同的目的。如果了解了这一点，她可能就不会将那张照片上传到她的网页上。重点在这里：总之那些信息可以在史黛西想表达她自己的目的之外，在到达最先的接收者之外，被其他人以不同的理由获取。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言论将会以何种方式被何人所利用，那么他就必须做最坏的打算，换句话说，任何批评最终都将会造成极大的伤害。

在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的一次对话中，Google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称它为“带着历史记录生活”，并告诫人们必须要让自己“以更加小心的方式说话，注意与他人的沟通，并慎重决定要将自己的哪些信息”提供给他人。言下之意很明确：避免暴露的方法就是不要去批评。然而，这固化了被监视者和监视者之间的信息权力差异，正如在边沁的圆形监狱中一样：因为史黛西·斯奈德不知道她的网页是否被监视、被谁监视，她就应当假设她的上司时时刻刻都在监视她，因此她应当更好地去表现，否则就会有被吊销教师资格证的风险。

至于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如果公民公开免责地批评政府的能力被削弱，那么我们就必须得承认这种信息权力差异着实让人不安。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而免受政府干涉的原因，它与《欧洲人权公约》以及其他许多国家宪法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非常相似。在缺乏这种保障的地方，公民往往都对公共事务毫无兴趣，极少出现健康的公共辩论，同时民主也遭到损害。纳粹德国、苏联及其卫星国中关于异见人士的历史，都提供了丰富而惨痛的例子。而在异见人士被允许的地方，他们要么保持缄默，要么就巧妙地进行伪装，使得当权者不把他们视为威胁。

史黛西并没有批评国家，也并不是政府阻止她获取教师资格证。只是因为她上传了一张名叫“喝醉的海盗”的照片到她的网页上，本意是想给她朋友们看的，但恰好这张照片被第三方的个人（她的上司）看到了，才最终被剥夺了教师资格。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个事件会让她好好地吸取教训——她应当会成熟起来，并且不再把愚蠢的照片上传到互联网上。但是，我们怎样才能合理地预期哪些行为将不会给我们惹麻烦？我从未想过史黛西头戴海盗帽手拿杯子的照片会引来如此多的后患，竟然妨碍了她获取教师资格证。史黛西自己肯定也没想到。

不过，一旦我们意识到信息可以传递给任何人，那么我们将会表现得十分小心谨慎，而且如果有疑问我们也会选择审查自己，而不是选择承担不可预料的损害的风险。当然，这也并不新奇。然而在模拟时代，信息被划分得更细碎，更难以被意料之外的接收者获取到，同时也就更容易否定。另外，数字化记忆为了完全不同的目的，使更多的接收者可以获取更多信息，同时被认为保持了确凿无疑的精确性和客观性。

史黛西的例子强调了访问信息所衍生的信息权力，如何能够使一个人开始考虑自我审查，那么正是数字化记忆的可访问性促进了这一行为。而安德鲁·费尔德玛的例子强调的则是数字化记忆的另一个特征。他没有意识到数字化记忆的持久性。他惹上麻烦并不是因为别人读了他的文章，而是因为别人在他写完多年以后读了他的文章。如果回头去看，史黛西在考虑到除了她的朋友外，还有谁可能会访问她的网页之后，她应该会自我审查一下；而安德鲁则本应该基于一个无法预料的未来去限制自己的写作。因此，安德鲁的例子让人更加不安。如果我们不得不想象多年以后，或许在未来几十年后，有人可能会如何解释和权衡我们的话语时，我们当初就会更加谨慎地阐述它们。如果说史黛西的例子是边沁圆形监狱空间版本的一部分，那么在其中，她不知道谁在监视她，但她必须假定她被所有人所监视；而安德鲁的故事说明的则是一个更为压抑的时间维度上的圆形监狱。

如果孩子们担心他们的直率之言可能会损害他们未来的职业时，那么，他们还会在学校报纸的网络版上坦率直言吗？如果我们担心我们想抗议的公司，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会拒绝跟我们做生意时，我们还会抗议这些公司的贪婪或者对环境的破坏吗？在民主国家里，个人既是公民又是客户。他们从事经济交易，同时又热衷于公共议题。有时，他们可能会发现他们自己所反对的，正是他们的交易伙伴所支持的。

在模拟时代，如果一个人没那么心直口快，他可以轻易地同时做到这两点：与自己心里所反对的交易伙伴做生意。

以汽车公司为例。一个人能够很容易地购买一辆汽车，与此同时支持汽车制造商所反对的高排放标准。假设我们的交易伙伴更加准确地知道我们的观点。他们还会跟我们做交易，为我们提供最优的价格吗？他们还有可能会雇佣我们吗？想一想就知道，他们不会，但却可能限制我们成为他们消费者的意愿，更别说让我成为在公共议题上直言的公民了。

在边沁的原著发表200年之后，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圆形监狱的观念已经蔓延到现代了。据福柯所说，不仅仅是监狱，而且其他等级森严的机构，比如军队、学校，或者工厂，都表现出一种无处不在的俯瞰和记录你生活的趋势。如果福柯今天仍然活着的话，他肯定将会表达这样的观点：数字化记忆作为一种全景控制的有效机制，不仅支持了对等级森严的机构和社会的控制，并且还会去寻求对他们自身的支持，从而巩固并加深现有的（不平等的）信息权力分配。

简而言之，这些说的都是与信息相关联的权力问题，以及它的相对性。当他人能够访问我们的信息了（尤其当我们并没有批准或者甚至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对信息的控制力。由于数字化记忆的可访问性和持久性，信息权力不仅从个人手里转移到一些知名的交易方手里，而且还转移到了其他不为人知的机构手里。这固化并加深了现已存在的信息富民和信息贫民之间的权力差异，而且甚至可能会拒绝给后者提供他们自己关于他们过去的概念。同样有问题的是，它通过全景控制制造了一种自我审查的气候，这种气候不仅仅在当下，而且直到遥远的未来，都一直限制着健康而开放的辩论——这种辩论正是民主政府的标志。

永久的过去VS被忽视的现在：时间的威胁

我对于数字化记忆的第一个担忧是基于由此带来的信息的控制和必然导致的个人能力的减弱，第二个观点主要集中在数字化记忆如何让时间的作用失效，继而威胁到我们进行理智决策的能力。

为了理解人类的决策如何能够被数字化记忆所影响，让我们考虑一下下面的情景：

有一天晚上珍妮在家，她收到了她的朋友约翰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她认识约翰20年了，但是近5年她可能只见过他十几次。她仍然记得几个月前，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时温馨的场面。他们的沟通方式是那种只有老朋友之间才有的愉快交谈。

现在，约翰发来电子邮件说他将要出席一个会议，而珍妮也将要在这个会议上发言，所以他想问问珍妮到时是否有时间一起喝杯咖啡。珍妮很高兴。一个想法闯进她的脑海：为什么不在几年前发现的一家小咖啡馆见面呢？它的名字叫什么来着？

然后，珍妮搜索她的邮件文件夹，寻找她和约翰互写的电子邮件，希望能找到那家咖啡馆的名字。几秒钟之内，显示出了好多邮件，时间几乎跨越了十年，邮件按日期整齐地排列着，最早的邮件显示在最顶端。她迅速地浏览了这些邮件。

随着邮件在眼前一闪而过，勾起她无限回忆：他们周末去海滨兜风时约翰驾驶的时髦汽车，他那丑陋的山羊胡子，以及她最终如何成功地说服约翰剪掉了它。多么有趣的时光啊。随后她偶然发现了一封完全不同的邮件；邮件很短，但是很伤感情，因为在这封邮件中，她在指责这位老朋友的公然背叛。珍妮情不自禁地读完了这封邮件，然后她又往下读了几封邮件。她看到了约翰愤怒的回复。此后的一年之中，他们不再有邮件往来，再后来也只是偶尔有零星的几封邮件，而且邮件的语气既客气又冷漠。她重读了这几封往来的邮件；她看到了当时自己言辞之中那种被背叛的感觉，他否认背叛时言辞之中的傲慢，电子邮件中那种死一样的沉寂让她犹豫不决，不确定曾经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这次争执到底是如何结束的。但是不管曾经发生了什么，她脑海中关于老朋友约翰的美好形象，突然以公然背叛她的形象出现在她的面前。他怎么能这样呢？珍妮甚至在想，她怎么会在几分钟之前还想跟他喝咖啡呢？

并非珍妮想要看到那些邮件，而是数字化记忆再现了她原本已经记不起来的事情，从而破坏了她对约翰良好的印象。如今，珍妮已经很难从脑海中擦掉那些不愉快的邮件。珍妮的这种反应是人之常情。这也是人类的记忆工作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愉快的经历，让珍妮在记忆中完全擦除了对约翰的负面印象。为了获得一些信息，比如那个咖啡馆的名字，她去搜索了她的数字化记忆，却让她再次看到了多年前那些愤怒的邮件往来。她理性的头脑想要忽略那些陈旧的争吵。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她与约翰的冲突发生在多年以前，而且即便约翰表现得比较不负责任，她显然也已经原谅了他，甚至都到了已经忘记了那次冲突的程度。但是，当她读到邮件中的那些愤怒之辞，那些负面记忆被触发了。

正是这些外部刺激，帮我们重新激活了我们原已淡忘了的与负面记忆的联系。慢慢地，当时与约翰争吵的一些不愉快元素重新返回了她的记忆。不过，她决定不理会这些负面情绪，依然到时去见约翰。但是，她真的能完全换一种新的心情跟他打招呼，而不露一丝愤怒的痕迹吗？就在一个小时前，她还会毫不犹豫地说“我可以做到”。但是现在，她不再那么确定了。

珍妮和约翰的故事是虚构的，但是我所描述的我们如何记忆、如何理解我们的过去的这种方式，则深深地根植在人类的行为之中。人类记忆的这种方式的两个特性，让这个图景变得复杂起来。

第一个特性与记忆如何消逝有关。我们都知道，我们对近期发生的事情的记忆比对更早发生的事情的记忆更清晰。但是，这只是一个粗略的经验法则。更接近真相的是，对于那些经常回想的事情，我们记得更牢固。记忆特有的这种行为方式，使得我们将来能够提取记忆片段的可能性更大了。

另外，那些我们更少去回忆的事情，记忆消逝得也越快，甚至都到了我们根本难以想起的程度。类似地，对于那些与我们目前所处背景拥有共鸣的事情，我们也拥有更好的记忆。如果我们现在很快乐，我们将会回忆起快乐；如果我们现在很沮丧，我们也就更难想起曾经的美好时光。而且，与那些和我们现在的信仰相冲突的记忆相比，我们更容易回忆起那些与我们现在的信仰相符的记忆。我们可能仍然能够回忆起，那些最初我们无法想起的、与当下相冲突的记忆，但是这可能需要一些广泛而持久的刺激，就像珍妮阅读她跟约翰之间过去的邮件那样。总而言之，这指出了人类理解他们过去的方式中所固有的限制，而且如果我们面临着数字化记忆提供的线索与我们当下的直观回忆之间的紧张状态，我们将会非常挣扎该如何恰当地处理这些不同的记忆。

我们人类记忆方式的第二个特性是，我们的大脑无法处理被提取的所有类型相似的线索。从1978年到1984年，荷兰心理学家维勒姆·瓦格纳（Willem Wagenaar）保存了关于他这段生活的详细日记。每天他都把当天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记录下来，包括事件在哪里发生，发生时有谁在场，但是在保持记录的这些年中，他从不允许自己去看他之前写的日记——他不想让日记中的内容唤醒任何内部记忆。然后，他会试图通过使用日记中的部分线索，随机地回忆之前被记录下来的事件。

比如，瓦格纳会随机地阅读某一天发生的事情，然后试图去回忆事情在哪里发生、事情发生时都有谁在场，以及事情发生的具体日期是哪一天。正如所预期的那样，这些线索在他回忆那些事情时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而如果没有这些线索他想记住这些事情将要困难许多。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不同类型的线索的作用并不同样有效。有一个明显的分水岭，使用“发生了什么”（what）去回忆“谁在场”（who）、“在哪里发生”（where）以及“什么时候发生”（when）效果最好，其次几乎同样有效的是使用“在哪里发生”和“谁在场”作为回忆的线索。

相较而言，“什么时候发生”这一线索几乎在所有情况下都没有作用——知道某个特定的日期，几乎无法帮助瓦格纳回忆起当天发生的重要事件。瓦格纳的结果反映出了，人类基于过去的时间挑选并提取记忆时存在极大的困难。

当然，一个确切的日期（比如，1971年4月30日）或许是一个太过人为化的时间标记，以至于人们很难将它与事件联系起来。既然很难回忆起特定的一天，瓦格纳就认为也许使用相关的时间点回忆事件时可能会更容易。为了验证这个想法，他每天写日记时将会记录两件事情，而不是一件事，他这样持续了几百天并且对这几百天作了标记。他希望能够将一件事作为回忆另一件事的线索——如果我们的记忆不是按照顺序来排列的话，也许我们记住的事情至少与前一刻或后一刻发生的事情存在一些相关的关联。但是正如他所发现的那样，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人类不仅基于具体的时间线索去回忆事情存在极大的困难，而且通过相关的时间线索去回忆很可能也存在困难。坦率地说，时间对于人类而言，是一个非常难以掌握的记忆维度。我们所有人都熟悉这一点。人们常常会谈到将一系列事情“串起来”，不是因为它很容易（如果容易的话，我们就不会这么说了），恰恰是因为它很难。

取舍之道

究竟为什么我们在脑海中通过时间顺序对事件进行排序如此困难，就像珍妮那样，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理解我们这个看似缺陷的问题，一个可能的关键是人类的遗忘。通过让关于我们过去事件的记忆随时间渐渐消逝，我们已经在适当的位置拥有了一个完美运行的机制，将过去的事件串在一个时间轴上。

因为生物性的遗忘就存在于我们人类的生理当中，通过人类几千年的进化，我们都未能发展出一种替代的认知能力，去正确地评估我们过去发生的事件。这样一种解释与通常情况下进化的运作方式相一致，进化就是一个实际而保守的过程。与那些更复杂的替代方法（也可能更容易出错）相比，那些经过试验和测试、已经能够良好运作的方法更受青睐。对我们而言，可能进化留给我们的就是生物性的遗忘，而不是详细感知理解过去时间的能力。

随着我们通过使用数字化记忆破坏了生物性的遗忘，使得我们自己更容易受到犹豫不决或者判断失策的影响，就像珍妮那样。这是数字化记忆的诅咒。它远远超出了信息权力转移的范围，已经涉及了我们人类及时行事能力的核心。

在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中，富内斯无法自抑地记住了他生活中每一个时刻的每一个细节。由于富内斯没有遗忘的能力，于是他就只能永远陷在他的记忆中，无法思考。博尔赫斯曾写道，“思考就是去忽略（或者遗忘）差异，思考就是去概括，去抽象。但是由于那场意外，富内斯不幸地陷入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境地。在伊雷内奥·富内斯丰富的世界里，除了细枝末节别无他物。”对于博尔赫斯而言，完美的记忆力通过永不消褪的繁杂信息威胁着要折磨它的受害者，使其无法拥有清晰的抽象思维，因此就像《追忆逝水年华》中的马塞尔·普鲁斯特一样，将那些受折磨的人囚禁在自己的记忆之中——而正是遗忘这一人类独有的特性，才让我们得以从细碎的细节中抽身，把握住世界的一般规律。

如果我们没有遗忘的能力，那么每当面临抉择时我们往往都会回忆起我们过去所有的选择，这可能将会使我们犹豫不决，就像AJ。那个拥有近乎完美记忆力的女人这样告诉我们：

我记得好的事情，这让我感觉很舒服，但是我也记得那些不好的事情，以及每一次糟糕的选择。而且事实上，我无法让自己停下来休息。我所面对的都是这些岔路口，都是我不得不做出选择的时刻，而且哪怕过去了十年，我仍然会因为十年前的选择而责备自己。在许多事情上，我都不肯原谅我自己。你的记忆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保护你。而我感觉我的记忆并没有保护我。大多数人都说我拥有一项天赋，但是我只觉得它是负担。

随后，在她最近刚出版的自传中，AJ写道：“尽管人们往往把遗忘当成一种折磨，并且为由于年龄增长失去了如此多的记忆而感到困扰。但是我已经渐渐明白，能够遗忘我们生活中的许多部分，才具有真正的价值。”

从这种意义上看，遗忘并不是令人困扰的缺陷，而是一种足以救命的优势。当我们忘记了过去的时候，我们便重新获得了去概括、去概念化的自由，以及最重要的行动的自由。以珍妮为例，在阅读那些过去的电子邮件之前，她将约翰视为朋友。她心里早已忘记了过去所发生的冲突，这正是因为那些记忆已经不再重要了，因为那些记忆的价值已经被后来与它们立场相反的事件取代了。一种相对粗略的机制，也就是生物性的遗忘，使得珍妮可以假设约翰和她一直是朋友。另外，数字化记忆却将已经被遗忘的信息又带回来了，使得珍妮在做决定时变得很矛盾，失去了她应有的果断，并且被陷入可能做出错误选择的境地。此外，遗忘可能对学习过程很有帮助。正如组织学习专家威廉·斯塔巴克（William Starbuck）所说，学习一些全新的东西要求人们首先“忘却”陈旧过时的东西。生物性的遗忘正是这样一种极为简单又优雅的忘却方式。相较而言，数字化记忆能够如此历历在目地保存我们对已有知识的记忆，所以抑制了我们学习的能力。

因此，随着我们通过数字化记忆拓展我们对外部存储器的使用，我们正以多种方式危害人类的推理。其中的三种危害我已在前文中提到过。

第一，外部记忆可能作为记忆的线索，使得我们回忆起那些我们原以为已经忘记了的事件。如果人类的遗忘至少是部分基于相关性过滤信息的一种建设性过程，那么数字引发的我们对我们已经“忘记了”的事件的回忆，可能会破坏人类的推理。第二，广泛的数字化记忆可能会加剧，人类将往事按照适当的时间顺序进行排列的困难。第三，数字化记忆可能会使我们面临太多的往事，从而妨碍我们及时决策和及时行事的能力（与AJ和富内斯的经历相似），以及学习的能力。

第四个危险在于，当面临数字化记忆与人类对往事的回忆相矛盾的情况时，我们可能会失去对自己记忆的信任。就像第2章中描述的那样，其实人类的记忆相当准确，只是我们无法使存储的信息不受未来的影响。回忆不像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书，掸掉一些灰尘之后，包含的信息与我们当初把它放上书架时完全一模一样。

取舍之道

回忆是从记忆的资料库中提取信息，而记忆是不断变化的，而且在被重建时混入了后来的经历、喜好和偏见。尽管记忆已经被改写过很多次，人类仍然信任他们的记忆，从而信任他们自己所记住的过去。有时，这会导致一种令人不安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两个人对过去的同一件事拥有截然不同的两种回忆。

我们发现这种情形非常让人烦恼，而大脑往往会通过关注记忆中相同的那部分，而非记忆中那些不同的部分，来帮助我们克服这一烦恼。在数字化记忆偏离我们自己的记忆时，我们所记住的过去中的这种分歧将会发生得更加频繁，也显得更加明了。在这种情况下该信任谁？是信任我们的大脑还是外部记忆？逻辑告诉我们应该信任后者，但直觉却在诱使我们相信自己。数字化记忆无情地揭露出事实信息与我们独有的回忆之间的差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失去对自己所记住的往事的信任。

当然，这未必全是坏事。正如我所说，人类的记忆并不完美，它经常让我们失望。在这些情况下，数字化记忆可能会大有益处，因为当记忆差异出现时我们可能会迫使自己去信任数字化记忆而不是自己的记忆。信任自己所记住的往事，将会被信任数字化记忆所体现的往事取代。尽管需要良好的训练，但是数字化记忆具有融合各人记忆的优点——我们所信任的往事与别人所信任的往事是相同的。不过，更多地信任数字化记忆而非自己的回忆，使我们暴露在另一种挑战面前：假设外部记忆（尤其是数字化记忆）本身并非不可改变，而是可以事后被修改，从而不一定能准确地反映某件往事，那么将会怎么样呢？如果我们所有人都信任同一个信息源，那么我们就都会同等程度地受到这种可变性的影响。

对一个社会的过去进行控制是独裁政权的标志——即便必须伪造公文，也依然如此。比如在苏联，画家被命令将失宠的革命同志从公共的合影中清除掉，从而从共享的外部记忆中擦除他们出席过，甚至是他们存在过的证据。乔治·奥威尔写于半个多世纪前的著作《1984》令人震惊地详述了，当一个社会的过去不再受个人的控制而是被中央政府的执政者所蹂躏时，这个社会会发生什么。在这样的社会中，奥威尔解释道，“历史被不断地改写。真理部（Ministry of Truth）日复一日地伪造过去，这对维持政权稳定的必要性不亚于友爱部（Ministry of Love）所进行的镇压和侦察行动。过去，原本是记录和记忆达成一致的那部分事实。由于党完全控制了所有的记录，同样也完全控制了所有社会成员的头脑，所以党想要过去什么样，过去就是什么样。还有另一个结果就是，尽管过去可以被改变，但是在任何具体的实例中它都从未真正被改变过。因为每当过去被改造成此刻所需要的样子，那么这个新的样子就是过去，而其他样子的过去就从未存在过。”如果我们放弃对自己所记忆中过去的信任，转而信任数字化记忆，那么独裁政权就再也不必控制我们的头脑。因为控制我们集体过去的外部记忆就足够了。这样一来，奥威尔的反乌托邦愿景实现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了。

改变外部记忆不再需要经验丰富的苏联画家，或者像奥威尔的《1984》里那样伶牙俐齿的审查员。维基百科，一部成千上万用户经常访问且令人印象深刻的线上百科全书，就可以被任何有此意愿的人所修改。很多错误被很快发现，但是正如一份越来越长的清单所展示的那样，目前为止并非所有的错误都被发现了。随着图片处理软件如Adobe的Photoshop被广泛使用，即便是最随意的用户也可以修改一张数码照片，让原本不笑的脸变成笑脸，或者润饰酒窝和皱纹。事实上，现在已有家庭小作坊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将前任配偶从节日照片或集体照中擦除。

因此，在数字化记忆的世界里，不再只有“老大哥”才可以改变过去——现在每个人都可以。

诚然，伪造并不是数字时代的发明。它已经伴随了我们上千年，从“君士坦丁赠礼”（一本伪造的八世纪罗马诏书）到米开朗基罗的丘比特（一尊他有意使其看起来像古董的雕塑）再到希特勒的日记。

但两个时代的伪造有所区别。第一个区别是：我们熟悉伪造的模拟记忆，会谨慎地去处理它，仔细检查它，并据此决定是否值得信任。我们觉得数字化记忆更可信，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我们学会的鉴别模拟记忆的技巧，比如，检查文件的外观，以及它是否被篡改，这无法用来鉴别数字时代的伪造。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能慢慢进行调整，并以适当程度的谨慎和鉴别伪造的技巧去处理数字化记忆。然而，在这期间，数字化记忆那种表面上的可靠性可能只会进一步蒙蔽我们。

第二个区别是由数字化记忆表面上的全面性造成的。在模拟世界，我们理解的外部记忆，一张手写的便条、一张照片、一个文档，只是组成过去某个事件的一个元素。要想尽可能完整地掌握一个事件，我们得接受一点，那就是需要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搜寻不同的信息源，而搜寻将会导致像不匹配的拼图那样无法完美地将各种信息拼接在一起。与我们的记忆方式类似，我们并不是简单地回忆一个事件，而是重构了这个事件。要想重构好它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历史学家可以证明这一点。数字化记忆则完全不同，因为在我们的搜索请求之后，关于过去某个事件一整版的信息片段就会在几秒钟内呈现在我们面前。出于对搜索结果的快速和全面性的敬畏，我们假设搜索结果呈现给我们的，实际上就是一幅完整的拼图，而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将它拼接在一起。这类似于，当我告诉我的一些学生他们的研究并不完整时他们对我的回应：“但是，这是我通过Google能找到的所有东西了！”

但是，数字化记忆产生的并不是完整的图景，充其量只是数字存储器捕捉到的关于它的那些片段。以我们假设的情景为例，假如珍妮和约翰针对他们的争吵进行了一次动情而诚恳的面对面长谈，那么将会怎么样呢？如果最终他们相互拥抱并开始重归于好，那么又会怎么样呢？这将会是珍妮评估约翰行为时非常重要的信息。但是，如果那些争吵是“当面”发生的而不是通过电子邮件，那么珍妮将无法从数字记忆中提取它们。在没有那些重要信息的情况下重构过去，会导致非常不完整的图景。当然，我们用来进行决策的信息几乎总是不完整的——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模拟世界，信息片段被随机地丢失了。有了数字化记忆，那些不是以数字形式被捕捉的信息，以及未被送入数字化记忆的信息都会受到更多的偏见，而被排除在外。这是一种系统性偏差，它的一个问题是它不仅歪曲了我们对事件的理解，而且还会让我们被技术所蒙蔽。总之，由于数字化记忆只会详述数字化的信息，人类像珍妮一样信任数字化记忆可能会发现，这比仅仅只依赖自己的记忆还要糟糕，使得人们倾向于忘记那些不再重要或相关的信息。

我开始有这样的感觉，数字化记忆使时间失去了作用。通过触发我们对自己原以为早已忘记的事件的回忆，数字化记忆有能力用相矛盾的记忆让我们困惑，并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判断。我们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决定，或者犹豫不决从而无法采取行动。我们可能会不再信任自己的记忆，进而不信任自己所记住的过去，并且用人造的过去而非客观的过去替代它。这不是我们的过去，也不是其他任何人的过去；它是一种从数字化记忆存储的有限信息中，重构出的人造过去，一种缺乏时间线索、完全扭曲的拼图，而且可能会同时被它所包含和不包含的东西所篡改。我担心，通过否认我们自己所记住的过去，我们可能会损害自己的判断能力——而且比想象中更严重。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维度显示了数字化记忆如何让时间失去了作用。前文中我曾提到，数字档案和人们在搜索引擎中查询所得到的结果都很古怪，因为这些结果仅限于以数字格式可获取到的信息，从而忽略了没有存储到数字化记忆中的事实——极有可能，还是很重要的事实。同样古怪的是，多年，也许是几十年的档案都被扔在一起：一个人在电脑中找出十年前的贷款记录，可能会发现旁边就是她六年后发表的学术论文的网络链接，以及上个星期她才上传到Flickr网站的照片。

这样产生的拼贴画加上所有遗失的，同时可能也是误导性的信息，并不能准确地反映这个人。使用更为全面的数字信息源，也没有太大的帮助。结果产生的数字事实拼贴画，仍然会问题重重。这就好像把一盒关于你的、没有分类的照片扔到桌上，以为仅凭足够努力的观察，就可以获得关于照片上的人如今全面而准确的感觉。

也许你认为上面的例子太过牵强，那么看看Flickr网站吧，看看它是如何使时间跨度非常大的照片可以一起获取的。这些数字拼贴画与无数的关于我们的信息相结合，每一个（充其量）只在我们过去的某一点上是有效的。但是，正如它呈现给我们的一样，它呈现给我们的是时间被消除了的信息，同时也是一幅拼贴画。在这样的数字拼贴画中，改变只有从两个矛盾事实相冲突的角度才能看到，而无法从一个演化过程随着时间变化的角度看到。

有些人担心，数字拼贴画类似于关于我们瞬间而全面的快照，就像一张照片一样，可以被全世界所获取。实际上，数字拼贴画比这更令人不安。它们不是像一张照片，而是几百张，也许是几千张关于我们生活的快照（而且彼此相互重叠），但是却没有时间的线索。我们如何能够以这样的方式抓住某个人的感觉呢？我们何以希望去理解多年来一个人怎样发展，怎样调整他的观点，怎样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当呈现给我们的所有信息都只是没有时间线索、放在一起的个人事实拼贴画时，我们如何能够假装理解一个人如今的状况呢？他的价值观怎样，他的想法怎样，他的性格发生了什么变化？

也许，数字化记忆的支持者将会反驳说，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数字过滤器做到这一点。在这个过滤器中，通过视觉呈现，时间能够重新被引入，就像用不同颜色编码年份，或者分类事件一样。然而，这恐怕仍然无法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担心，忽略时间而将不同年代的历史合并在一起带来的真正瓶颈，不是数字化记忆，而是人类的理解能力。即便给我们呈现一个事实档案，通过日期整齐地分类，但是在心里我们仍然难以将这些事件以一个正确的时序串起来，仍然难以随着时间的变化恰当地评价这些事实。就像珍妮遇到的苦恼。从个人记忆（remembering）的角度来看，数字化记忆阻碍了判断。然而，从个人已记住（remembered）的角度来看，它否认了发展，并且拒绝承认所有人类时时刻刻都在变化。通过永久地“召回”我们的每一次小错和大错，数字化记忆拒绝了我们人类从中学习、成长和发展的能力。

如果人类的行为永远不会被遗忘，那么人们几乎没有必要去提升他们自己并寻求改变。在一个历史无处不在的世界里，可能也几乎没什么动机去努力奋斗逃离自己原本较低的社会阶层，也没什么动力从自己既有的模子中摆脱出来，而这些都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构成元素。当然，即便没有动机，人类作为一类生物也将会在数字世界里继续改变——我们的身体将会变老，同时也将会修正我们的观点。但是，我们的数字表征将永远把我们拴在我们过去所有的行为上，实际上使得我们不可能从中逃脱。没有了某种形式的遗忘，原谅则成为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或者正如T.S.艾略特所写的那样，“如果所有的时间都永远是现在，那么所有的时间也都不能够得到拯救。”

记忆阻碍了改变。这对所有的记忆而言都是对的。然而，在模拟时代，记忆仍然很昂贵，因为广泛、及时又实惠地获取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幻象。我们谨慎地使用外部存储器，而不是随随便便使用，或者一直都使用。存储器被爱惜而审慎地使用，因为这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资源，它把我们训练得在决定是否使用存储器时，就像对待精致昂贵的香料一样慎重。而在今天，数字化记忆无处不在，如此廉价，而且看似“很有价值”——这得归功于数字化记忆的可访问性、持久性和全面性，以至于我们经不住诱惑不停地所用它。以这种不加区分的方式使用，数字化记忆不仅使过分拥有它的人判断变得迟缓，而且还否认那些记得发展的时间和空间的人的存在。

取舍之道

关于时间，还有一个终极难题。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数字化记忆可能会促使我们停止对我们人类记忆的信任，转而偏向数字化记忆。这样，数字化记忆就被抬高到重建过去的首要来源的位置上：便于使用又范围广泛，而且看起来比健忘的人类大脑那容易犯错的记忆更加准确和客观。但是，与原子相比较，信息位更具有延展性。正如我提到的那样，它们很容易被改变，从而使历史被改变。当人们意识到过去不再值得信赖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或许这个问题的答案，会与某人问人们将如何与永不会遗忘的数字化记忆一起生活这个问题的答案类似，因此否认了改变的作用。如果我们的过去，数字化记忆构建的过去，不再值得信赖，并且不再有用，我们可能会忽视它。

在最好的世界中，这将使得我们回到人类的遗忘（与记忆），或许还伴随着对数字化记忆罕见但有价值的使用，如果这样的话我将会欢呼。但是事情可能发展得不会有那么好。我们可能进入了某个时代，在其中作为对太多记忆的一种回应，它将会拥有与过去过为严格和无法原谅的链接——一些人可能会走极端，一起忽视过去和现在，决定仅仅活在当下。

这听起来可能比它的实际情况更牵强附会。以短信文化为例。正如互联网企业家伊藤穰一（Joi Ito）提醒我的那样，大多数来回发送的短信（很像某个人的facebook状态）并不是打算谈论过去或者未来的什么事情，而仅仅只是关于现在的事情：这是我所在的地方，这是我做的事情。这些短信是特意设置成很短暂的，抓住飞逝的当下，而非遥远的时刻。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是数字一代应对数字化记忆的一种方式。但是，这种对此时此地的过分强调可能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导致可以理解但不健康地徘徊在另一个极端里——从一种普遍传播的过去到一种完全被忽略的现在。而这些极端情况没有一种是有用的。相反，我们需要认识到，人类的存在同时拥有记忆和遗忘的能力。

取舍之道

在本章中，我已经指出了随着我们无法遗忘，我们所面对的困境。在“信息权力”那部分中，我描述了数字化记忆如何加深了信息富民与信息贫民之间已经存在的鸿沟，如何进一步增强前者对后者的损害。我解释了完整的数字化记忆会如何扼杀社会辩论。在信息权力与时间的交汇处，永久的记忆创造了空间和时间圆形监狱的幽灵，在其中，每个人都可能不停地被诱使去进行自我审查。或许最为重要的是，完整的数字化记忆摧毁了历史，损害了我们的判断和我们及时行事的能力。它拒绝了人类进化、发展和学习的机会，使得我们无助地徘徊在两个同样让人不安的选择之间：一种选择是永久的过去，而另一种选择则是被忽略的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