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所有这一切都开始于2007年2月，那半页名为“被遗忘的权利”的笔记。虽然后来我很快就忘掉了那半页笔记，但却记住了这个思想。当我的记者朋友肯尼思·库克耶（Kenneth Cukier）打电话问我关于无处不在的计算机技术与隐私的新视点时，我向他讲述了关于遗忘的重要性。之后，他将这个观点写进了他的报道中。

2007年4月，我的研究重点迅速被媒体获知，这多少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我的想法似乎切中肯綮。在这两年中，我逐步形成了我的论证，我的观点已被传播开来。而且让我高兴的是，有很多人要么认同这个观点，要么正在提倡这个观点。

在隐私专家和从业者的圈子里，有很多人为我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我尤其要感谢杰弗里·弗莱德伯格（Jeffrey Friedberg）和保罗·施瓦兹（Paul Schwartz）。艾琳娜·萨普莱基娜（Elena Saprykina）在俄罗斯历史方面为我提供了很多帮助。马克·罗滕伯格（Marc Rotenberg），尼古拉斯·伦布拉德（Nicklas Lundblad）和菲利普·缪勒（Philipp Müller）为本书提出了简洁而有价值的评论。爱德华·费尔顿（Edward Felten）、让-弗朗索瓦·布兰切特（Jean-François Blanchette）和利亚姆·班农（Liam Bannon），他们都在遗忘和记忆方面有着极富见地的观点，他们都为我提供了很有帮助的指引与最受欢迎的见解。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信息与创新政策研究中心的同事特蕾西·劳（Tracy Loh）阅读了整部书稿，并对全书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我要特别感谢罗恩·伯特（Ron Burt）与迈克尔·加里（Michael Curry），他们花了大量时间去阅读我的论证，他们以极大的鼓励和发人深省的见解对我的论点进行了全面的评论。此外，我还要感谢三位匿名评审人极有帮助的建议。

我很幸运能够将我的论点不断推敲并呈现给全世界的读者。特别感谢让·弗朗索瓦·布兰切特和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同事们，汤姆·布鲁斯（Tom Bruce）及其在康奈尔大学的同事们，托马斯·霍伦（Thomas Hoeren）及其在德国明斯特信息、电信与媒体研究中心的职员，桃瑞斯·欧贝拉德（Doris Obereder）及其在奥地利电子艺术节工作的同事，以及马库斯·贝克达尔（Markus Beckedahl）。同样重要的是，我极大地受益于最近两年来我与全世界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记者们的多次交谈；他们的问题帮助我塑造并发展了我的论证。尤其是科技博客网站Ars Technica的纳特·安德森（Nate Anderson），《华尔街日报》的李·戈麦斯（Lee Gomes），《纽约时报》的克拉克·霍伊特（Clark Hoyt），以及德国《时代周刊》（Die Zeit）的凯·比尔曼（Kai Biermann），他们所有人都帮助我看到了之前我没有意识到的那半页笔记的要旨。我还受到了亚历杭德罗·托莱多里尼（Alejandro Tortolini）和恩里克·科吉兰诺（Enrique Quagliano），以及比尔·施特劳斯（Bill Straus）的鼓励，前两位在阿根廷发起了一场重拾遗忘的运动，施特劳斯是美国马萨诸塞州推动类似运动的立法者。

如果本书有一个最核心的推动者的话，那么这个人非蒂姆·苏利文（Tim Sullivan）莫属。蒂姆是一位极好的编辑，是他第一次让我想到将那半页笔记扩展成一本书。即便在他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离职后，他仍然继续密切关注我的进展。在蒂姆离职后，查克·迈尔斯（Chuck Myers）以极大的热情继续着这个项目，我非常感谢他中途接手这本书并一直坚持到它出版。

现在我已经忘记了写作过程中的许多痛苦，这对一本讲述遗忘美德的书是非常合宜的。我将本书献给波吉特·拉比尔（Birgit Rabl），她不仅是本书的第一位读者与批评者，也是我生命中的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