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住宅·警管·送灶

孩子所提出的难题

昆明的气候是最体贴人的，尽管白天太阳怎样毒，一到晚上，微风从滇池里吹来，凉爽入骨。尤其是因为我可能快要离开这第二故乡，近来更舍不得这里初夏的黄昏。有人抱怨昆明永远不给人痛快地出一身汗，那确是事实。汗出得少，在小脚桶里洗澡也成了我能推却就推却的事了。今天却是例外。洗完澡，特别舒适，懒得穿着，披了件睡衣，靠了后窗看小说。太太出门作客未归，小惠伴着我在剪纸花。相当幽闲的一个黄昏。

靠近八点钟的时候，门上剥剥地打了两声。小惠以为是妈妈回来了，赶紧要去开门，可是门外传来了个女客的声音。我急忙拉住小惠，一面接口应着：“请等一等，就来。”小惠遗传着我性急的毛病，向我瞪着眼，“怎么不开门，有客。”

“我得穿件衣服。”说着我进房里去了。转身出来开门时，一看正是刚从上海来的表妹，小惠盼望已久的远客。我忙着道歉：“对不起，等久了。”小惠在旁不满意我慢客的行为，噘起了小嘴说：“云阿姨，爹爹不许我开门，要你等。”

云阿姨笑了，“好厉害的孩子，管起爸爸来了。”我们坐下了。我拉着小惠向她解释说：“这是规矩，你到了人家门口，要打打门，等门里有人让你，才能进去。你想，云阿姨进来，我衣服都没有穿好，多不好意思呢？”

“如果你已经穿好了衣服呢？”

“我也许还有别的事，不方便见客人，我也可以不开门。”

“你没有别的事呢？”

“若是我不愿见的人打门，我也可以不开。”

“为什么呢？”

对付五六岁的孩子真比大学生还困难。我不知在哪本儿童教育的书里看来了一个原则：孩子有一个时期专好问问题，做父母的不应当禁止他们。我想遵守这原则，可是今天又碰到不容易，或甚至无法回答的难题。幸亏云阿姨接了口：“这是你的家，别人不能随便进来的。”

“为什么不能呢？”

“我们得尊重人家，好像我们不能随意打人一样。”云阿姨在说时，我却在担心，若是小惠再问下去，为什么要尊重人？叫我怎么回答呢？中国有多少人能回答这问题呢？正在这时，门又响了，这回是妈回来了。小惠抛开我的手，奔去开门。二哥也一起来了。好久不见的亲戚聚会，自有一番热闹。

一会儿，我们问起了上海的一般情形。云妹说：“上海？住不得了，要实行什么警管制了。据说从六月一号起，警察可以随意到人家里来访问、检查、抓人。大概从此大家不许关门了。我真不明白，我们什么时候被什么人征服了。”

“警察来打门，我们不开门就是了。爸爸不是说不愿意见的人，可以不让他进来么？”小惠耳朵快，不知怎么还没有忘记刚才的话，居然给她搭上了。“警察不是也要尊重别人的么？妈妈不是和我说过警察是保护我们的么？人家打我，我不是可以找警察的么？”不禁止孩子们的问题是麻烦的，我们显然还没有到什么都能向孩子解释的时代。我若说警察可以滥抓人，敲诈人，不守法，叫孩子们怎会懂呢？懂了又有什么好处呢？她妈一听见小惠说话，却想到了孩子该睡觉的事，所以拍着她说：“今天你可睡迟了，赶紧去吧。一觉醒来，警察也不来管闲事了。”

小惠是被哄到床上去了，可是我们大家却感觉到不大愉快。

俾斯麦没有这样愚蠢

“究竟警管制是算什么一回事？人家说这是德国纳粹的办法。你到过德国的，告诉我，这是真的么？”云妹问二哥。

“不完全是。来源大概是德国，比纳粹还得早一些。这一套东西是从俾斯麦起，传到日本，现在好像要到我们中国来了。”

“是了，”云妹说，“孝通哥，你那篇‘波茨坦……’的文章里不是说起德国是个Polizeistaat（警察国家）么？你以后写文章得小心一点，说到曹操，曹操就到。还是少提一些可怕的名词罢。”

“不是文字的魔力，而是历史的逻辑！”我笑了，“二哥，你还是说下去吧。”

“德国在一八七一年威廉王颁布了一个宪法。依这个宪法设了个国会，可是这国会是骗人的。上院是由各邦诸侯的代表组成，控制在普鲁士的威廉王手里。下院和我们参政会很相同，是个咨询和喝彩机关。首相不向下院负责，直接由国王任命。通过上院，国王可以任意创立法律。他就用这立法权立了违警法，把很大的权力交给了警察。违警法的范围极大。”

“违警法是什么东西呢？”

“普通违反法律的行为是要经法庭审判的，可是在违警法范围之内的就可以直接由警察处置。在德国违警法里甚至可以包括：买香烟时一定要同时买一包洋火，若不这样，警察就可以来干涉和处罚。据说在那个时候，若是有人在窗槛上晒块手帕，警察就可以来处罚，那是违反了在公众面前不准晒衣服的警察法规。有本书上曾说过：‘若是警察先生高兴时，就可以到你花园里来散一下步。这是‘警察国家’这个字的来源。”二哥说。

“这还不就是上海要实行的警管制么？”云妹说。

“不完全是，”二哥继续说，“警察要到你花园里来散步，‘随意’得有个条件。那就是必须找到这花园里有违反警察法规的事。假如你不在窗口晒手帕，警察也就不能随意来麻烦你。这是说，警察只在法律范围里散步，法律范围的大小是得政府颁布的。上海所实行的警管制却不然。”

我听到这里，记起了几天前读到胡冈先生的“暴戾愚蠢的警管制”里所提到的俾斯麦的故事，所以接口说：“俾斯麦拒绝威廉第二进他的门时不是曾说过‘住宅是我的人格的堡垒，虽皇帝之尊，亦不能任意侵入’这句话么？德国警察自然不会比皇帝更尊贵吧？”

“这故事我也听到过，德国人很喜欢讲这故事。这也说明了德国的警察没有借口不能登门，虽则借口是并不太难找的，可是我还得替俾斯麦说句话。他虽则极力提高政府的权力，但是他并不用这权力处处去和人民作对。他是以爸爸自居，要为人民做事，所以他所训练出来的警察没有腐败到做出敲诈为恶的事来。警察的纪律是极好的。”二哥说。

“是的，”我说，“俾斯麦是个聪明人。他明白政府权力不能维持在人民反抗之上的。他要避免劳工的反抗，所以他先用政府的权力创立社会保险法。我也相信俾斯麦决不会愚蠢到派出一批作威作福的爪牙，无事无端到每家花园里去散步，得罪人民的。得罪了人民有什么好处呢？在人家花园里散步又有什么趣味呢，除了能敲诈一笔钱？”

“所以我说法律上和精神上，上海的警管制是青出于蓝了。”二哥又说。

“这样说来，这倒是我们政府的创作了。”云妹说。

“那倒也不见得。日本从德国学来了警察制。日本人摹仿本领是不差的，学得很有程度。后来他们用这制度来统治朝鲜和台湾，情形也就不同了。我并不是说德国和日本在本国的警察制度是好的。警察是统治者的工具，只是统治者和人民还不完全站在仇敌的地位，所以这工具的面目也和善一些。一到殖民地里，面目也就暴露得更狰狞了，警察也成了一个个小皇帝，他是直接的统治者，是看守奴隶的狼狗。我们现在想实行的却是这一套，是日本殖民地所用的警管制。”

“可是我们并不是奴隶，没有亡国啊！”云妹说。

“这我可没有法子回答你了。”

希特勒所不敢做的

“你说这是日本人统治亡了国的朝鲜人和台湾人的玩意儿，可是纳粹不也是用同样方法来统治他自己的国民么？”我反驳二哥。

“希特勒并没有这样做。”二哥说。

“你不是替希特勒辩护么？”

“没有这意思。希特勒固然恶，但是他的愚蠢还有个限度。德国的魏玛宪法把‘警察国家’改变成了‘法治国家’。这并不是说把警察取消了，而是把决定警察权的力量交回了人民。警察既然只能在法律范围之下活动，人民在国会里控制了立法权也就控制了警察。希特勒上台，名义上并没有改变宪法，他也并没有公开地用警察来实施他的统治，而是在警察之外另立特务组织。特务组织是在法律之外的，他可以秘密运用，警察是在法律之内的，一定要颁布了违警法才能用警察来执行。特务是用来对付特定的敌人，而警察是用来对付一般人民的。我说希特勒不太愚，因为他知道和全体人民为敌是不可能的。他另外用哥培尔来补充希姆莱的不足。”

“你讲得太远了，”云妹打断这片话，“我要知道的是在希特勒统治下，警察是不是能随意到人家里来的？”

“不，没有这种事。除了奴隶和被征服者之外，不论专制或民主，这一点最低限度的个人的人格总是得尊重的，因为这是人和人持久相处所必需的条件。否认这条件的社会组织决不能持久的。”二哥说。

“可是，我们中国怎能这样做呢？”

“那我又没有法子回答了。目前有很多事是不能理解的。譬如说，中国法律上明明规定着人民的住所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搜索或封锢；约法上也明明规定凡是有关人民权利的事宜必须以法律规定，不能以命令规定；而现在却偏偏由行政院命令来实行警管制了。这是违法的命令，而居然出现。这真是史无前例，中外罕见的做法。叫人有什么话可说？”二哥很颓丧地结束了这段话。

“学法律的到这里也就只有叹气了，”云妹说，“人家有权力要这样干有什么不可以呢？上海人反对，可是反对有什么用？”

“俾斯麦、希特勒所不敢做的事，居然做了。若是做得通，也可以说是我们东方人的本领高了。”二哥还在叹气。

“你忘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我以社会学家的身份说了，“人是能，而且也常常会自杀的。我们没有看见过猫在自杀，可是人就有这本领。日本好端端切了腹，纳粹也自焚了。想自杀的人会做出所谓不能理解的事来，因为你所谓理解是以生存为前提的。”

云妹也兴奋了起来：“马歇尔不也是说过？日本已自杀了，中国在用另一方法自杀么？可是，我可不愿死啊，我还有孩子要我照顾啊！”

送灶的传说

我们谈着话，却忘了隔壁房里的孩子，被我们闹得不肯入睡。做母亲的没有法子，只能出来说话了，“小惠不肯睡，要爸爸去讲个故事。”

我进房，拍着小惠：

“讲什么故事呢？”

“你前天讲了端午节的故事，不是说今天要讲送灶了么？”

“是的。你好好听，我讲完，你可一定要睡了。”于是我讲送灶的故事了：

我们乡下，十二月二十四日那天送灶。送灶是送灶君菩萨上天。灶君菩萨喜欢吃糯米团子，所以那天每家都得做一大堆糯米团子送他。这里有个传说：说是在古时候，北方有一种极凶恶的人，骑了马来打我们这地方。我们这地方都是些种田的，没有马，跑不快，所以打不过他们。他们把我们的祖宗征服了之后，这许多只会骑马杀人的兵，既不会种田，又不会织布，天天向他们的皇帝要饭吃。皇帝问大臣：怎么办？大臣想出了个办法，说这批种田的人会造反，靠不住，最好派兵住在他们家里。每家得供养一个兵，当他是小皇帝一般尊敬他。这样种田人不会造反了，这些兵的给养也不必皇上分心了。这样就把事情决定了，每家住了一个兵。

兵骑在马上还像个英雄，一住到人家的家里去却一点没有英雄样子了。他们无法无天，要吃要喝，见了猪就宰猪，见了鸡就杀鸡，一天到晚地闹。没有一个人能安心生活，同时又避不过他们的眼。种田的人实在忍无可忍了。可是这些兵有枪有刀，一不对头就把人家的头砍了。种田的人打不过他们。最后，有个聪明人想出一个办法。每家在快过年时，假装好意要慰劳住在家里的监督，约定在二十四日晚上，大家用糯米做成团子，给他们吃。糯米是黏得很的东西，当他们一口咬上团子时，这黏性的糯米就把他们的牙黏住了。大家各自在家里动手，把这要喊也喊不出的钦差活活杀死，一点声音也没有。

为了要纪念这件事，所以在灶上供一个灶君，每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都要做糯米团子给灶君吃了，送他上天。

我讲到这里，小惠眼睛闭上了，好像是睡了。我想走时，她却又睁开半个眼睛：“这个故事不好听。我会做怕梦。”

“下次再讲个好听的吧，睡吧。这是古时候的事情，那时的人都愚蠢，现在不会有这种事了。”我不能不在孩子面前撒谎了。可是，人间的愚蠢什么时候会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