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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前言 | 为什么？
为什么广大股民损失惨重而华尔街的高管们却个个依旧花天酒地、稳居高座？
为什么民主国家之间少有战争？与非民主国家相比，民主国家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决定发动战争？
为什么国际足联和奥组委腐败丛生？
为什么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和美国总统奥巴马玩的竟是同一种游戏？
为什么民主的美国在别国往往会扶持独裁者而非民选总统？
为什么同样一个人可以在一个国家推行善政却在另一个国家施行最残暴的独裁？
为什么美国民主党欢迎非法移民却反对给高技术移民提供特别渠道？
为什么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越丰富，它就越不可能民主化？
为什么越是非民主国家，越容易出内奸？
为什么民主国家的对外援助常常无法使受援国的贫困百姓解脱困境，甚至使他们的处境更糟？
人们有时可以支配他们自己的命运。要是我们受制于人，亲爱的勃鲁托斯，那错处并不在我们的命运，而在我们自己。
————威廉·莎士比亚
《裘力斯·凯撒》第一幕第二场
引言 | 统治的规则
政治真是让人伤透脑筋啊。每天的新闻头条让我们震惊与意外。每天我们听到欺诈、诡计、企业高管的两面三刀、新的谎言、偷盗、虐行，甚至政府领导人犯下的谋杀罪行。我们忍不住纳闷，文化、宗教、教育乃至历史境况到底出了什么毛病，导致出现这些恶毒的暴君、贪婪的华尔街银行家和虚伪的石油大亨。难道真如莎士比亚笔下的凯歇斯所言，错处并不在我们的命运，而在我们自己？或者尤其在于那些领导我们的人？我们大多数人是这么认为的，然而真相远非如此。
我们太习惯于接受历史学家、记者、专家和诗人们的解释，未曾透过表面挖掘那些既不指向命运、又不指向我们自己的深层真相。政治的世界是受规则支配的。任何不按这些规则进行统治的统治者都可说是愚蠢到家。
记者、作家和学者们一直致力于通过讲故事来解释政治。他们探究为何这个或那个领导人能获得权力，或一个幅员辽阔国家的人民如何起而反抗他们的政府，再或去年颁布的一项特殊政策为何会断送千百万人的幸福。在解释这些事件的过程中，一名记者或历史学者通常能够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发生在谁身上，甚至还有事情的缘由。但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政治报道和历史下面，一些疑问似乎一而再再而三地浮现，有的很深刻，有的看似无关紧要，但都在我们脑海里挥之不去：暴君们为何能长久掌权？为何成功的民主领袖任期这么短？为何那些经济政策误入歧途、拙劣不堪的国家能长久生存？为何那些容易发生自然灾害的国家总是在灾难面前措手不及？以及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度如何倒让人民忍饥挨饿？
同样，我们也会疑惑：华尔街的高管们为何在政治上如此麻木不仁，挥金如土却把世界经济拖入衰退？为何肩负重担的一家企业的领导成员，却由极少数人就能决定？为何失败的CEO们能够高枕无忧、报酬丰厚，而股民们却输个精光？
有关这些政治行为的疑问，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一再涌现。每种解释、每个报道都将犯错的领导人和他或她的昏聩决策视作个案。但就政治行为而言，没有什么是独一无二的。
描述这些政客或企业精英犯下的可怖之事的报道，总有一种围观起哄的恶趣味，它们会让我们以为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不会重蹈覆辙。这些报道致使我们将恶行归咎于那些犯错的人，那些人不知怎的就莫名其妙有权做出重大以及极糟的决策。我们自信满满，绝不会像为了留住权力而轰炸本国人民的利比亚领导人穆阿玛尔·卡扎菲那样行事。我们看到在肯尼斯·雷的领导下安然公司的雇员、退休人员和股东们遭受的巨大损失，自忖我们不会像肯尼斯·雷。我们看着每个事件，认为它们不过是各不相同、无典型特征的异常特例而已。实际上，它们都由政治的逻辑、支配统治者的规则所控制。
政治专家和新闻巨头们使我们对这些规则一无所知。他们满足于谴责作恶者，却未曾探究为什么政治和商业世界会襄助恶棍，或将好人变成无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仍在询问这些老问题。在法老们发现了如何储存谷物的3500年之后，我们仍然惊讶于非洲因干旱引起的普遍食物短缺。我们仍然为发生在诸如海地、伊朗、缅甸、斯里兰卡的毁灭性地震和海啸而震惊不已，也为发生在北美和欧洲的也许程度较轻的自然灾害而震惊。我们仍然为民主领袖与专制暴君们握手寒暄和眉来眼去而感到不安，因为这某种意义上是在纵容鼓励。
在本书中，我们会提出一种思路来理解将众多乃至绝大多数领导人特征化的可悲行径，无论他们是在政界还是商界。我们的目的是解释好的和坏的行为，而不感情用事地下断言。核心在于分析我们被统治与被组织化背后的机理和缘由。
我们描绘的图景将不会赏心悦目。它不会增强对人类善行和利他主义的希望。但我们相信这就是真相，将指出一条通往更美好未来的道路。毕竟，即使政治不过是领导人玩的一种游戏，如果我们了解了规则，它将成为我们能赢的游戏。
然而，为了改善世界，我们所有人首先必须搁置对传统智慧的信念。让逻辑和证据指引我们，擦亮我们的眼睛看清政治运行的理由。了解事物是其所是的方式和理由，是使其改善的第一步和至关重要的一步。
贝尔的无尽悲歌
与生活一样，在政治中我们都有欲望并与阻拦我们实现目标的障碍作斗争。比方说，政府的规则和法律限制了我们能做的。那些掌权者与我们不同：他们能设计出有利于自己的规则，使自己更容易达成目的。理解人们的需求以及如何达到需求，将极大帮助我们明了为什么那些掌权者经常干坏事。实际上，恶行常常不仅是坏的政治这么简单。无论是管理一座小城还是经营小本生意、大型企业或跨国集团，这个论点都经得起考验。
让我们先从一个小镇的贪得无厌的统治团伙说起，以便我们能理解从一个领导人的角度来看世界是怎样的。不过要紧的是，我们必须谨记这个故事是关于政治的，无关个人。不管我们是不是在讨论一个由道德败坏的恶棍组成的阴谋小集团，真正重要的是，这些人重视权力，了解如何攫取并维持权力。很快我们就将认识到，这个关于卑劣行径的小故事在政治和商界的每一个层面上都在反复重现，这个发生在加利福尼亚贝尔城的非凡故事里，其实并没有什么东西是非凡的。
罗伯特·里佐是贝尔小城的前市政经理，该城人口大约为36600人，位于洛杉矶周边，是一座主要由西班牙裔和拉丁裔构成的贫困小城。年人均收入因估算不同，低至10000美元，高至25000美元，无论哪个数值都远低于加州和全美的平均水平。超过四分之一的劳动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贝尔的生活殊为不易。
尽管如此，这个小城依然为它的成就、家庭和前景感到自豪。虽说面临诸多挑战，贝尔一直将暴力犯罪率和与财产有关的犯罪率控制在平均水平以下，表现胜过加州的其他社区。粗粗浏览一下贝尔城的官方网站，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个兴旺、快乐的社区，充满着暑期班、图书馆活动、水上游乐项目以及乐趣满满的家庭旅行。贝尔看上去还是个很有人情味的社区。比如，只要满足特定居住和收入要求的单亲家庭，都能从市里获得“住房与城市发展”补助。 [1]
罗伯特·里佐做了17年的市政经理，回首职业生涯一定大感自豪。2010年，当时的市长奥斯卡·赫尔南德斯（后来因腐败指控而入狱）曾说，当1993年聘任里佐（最终也受到腐败指控）时，贝尔市正处在破产的边缘。在罗伯特·里佐15年不间断的领导下，直到他下台的2010年，贝尔市已经实现了收支平衡。赫尔南德斯赞许里佐让贝尔市具有并保持了清偿能力。 [2] 这当然算是了不起的成就。里佐和他的同事们当然值得赞扬和获得切实回报，以表彰他们为贝尔的人民做出的良好服务。
然而，在这迷人的表象下面，却隐藏着政治如何真正运行的故事。你们看看，罗伯特·里佐在1993年被聘任时的年薪是72000美元，经过17年到他2010年夏天被迫下台时，他的年薪达到了令人震惊的787000美元。
让我们客观地计算一下。如果他的年薪随通货膨胀而增长的话，他在2010年本应该挣108000美元。结果他拿了7倍还多！在持续低通胀的这么多年里，他的薪水每年递增超过15%，几乎与庞氏骗局大师伯尼·麦道夫向其倒霉的投资者承诺的回报率一样。
罗伯特·里佐作为市政经理的薪酬与美国其他政府官员相比如何呢？美国总统的年薪是40万美元。 [3] 加州州长的年薪是20多万美元。与贝尔市紧邻的洛杉矶市市长年薪刚过20万美元。当然，罗伯特·里佐与加州年薪最高的公务雇员相比仍相去甚远。与大部分州一样，这一荣耀归于大学橄榄球队的教练。2010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橄榄球教练的薪水是185万美元，但人家大概比里佐先生带来的收益要高得多。 [4] 罗伯特·里佐的确被认为工作出色，但真的出色到那种份上吗？在整个美国，他大概是薪水最高的市政经理（除非我们发现了另一个贝尔）。
我们自然会认为罗伯特·里佐肯定一直在设法窃取钱财，如谚语里说的，手伸进了饼干盒，侵吞从道义和法律上讲不属于他的资金；或者，至少或这或那做了一些不道德和非法的事。2010年夏天贝尔市丑闻发生时，加州总检察长（同时也是州长参选人）杰里·布朗承诺将对罗伯特·里佐是否违法展开调查。他的举动含蓄表达了一个清楚的看法：没有人会每年付给一座小城的市政经理近80万美元。然而，事情的真相比预想的要复杂得多。
整件事其实是一种精明（也应受谴责）的政治操作，是由贝尔市的选民以及代表他们的市议员们间接批准的，再沾一点点盗窃的边。
与贝尔市规模相当的城市一般给他们的市议员支付的年薪在4800美元。但贝尔市五名市议员当中的四名，除了拿议员基本薪水之外，每月只需开开会就能拿到近8000美元，全年拿到接近10万美元。只有可怜的议员洛伦佐·贝莱斯没份。贝莱斯每年只拿到8076美元，仅相当于他的同事每个月拿到的钱！我们怎么想得通这种待遇上的悬殊差别？更不用说这样令人咋舌的薪水和津贴不仅支付给里佐先生，也支付给了他的助理以及贝尔市警察局长（两人后来也都因腐败指控入狱）？
答案就在于对一次投票时机的聪明操控。这些城市的领导们设法只需依靠极少数的选民就能保住权力并自己制定薪酬待遇。想搞清楚这么穷的一个城市为什么会给领导这么高的待遇，我们必须从2005年的一场投票说起。那场投票的目的是决定是否将贝尔市由“一般城市”转变为“宪章城市”。看到这里你可能哈欠连天了，到底“一般城市”和“宪章城市”有什么区别呢？答案是“夜与昼之别”。在“一般城市”，决策必须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出，而在“宪章城市”，决策则经常在见不得光的幕后秘密做出。一般城市的管理体制受制于州或联邦法律，而宪章城市则由——你大概猜到了——它自己的城市宪章决定。
加州的立法机构在2005年决定限制一般城市的议员薪水。但加州立法机构还来不及对贝尔市下手，脑筋转得快的贝尔市政客们——据说正是在罗伯特·里佐的领导下——就想出了一个方法来摆脱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那帮人的心血来潮。所有五名市议员都赞成举行一场特别投票，来把贝尔市由一般城市转变为宪章城市。这场投票的卖点是能给贝尔市更多的自治权，以摆脱遥远的州政府——当地官员最了解本地情况，总比远方不接地气的政客们强嘛！至少，这是贝尔市领导们的说辞。
有关技术性问题的特别投票——成为宪章城市或维持一般城市——对选民来说没多大意思。当然，如果类似的投票是在全国范围内或哪怕州的范围内举行，这样的提议大概会被众多选民详加审视，然而在一个只有36600人的小城举行这样明显经过政治操弄的特别投票（没有附带任何其他表决事项），只吸引到400名选民投票（336票赞成，54票反对）。于是宪章得以通过，将分配城市岁入和制定预算的权力置于一小撮人的控制之下，而且不用见光。人们都能看出来，对贝尔市的管理方式而言，宪章不会导致什么重大改变。它只是提供了一个工具，将税收和支出的巨大决策权授予了极少数几人，而这几个人恰巧还决定着自己的薪酬待遇。
为了避免误以为这些市议员既贪得无厌又愚蠢，有必要指出他们在掩饰自己的行为上是多么的聪明。如果真有人问市议员他们的兼职薪水有多少，任何议员都会公开坦诚地说他们每月只领到几百美元的微薄薪水。但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他们收入中最大头的部分——也就是洛伦佐·贝莱斯没拿到的那部分——是他们每月参加会议的报酬。正是这块收入最终成为了他们的阿喀琉斯之踵。
本书写作之时，贝尔丑闻的所有主要参与者都已被捕入狱，但并非因为他们领取了高额薪水。尽管看起来令人愤慨，但似乎他们的高薪是完全合法的。他们被捕是因为他们为之领取报酬的那些会议根本没开过。也就是说，这些贝尔的领导们最终可能倒在了一个法律技术性细节上。骇人的高薪没问题，但不能一边领高薪一边不开会。我们不禁好奇，有多少政府官员在遵循这种标准。比如说，有多少参议员和众议员一边拿着全额薪水一边逃会，跑去为竞选募款、演讲或干脆游手好闲？
你可能也会好奇，一个像贝尔这样的小城在为领导支付如此高薪的情况下如何实现收支平衡——这是里佐先生的主要成就之一。（实际上，我们预感到一旦贝尔市重整吏治，我们预计它极可能需要通过举债来满足财政支出，而无法再保持预算平衡）。别忘了，贝尔的领导们不仅决定着如何支出，也决定着征多少税。以下是《洛杉矶时报》关于贝尔的房产税的报道：
贝尔的税率是1.55%——近乎富裕地区的一半，如贝弗利山、帕洛斯弗迪斯、曼哈顿滩，且大大高于洛杉矶县任何其他地方。这一数据是县审计官办公室应本报请求提供的。这意味着，一座估值为40万美元的房屋的屋主，每年须缴纳房产税6200美元。而马里布的税率为1.1%，那里相同房屋的屋主只需缴纳4400美元。 [5]
简而言之，贝尔的房产税率比周边地区高50%。这么高的税率使得市政经理和市议会当然能够开出高额薪水并保持收支平衡，养肥自己和狐朋狗友。
讲完了贝尔市的故事，现在来探究一下更深层的意义。贝尔的市议员由选举产生，尽管在2007年以前他们的当选长年未受到竞争。这意味着市议员欠选民的人情，至少是欠那些使他们得以当选的选民的情。在2007年以前几乎不存在这种情况，因为当时没有竞选。从2007年开始，尽管有了竞选，要赢得议员席位也只需很少的选票。举例来说，2009年贝尔市有9400名登记选民，只有2285名也就是24-3%的选民出来投票。每个选民投票给六位市议员参选人当中的两位。两位胜选者路易斯·阿提加和特蕾萨·雅各布分别得到了1201张和1332张选票，但实际上他们不需要这么多票就能胜选。表面上看，胜选需获得13%登记选民的支持。我们说“表面上看”，是因为2009年要当选市议员，只需要比得票第三的候选人多一票就够，因为只有两名能当选。当时得票第三的候选人只拿到472票，也就是说，拿到473票就能当选，这个票数是登记选民的5%，比全市总人口的1%多一点，相当于实际投票人数的五分之一。无论选票为何在候选人当中如此分化，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赢得选举只需获得贝尔市成年人口当中的极小部分的支持就够了。这非常有助于解释市政府采取的税收和支出政策。
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市议员绝不希望竞争者（甚至同僚洛伦佐·贝莱斯）知道他们的真实待遇。
城市经理罗伯特·里佐必须保守市议会的秘密以保住位子，而市议员们需要他的支持以保住他们的位子。他本可以揭露他们多么严重地侵吞辛苦赚来的公帑，并让他们卷铺盖走人（现在倒是做到了）。正是在这种出于相互忠诚的需要中，我们看到了贝尔丑闻以及普遍政治的起源。里佐为市长和议会效劳，相应地，他们为贝尔市的极小部分市民效劳，这些人是贝尔市选民中的核心支持者。没有市议会的支持，里佐将丧失他的位子，正如现在这样——尽管他仍能每年拿到惊人的65万美元退休金。怎样才能最好地确保他们的忠诚呢？很简单：提升途径，将私人回报以慷慨薪酬的形式给予市议员。 [6]
当然，如果这一切是公开进行的，或者贝尔市仍然是一个“一般城市”，受制于萨克拉门托对公务员薪酬的监管，那么里佐和市议员们都将无法互相取悦。当一个领导掌握了权力，他或她的政治生存就取决于支持者组成的小小联盟（别忘了赢得市议员席位只需极少数选民的支持），而确保长期在位的方法就是给予支持者私人回报：里佐先生在位长达17年！不仅如此，当这个小联盟是从相对多的选民中产生——根据9395名登记选民（2009年的数字）中只有336人投票批准了的城市宪章，选出5名市议员——不仅对小联盟给予私人回报成为一种高效的治理方式，同时也产生了预算制定和税收上的巨大自由裁量权，使得领导层有大把机会自肥，这样的机会领导们可不会放过。
贝尔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关统治法则的经验教训。首先，政治就是获得和维持政治权力。它与“我们，人民”的普遍幸福无关。其次，确保政治生存的最好方式是只依靠少数人来上位和在位。这意味着，那些拥有一批同伙可以依靠的独裁者——常常寿终正寝——比民主人士更容易长年掌权。第三，当这个同伙小集团明白外面还有大把人排队等着取而代之大吃公家饭，最高领导层就具有了如何花钱、如何征税的巨大自由裁量权。所有这些税入和自由裁量权为很多领导人大开窃国之门，很少人为公共利益着想。它也意味着大大增加了在位期限。第四，依靠一个支持者小联盟，领导人可以放手大肆提高税率，正如贝尔市那样。征收重税很容易激起民愤，也如贝尔市发生的那样。当然，在贝尔市，人们奋起抗争并终结里佐的统治很容易，因为他们拥有至关重要的基本权利：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我们将看到治理结构和经济运行方式如何影响到人们拥有权利的多寡，而这相应地将决定人们是否能走上街头，是否能成功策动变革，正如近来我们在中东部分地区看到的那样，或者如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那样，人民依然被压迫。
我们将看到，当维持权位只依靠极少数人、特别是当这极少数人是从许多人当中挑选出来的，贝尔的故事提供了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治理的近乎完美的剧本。贝尔的政客们凭直觉就理解了政治的规则。那些忠实遵循这些规则的领袖们，的确能够长期居于高位，从来无须被迫为臣民们做“好事”。在外部力量对他们的掌权手段进行详查之前，那些统治贝尔的人已经在位非常久。我们将看到，在顶层发挥效力的东西通常损害了底层，由此我们震惊诧异于有如此多的高层人物犯下了如此多的劣行。类似贝尔这样的地方被统治的方式（其实就是大多数地方和商界被统治的方式）催生了“贝尔底层悲歌”（译注：原文为Bell Bottom Blues,意为“喇叭裤蓝调”，本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一首著名的蓝调歌曲，英国吉他大师埃里克·克莱普顿在七十年代写过一首同样著名的同名歌曲。Bell Bottom即喇叭裤，据称起源于美国水兵服）。
我们将学到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凡是在事关政治的地方，意识形态、国籍和文化远没有那么要紧。我们越快放弃思考或谈论诸如“美国应该……”、“美国人民要求……”或“中国政府应该……”这样的句子，我们就越能更好地理解政府、企业和所有其他组织形式。在对待政治时，我们必须使自己习惯于思考和谈论具体的、有名有姓的领导人的行为和利益，而不是思考和谈论那些含糊不清的理念如国家利益、共同福祉、普遍福利等。一旦我们开始思考是什么因素帮助领导人获取和维持权力，我们也将明白如何去矫正政治。政治，正如所有的生活，是关于个人的，每个人都致力于去做对自己有利的事，而不是对他人有利的事。加利福尼亚州贝尔市的罗伯特·里佐绝对就是这样的。
大思想家的困惑
正如罗伯特·里佐的故事所凸显的，政治并不非常复杂。相形之下，历史上最受尊崇的政治哲学家们却未能很好地解释政治。事实上，尼克罗·马基雅维利、托马斯·霍布斯、詹姆斯·麦迪逊以及查尔·路易·德·塞孔达（也就是孟德斯鸠），别忘了还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基本上是在他们所处时代的狭隘背景下思考政制的。
霍布斯寻求最佳的政府形式。然而，他的寻求被英国内战、克伦威尔的崛起和他对大众统治的恐惧所蒙蔽。出于对大众的恐惧，霍布斯将君主政体视为通往秩序与良治的自然路径。不仅相信一位绝对领袖（即利维坦）的必然仁慈，他还断言：“如果臣民贫穷、粗鄙或出于匮乏、意见分歧而无力作战御敌，没有哪个国王能富裕、荣耀、高枕无忧。” [7] 这里稍稍冒犯一下霍布斯的精深哲学，我们十分好奇，罗伯特·里佐如何能够在他的臣民，即贝尔的市民穷困潦倒的同时发家致富的。
马基雅维利，这位失业政客和公务员一直希望为美第奇家族效劳——有点像那个时代的罗伯特·里佐——写了《君主论》以证明他作为顾问的价值。美第奇家族似乎对他没有多大兴趣，他也没搞到工作。我们认为，他比霍布斯更了解政治如何能产生自我膨胀的行为，一如五百年后在贝尔发生的那些。在《论李维》中马基雅维利写道，任何寻求建立自由平等政府的人注定失败，“除非他从平等大众中挑出一批最具野心、最不安分者，将他们变成事实上而不仅是名义上的绅士，赐予他们城堡与领地，以及金钱与仆从。于是在这帮人的拥护下，他得以维持权力，而他们则在他的支持下满足自己的野心……” [8]
罗伯特·里佐说不定曾将马基雅维利的论点作为最佳思想养料来研习，以抵抗公众的责难。他通过满足贝尔市议会里那些忠于他的人对金钱权位的欲望，而在位多年，他只需要这几个人的支持就够了。
詹姆斯·麦迪逊作为一名试图把自己的政治学付诸实践的革命者，像霍布斯一样直面革命。不过与霍布斯不同的是，麦迪逊实际上喜欢他所见到的。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麦迪逊思考了一个250年之后困扰贝尔市民们的问题：“是小共和国还是大共和国更有利于选出公共福利的适当守护者，显然是后者。” [9] 考虑到他对多数暴政的恐惧，得出这一结论并不容易。不过，尽管这一结论接近于我们先前已经论证的观点，然而细节决定成败，向来如此。我们认为麦迪逊缺乏对良好统治形式的细节论证。他以“大”或“小”来描述一个共和国，却未能区分有多少人在选择领导人上有发言权，以及有多少人对确保领导人持续掌权起关键作用。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两点有天壤之别。
麦迪逊的观点和孟德斯鸠截然相反，后者认为：“在一个大的共和国里，公共利益因个人观点千差万别而遭牺牲，屈从于例外，取决于偶然。在一个小共和国里，公众的利益较为显而易见，更好被理解，更能被每个公民够着；遭损害的范围较小，当然也更少被保护。” [10] 在贝尔市可不是这样的——我们宁愿相信贝尔。
对孟德斯鸠来说，启蒙运动、笛卡尔式的思想以及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出现，所有这些合力激发了他有关政治制衡的深刻洞见。他指望通过这些制衡去防止的，恰恰就是贝尔市通过宪章城市投票强加给市民所导致的对公共福祉的损害。
当然，理论上讲，选择成为一个宪章城市恰恰来自于加州立法机关对政治制衡的要求。但在那场特别投票中只有390个选民现身，甚至在贝尔丑闻发生之前的其他竞选中，也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登记选民出来投票，而所有的登记选民也不过贝尔市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这绝对不足以防止孟德斯鸠希望避免的对公共利益的损害。
毫无疑问，孟德斯鸠、麦迪逊、霍布斯、马基雅维利都是非常睿智和富有洞见的思想家（肯定比我们聪明）。然而他们对极多政治事务都理解错误，只因他们面对的都是暂时的情况。他们只着眼于很少的抽样资料、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以及古代历史的只鳞片爪。他们也缺乏现代分析工具（我们很幸运地能够想用就用）。结果是，他们常常猛然得出部分正确但深层次错误的结论。公平来说，这些历史上杰出人物的缺陷与如下事实有关：除了受制于他们的时代背景，他们也沉溺于“大问题”——人的最高本质应该如何，政府的“正确”形态是什么，或者在政治术语中“正义”到底意味什么。这种短视不仅影响了政治思想史上的巨人，也影响到了当代政治思想家，如尤根·哈贝马斯、米歇尔·福柯、约翰·罗尔斯——这些思想家有一天也许会被与历史上的巨人等量齐观。
关于“世界应该怎样”的诸多大问题的确很重要，但它们不是我们所要关心的。有关哲学价值和隐喻性抽象概念的问题不适用于接下来我们要呈现的关于政治的观点。我们不会把“我们觉得应该怎样”作为出发点。很难想象有谁包括我们自己会在乎“我们觉得应该怎样”。我们也不会劝诫别人改善自己。这倒不是因为我们不希望根据我们自己的观点去寻找改善世界的方法，而是因为我们认为只有先了解了世界运行的方式和缘由才有可能改善它。先搞清楚政治领域里人们行为的缘由至关重要，才能想办法使政治变成做好事符合他们的利益。
政治与国际关系的现代表述——从大国与霸权的平衡，到党派偏见与国家利益——这些不过是高中公民课本和晚间新闻专家们的说辞，与实际政治关系甚少。看到眼前这本有关政治的书毫不关注这些说辞，你也许会很高兴或很沮丧。我们对政治的描述主要关注“是怎样的”以及“为什么这样”。在这本书中，我们希望解释政治的最基要和最费解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使我们所有人更好地理解统治者与臣民的世界、权威与权利的世界、战争与和平的世界以及同样重大的生与死的世界为何通通按现在这种方式运行。也许，只是也许，我们时不时地会发现改善的途径。
本书中这些观点源起于多年前本书作者之一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与早期多本著作的合作者兰多夫·M·席弗森之间热烈进行的午餐讨论（后者现在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荣誉退休教授）。在大谈墨西哥卷的同时，兰多夫·席弗森和布尔诺·德·梅斯奎塔讨论到一个相当基本的问题：输掉一场战争会给领导人和他们的政权带来什么后果？
奇怪的是，这个问题在汗牛充栋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未曾被详加探讨过。而任何领导人无疑都想在卷入类似战争这样的冒险事业之前知道，当结束之后他身上会发生什么。之所以无人问及这个问题，是因为有关战争与和平的标准观点植根于诸如国家、国际体系、力量平衡和对立等观念，而不在于领导人的利益。从国际关系的传统观点来看，这个问题毫无意义。甚至“国际关系”这一术语也预设了主题是关于“国”的，而不是关于巴拉克·奥巴马、劳尔·卡斯特罗或任何其他你能说出名字的领袖想干什么。于是人们很容易就谈起美国的大战略、中国的人权政策或俄罗斯重返大国地位的野心，然而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些表述没多大意义。
国家不会有利益，人有。身处所有关于国家利益的争论之中，奥巴马总统在制定其阿富汗政策时为哪些东西焦躁？如果他不提出一个从阿富汗撤军的时间表，他将失去他的民主党选举根基的支持——而不是他的全国性选举根基的支持。相似地，肯尼迪总统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烦恼的是，如果他不采取行动，他将被弹劾并且民主党人在1962年的中期选举中将遭到重挫。 [11] 他们每个人的脑中也许都有国家利益，但他们的个人政治安危才是最紧要的考量。
任何国家（或任何企业）中最主要的利益推动者是居于顶端的人——领导人。所以我们从这个简单的出发点开始：统治者们的自私算计和行为是所有政治的推动力。
领导人的自私算计和行为构成了他的统治方式。那么对于一个领导人来说，什么才是“最佳”的统治方式？关于如何统治才是最佳，答案就是：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先攫取权力，然后维持权力，并从始至终掌握尽可能多的国家（或企业）收入。
领导人行为的理由是什么？是为了攫取权力，维持权力，最大限度地控制财权。
基于他们有关领导人和战争的午餐讨论，兰迪和布鲁斯为学术期刊写了好几篇文章，将国际关系视为不过是普通政治，其中最要紧的就是领导人想要在政治权力中生存。这些文章很快获得反响。研究者们意识到这是思考他们课题的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这一方式聚焦于做出真实行为的真实的人，而不是诸如政府、国家和制度这样的隐喻（现在这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但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派当中，这仍然是异端）。但席弗森和布尔诺·德·梅斯奎塔同时也看到了这一理论还可以拓展到更大范围。每一种类型的政治活动都可以从设法生存的领导人这一视角来解读。
涵盖的范围这么大，这个想法听上去很吓人。它旨在通过一个单一的理论框架来重述我们已知的或自以为已知的一切（或近乎一切）政治活动。席弗森和布尔诺·德·梅斯奎塔诚惶诚恐，需要帮助。于是詹姆斯·D·莫罗——现在是密歇根大学教授，时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当时布尔诺·德·梅斯奎塔也在那里工作——以及阿拉斯泰尔·史密斯两人加入。于是一个四人研究小组成立（有时被人亲切地称为BdM2S2）。我们一起写了一本厚厚的技术性很强的大部头著作叫做《政治生存的逻辑》以及一系列学术论文，以此为基础，我们得以将我们的观点改写成一本希望人人都能看得懂、引发讨论甚至能够接受的书。 [12] 如今，这一组研究背后的理论已经激发我们自己和其他研究者做出了许多派生的研究、理论的拓展和阐述，以及充满活力的辩论——当然也不缺乏争议。
以此为基础，我们跳出了对于文化和历史的传统思考方式来看待政治、公共政策选择以及甚至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策。它意味着，我们放弃了将公民道德与精神病理学视为理解领导人行为及其缘由的核心，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将政治家看做自私粗鄙之人，就是那种你不想与之共进晚餐的人，但没有他们你可能又根本吃不上晚餐。
这本书的结构很简单。第一章先勾勒出统治的基本要素，接下来各章分别探究政治的某一特定方面。我们将解释为什么某些穷国的税率比富国还高；或者为什么一个领袖花了大把军费却得到一支在国防上孱弱不堪、基本没用的军队。所有章节合起来将详细阐述政治生存的逻辑——统治的规则——如何在可想象的最大范围内连接起了星星点点的政治后果，深化我们对于所有统治者及其子民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解。正是因为可以连接起星星点点，许多学生把我们列出的统治法则称为“万事理论”。我们倒是很乐意简明地将其编撰为“独裁者手册”。
我们充分认识到，我们看待政治的观点要求我们跳脱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传统的归类法和含糊的概括，转而深入一个有关自私思维的更清晰的世界。我们探求一种更简单的、希望也是更具说服力的方式来思考政府。我们的角度尽管会让一些人感到沮丧，但提供了一个方式来探讨政府之外的生活其他方面。它能很容易地描绘企业、慈善机构、家庭乃至任何其他组织形式。（我们保证很多读者会欣慰地就如下事实得到确证：他们的公司运作方式确实与独裁政权一样。）对有些人来说，这些可能大逆不道，但我们坚信，归根结底这是理解政治世界的最佳方式——也是唯一能使我们开始评估如何改善统治规则的方式。如果我们要玩政治游戏——我们所有人时不时都得玩——那么我们必须学会如何赢。我们希望并相信，这是读者能从本书中学到的：如何赢得政治游戏，在这一过程中说不定甚至能对世界做出一点改善。
[1] 有关加利福尼亚贝尔市的住房与居民信息可查阅网址http://www.city-data.com/housing/houses-Bell-California.html。
[2] 《贝尔市议会试图逼辞三位市政官员》，载于《洛杉矶时报》地方版，2010年7月21日。网络版地址为http://www.latimes.com/news/local/la-me-721-bell-20100721,0,3475382.story。
[3] 美国陆军橄榄球队教练的薪水比美国总统高得多！尽管该队近年来在球场上的成绩起起落落。
[4] 参见http://www.coacheshotseat.com/JeffTedford.htm。
[5] 详情参见http://latimesblogs.latimes.com/lanow/2010/07/bell-paid-huge-salariesresidents-paid-huge-tax-bills-records-show.html。
[6] 反过来他们又可以将利益输送给关键的选民。比如，我们忍不住好奇那些收到住房补贴的人是否构成了支持贝尔市议会的选民主体。由于投票采用无记名方式，我们无从得知这一点。但假如贝尔市的选票统计是按街区上报，我们大概很有可能看到选举支持与特殊回报之间的对应关系，比如住房补助。
[7] 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理查德·塔克编辑（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1651］），第131页。
[8]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与论李维》，麦克斯·勒纳编辑（纽约：现代图书馆，1950［1532］），第256页。
[9] 詹姆斯·麦迪逊：《联邦党人第十篇》，载于《联邦党人文集》，雅各布·库克编辑（米德尔敦：卫斯理大学出版社，1961），第62页。
[10] 孟德斯鸠（查尔·德·塞孔达）：《论法的精神》，爱德华·华莱士·卡里瑟斯编辑（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77［1748］），第176页。
[11] 罗伯特·伍德沃：《奥巴马的战争》（纽约：西门与苏斯特，2010）；罗伯特·弗朗西斯·肯尼迪：《十三天》（纽约：W· W· 诺顿出版公司，1969）。
[12] 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阿拉斯泰尔·史密斯、兰多夫·席弗森和詹姆斯·莫罗：《政治生存的逻辑》（剑桥，马萨诸塞州：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3）。
第一章 | 政治的法则
政治的逻辑并不复杂。事实上，只要我们准备好审慎地调整我们的思维方式，理解政治世界里大多数事情出人意料地简单。为了正确理解政治，我们必须修正一个特别的假设：我们必须停止认为领袖们能够独自领导。
没有哪个领导人是单枪匹马的。如果我们要理解权力如何运行，我们必须停止认为独裁者可以为所欲为。我们必须停止相信阿道夫·希特勒或任何其他独裁者能够独自掌控他们各自的国家。我们必须放弃这样的想法，即安然公司的肯尼斯·雷或英国石油公司的托尼·海沃德了解他们公司中发生的一切事情，或他们可以做出所有重大决策。以上这些想法毫无疑问都是错的，因为没有哪个皇帝、哪个国王、哪个酋长、哪个暴君、哪个首席执行官、哪个族长能够独自统治。
来看看法兰西的路易十四（1638——1715）。被誉为“太阳王”的他在位超过70年，主导了法国的扩张和现代政治国家的产生。在路易十四统治下，法国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和美洲殖民化的主要竞争者。他和一帮亲信制定了《路易法典》，影响了日后《拿破仑法典》的形成，后者成为今天法国法律的基础。他将军队现代化，组成了一支职业化的常备军，成为欧洲其他地区乃至全世界效仿的榜样。毫无疑问他是他所处时代乃至任何时代最杰出的统治者之一。但他并不是单枪匹马统治。
从词源学来讲，“君主制”（Monarchy）一词也许指的是“一人统治”，但这样的统治方式从来不曾也绝不可能存在。路易十四据称说过很有名的一句话（很可能是误传）：“朕即国家。”这一宣言经常被用来形容类似路易十四这样的专制君主或暴虐独裁者的政治生涯。然而，这一专制主义宣言从来就不正确。没有哪个领袖——无论多令人敬畏或尊崇，无论多残忍或邪恶——是孤家寡人。事实上，表面上是一位专制君主的路易十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证明单一统治这种想法有多么错误。
在他的父王路易十三（1601——1643）死后，年仅四岁的路易十四登基。在早期，实际权力掌握在摄政的他母亲手中。她的亲信横征暴敛。到1661年路易十四23岁开始亲政时，法国已处于破产边缘。
我们大多数人将国家破产视为财政危机，但透过政治生存这一棱镜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更是一场政治危机。当债务超出了偿债能力，对领导人来说，真正的麻烦不在于必须削减公共开支，而在于他丧失了必要的资源去换取核心支持者的政治忠诚。在民主制下，糟糕的经济意味着没钱去资助分肥工程以换取政治支持。对贪官污吏来说，意味着捞不到巨额财富，也许还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秘密银行账户缩减，以及报酬过低的喽啰们忠诚度的下降。
国家破产的前景让初掌大权的路易十四身处险境，因为保守派贵族、包括军队将领看到他们的财富和特权在逐渐干涸。这一情况促使这些政治上重要但薄情寡义的朋友开始另找他人来确保他们的财富和特权。面对这样的危机，路易十四必须做出改变，否则将丧失统治权。
路易的特殊境况要求他改变他的核心集团的人员结构——这个集团的支持将确保他的王位。他迅速采取行动，为新贵族拓宽了加入核心集团的机会（对一些人来说，则是实际权力），这些新贵族被称为“穿袍贵族”。他和陆军大臣米歇尔·勒泰利耶一道，开始建立一支职业化的、相对平民化的军队。路易抛弃了法国周边几乎所有的君主惯常做法，他将军阶的大门敞开——甚至最高级的军阶——为传统保守派军事“佩剑贵族”以外的很多人提供机会。通过这些举措，路易将他的军队改造成一个更易进入、政治和军事上也更具竞争性的组织。
与此同时，路易还必须对老贵族有所行动。他非常清楚这些不忠的家伙早些年煽动和支持了反君主的“投石党运动”（混合了革命与内战）。为了消除老贵族的潜在威胁，他将他们事实上地与宫廷绑在一起——要求他们大部分时间必须待在凡尔赛宫。这意味着，他们领取的年金多寡将取决于国王的宠信程度。而这当然取决于他们侍奉国王的优劣程度。
通过提拔众多新人，路易建立了一个对他感恩的新阶层。在这一过程中，他更完整地集中了自己的权威，提升了对宫廷里不少老贵族年金的决定权。这样，他就建立起了一个“绝对”控制的体系，它的成功依赖于军队和新贵族的忠诚，也依赖于限制老贵族的权力，将他们的福祉直接转化为他的福祉。
在考虑需要收买谁时，法国大众并不在路易十四的算计当中，因为他们没有对他构成立即的威胁。就算如此，他的专制主义一点也不“绝对”。他需要支持者，也明白如何保持他们的忠诚。只要他们支持他比支持别人更有利可图，这些人就会一直忠诚于他。
路易十四的策略就是把他继承下来的由关键支持者组成的“致胜联盟”替换成他更靠得住的人。被保守贵族环伺的他，启用了一批“穿袍贵族”进入核心集团，甚至启用了一批平民进入官僚机构，特别是军队。通过扩大进入核心集团的候选人范围，他使那些已经处于核心集团的人的政治生存面临更激烈竞争。那些他的“致胜联盟”的成员们明白，面临扩大了的候选人范围，如果他们不能证明自己足够值得信赖和对国王忠诚，很容易就会被别人取而代之。相应地，他们将丧失通往财富、权力和特权的机会。没什么人会愚蠢到冒这个险。
与所有领导人一样，路易十四与他的核心集团建立起一种共生关系。没有他们的支持，他不可能指望稳坐权力宝座，而他们对他不忠的话，也别指望能从他们的职位当中获得利益。他们确实很忠诚。路易十四在位72年，直到1715年寿终正寝。
路易十四的经历是政治生活里最基本事实的例证。没有人能独自统治；没有人具有绝对权威。差别只在于有多少人需要豢养，又有多少资源能够拿出来进行豢养。
政治的三个维度
对领导人而言，政治情势可以被分解为三种人群：名义选择人集团、实际选择人集团和致胜联盟。
名义选择人集团包含了所有在选择领导人时至少具有某些法定发言权的人。在美国，指的就是所有合格选民，即所有年满18周岁的公民。当然，正如每个美国公民肯定都意识到的，虽然拥有选举权很重要，但归根结底，没有哪个个人在谁领导国家上有太多发言权。在一个实行普选制的民主国家，名义选择人集团刚刚触及到政治的门槛，仅此而已。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英国或法国的名义选择人比苏联的“选民”好不了多少。在苏联，所有成年公民都有权投票，尽管他们并不是真正在候选人当中做选择。第二个政治阶层由实际选择人组成。真正选择领导人的是这个集团。【在今天的中国（如前苏联），它由共产党中拥有资格投票的成员组成；】 [*1] 在沙特阿拉伯的君主政体下，指的就是皇室的高级成员；在英国则指的是支持多数党议员的选民。最重要的集团是第三种，它是实际选择人集团的一个子集，构成了一个致胜联盟。他们的支持对于一个领导人的政治生存至关重要。在苏联，致胜联盟由党内一小撮能够选择候选人并控制政策的人组成。他们的支持对于政府高官和党的总书记保持权力起核心作用。这些家伙有能力推翻他们的老板——而他对此心知肚明。在美国，致胜联盟的规模远远大得多。它由足以确保一名总统候选人（假如是立法机构选举，则指每个州、选区的参议员或众议员候选人）胜选的最少数目的选民构成。对路易十四来说，致胜联盟由一小群法官、军官和高级公务员组成，没有他们，路易国王恐怕早被别人取而代之了。
从根本上讲，名义选择人就是领导人的潜在支持者；实际选择人则指那些其对领导人的支持确实有重要影响的人；而致胜联盟只包括那些领导人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持者。这三种人可简单概括为：可相互替代者、有影响者以及不可或缺者。
在美国，选民就是名义选择人——可相互替代者；至于实际选择人——有影响者——则是真正选出总统的选举人团成员（正如在苏联选出总书记的忠诚党员们）。不过，当今的选举人团成员按照规范都是遵循各自州的选民意愿来投票，因此选举人团成员并不具有真正独立的影响力。在美国，名义选择人和实际选择人相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你只是与他人可相互替代的无数选民中的一员，却仍感觉你的那一票很有影响——它有价值，也算数。在美国，致胜联盟——不可或缺者——是分布在各州的最小的一群投票者，他们对一名总统候选人的支持在选举人团里转化成了胜选。尽管致胜联盟（不可或缺者）是名义选择人集团（可相互替代者）当中一个不小的部分，但它的规模甚至无须接近美国人口的多数。事实上，基于美国大选的结构，只要选票得到有效配置，那么只需赢得全部选票的五分之一，就有可能同时掌握美国的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亚伯拉罕·林肯就是有效配置选票方面的大师）。值得注意的是，在绝对人数和占全体选民的比例方面，美国具有全世界最大的致胜联盟之一，但还不算最大的。在英国的议会制结构下，要想当上首相，议会中必须要有超过半数的本党籍议员，而每个本党籍议员则必须在两党制议会竞选中赢得半数以上选票：当上首相所需的选票就是所有选票的一半的一半，也就是总票数的四分之一。法国的决胜投票制要求更高，要想当选总统，必须在最后一轮双人决选中赢得多数票。
目光转向其他地方，我们看到各国的名义选择人集团、实际选择人集团和致胜联盟的规模差别巨大。像东北亚的某个国家，有规模巨大的名义选择人集团，每个人都能投票——当然这是个笑话——有规模很小的实际选择人集团，以及一个也许不超过几百人的致胜联盟，但没有这个联盟的话甚至当年他们的第一任领导人都早已灰飞烟灭。像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国家，拥有规模很小的名义选择人集团和实际选择人集团，他们由皇室成员、一些重要商人和宗教领袖构成。
那么加州贝尔市的构成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们看到在2009年市议会选举中，可相互替代者就是9395名登记选民；有影响者则是那2235名实际投票的人；而不可或缺者不超过473名。贝尔看上去绝对比沙特阿拉伯强——希望如此。然而，贝尔的情况很危险地与一些基本上实行虚假选举的国家相似，比如革命前的埃及、委内瑞拉、柬埔寨，甚至俄罗斯。大部分公开上市交易的企业具有相似结构。他们拥有成百万计的可相互替代的小股东。他们拥有一些有影响的机构投资者和其他股东。而不可或缺者则是那些真正能够挑选董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人。贝尔一点都不像麦迪逊或孟德斯鸠心目中理想化的民主制。企业也不像，不管有多少股东可以进行无记名投票。
想想你所在的公司吧。谁是你的领导人？谁的支持对他或她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哪些人尽管对你的首席执行官来说并非不可或缺，但在公司治理结构中仍然很有影响？当然，还要想想是谁每天待在办公室里辛苦工作（或偷懒），憧憬着哪天能飞黄腾达？
本书余下部分要讲的，以及更重要的，在所有或大或小组织里的政治运作都是以这三个集团的区分为基础。这三个集团的规模大小变化为政治提供了一个解释政治生活复杂性的三维结构。通过探究这些维度如何交织——也就是每个组织里的可相互替代者、有影响者和不可或缺者的相对规模——我们就能够理解政治之谜。我们将看到，在不同国家、不同企业或任何其他组织里，这三种人群的规模差异几乎决定了政治里发生的一切——领导人能做什么，什么事是他们能或不能逃脱追究的，他们必须对谁负责，在他们的领导之下每个人享有的相对生活质量（或者说，常常不享有）。
三维政治的特点
你可能难以相信就是这三个维度支配了世界上所有形形色色的统治体系。毕竟，我们的经验趋向于认为政治光谱的一极由独裁者和暴君组成——那些间或会精神变态的可怕自私的恶棍。另一极则由民主人士组成——民选的议员、总统、首相，那些自由的善良守护者。我们坚信这两个世界的领导人必定天差地别。
这是一个很省事的幻想，但毕竟只是一个幻想。政府都一个样。差别只在于选择人和致胜联盟维度。这些维度限制或允许领导人为了保住权位能做和应该做什么。限制或允许的程度取决于选择人集团和致胜联盟如何相互作用。
尽管我们知道没有哪两个民主国家或哪两个独裁国家是相似的，我们还是习惯于认为民主制和独裁制这样的术语足以描述不同政权之间的区别，毫无疑问，要打破这样的思维习惯相当困难。事实上，困难到我们在本书大部分地方都要继续用到这样的术语——但要强调的是，“独裁制”这个术语在我们这里的真正意思是，政府建立在极少数不可或缺者的基础上，而他们是从数量非常庞大的可相互替代者以及通常相对较少的一群有影响者当中产生出来的。另一方面，当我们提到民主制，我们的真正意思是政府建立在数量庞大的不可或缺者和可相互替代者的基础上；同时，有影响者的数量几乎与可相互替代者一样多。当我们提到君主制或军事独裁制，我们的意思是可相互替代者、有影响者、不可或缺者的数量都很少。
以不可或缺者、有影响者和可相互替代者这样的概念来看待各类组织的优点是，这些范畴使我们能克制自己，避免在各种政府形式之间武断地划线，宣称这个国家是“民主国家”，那个国家是“专制国家”，或这个国家是大共和国，那个国家是小共和国，也避免了一些历史上主要政治哲学家们持有的一维政治观。
事实是，没有哪两个政府或哪两个组织是完全一样的。也没有哪两个民主国家是相似的。实际上，它们可能有天壤之别，但都完全有资格被称为民主国家。政府之间和组织之间更具重要意义和可观察到的行为差异取决于可相互替代者、有影响者和不可或缺者这三个集团的绝对和相对规模。举例来说，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之间或加拿大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貌似微妙的差异并非无足轻重，然而，它们的政策差异是源于他们的领导人在应付各自的可相互替代者、有影响者和不可或缺者三维结构时面对的激励机制不同。
政治体系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多样性，主要是因为人们在操控政治以从中获益方面具有令人惊叹的创造性。领导人们制定规则，给所有公民以选举权——创造出很多新的可相互替代者——接着又对选举体制加以限定，聚集起一群关键投票者，以确保他们中意的候选人胜出。民主精英们可能决定在某一特定选举中实行相对多数胜出制，这样他们就有机会强行实施多数人可能反对的政策。或者，他们可能支持举行决胜制选举以产生绝对多数票，尽管产生的结果可能只是可相互替代者集团的第二选择。再或者，民主领导人们也可能对应于得票多寡代表着各自的政治立场，从而从少数派联盟中产生政府。所有这些乃至无数其他规则无疑都符合我们对民主的信念，但每一种规则都能、也产生了天壤有别的结果。
我们必须谨记，像“民主制”或“独裁制”这样的标签是一种方便之物，但也仅是方便之物。
改变维度的规模也改变世界 [1]
改变可相互替代者、有影响者和不可或缺者这三个集团的相对规模能在基本的政治后果方面产生真正的差别。我们以看上去平淡无奇的旧金山市议会选举为例子。
旧金山过去是通过全市整体范围的选举来选出市议会。这就是说，选择人集团就是所有旧金山选民，而不可或缺者就是确保一名候选人能够当选议员的最小数目选民。1977年，该市选举方法发生了改变。具体来说，全市性选举被分选区投票所取代。在旧方法下，旧金山全市作为一个单一的大选区来选出代表整个市的议员。而在新方法下，议员是被他所在的分选区选出，并代表这个选区，也就是他所在的邻里区域。换句话说，每个议员是被小得多的选区选出来的。1975年至1977年之间，作为一个整体的旧金山居民们所中意的候选人及其政见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然而，有一名叫做哈维·米尔克的候选人在1975年落选，却在1977年当选（很不幸的是，他随后被人暗杀）。如《时代》杂志后来报道的，哈维·米尔克是“这个星球历史上第一个当选重要政治职务的公开同性恋者”。 [2]
导致哈维·米尔克1975年到1977年命运变化的原因再简单不过了。在1975年，他需要旧金山有影响者的广泛支持才能当选。那年他获得了52996张选票。这一票数在所有候选人中排名第七，而只有前五名才能当选。米尔克没有获得足够的支持，于是落选。在1977年，他只需要获得他所在的卡斯特罗区的支持，而这个区的主要居民是同性恋。他很清楚自己在这个区非常受欢迎。他得到了5925张选票，这使他在第五选区获得了29.42%的相对多数票，也就是在第五选区的竞选中他得票数第一，因而当选市议员。
看上去也许有点奇怪的是，旧金山发生的情况同样适用于一些非自由主义国家的政府，如津巴布韦、【中国】 [*2] 和古巴，乃至一些性质更模糊的政府，如今日的俄罗斯、委内瑞拉或新加坡。每个政府无疑都独特地基于三个政治维度基础运作：可相互替代者、有影响者和不可或缺者。
一旦我们学会了沿着这三个维度来思考，我们就能够着手解开一些最持久的政治之谜。我们的出发点是意识到：任何一个有能力的领导人都希望掌握尽可能多的权力，并尽可能长久地掌握权力。设法利用可相互替代者、有影响者和不可或缺者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是统治的行为、艺术和科学。
支配统治者的规则
据说金钱是万恶之源。这可能没错，但在某些情况下，统治行为当中所有好的部分都是以金钱为基础的。这取决于领导人如何使用他们获得的金钱。他们也许会拿钱帮助每一个人，比如旨在保护所有公民的个人福利及财产方面的支出。很多公共政策可以被视为是投资于人们的福利。但政府收入也能以损害公共福利为代价，被拿去收买一小撮核心党羽的忠诚。金钱也能被用来催生腐败、进行内幕交易以及实施一大堆更不堪的政策。
理解政治真正如何运行的第一步是询问领导人都把钱花在哪类政策上。他们把钱花在惠及每一个人的公共物品上了吗？还是花在了只惠及少数人的私人物品上？对任何精明的政治家来说，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他需要保持多少人的忠诚——也就是致胜联盟里不可或缺者的人数。
在一个民主国家或任何一个致胜联盟很庞大的体系内，通过私人回报的方式来收买忠诚代价太大。钱会被极大摊薄。所以，依赖大型致胜联盟的、较民主的政府趋向于着重把钱花在能增进普遍福利的有效公共政策上，这很接近詹姆斯·麦迪逊倡导的理念。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独裁者、君主、军政府领导人以及大部分企业首席执行官只依赖一小撮不可或缺者。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言，他们通过大慷公家之慨、以私人回报的方式收买致胜联盟的忠诚，这种统治方式更有成效，尽管这意味着要牺牲广大纳税人或千百万小股民的利益。
因此，小型致胜联盟助长了稳定、腐败、以私人物品为导向的体制。在提升社会福利和养肥一小批特权人士之间做出选择，这个问题与领导人个人是否善良毫无关系。高尚可敬的动机也许貌似很重要，但它们被维持支持者开心的需要所压倒，而使支持者开心的方法取决于有多少人需要奖赏。
税收
领导人需要钱来让支持者开心。任何有雄心统治的人必须首先自问能从大众那里提取到多少钱，无论大众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还是一家企业的股东。提取钱财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个人所得税、房产税、进口关税、执照费、政府收费——不过为了讨论方便，我们这里将之统称为税收。我们前面讲到，那些基于大型致胜联盟进行统治的领导人无法通过提供私人好处来有效维持权力。因为不可或缺之人的数量太大。由于他们只能着眼于提供公共物品而非私人回报，相对来讲他们也必须把税率保持在一个较低水平。人们都想留住自己的钱，除非钱被集中起来提供某种他们需要但自己又买不起的东西。
举例来说，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可靠的消防部门能成功扑灭威胁我们的火灾。理论上讲，我们可以自己雇佣一名私人消防员来保护我们的家。然而这么做不仅费用很高，而且我们还不得不考虑邻居家的房子是否受到良好保护，免得别人家着火威胁到我们家。不仅如此，当我们的邻居意识到我们不希望他家着火，他可能试图就以下事实搭便车：我们雇了一名私人消防员并且不得不同时保护邻居家的房子。我们便立刻处于一种境地，即独自为整个邻里地区的消防工作买单。真是一个非常昂贵的处境。让所有邻居分担消防费用的最简单方式是让政府承担消防工作。我们很高兴为此纳税。
尽管我们可能很乐意为给我们带来实际好处的项目纳税，比如说消防、防止恶性犯罪、防御外部敌人，我们却不会很乐意看到自己缴纳的税金被用于支付巨额薪水给总统或首相——在加州贝尔市的例子里，就是地方政府官员。结果就是，依赖大型致胜联盟的政府首脑通常不是世界上薪酬最高的管理者。
正因为在一个依赖大型致胜联盟的政权里，政府税收可被接受的用途有限——只有那些人们负担不起、能带来更多公共福利的开支可被接受——因而税率往往比较低。但当致胜联盟很小并且私人物品成为维持权力的有效方法时，大部分人民的福利就靠边站了，这与霍布斯的观点相反。在这种情形下，领导人喜欢征收重税，从可怜的可相互替代者以及被剥夺选举权的人那里尽可能地搜刮，通过这种方式来重新分配财富，把财富转到致胜联盟成员的手上，使他们发财致富，保持忠诚。举例来说，美国一对夫妻不需为收入的头17000美元缴纳所得税。而相同收入的一对【中国】 [*3] 的夫妻必须承受45%的边际税率。这个税率已经超过美国最高的个人所得税率，无论收入多高的美国人都无须向联邦政府缴纳这么多钱。还有一些致胜联盟很小的政府，比如加州的贝尔市，首席行政官罗伯特·里佐数量很少的支持者并不抱怨政府征收超高财产税。他们是得纳这笔税，但成千上万的其他市民也得纳税。但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们从这同样的税收当中得到了回报。这一小撮关键朋党从市政府拿到的私人收益远超那份人人都要缴纳的高额税金。
很显然，自私自利在这些情况中扮演了重大角色。我们肯定好奇，为什么在位者不把搞来的钱全部卷走存到个人的银行账户里。这个问题与企业主管特别相关。一旦投资者把钱托付给了企业首席执行官或董事会主席，投资者如何保证自己的钱会被妥善用于投资，为他们带来回报？投资者要的是财富增值、股价上扬、股份增加、分红丰厚且稳定。无可否认，人类对自我利益的专注告诉我们，统治者、企业领导人以及事实上我们所有人都喜欢拿走别人的钱留为己用。这意味着，我们对政治算计的下一步解释将是搞清楚一个领导人能给自己留多少钱、又必须花多少钱在致胜联盟身上以保住位子。
对核心支持者重新洗牌
我们现在知道，保持权力离不开别人的支持。只有领导人为那些不可或缺者提供的好处超过了别的领导人或政府能给的，才能获得这种支持。一旦核心支持者预计在领导人的政治对手那里能得到更多好处，他们就弃汉投曹。
在位者的日子不好过。他们提供给支持者的好处必须比任何对手能给的多。尽管这挺难，但政治的逻辑告诉我们，现任领导人与对手相比具有巨大的优势，特别是当现任领导人只需依赖少数核心支持者并且致胜联盟的候选成员池很大时。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从1917年十月革命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戈尔巴乔夫改革期间，只有一位苏联领导人在政变中被成功废黜，那就是尼基塔·赫鲁晓夫。所有其他苏联领导人都死于年老体衰。赫鲁晓夫未能给他的盟友带去承诺过的好处。成功可靠地兑现给核心支持者许下的政治承诺，这正是任何在位者的优势地位的来源。
在政治体制依赖较多核心支持者的情况下，生存的法则也没有多大不同，尽管细节上会有差异。就连不是太关心竞选活动的人都知道，政客们在争夺权力时许下的承诺和他们上台后实际做的大相径庭。一旦上台，新领导人可能抛弃助他上台的人，让他认为更忠诚的人取而代之。
不仅如此，核心支持者还无法在短时间内比较在位者和对手谁能给得更多。比方说，在位者也许现在给得少，但预计能给继续追随者或新加入者持续的回报。没错，对手今天可能会给得更多，但他对于未来回报的承诺很可能没有任何实质内容。核心支持者必须比较未来的预期收益，因为随着时间推移，未来的趋势会带来更大的回报。新领导人上位之后将一名支持者安置于致胜联盟内，这是表明他将继续器重和奖赏这名支持者的风向标，这恰恰是因为新领导人已经竭力将最有可能继续保持忠诚的人和未来有可能将他搞倒的投机者区分开。对手可能也会承诺一旦上位将继续重用支持者，但从长远来看，这可能只是一个难以兑现的承诺。
那些在打天下时共担风险的人常常在成功后靠边站——或更糟。不信的话让我们来看看古巴的例子。古巴政变后，其领导人任命了21名部长，到当年年末，其中的12名就辞职或被罢免。1960年又有4名部长在其巩固大权的过程中被拿掉。这些人曾经是他最亲密的支持者，最终面对的是政治的两大险恶后果。其中相对幸运的人与他决裂的形式是遭到放逐；剩下不走运的人面临的是处决。这甚至包括了他最亲密也最有名的战友。
政治变迁中充满了辅佐领导人上台的支持者被撤换的例子。无论是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犯罪家族或任何其他组织，这都是事实。致胜联盟的每一个成员都明白有大把的人在门外等着取代他，每个成员都要小心翼翼不给在位者提供理由寻找替代者。
这种关系路易十四拿捏得非常好。如果只需要一个规模很小的支持者集团，并且它能够从一个很大的潜在支持者群体里提取出来（正如在津巴布韦或阿富汗的规模很小的致胜联盟），那么在位者就无须花掉政府收入的很大部分去收买致胜联盟的支持。另一方面，如果潜在替代者很少，那么在位者就必须多花钱以保持致胜联盟的忠诚。这在两种情况下都是事实：第一种是致胜联盟和选择人集团都很小（比如在君主国家或军事独裁国家）；第二种是致胜联盟和选择人集团都很大（民主国家）。在这两种情况下，现任领导人替换致胜联盟成员的能力受到较大限制。核心支持者能够为他们的忠诚要求得到更高的价码。结果就是，在位领导人可收入自家囊中的钱比较少，因为较多的钱必须花在收买致胜联盟的忠诚上，抵挡政治对手可能开出的价码。
当不可或缺者占可相互替代者的比例很小（正如在人为操纵选举的独裁国家和大部分公开上市的企业），收买致胜联盟的忠诚代价很小，在位者便拥有对政府收入的巨大自由裁量权。他们可以选择将钱花在自己身上或花在喜欢的公共项目上。当然，窃国者会将钱存入自己的秘密账户或进行海外投资，以应对有朝一日被推翻后的不时之需。一些有责任感的独裁者会将少部分钱存入秘密账户，宁愿用他们可自由裁量的资金（收买致胜联盟后剩余的钱）投资于公共事业以遏止反叛的威胁。这些公共事业可能会很成功，如李光耀在新加坡做到的。也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失败，如克瓦米·恩克鲁玛在加纳进行的公共工业项目【或是毛泽东的大跃进，其结果导致了中国的大倒退】 [*4] 。
我们已经看到政治生存的欲望如何决定了一些关键性的收入产生政策和分配政策，以及在位者可自由裁量的钱袋子大小。税率是高还是低、钱是花在公共福利还是私人回报上，以及在位者怎么花、花多少钱，这些因素决定了在领导人继承或创造的统治结构这一范围内他能否取得成功。我们有了“为了政治生存而统治”这样的观念，就能明白领导人有5个基本法则可用于在任何体制下获得成功：
法则1：让你的致胜联盟越小越好。 一个小规模的致胜联盟使领导人只需依赖极少数人就能保持权位。越少的不可或缺者相当于领导人拥有更多控制权，对支出的自由裁量权也越大。
法则2：让你的名义选择人集团越大越好。 保持一个很大的选择人集团你就能很容易地替换掉致胜联盟里的捣蛋分子，无论是有影响者还是不可或缺者。毕竟，一个很大的选择人集团提供了充足的替代支持者，让不可或缺者时刻谨记必须保持忠诚、规规矩矩，不然就会被别人取代。
法则3：掌控收入的分配。 对一个统治者来说，与其拥有一张让人民可以喂饱自己的更大的饼，永远不如他能够决定谁吃这张饼。对领导人来说，最有效的资金分配方式是让很多人受穷，通过重新分配让挑选出来的支持者发财。
让我们为巴基斯坦总统阿西夫·阿里·扎尔达里喝彩，他的财富估计高达40亿美元，尽管他统治着一个人均国民收入几乎全球垫底的国家。
法则4：支付给你的核心支持者刚好足够确保他们忠诚的钱。 记住，你的支持者宁愿成为你而不是仰赖你。你的巨大优势在于你知道钱在哪里而他们不知道。给你的联盟足够的钱，以免他们到处寻找取代你的人，但一分钱都不要多给。
让我们为津巴布韦的罗伯特·穆加贝喝彩，他无论何时面临军事政变的威胁，最终总能用钱摆平，在重重困难下始终保持军队忠诚。
法则5：不要从你的支持者的口袋里挪钱去改善人民的生活。 法则4的反面就是不要对你的支持者太抠门。如果你以损害致胜联盟的利益为代价而善待人民，很快你的“朋友们”就会伺机找你的麻烦。有利于普通老百姓的政策不仅未必能让核心支持者产生忠诚，而且太贵。饥饿的人民不可能有精力推翻你，大可不必担心他们。相反地，失望的致胜联盟成员则会变节，让你深陷麻烦。
让我们为缅甸的丹瑞将军喝彩，在2008年的纳尔吉斯飓风之后他控制了外界提供的粮食援助，让他的军队支持者拿到黑市上去倒卖，而不是援助灾民——至少13.8万人死于那场风灾，有的报告甚至认为死亡人数高达50万人。 [3]
在民主国家上述法则管用吗？
现在你可能会说，等等！如果一位民选领导人遵循上述规则，他肯定马上下台。你说的没错——几乎。
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章节里看到，一位民主领导人想在掠夺国家和侵吞财产的同时维持权位确实比较困难。他受到该国法律的约束，并且法律通过选举程序决定了他上台所需致胜联盟的规模大小。这个联盟必须相对较大，而他必须回应这个要求，因此他在遵循法则1上的确会遇到麻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会尽力去遵循这一法则（以及其他法则）。
举例来说，为什么国会为了选举利益而改划选区？恰恰是因为 法则1：让你的致胜联盟越小越好。
为什么某些政党赞成移民？ 法则2：扩大可相互替代者的规模。
为什么在税收法规上有这么多争斗？ 法则3：控制政府收入来源。
为什么民主党人花掉那么多税收在公共福利和社会工程上？或，究竟为什么会有指定用途的资金？ 法则4：不计代价地回报你的核心支持者。
为什么共和党人希望降低最高税率并对全国性医保体系的想法百般反对？ 法则5：不要打劫自己的支持者以利对手。
与独裁者和专制暴君一样，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也遵循这些法则，因为他们与所有人一样渴望获得权力并保持权力。甚至民主领导人也几乎从不辞职，除非被迫。 [4] 与专制同行们相比，民主领导人的问题在于面临的是大不相同的约束条件，不得不更具创造性。他们并不常常成功。即便如此，比起独裁者来说，他们一般能为国民提供较高的生活标准，民主领导人通常在位时间比独裁者短。
在决定组织如何运行的三个维度的交集上，政治上的各种划分实际上是一体的。历史上，一些“国王”其实是选举产生的。一些“民主领导人”却是以专制君主的权威统治他们的国家。换句话说，独裁者与民主领导人之间的区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为我们的政治新理论打下基础并揭示了5个统治法则之后，我们将探讨本书最核心的大问题，我们将经常使用“独裁者”和“民主领导人”这样的术语，来展示当你从小联盟和大联盟的光谱的一极滑向另一极时，统治游戏会如何变化。不过需要谨记，不管是哪个国家或组织，总会有两个世界的某种重叠。我们从两极学到的经验教训都适用——无论你谈论的是萨达姆·侯赛因还是乔治·华盛顿。归根结底，老话仍然是真的——所有政客都一个样。
[1] 有兴趣深究此处所述观点背后的严密论据的读者应该阅读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阿拉斯泰尔·史密斯、兰多夫·席弗森和詹姆斯·莫罗：《政治生存的逻辑》（剑桥，马萨诸塞州：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3）以及本书引用的其他文献。
[2] 约翰·克劳德：《先驱哈维·米尔克》，载于1999年7月14日的《时代周刊》，网络版参见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991276,00.html。
[3] 艾玛·拉尔金：《一切皆破碎：缅甸大灾难的故事》（纽约：企鹅出版社，2010）。
[4] 亚历山德罗斯·提格斯：《走还是不走？论政治生存的假设》，工作论文，纽约大学政治学系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2008年4月15日。
第二章 | 上台
几个世纪来，“约翰·多伊”成为不明身份的无名氏的代名词。利比里亚军士长多伊的名字尽管是萨缪尔而不是约翰，但在1980年4月12日之前，他在其他任何方面都算是无名之辈。多伊出生于利比里亚偏远的内陆部族，差不多目不识丁，与无数境况相似的人一样，他走出了西非的丛林到外面讨生活。他来到了首都蒙罗维亚，在那里他发现军队甚至为他这样身无一技之长的人提供了大把机会。4月12日在总统威廉·托尔伯特的卧室里，多伊就发现了这么一个机会。多伊用刺刀捅死总统，将他的内脏丢去喂狗，然后宣布自己是利比里亚的新总统。 [1] 就这样，他从籍籍无名之辈一跃成为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多伊与另外16名士官早前一起翻过总统官邸的围墙，本来是希望面见总统，质询为什么没有发工资。他抓住了眼前的这个机会，一举终结了托尔伯特的“真正独立党”的统治，该党于1847年由美国遣返的黑人成立。他立即抓捕了13名内阁部长，将他们拉到海边，在欢呼的群众面前公开处决。更多的杀戮随之而来。多伊就任人民拯救委员会主席，宣布废除宪法，禁止一切政党活动。
多伊根本不知道当一名总统应该做什么，更不知道如何统治一个国家。但他知道如何夺取和保持权力：除掉以前的统治者；找到钱；建立一个小联盟；给他们刚刚好足以保持对他忠诚的钱。在极短时间内，他把政府和军队中几乎所有人都替换为他的克兰族族人，这个部族的人口只占利比里亚总人口的4%左右。他把部队士兵的月工资从85美元提高到250美元。他清洗掉任何不信任的人。经过秘密审判，他将至少50名早先的政变伙伴处决。
和他的前任一样，多伊政府的收入有如下几个来源：其一为费尔斯通公司，该公司租了大片土地种植橡胶；其二为利比里亚矿业公司，该公司对外出口铁矿石；其三是不经安全检查，开放登记超过2500艘远洋船舶（收取登记费和吨位费）。不仅如此，多伊从美国政府获得了直接的经济援助。在十年时间里，美国给了多伊政府5亿美元。作为交换，美国获得了驻军权并将利比里亚设为情报和宣传基地。据称多伊和他的党羽个人聚敛了3亿美元财富。
至于多伊的政策则不能称之为成功。实际上他几乎没有制定什么政策。他非常懒惰，成天和总统卫队士兵的老婆们厮混。经济崩溃、外债飙升，犯罪几乎成为利比里亚唯一成功的行当。蒙罗维亚的银行成为洗钱工具。利比里亚人民后来痛恨多伊就一点不奇怪了。尽管如此，只要他知道钱在哪里，知道该收买谁，他就成功地在权力宝座上生存下来。
去他的什么善治理念，别把人民关心的事置于你和你的支持者之上：这是给那些想要成为独裁者的人的金玉良言。如此这般，任何“约翰·多伊”甚至一个萨缪尔·多伊都能攫取并保持权力。
支持者很少的情况下如何夺权
一名挑战者要想夺取权力只需做三件事。第一，他必须除掉在位者。第二，他必须控制政府机关。第三，他需要成立一个由支持者组成的、足以确保他成为新在位者的联盟。这些行动的每一个都面临独特的挑战。成功的相对难易程度在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之间各不相同。
有三种办法能除掉一名在位者。第一个也是最容易的一个，就是巴望该领导人自己死掉。第二，如果没这么凑巧的话，挑战者可以开出足够诱人的价码收买在位者的核心联盟成员，使他们转投到挑战者的大计中来。第三，现存的政治体制可以被外部力量压垮，无论是军事上被外国打败，还是革命和叛乱，这种情况下人民会起来造反，摧毁现有制度。
尽管造反需要技巧和协作，它的成功最终极大依赖于联盟的忠诚，更准确点讲，是人们对旧政权忠诚的缺失。埃及的胡斯尼·穆巴拉克被大规模抗议活动击败就是一个适当的例子。2011年2月穆巴拉克下台背后最关键的因素是埃及军方最高将领们决定允许示威者占据街头，人们无须担心军队镇压。为什么会这样？正如2010年5月5日笔者在一次座谈会上解释的，基于我们这里阐述的理由，美国削减对埃及的援助加上严重的经济困难导致高失业率，意味着穆巴拉克的盟友很可能得不到报偿，人们可能相信造反的风险和代价比正常情况下小。 [2] 也就是说，革命的一般经验法则是，当现存制度的守卫者们对报偿十分不满、有意寻找新的领导人来关照他们时，革命就会发生。另一方面，通过镇压人民可以击退造反——这永远是令人不快的任务——联盟成员必须从领导人那里获得足够的利益才会去做令人极其不齿的事以维持现有体制。如果在现存体制下他们拿不到足够好处，他们不会阻止人民起来反抗现政权。
速度是关键
一旦旧领导人倒台，尽快夺取权力工具就非常关键，比如说国库。这在小联盟体系下特别重要。在权力的竞夺中，任何等待者都将失败。
速度是关键所在。在大多数政治体系内，联盟的规模都远远小于选择人集团。不仅如此，我们倾向于认为如果一名领导人拥有足够的选票或支持者，那么他的竞争对手情况将相反，这是错的！有可能同时存在很多不同的集团试图推翻现政权，每个集团都可能拥有足够数量的半心半意或三心两意的支持者，能够帮助它夺取权力——如果价码合适的话也很容易帮别人。这就是为什么尽快夺取政权、确保你的集团而不是别人掌握国家机器是绝对关键的事情。
萨缪尔·多伊能统治国家是因为他的集团掌握枪杆子。他不需要半个国家都支持他。他只需要足够的同党以控制军队和镇压其余的人民。本来可以形成很多其他联盟，但多伊先掌握了权力，镇压了它们。这就是上台的关键所在。
设想一间屋子里有100个人。任何人只要有5名支持者拿枪指着其他人，他就可以完全控制这间屋子。只要这5名枪手一直挺他，他就能一直掌权。除了先抓到枪杆子这一点外，他或枪手并无什么特别之处。假设别人先拿到枪发给自己的5名支持者，那就是别人发号施令了。
等待是非常冒险的行为。来得晚什么都没了。
给钱好办事
统治的关键在于支付报酬给支持者，而不是善治或代表普遍意志。对一名刚刚上台的领导人来说，收买忠诚特别困难。在决定是否要支持一名新领导人时，精明的人不仅要看新领导人今天能给他们多少，还要寻思将来预期能得到多少。
任何新崛起领导人的过渡期联盟成员必须意识到他们有可能时日无多。多伊在夺取了利比里亚政权之后，大大提升了军队工资。这立即吸引了军中伙伴对他的支持。但他们心知肚明可能不会永远受眷顾。别忘了，50名多伊最早的支持者后来落得个被处决的下场。
消除支持者对被抛弃的恐惧是上台掌权的一个关键因素。当然，支持者不会幼稚到相信他们在联盟中地位无虞的政治承诺。但是，做这样的政治承诺可比泄露底牌强多了。一旦走漏风声说支持者将被替换，他们将展开反击。举个例子，在198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罗纳德·里根获得了赞成堕胎选民的支持，战胜了反堕胎的时任总统吉米·卡特。随着里根真实的反堕胎立场显现，大量赞成堕胎选民抛弃了他。在1984年的总统大选中，尽管里根获得了压倒性胜利，但却是他的竞选对手沃尔特·蒙代尔获得了赞成堕胎选民的支持。
领导人都明白自己有可能断送在致胜联盟手里。这就是为什么领导人要尽全力给予核心党羽足够的报偿，以使这些同伙真心保持忠诚。这对刚上台的人来说是挺困难的。但有时候，各种机缘共同为一名新统治者创造了条件。
必死性：上台的最佳机会
领导人被废黜的最无可避免、从而也是第一大的风险就是一个谁都躲不了的简单事实：人都会死。死掉的领导人没法给他的联盟报偿。快死的领导人面临的问题同样严重。一旦关键支持者得知领导人快死了，他们就知道必须另找新人确保财源不断。这是将不治之症秘而不宣的一个好理由，因为不治之症必然会导致某些人蠢蠢欲动，不管是致胜联盟内部成员或是外部看到机会想要一举改朝换代的人。
伊朗的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和菲律宾的科拉松·阿基诺都选择了在合适的时机夺取政权。我们以阿亚图拉·霍梅尼为例。他曾经是最高级的什叶派教士之一，也是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世俗政权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霍梅尼开始公开反对现政权并组织抗议示威。他的活动导致他多次被捕。1964年他被迫流亡，一开始去了土耳其，接着到了伊拉克，最后来到法国，无论在哪都不断宣扬他对国王的反对立场。他演讲的录音带在伊朗广为流传。
1977年，国王的政治对手阿里·沙里阿提逝世，霍梅尼旋即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反对派领袖。尽管他敦促其他人反对国王，但在国王倒台之前他拒绝回到伊朗。除了极少数特权阶级，几乎所有伊朗人都渴望变革。国王政权和依附于它的人遭到广泛厌恶。人们看到了一个真正变革的机会，于是将支持一股脑儿给予了唯一的可选替代者：霍梅尼。在国王逃离伊朗之后，霍梅尼返国，受到约600万人夹道欢迎。
一回到伊朗，霍梅尼立即开始反对由前国王政权外交部长领导的临时政府。大量军方人士投向了霍梅尼阵营。在他发起了针对忠于旧政权军人的圣战后，临时政府的抵抗崩溃。接着他下令举行全民公投，让人民在旧君主政体和伊斯兰共和国之间做选择。98%的人选择了后者。霍梅尼修改了宪法，将之建立在宗教统治的基础上。霍梅尼成为最高领袖，他和宪法监护委员会有权否决不符合伊斯兰教义的法律和政府官员人选。
霍梅尼成为领袖是因为他为反对派树立了一面旗帜，也因为军方没有出面阻止人民起来反抗国王。一旦国王被赶走，霍梅尼立即宣称，是他而不是临时政府或什么代表各方利益的委员会在掌管国家。
霍梅尼的成功并无什么特别或独一无二之处。千百万伊朗人希望推翻旧政权并不稀奇。在国王残酷暴虐的政府统治下，有成千上万人失踪。监禁、酷刑和死亡司空见惯。在14年前霍梅尼流亡时，情况已经是如此，而且国王政权看起来无懈可击。霍梅尼之所以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获得成功，关键在于军队拒绝阻止不满的人民走上街头。他们以前从未允许过这样的抗议活动。到底什么发生了变化？军队不愿意再为维持旧政权而出力，是因为他们知道国王命不久矣。《纽约时报》 [3] 曾经刊文详述了巴列维如何绝望地掩盖癌症病情的发展。死掉的国王当然无法保证报偿，他的继任者也不行。在位优势烟消云散。军队面临着镇压人民这一令人不快的任务，继续享有奢侈报偿的前景变得渺茫，因而选择了袖手旁观，为革命铺平了道路。
在菲律宾，民主崛起的故事也没有多大不同。贝尼尼奥·阿基诺是一个出色的人，年仅18岁就因他在朝鲜战争中的记者工作而获颁菲律宾军团荣誉勋章。他曾说服一个反叛组织投降。22岁出任菲律宾康塞普西翁市长，29岁担任菲律宾打拉省省长，34岁当上参议员。他不畏危险，成为时任总统费迪南·马科斯的公开批评者。1983年，流亡美国的贝尼尼奥返回菲律宾。在飞回马尼拉的班机上他警告随行的记者们，说一切可能很快结束。的确如此。他立刻被人带下飞机，在停机坪上被暗杀。他本应该效仿霍梅尼，耐心等待时机。
他的妻子科拉松并不具备他的政治才能或经验，但她有一个关键优势：她活着！1985年末，费迪南·马科斯宣布将提前一年举行总统大选。科拉松·阿基诺代替已故丈夫参加竞选并成为马科斯最大的对手。在1986年2月7日举行的大选中发生了大规模舞弊行为，毫不奇怪，一个星期后选举委员会宣布马科斯胜选。但马科斯的支持者迅速抛弃了他。罗纳德·里根对选举结果表示关切。非常有影响的菲律宾天主教会领导人辛梅枢机主教出面发声。在科拉松·阿基诺的策动下，人们开始举行抗议活动。军方关键人物和其他重要政治人物从政府辞职，加入了阿基诺夫人的阵营。没有军队的阻止，成千上万人加入了抗议队伍，又导致更多的军方人士背离了马科斯。
为了避免大规模流血事件，马科斯和家人向美国寻求避难。他们离开菲律宾，在夏威夷落脚，不过，内幕人士和其他人都知道马科斯活不了多久。实际上，疾病一直伴随着他。他即将死于红斑狼疮，所有他的核心支持者都知道。他可没法从坟墓里派发糖果，于是他的支持者必须寻找能给他们好处的新的谄媚对象。科拉松·阿基诺没有政府经验，然而在她更有才能的丈夫失败的地方她却成功了。她挑战马科斯的时机正是后者的支持者知道他行将就木的时候。他们在寻找新的拥护对象以换取回报。科拉松·阿基诺就任总统并被《时代》杂志评为1986年的年度女性。
这些不是孤立的例子。洛朗·卡比拉曾经被切·格瓦拉嗤之以鼻，称其缺乏“革命严肃性”以及“过度沉迷于酒精与女色”，但此人在扎伊尔挑战强大的蒙博托·塞塞·塞科取得了胜利。 [4] 卡比拉才能平平，但他时机掌握得非常好。当时蒙博托患了前列腺癌，所有人都知道他时日无多。当卡比拉的叛军攻城略地势如破竹之时，蒙博托的军队干脆拒绝反击。蒙博托从前的支持者明白只有抛弃垂死的主公，未来才有前途，正如老话说的“国王已死。国王万岁！”
垂死的状态常常导致政治死亡。悲伤的事实是：在一个独裁国家如果你想上台的话，与其想方设法医治国家的弊病，还不如偷到在位者的病历。
继承权与亲戚们的麻烦
我们并不是说健康的领导人就高枕无忧。如果一名在位者手头拮据，他就无法给支持者继续支付报酬。他为什么会手头拮据呢？因为他征税太重、窃取太多，人民宁愿休而不作，国库收入因此遇到麻烦。更不妙的是，人民一想到如果不采取行动推翻他们的主人，情况将更糟，因此可能干脆不歇着，起来造反。对致胜联盟管理不善以及革命的诱因都可能会在体制内催生变化，导致现政权的垮台和新领导人上台。
一般来讲，挑战者面临的最艰巨的任务之一就是除掉在位者。但如果领导人死掉或者如威廉·托尔伯特那样被谋杀，这个任务便立刻达成。一旦在位者死掉，还有个阻击其他权力竞争者的问题。有雄心壮志的挑战者必须掌握国家机器、奖赏支持者以及除掉竞争对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299年至1923年统治现土耳其的奥斯曼人最终制定了“新君弑杀兄弟法”。 [5]
当苏丹驾崩之后，谁能继承大位取决于谁能控制国家机器和回报他的联盟。实践中这意味着必须控制国库以养活军队。皇位继承变成了一场适者生存的战斗，看看哪个皇子能成为下一位苏丹。每个皇子都各自统治着自己的领地。当苏丹死去，皇子们纷纷火速赶往首都君士坦丁堡，抢夺国库以赢得军队支持。结果常常是发生内战，每个皇子都带着自己的人马试图夺取唯一的、完全的国家统治权。苏丹生前可能已经中意某一个皇子，将他的领地安排在靠近首都的地方，这样在坟墓里都能继续支持他。
奥斯曼土耳其的皇位继承非常血腥。不成功的兄弟通常被杀掉。穆罕默德二世（1429——1481）通过“新君弑杀兄弟法”将这种行为制度化。根据这项法律，所有不成功的皇位继承人都将被丝绳勒死。一个世纪之后，穆罕默德三世据说杀掉了19个兄弟、两个儿子以及15个怀孕的父王的妻妾，以此清除了眼前或未来所有潜在的威胁者。到了17世纪中叶，这种行为被较为仁慈温和的做法取代——将所有男性亲戚关在托普卡帕宫的第四庭院——几乎可算是最早的黄金牢笼。有类似这样的亲戚，难怪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罗伯特·格雷夫斯的克劳迪斯要装疯。
奥斯曼人的皇位继承窘境绝非个例。英国国王“狮心王”理查死于1199年。由于他没有直接继承人，他死后至少有三个人有权继承王位。理查的父亲是先王亨利二世，第一位有权继承王位的便是亨利二世的王后阿基坦的埃莉诺，她已经年近八旬。第二位是理查最小的弟弟约翰。第三位是理查的另一位早死的弟弟杰弗里最大的儿子亚瑟（时年仅11岁）。
鉴于早年的经历，老于世故的埃莉诺不愿意冒险参与角逐王冠。她深知这么做的后果。她选择扮演好一位仁慈母亲和祖母的角色，主动靠边站，让约翰和亚瑟去争夺王位。更准确地说，她是在静观谁更有可能胜出便支持谁，世事变幻难料，她这么做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想要登上大位的独裁者必须准备好杀掉一切竞争者——包括最亲近的家庭成员。奥斯曼土耳其人将这种做法制度化，而英国人这么做只是出于传统。专制王权更迭过程所带来的恐惧和不安全感，使谋杀成为这种极端环境下受人偏爱的解决方案。约翰是怎么做的呢？在他已经继位之后他仍然担心亚瑟的挑战。这种挑战随着亚瑟日益年长而愈显强烈。最终在1203年，约翰将亚瑟投入监狱并将他杀害。传说是约翰亲手杀掉了侄子。除掉亚瑟之后，再也无人对他的王位构成威胁——直到12年后贵族们集结起来武装讨伐他，英国《大宪章》随之颁布。
对领导人和他的支持者来说，继承权意味着拥有一系列优势。要想顺利统治，收买合适的人是关键——而王子们有条件也有能力继续回报支持者。他们知道钱在哪里，也知道该收买谁。话说回来，宫廷中人为什么非得热切趋附继承人呢？毕竟，一旦王子继承了王位，其他人就当不上国王（或独裁者、总统）了。支持王位继承人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放弃你自己当上国王的机会。不过，这只是一方面。由于有太多人觊觎王位，成功的机会是很渺茫的。在现实中，先王的支持者们最好还是选择拥戴王子，希望他能眷顾助他登顶的人们。
新上位的领导人需要支持者助他稳固权力，对继承人来说，那些支持者本来就已经各就各位。王子知道那些人的底细，也知道该怎么收买他们。当然，我们在路易十四的例子里看到，王子有可能对致胜联盟进行彻底改组。不过，先王的支持者们正确地相信古老箴言“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对他们来说不算一场糟糕的赌博。比起权力传给外人来说，如果权力在王室内部从父传到子、从国王传给王子，核心支持者们有大得多的机会继续保持他们的特权地位。如果你是一位王子，如果你想当上国王，你就绝不要扼杀父王的支持者们继续被你倚重的机会。这样一来他们就会唯你马首是瞻。让他们这样做。你需要他们帮你平稳过渡。如果你要他们走人（也可能不会），可以等到以后把他们从宫里逐走。切记，让他们第一次知道你的真实想法的时机，就只能是你已经登上王位把他们从宫中逐出的那个时刻，一秒钟都不能提早。
当然，如果你是一名想登上王位的年轻王子，你首先要确保活得比“支持者”久。众所周知，历史上那些摄政者们无一不是邪恶的看护人。假如一名摄政者起了杀心，受托照看未来国王是自己成为国王的极好机会。英国国王理查三世就是一个例子。当爱德华四世于1483年死后，他12岁的儿子爱德华五世继承了王位。爱德华四世的弟弟理查三世被封为护国公，受命照顾幼王。他本该主理朝政若干年后将权力交还给爱德华五世，然而与许多统治者一样，理查三世对放权之说不以为然。
作为哥哥爱德华四世的遗愿执行人，理查可以操控事态为自己服务。首先他把12岁的爱德华和弟弟关进伦敦塔，接着他指使议会质疑他们父母婚姻的合法性，宣布两个王子是私生子。兄弟俩从此失踪。理查三世也许根本谈不上是一个“执行人”，但对执行死刑却心安理得。（一般认为，1674年在一处楼梯下发现的两具骸骨就属于这两个孩子）。
即使在依赖家族继承的体制下，机会对于非血亲的指定继承人也是存在的。统治者们往往会指定自己的继承人，而且有时候会从血亲以外的人当中挑选，也许是因为他们明白如果在家族内部厚此薄彼会带来何等恐怖的后果。举例来说，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正式收养了他的继承人提比略。黑帮首脑也经常这么做。卡洛·甘比诺指定保罗·卡斯特拉诺为他这个纽约黑手党家族的下一任老大。在这些情形里，被指定的继承人一般被认为将继续发扬光大前任的事业。于是，就没有什么必要急于干掉前任。新的指定继承人甚至还有助于提升旧老大的威望。
对年老体衰的统治者来说，指定一名新的继承人将帮助他们在掌权中度过余生。然而只要联盟里的关键支持者相信继承人将保持联盟人员构成的足够连续性，那么家族内继承人便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联盟成员期望从“父——子”传承中得到的东西，外人很难给得比这更多。
教皇的登顶之路
一些最伟大的传说和电影描绘了个人的行为如何影响整个国家、人民和信仰的结局。无论是天行者卢克纠结于与父亲的关系还是弗罗多摧毁魔戒，大众的战斗比起个人胜利来说是次要的。当然，这是虚构作品的主题，然而这样的事情历史上确曾发生过。
基督教的头几百年里，罗马主教——即教皇——即使在基督教内部都只是相对次要的人物。主教们是基督教实践和信仰的主宰者，但直到336至384年在位的达玛苏斯一世，罗马主教才真正跃居所有其他主教之上，成为西方的罗马天主教会最高领袖。 [6] 达玛苏斯最终因其卓越的成就被尊为圣徒，他的行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如何操控不可或缺者、有影响者和可相互替代者的个案。
4世纪晚期，在东西方基督教会的较量中，东方看上去具有一个无可比拟的优势。使徒们以及耶稣本人都来自东方。圣地都在耶路撒冷、加利利以及位于今日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和叙利亚的附近城市。有这样无可争辩的事实，基督教怎么能不首先被视为是一个东方的宗教呢？见识超卓的达玛苏斯找到了一个答案。没错，使徒们确实来自东方，但彼得和保罗却是在罗马殉道且葬于罗马。于是他争辩道，罗马是使徒传道行为的发生地，并且影响深远的殉道榜样从东方来到了这里，基于上述事实，罗马具有特殊地位。达玛苏斯雄辩地指出，只有彼得在罗马的教会才能成为基督教的中心，因为耶稣说过（马太福音16:17——20）：“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于是，比起东方的教区来说，罗马必定具有优越性。表面上看，这是一种明显的宗教论辩——然而，强有力的宗教论辩背后却隐藏着建立致胜联盟的战略，达玛苏斯因此得以当上教皇并使罗马教会成为新的权力中心。
在当今，老教皇死去后，新教皇是由枢机主教团投票选举产生的。在达玛苏斯的时代，选举方法大不相同。可相互替代者——即选择人集团——由罗马教区的所有基督徒构成；有影响者至少包括当地教士和行省其他地方的主教。而确立致胜联盟——即不可或缺者——正是达玛苏斯成功故事的起点。
达玛苏斯有一个竞争对手乌尔西努斯。乌尔西努斯在普通教众和很大一部分教士当中相当受欢迎。与他相反的是，达玛苏斯受到贵族阶级的支持。这两人与前任教皇利贝里乌斯均关系密切。354年，利贝里乌斯被罗马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放逐到庇哩亚，达玛苏斯与乌尔西努斯一起跟随他到了流放地。然而与乌尔西努斯不同的是，达玛苏斯迅即抛弃利贝里乌斯返回罗马，转而支持受到皇帝喜爱的对立教皇菲利克斯二世。这一举动毫无疑问加强了统治阶级对达玛苏斯的欢迎，但疏远了普通教徒和教士阶层。
利贝里乌斯死后，两场教皇选举同时举行，达玛苏斯和乌尔西努斯各自宣称当选。乌尔西努斯由忠实的平民信徒选出，而达玛苏斯则受到权势人物眷顾。暴乱接踵而来，导致在罗马很受欢迎的西希尼努斯教堂发生了一场血腥屠杀，137人遇害。罗马的行政长官——世俗统治者——随即介入，通过将达玛苏斯确立为唯一的教皇而恢复了秩序。他们将乌尔西努斯流放到高卢以消除他的威胁。总而言之，乌尔西努斯背后由普通信徒构成的较大联盟被达玛苏斯背后较小但强大得多的联盟击败。
达玛苏斯得到贵族阶级的支持不是偶然的。我们前面提到他支持菲利克斯二世，而反对利贝里乌斯。他锲而不舍地寻求罗马上层阶级的支持，很多贵族在他担任教皇之前（以及期间）都是异教徒，他通过忠心执行有利于贵族的政策来换取贵族对他的忠心。举个例子，达玛苏斯养成了结交罗马上层阶级妇女的癖好。他的诋毁者直指他和罗马头面妇女们的关系密切，便指控他犯了通奸罪（以及谋杀罪）。在罗马皇帝的亲自直接干预下，他被免于罪责。与此相反，他的鼓吹者们指出，他使许多贵族异教徒妇女改信了基督教，她们又把丈夫们拉了进来，从而扩大了罗马基督教人口中的选择人集团乃至有影响之人的数量。这当然有利于教会的成长，同时也有利于达玛苏斯把持权力。与乌尔西努斯不同，达玛苏斯依靠的是一个小型联盟，他设法从人数扩张的有影响者和可相互替代者当中精选出了这个联盟。
作为一名老谋深算的战略家，达玛苏斯还通过对罗马普通基督教大众做工作，进一步扩大了可相互替代者的数量。这有利于他稳固政治权力，有利于他强化对教会财产的任意处置权，这项权力使他日后能够发展重要的公共事业，使他能聘请（圣）耶柔米翻译出第一部拉丁文圣经，而这进一步巩固了罗马教皇对圣经意义的解释权。
达玛苏斯是如何做到扩大自己对普通教众——可相互替代者的吸引力的呢？要知道很多人一直反对他担任教皇。在日渐衰落的罗马帝国，貌似很多刚刚改信基督教的普通民众仍然怀念他们的异教罗马神祇。达玛苏斯发现，这些人似乎愿意将罗马神祇替换为基督教殉道者。于是，达玛苏斯全力寻找基督教殉道者们的埋葬之所并竖立起雄伟的大理石纪念碑。其中一些纪念碑和其上的碑文在今天的罗马城依然可见。
达玛苏斯的努力结出了硕果。他扩大了普通基督教众的规模并赢得了他们的好感，他得到了上层阶级的支持，他甚至获得了罗马皇帝本人的支持，皇帝认可了他有关罗马教会地位超凡的观点。380年2月28日，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任何人都必须遵守基督教的原则，这些原则由“耶稣门徒彼得和继承人达玛苏斯主教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彼得向罗马人阐明”。 [7]
达玛苏斯知道为了爬上权力顶峰并保持权力应该做什么。实际上，在他通过不光彩的方式当选教皇之后，他为罗马天主教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为自己赢得了圣徒地位。达玛苏斯通往权力之门之所以敞开，缘于他的前任利贝利乌斯的失误，后者不仅没有与罗马皇帝建立同盟关系反而得罪他。达玛苏斯没有犯这种错误。他在规模扩大的有影响者和可相互替代者中建立起一个小型的致胜联盟，因此确保了他个人和教皇权位得到忠诚持久的支持。在他争夺权力的过程中，他使基督教偏离了它的东方起源，转而日益成为一种西方的信仰。
类似利贝里乌斯这样的领导人未能做正确的事，结果为新人上台提供了机会。但切记，我们必须从一个潜在支持者的视角来理解什么东西构成了“正确的事”。它可能与对社群或国家最有利的东西毫无关系。如果有人以为统治者在做他们应该做的事——即对国家最有利的事——他最好去当学究而千万不要涉足政治。在政治中，上台掌权与做好事毫无关系，而永远与做有用之事有关系。
从破产中攫取权力
实践表明，有一件事永远有用，那就是保持清偿能力。如果一个统治者用于收买支持者的钱出现短缺，别人就非常容易开出诱人的价码策反他的联盟成员。财政危机是发起进攻的绝佳时机。
人们通常通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阶级战争的棱镜来看待俄国革命。事实也许要简单得多。1917年2月，克伦斯基的革命者们之所以能够占领冬宫，是因为军队没有阻止他们。而军队之所以没有阻止他们是因为沙皇拨给军队的钱不够。沙皇之所以没有足够的钱是因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愚蠢地砍掉了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伏特加税。
沙皇尼古拉没有分清楚貌似好的公共政策与坏的政治决策。他有一种糊涂想法，即一支清醒的军队比一支醉醺醺的军队应该更能打仗。尼古拉看来是认为禁止伏特加买卖将改善俄国军队在一战战场上的表现。然而他忽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饮用伏特加在俄国大众特别是军队中极为盛行。伏特加如此受欢迎且消费量巨大，它构成了俄国政府岁入的三分之一。一旦禁止伏特加买卖，沙皇的收入立刻锐减。而由于战争，他的开销却在持续增长。
沙皇很快就没有能力继续收买忠诚。结果就是他的军队拒绝镇压罢工群众和示威者。在推翻沙皇政权之后，亚历山大·克伦斯基成立了短命的民主政府。但他未能长久掌权。他的错误恰恰就在于建立了民主政府——这需要一个比较大的致胜联盟，他还推行不得人心的政策——继续参加一战——因此从一开始就得罪了他的联盟。
一旦没有人阻止革命，沙皇立刻倒台。路易十六在法国革命中的遭遇相当类似。成功的领导人必须从这些例子中吸取教训，将开源创收和收买支持者置于一切之上。再来看罗伯特·穆加贝成功稳坐津巴布韦总统宝座的例子。由于穆加贝糟糕的政策，津巴布韦的经济崩溃。到处是饥荒，霍乱疫情时不时横扫全国。穆加贝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明白只要确保能付钱给军队，人民水深火热并不重要。尽管媒体经常猜测他的状况，但到目前为止穆加贝始终能做到这一点，并在年近八旬之际依然稳坐总统宝座。他把一个一度繁荣的农业输出国搞成了一个仰赖外国援助的国家。对他统治下的人民来说，穆加贝的所作所为无疑糟糕透顶，但他却是一个了解统治规则的大师。对于凡是与收买党羽有关的一些最重大政策，他都一概推行。这就是为什么没人想罢黜他。
沉默是金
我们从小都被教导“沉默是金”。实践证明，破坏了这个最基本的原则，也会导致在位者被政治对手搞垮。
一旦致胜联盟成员开始怀疑自己有朝一日将拿不到个人好处，在位者因提供报偿而具有的优势将立刻丧失。在位者如果无法让联盟成员确信他将继续关照他们，他就给竞争者提供了夺权的黄金机会。1965年，阿尔及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本·贝拉愚蠢地开口之后，旋即被胡阿里·布迈丁夺走了总统宝座。他本该保持沉默。
本·贝拉在足球场上和战场上都声誉卓著。1936年他加入法国军队，驻扎在马赛期间，他在当地的职业足球队踢球。因在二战中的英勇表现，他被授予法国十字军功章和法国军事奖章。二战结束后，他投身于阿尔及利亚摆脱法国统治的解放运动，成为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的重要人物，并于1963年当选总统。尽管才能出众，他却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1965年6月12日，他宣布一周之后将举行政治局会议，会上将讨论三个重大事项：（1）改组内阁；（2）撤换军队领导人；（3）清算军中反对派。他随后离开阿尔及尔前往奥兰。
这一宣示无疑等于告诉他的核心支持者，他将撤换掉他们中的一些人。由于他并没有透露打算具体清除谁，共同的危机感使所有人都起念要除掉他。
本·贝拉的愚蠢预告为胡阿里·布迈丁提供了起事的缘由。没有人知道谁会被撤换，但根据本·贝拉咄咄逼人的宣告，肯定有不少人会落马。由于这个非受迫性失误，本·贝拉失去了他的在位优势，给了胡阿里·布迈丁一周的时间密谋政变。在预定开会日期的前一天，本·贝拉回到了阿尔及尔，当昔日朋友塔哈尔·兹比里上校将枪口对准他时，他才如梦初醒。布迈丁抓住了机会，而本·贝拉的核心支持者选择了背叛。 [8] 沉默确实是金，只可惜本·贝拉知道得太晚了。在你必须做某事之前，绝不要提前摊牌，这无疑将断送你的好局。
制度变革
一般人有一种看法，认为政客们不会改变使他们掌权的规则。这是错的。他们时刻准备着要削减致胜联盟的规模。政客们想方设法要避免的是那些会导致需关照人数增加的制度变革。不过尽管他们极力要避免，但有时制度却必须变得更有包容性。这会削弱独裁者的地位，因为他所建立的联盟和支付的报酬将不足以维持他的权力。
在旧苏联体制下，鲍里斯·叶利钦本来没有可能爬上权力顶峰。 [9] 他试图出人头地的第一次尝试是建立在和沙皇尼古拉禁止伏特加买卖一样愚蠢的政见上。他要取消官僚们享有的特供商店、上最好大学的特权以及广大苏联人民无权享受的其他各种好处。当然，这样的政见受到普通群众的欢迎，但群众在选择苏联领导人上没有什么发言权——官僚们有。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认为叶利钦是一匹脱缰野马，将他黜贬。经历了这次挫折，叶利钦在时局变化中只能依靠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创造性生存下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苏联经济停滞。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面临严重的两难局面。除非他能使苏联经济有所起色，不然将很容易丧失财源。我们前面已经看到，这种情况会让领导人深陷麻烦。为了搞活经济从而有足够的钱，戈尔巴乔夫必须放松对人民的管制，解放他们被压制的创造潜能。
对苏联人来说，经济上的解放并非小事一桩。它意味着给予苏联公民更多的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好的一面是，这使人民得以交流、协作和互动，有利于经济增长；坏的一面是，允许人民交流、协作和互动将助长大规模的政治抗议。戈尔巴乔夫并非傻子，想来他也知道自由化会让他陷入麻烦。可惜他进退两难。没有强大的经济，苏联肯定将无法与美国竞争，无法保持超级大国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他将无法继续为党内成员提供回报。为了经济好转他不得不拿政治控制去冒险，风险不仅来自于急于致富的普通大众，也来自于担心丧失特权地位的联盟内部。戈尔巴乔夫扔出了骰子，最终失掉了赌局。
首先，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联盟内部遭遇了一次政变。1991年，反改革的党内强硬派担忧丧失特权（这正是叶利钦的公开目标），遂罢免戈尔巴乔夫，控制了政府。叶利钦在红场登上坦克顶，说服苏联军队不要向渴望改革的示威者开枪。以叶利钦为首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挫败了这次企图重回苏联压迫体制的政变。群众运动也让戈尔巴乔夫短暂重回总统宝座，但苏维埃联盟已经摇摇欲坠，几个月之后，苏联帝国解体。
叶利钦经历了反特权的惨败，明白他不可能在苏共内部建立自己的致胜联盟，但他可以通过大大提升俄罗斯联邦官僚们的预算自主权来赢得这些人的支持。比起留在苏联内，他们在俄罗斯可以更加有钱有权。通过这种方式，叶利钦瓦解了戈尔巴乔夫的联盟，自己成了赢家。实践证明，比起治理国家，叶利钦更擅长的是如何上台。不过这是后话了。
在民主国家如何上台
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例子都是关于独裁者的。而在民主国家，尽管权力交替一般来说远为平和，但遵循的机制是一样的。正如在专制国家，一位民主国家的挑战者也必须废黜在位者、掌握国家机器、充分回报支持者联盟，使他们力挺他上位。不过在民主国家，达到这些目标的方式相当不同。
某些方面来说，在民主国家要达到这些目标比较容易。比方说，在民主国家要挖致胜联盟的墙角相对不那么困难，因为民主领导人需要的支持者人数非常庞大。领导人严重依赖公共物品来回报支持者，但恰恰因为主要回报方式是每个人都能获益的公共物品，联盟内的人获得的好处并不比联盟外的人多多少。不仅如此，由于联盟规模如此巨大，联盟内部个人得到的好处就相对有限，忠诚度被进一步稀释，被下一任领导人的联盟排除在外的风险也相对较小——毕竟，下一任领导人同样需要人数众多的支持者——这就进一步削弱了在位者的优势。
挑战者开出比现政府更高的回报价码，就能成功。由于有太多人需要回报，这就意味着必须提出更好或至少更受欢迎的公共政策。不幸的是，尽管比较容易侵蚀现任领导人的支持者联盟，挑战者必须面对如何报答自己的支持者这个难题。
民主领导人必须控制政府机构才能上台，但却不是像在专制国家那样迅即达到目标。比方说在美国，11月当选的领导人直到次年1月才宣誓就职。这段时间差给了候任领导人准备的时间，提名自己的内阁成员，安插人马到各个关键岗位。最早的时候，这段时间差（迟至次年3月）是考虑到候任领导人从他所在的州赶到首都需要花几个月时间。而独裁者或君主大位的竞争者们可从来不会好心等待他们远方的亲戚千里迢迢赶来和他们竞争。在接管权力这方面，民主国家领导人无须着急，因为判定现任领导人失败的民主规则已经同时为他们创生了一个新的支持者联盟。
民主国家里的家族继承
由于依赖一个很大的致胜联盟，民主领导人没法给支持者提供非常慷慨的个人回报。简单来说就是没有足够的钱。于是民主领导人需要找到支持者喜欢的有效的公共政策，以这种形式来回报支持者的忠诚。但这不等于说在民主政治中就不存在私相授受。确实存在。这解释了为什么王朝式规则就算在民主国家都很常见。举例来说，很多人可能想不到，研究表明31.2%的美国女性议员（以及8.4%的男性议员）有近亲此前担任过相同职务。 [10] 历史上20%的美国总统互相之间有近亲关系。偶然和公平竞争可解释不了这一现象。
王朝式规则在民主国家司空见惯的原因与在独裁国家和君主制国家毫无二致。有谁比家族成员还能更好地保护家族财富和威望？民选官员花小钱赚大钱，享受权力，他们与奥古斯都皇帝或卡洛·甘比诺一样，渴望让自己的子孙享有一样的好处，保护他们的遗产。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俄亥俄州的塔夫脱家族一代又一代身居高位。1999年至2007年当政的俄亥俄州州长鲍勃·塔夫脱家世显赫。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曾是美国参议员。他的曾祖父是美国总统，高曾祖父是司法部长和战争部长。肯尼迪家族、洛克菲勒家族、罗斯福家族、布什家族以及很多其他美国家族都具有漫长而显耀的从政史。
当然，王朝式规则在民主国家以外更普遍。不过即便你没有走运到出生于一个政治王朝，只要你有好的或至少受欢迎的理念，你也有望在民主国家上台。而在独裁专制国家，造福人民的好的理念几乎不可能助你掌权。
民主是关于好理念的“军备竞赛”
在民主国家，竞争是智力上的，而非肉体上的。对于独裁者来说，杀掉对手很奏效，但在民主国家这样做无疑会让自己在政治上万劫不复。当然，从道德的立场来看，这是一件好事。但从一位民主领导人的角度来看，推论就是，即使好的公共政策都未必能收买到多少忠诚。
每个人都能享受到政策带来的好处，不管他是否支持现任领导人。如果一名领导人整治了环境、解决了全球暖化问题，那么每个人都是赢家，尽管每个个人看重这些事情的程度各不相同。但过去的行为买不来忠诚。当一名竞争对手出现，拿出整治环境的更便宜的方案，或者拿出人们更关心的其他问题的应对政策，那么这名对手就可能通过选票上台。独裁政治是关于个人回报的争夺战，而民主政治则是关于好的政策理念的争夺战。只要你依赖的是规模巨大的支持者联盟，那么如果你牺牲公共利益来回报你的党羽（一如你在独裁国家会干的），你肯定会被赶下台。
温斯顿·丘吉尔无疑跻身于英国历史上最伟大政治家之列。他因其精彩的演讲而著称。然而，单靠爱国主义修辞不足以在二战中击败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丘吉尔并不只会发表辞藻虚华的演讲，他也带来了政策成果。他说服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实施《租借法案》，使基本上已经破产的英国能继续战斗。他将英国经济转入有效的战时状态，想方设法逼迫轴心国在多线作战。战争快结束时，他广受英国人民的爱戴和赞扬。然而在1945年7月举行的大选中，克莱门特·阿特利领导的工党大胜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从技术上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甚至还没结束，而温斯顿·丘吉尔为赢得这场战争做出的功劳不逊于任何人。然而英国人民已经迫不及待地抛弃了他。
在英国取得阿拉曼战役胜利后的1942年11月，丘吉尔说了一番著名的话：“我作为国王的首席大臣不是为了负责清算大英帝国。”英国选民使他不必如此。丘吉尔继续推行紧缩政策以期重塑英国昔日荣光。然而经过了6年艰苦的战争、物资配给和牺牲，这些政策已经丧失吸引力。阿特利则选择提升英国国家医疗服务，建立一个福利国家而不是重塑国际霸权。他赢得了好理念的战斗。很少人否认丘吉尔功勋卓著，他也广受喜爱。但赢得大选的却是阿特利。
联盟动力学
民主领导人需要大量支持者，这是他们的弱点。如果你能发现令现任领导人的支持者不满的某个问题，很快就轮到你来当领导人了。在一个民主国家，分而破之是上台掌权的完美法则——这一策略最伟大的践行者之一就是亚伯拉罕·林肯，他通过分化民主党的支持者而于1860年夺取了总统宝座。
在1858年伊利诺伊州参议员竞选中，林肯逼迫斯蒂芬·道格拉斯就奴隶制的立场表态，而就在此前一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德雷德·斯科特一案中裁决美国国会无权在联邦准州废止奴隶制。道格拉斯被将了一军。如果他表态说奴隶制可以被准州人民排除在疆界之外，他可能会赢得在伊利诺伊州的选举，但将动摇党的根基；如果他说奴隶制不能被排除，他可能败选并大大削弱成为1860年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候选人的机会。道格拉斯最终表态称准州人民可以拒绝奴隶制，他赢得了参议员选举，但他对于奴隶制的这一表态在两年之后的1860年总统大选中分化了民主党，为林肯上台铺平了道路。
与历史上其他美国总统不同的是，林肯预见到在总统大选中，他在非常大一部分选民中不受欢迎。他知道自己在1860年大选中的最佳机会、可能也是唯一的机会就在于分而破之。假设道格拉斯以赞成奴隶制来回答林肯的问题（也就是支持德雷德·斯科特案判决符合国家法律），他几乎肯定会在参议员选举中输给林肯。这可能在1860年能够保住民主党的团结，但又会提升林肯作为在任参议员获得的支持度。而道格拉斯实际做出的回答则无疑让民主党在他参选的问题上产生分化。随着党内竞争对手布雷肯里奇和贝尔的挑战，道格拉斯失掉了赢得南方选票的机会，这使他和他的党内对手注定在大选中失败，尽管林肯取得的票数优势很小。林肯只获得不到40%的普选票就击败了分裂的民主党对手，他在南方甚至一票未得。相似地，1992年比尔·克林顿获得了43%的普选票击败时任总统乔治·W·H·布什（他获得38%的普选票），在不小的程度上这得感谢另一位角逐者亨利·罗斯·佩罗（他获得了19%的普选票）。 [11] 林肯明白，他必须尽可能缩小致胜联盟的规模，尽管他处在一个本质上是大联盟的体制内。
1864年寻求连任时，林肯没有忘记这一重要原则。眼见自己前景堪忧，林肯设法扩大了可相互替代者和有影响者的规模，这样他可以从那些此前根本没有什么发言权的人当中建立致胜联盟。如何做到这一点？他引入了缺席投票，这样服役的士兵也可以投票，这在纽约产生了尤其重要的影响。一般认为，在1864年林肯与乔治·麦克莱伦将军的选举对决中，正是士兵票帮助林肯拿下了纽约州。在利用政治规则为己服务方面，林肯是一位大师，他在非常大一部分美国人民不欢迎他的情况下依然能够获胜。
在民主国家，政治是关于理念的军备竞赛。正如在统治期间民主领导人必须回应人民的诉求一样，提出选民喜欢的政策有助于竞逐公职，愿意多做事是有好处的（相比少做事）——哪怕将来会产生极其严重的经济后果（不过届时你已经卸任了）。务必在短期内满足你的联盟。当政客们哀叹你在“拿孩子们的未来作抵押”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懊恼不是他们想出了选民真正需要的政策。当然，选民有可能对近来奥巴马的一万亿美元计划感到内疚，但他们是否会投票拒绝该计划，让我们走着瞧。有这般父母，孩子们何需敌人？
关于上台的最后评论：多伊军士的终极命运
我们关于上台的描述始于利比里亚军士多伊的故事。他的结局对那些寻求权力的人很有警示意义。正如本书余下部分将阐明的，上台和保持权力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多伊军士知道利比里亚的钱在哪里。而只要他知道钱在哪里并用它维持军队的忠诚，就能够无数次挫败推翻他的企图。麻烦在于，你只要失败一次就完蛋了，而“钱在哪里”这个问题成了多伊军士最后听到的事。
随着冷战结束，美国不再需要多伊的帮助，1989年美国政府终止了对他的进一步经济援助。政敌查尔斯·泰勒和约翰逊王子在布基纳法索和科特迪瓦政府的支持下看到了机会，发动叛乱。多伊派兵反击，但他的士兵不仅没有像职业军队那样行事，反而烧杀抢掠，一点都不在乎得罪有可能拯救多伊的人民。
平民成群结队加入叛军。多伊决定亲自坐车去找刚刚抵达的尼日利亚维和部队，这一举动显示了他有多么缺乏政治才能或判断力。经过一番激战，多伊的卫队被全歼，约翰逊王子将多伊活捉并用摄像机拍下了拷问过程。在约翰逊割下多伊的耳朵并生吞前，审讯人员一遍又一遍地逼问多伊：“钱在哪里？银行账户是多少？”多伊拒不回答。也许他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得死，拒不张口能让他的家人享有他的劳动果实，在舒适的流亡生活中度过余生。
在治理国家方面多伊十分无能。他将一个本已贫困的国家拖入了更深的贫困和内战。但他知道上台的奥秘。尽管形式多样，成功的挑战者都遵循基本的原则。他们对现任领导人的关键支持者提出了比当前所得更高的预期回报。但对挑战者来说不利的是，现任领导人有一个重大优势，即当前致胜联盟的成员们可能相信该领导人会继续填满他们的私囊或提供他们想要的公共政策。而一旦现任领导人被人知道病入膏肓、个人拿得太多、选择错误的政策或关键支持者的忠诚度很弱，那么挑战者登堂入室废黜现任领导人的大门就敞开了。
获取权力意味着要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快速果敢地行动，只争朝夕。此外，上台还意味着要逮捕任何反对者，在民主国家这是比喻意义上的，在独裁专制国家则是肉体上的。上台这件事不适合心虚胆小者。
然而，当上领导人并不是政治的结束。就算你已经大权在握，享受权力的好处，其他人仍在虎视眈眈。他们也想要你这个拼命得来的职位！政治是危险的职业。我们将看到，成功的领导人应对风险的方式是紧紧依靠一个忠诚的联盟。那些在这第一个任务上失败的人，为别人推翻他们打开了大门。
[1] 我们大量引用了下列材料：雷沙德·卡普钦斯基：《太阳的阴影》（纽约：古典书局，2001）；马丁·梅雷迪斯：《非洲的命运》（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2005）第29章；《时代周刊》文章网络版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924057-2,00.html。
[2] 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在一家大型投资集团的投资组合管理委员会上的讲话，2010年5月5日，纽约。
[3] 劳伦斯·K·阿尔特曼：《伊朗国王的健康：一场政治赌博》，载于《纽约时报》杂志，1981年5月17日，第5—17页。
[4] 梅雷迪斯：《非洲的命运》，第150页。
[5] 萨缪尔·爱德华·芬纳：《政府的历史》（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
[6] 对教皇达玛苏斯一世的分析参考了下列材料：迈克尔·沃尔什：《巴特勒的〈圣徒的生活〉》（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1991），第413页；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纽约：现代图书馆出版社，未注明出版日期），第866页，注释84；《教皇圣达玛苏斯一世》，载于《天主教百科全书》（纽约：罗伯特·阿普尔顿公司，1913）；耶柔米致教皇达玛苏斯的信，第2卷第376页；亨利·查德威克：《鹈鹕教会史系列第一卷：早期教会》（伦敦：企鹅出版社，1978）；威利斯顿·沃克尔：《基督教会史》（纽约：大众图书出版社，2010）；迪亚尔梅德·麦克库洛克：《基督教史》（伦敦：维京出版社，2009）。
[7] 埃夫丽尔·卡梅伦和彼得·甘西编辑：《剑桥古代史：帝国晚期，公元337—425年》（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第103页。
[8] 雷沙德·卡普钦斯基：《足球战争》，纽约：古典书局，1992，第113—114页。
[9] 关于戈尔巴乔夫陨落和叶利钦崛起的讨论基于基伦·斯金纳、谢尔盖·库德里亚、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和康多莉扎·赖斯合著的《斗争策略》，安阿伯，密歇根：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07。
[10] 参见欧内斯托·达尔·波、佩德罗·达尔·波和杰森·斯奈德合著的《政治王朝》，载于《经济学研究评论》76，第1期（2009年1月），第115—142页。
[11] 以较少全国普选得票而获得总统职位的人当中最突出的是约翰·昆西·亚当斯，他的全国普选得票率还不到31%。在多党大选中，他很聪明地利用美国这一奇怪的制度从而当选。特别是在美国早期，全国普选得票不会直接转化为选举人团或众议院的支持。
第三章 | 掌权
经过千辛万苦，雄心勃勃者终于成功攀上高位。无论是通过家族继承、政变、选举、起义、谋杀还是骚乱，他终于夺取了权力。现在他面临着一个新挑战：如何紧紧掌权。
正如多伊军士的残酷生涯教导我们的，爬上高位所需的技能与维持大权所需的本领完全不同。不仅如此，权力的生存法则与统治得当所需的必要技能并不总是相同。小说家伊塔洛·卡尔维诺曾经简洁明了地描绘了那些攀上权力顶峰者的痛苦：“一旦你王冠加顶，王座就是你安坐之处，你最好日日夜夜一动别动。你以前所有的人生不过是等待成为国王，现在你已经是国王，你只需统治。没有这长久的等待成何统治？等待你被废黜，不得不与王座、权杖、王冠和你的脑袋告别的时刻。” [1]
那么，一位新上位的统治者该做什么来保住他的（或她的）脑袋？一个好的起点就是强化支持者联盟。这看起来是个着实简单的任务。毕竟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支持者联盟去击退对手，一个人不可能攀上权力顶峰。然而，一个聪明的领导人不会过分依赖助他上位的那些人。在推翻从前的统治者之后，他们迟早会意识到他们可以把相同的事再干一次。
一名老谋深算的新领导人会迅速采取行动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清除掉，替换成那些所获利益更能确保其未来忠诚度的人。只有在开除、清洗、收缩某些特定的关键支持者之后，一名领导人的未来权位才有保障。
不仅对独裁者来说是这样。在似乎不那么残酷的商业世界里，建立一个修正后的联盟是同样迫切的要求，我们来看看惠普公司首席执行官卡莉·菲奥莉娜的沉浮录。
追求人头数的治理方式
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与国家领导人一样面临下台的风险。由于易受政变攻击，他们需要调整公司内的联盟（通常由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组成），引进忠心耿耿的人，踢掉潜在的麻烦制造者。一般情况下，他们有大把的人可供挑选，也有丰富的经验做各种决策。但与国家领导人一样，他们会遭遇既成联盟内某些成员的挑战，这些人很难搞定。
大多数公开上市的企业都具有千百万可相互替代者（股民），一个人数少而股份多的有影响者集团（大的个人股东和机构股东），以及一个非常小的不可或缺者集团，一般不超过10——15人。在这么小的一个团体里，哪怕成员人数有极微小的变动都会引起影响公司运作的深刻后果。我们将看到，这一点对惠普公司来说尤其正确，因为正如在所有的公司，联盟成员人数的微小变动会导致公司给的预期报酬占比的巨大变化。
就惠普公司来说，首席执行官的致胜联盟由相对来说很大一块实际选择人构成，因为公司的股权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上。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按照成员人数来衡量公司联盟的规模，也可以按照他们占有的股权多少来衡量。在惠普公司这个例子里，不可或缺者集团和有影响者集团只占所有选择人的极小部分，因为公司的创始人威廉·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家族保持着大量股份，长年以来这一情况与福特汽车、贺曼等不少其他公司相似。
与在任何形式的政府中一样，参与一家企业也可以获得利益。这些利益可以是给所有人的回报，也可以是只付给不可或缺者的私人报酬。在公司背景下，私人利益通常的表现形式有薪水、额外津贴和股票期权。而给所有人的回报——也就是经济学家们所称的“公共物品”——则采取股息（每股数量相同）和股价上涨的形式。对首席执行官来说，当致胜联盟很大时，通过私人报酬来收买不可或缺者的忠诚就不是一种划算的方式，提供公共物品才是上策。联盟成员通常都渴望获得私人好处。然而，非常大的股东更青睐股息和股价上涨而不是私人报偿——而他们恰好也是致胜联盟的一员——因为这使他们成为了公共物品的最大接收者。惠普公司恰恰就是这种情况，威廉·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家族拥有着举足轻重的股份。
在一个公司里，到底是谁构成了不可或缺之人？这个联盟通常包括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里的少数人。这些董事来自高级管理人员、大机构股东、首席执行官亲自选定的朋友和亲戚（当然一般都冠以公民领袖之名）以及首席执行官本人。按照研究公司的经济学家的术语，董事会的人员构成可分为内部人士（雇员）、灰色成员（朋友和亲戚）和外部人士。任何公司的董事会职责之一是任命、留用或免除首席执行官。一般来说首席执行官的任期都很长，至少惠普的第一任首席执行官和创始人戴维·帕卡德是这样的。1992年他被内部人士路易斯·普莱特取代，后者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就一直在公司效力。普莱特在1999年退休，由外部人士卡莉·菲奥莉娜接任。此后，惠普的董事会就频繁罢免首席执行官。
显而易见的是，任何牵涉到罢免上任首席执行官的董事会成员，都有可能对新任首席执行官造成麻烦。既然曾经是“政变”发动者，毫无疑问他们在形势所迫之下随时有可能再来一次。这里所说的形势无非就是首席执行官开始实施我们前面阐述过的一个或多个统治规则，特别是当这些规则的实施损害到了他们的利益。
对首席执行官任期长短的研究表明，不出意外地，首席执行官与董事会成员的个人关系越紧密任期就越长。正如在独裁国家子女可能成为受宠的权力继承者一样，首席执行官上台后会预期朋友、亲戚和同事将是更忠诚的支持者。路易斯·普莱特升任惠普的首席执行官大概就是出于这个逻辑。越多的外部人士进入董事会一般来说会转化为对投资者的更多回报，也就是对所有人都有好处。与此同时，首席执行官面临的风险却将大增。 [2] 因为首席执行官的利益与投资者的利益极少相同，首席执行官巴不得董事会里的外部人士越少越好。
公司里的麻烦，特别是那些严重到足以扳倒现任首席执行官的问题会激起董事会的关注和加强监管，这会让现有的联盟变得不那么可靠。不仅如此，在前任首席执行官被罢免之后，新的接替者在建立和调整董事会时可能会遇到真正的阻碍。毕竟，旧董事会成员罢黜前任首席执行官可不是为了让新首席执行官来轻易罢黜他们。然而，任何称职能干的新首席执行官想干的正是这个。凡是长命的首席执行官都在这点上获得了成功。
卡莉·菲奥莉娜在1999年成为了惠普的首席执行官。经过六年动荡的岁月，她于2005年年初被免去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主席职务。在被免职之前，她曾是一场不成功的代理权争夺战的靶子，这场争夺战由惠普两位创始人的儿子沃尔特·休利特和戴维·伍德利·帕卡德发起。为了持续保持董事会里内部人的影响力，创始人戴维·帕卡德的女儿苏珊·奥尔当时也在董事会里。这些人全都拥有大量公司股份。作为大股东，休利特、帕卡德和奥尔更关心公司的总体表现，而不那么在意作为董事会成员获得的私人回报。这对投资者来说是好事，然而对卡莉·菲奥莉娜来说却是潜在的坏事。
选择卡莉·菲奥莉娜出任首席执行官的董事会有14名成员。我们已经看到，里面包括了3名公司创始人的亲属；此外还有3名惠普现任和退休的雇员。 [3] 换句话说，菲奥莉娜一开始面对的董事会里有一个由内部人和灰色成员组成的实力团体，他们都不是她选定的，并且都与公司股价存在重大利害关系。显而易见，卡莉·菲奥莉娜必须采取措施精简董事会，使之对自己有更强的依附性。这不是个简单任务——尽管先前的董事会挑选了她，他们却不是她亲自选定的忠诚分子。
不管怎么说，她达到了目的。在菲奥莉娜上任一年之后，2000年惠普给股东的委托声明书里只列出了11名董事，比先前人数少了20%。包括戴维·伍德利·帕卡德在内的3人消失了。随着菲奥莉娜的地位日益稳固，董事会持续萎缩——2001年的委托书里只列出了10名董事，与当初的董事会相比缩水了30%。菲奥莉娜对自己的控制力越来越有信心，她发起了对康柏公司的并购，这一举动一方面有利可图，另一方面却为她的持续统治带来了严重的风险。
当然，菲奥莉娜将两家公司合并说成是惠普及其股东的福音。她在2002年2月4日解释说：
一家技术公司能在大大提升市场地位的同时大幅缩减成本结构，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康柏和惠普处于同一行业，遵循同样的战略，也处于相同的市场，具有互补性。所以，没错，我们是想过要慢慢来。但在经过两年半的深思熟虑和准备之后，我们认为停滞不前会带来严重的风险……停滞不前意味着选择了退缩之路，而不是去领导。 [4]
没有理由怀疑菲奥莉娜对收购康柏充满了真心诚意的期待。不过，检视一下当初她的任命和她的观点如何与更广大的市场情绪想契合，这点会很有启示意义。就在宣布卡莉·菲奥莉娜出任惠普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前一天，惠普的股价是每股53.43美元。恰当地说，市场对她被任命这一消息的反应可以说是不确定的。随着消息公布，惠普的股价应声下跌，然后一路走低，到了大约3个月之后的1999年10月，股价跌至每股39美元。当然，市场会往前看，投资者也在观望和了解当中，并修正对于菲奥莉娜执掌惠普的预期。消息面和修正后的预期一度非常正面，因为到了2000年4月初惠普的股价引人注目地蹿升到了每股78美元。然而好景不长。4月7日之后，惠普股价开始狂泻，到2002年9月跌至最低点每股约12美元，大大跑输主要股指的表现。到了2005年2月菲奥莉娜辞职时，惠普的股价也仅回升至每股20美元左右。
就与康柏的并购案而言，市场的反应同样悲观。惠普在2001年9月3日宣布了将收购康柏的计划。股价应声而涨，当年12月来到高点每股23美元左右，然而仍然远远低于菲奥莉娜接任惠普首席执行官前的股价。从1999年7月（宣布菲奥莉娜任命那天）到2001年12月末，调整后的道·琼斯指数下跌了9.4%，而惠普的股价却缩水了47%。
从任何惠普的大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包括休利特和帕卡德家族），菲奥莉娜肯定是一位灾星。他们的公司表现跑输大盘，财富大大缩水。她是一名麻烦不断的首席执行官。尽管如此，宣布收购康柏的计划之后一度上升的股价显示了重新恢复的、尽管是短暂的乐观情绪。然而市场讨厌公司内讧，当沃尔特·休利特和戴维·伍德利·帕卡德宣布他们反对并购康柏之后，情况开始逆转。很快股价崩盘，几近被腰斩，原因是休利特和帕卡德计划在年度股东大会上发起代理权竞夺战，寻求足够数量股东的支持以推翻董事会提出的对康柏的并购案。菲奥莉娜显然意识到她的日子不会好过，可能在她公开宣布并购计划之前就意识到了，尽管该计划后来最终实现了。她可能事先也知道休利特和帕卡德的态度。我们能够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场关于重大政策变革的赌博，它将——也的确——对惠普大股东们（比如现任或前任董事休利特和帕卡德）的财富产生了负面影响。
从政治的角度来观察康柏——惠普合并案的话，我们能看到很多严肃的主题。由于持续下跌的股价，菲奥莉娜已经面临不少麻烦。她成功地缩小了董事会的规模并重组了人员结构，这两点对一位希望长期在位的首席执行官来说都是明智之举。但尽管采取了这些行动，她仍然面临来自内部不可或缺者和有影响者的严重反对。她仍然没有牢固掌握董事会的忠诚。康柏并购案本来可能具有正面的商业意义，对提升股价是件好事，因此能缓解内部对她的反对。或者，她的对手们看到并购案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也许会放弃抗争。可是这些都没有发生。满腹抱怨的董事会成员因重度投资在公司股票上，是不可能通过私人报酬被安抚的。
然而，回头来看似乎注定没有胜机的政治输家菲奥莉娜，其实当时具有巨大的政治上的有利条件。比如说，涉及数十亿美元的康柏并购案对董事会的构成有什么潜在影响？一旦交易达成，菲奥莉娜必须将部分原康柏领导人带入合并后的惠普董事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扩大现有的董事会规模以容纳原康柏公司的有影响者；一种是清理掉现有董事会的某些人，为康柏的选择人集团里挑出来的代表腾出位子。很显然菲奥莉娜看到了合并案为她重组董事会、削弱董事会里的反对力量提供了绝好机会。这恰恰就是她力图去做的。
当然，她的对手不会坐以待毙。她的图谋面临切实的失败风险，除非它是经过暗箱操作、作为既成事实摆在旧的有影响者集团面前。但是美国证券交易监管委员会要求公司并购案必须公开透明。当把清洗董事会的希望寄托在预期中的合并案上时，美国证监会的规定会导致想把董事会洗牌变成既成事实的图谋变得极其困难。
当遇到类似菲奥莉娜这样因股价下跌和康柏并购案而遭到反对的情况时，有两种应对措施。一名首席执行官可以清洗不可或缺者并大幅提高剩余联盟成员的私人好处，或者扩大联盟规模并提高可相互替代的普通选择人（也就是一般股东）的回报。在2002年的代理权竞夺中菲奥莉娜获得了胜利，她面前的董事会有11位成员，作为并购案的一部分，其中5人来自原康柏公司。惠普的董事会得到了实质性改组，只有6名原董事会成员留下来。由于菲奥莉娜是并购案的主导者和推手，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她相信新成员会和她合作，而不是与支持沃尔特·休利特反对并购案的原董事会成员结盟。与此同时，沃尔特·休利特与罗伯特·P·韦曼离开了惠普董事会。到这个时候，菲奥莉娜将董事会规模由10人扩大到了11人，赶走了多名原董事，为来自康柏的5位代表腾出了位子。她当然有理由相信能获得新董事会的多数支持。
也许是为了获得留下来的几位原董事会成员的支持，或也许只是巧合，董事会成员们的报酬发生了显著变化。在菲奥莉娜成为惠普的首席执行官之前，董事会成员获得的报酬（也就是私人好处）在105700美元至110700美元之间。随着菲奥莉娜上台和董事会规模变小，这一数字略微缩减为100000美元至105000美元之间，并在2000年至2003年之间保持不变。但到了2004年，根据惠普公司委托声明书里公布的数据，董事会成员拿到的钱在200000美元至220000美元之间。同一时期，惠普的年化股息稳定在每股0.32美元，惠普的股票表现显著跑输主要股指。事实再清楚不过了：惠普的股价表现低劣、股息不变，而董事们的报酬却翻倍。
菲奥莉娜对董事会进行洗牌以及提高董事会成员待遇似乎都是为了让忠诚分子能各就各位助她生存下去。尽管并购康柏使董事会规模由10人扩大到了11人，但最值得关注的是，人数增加一人的同时却换得了5名新成员（其中一人在当年年末辞职）。这样，老成员仅构成董事会的一半，权力的天平得以向菲奥莉娜倾斜。我们推测这就是当时她希望看到的结果，尽管日后局势发展并不如她所愿。
一般来讲，扩大董事会规模并不是应对内部威胁的最优选择。从政治逻辑的角度来看，值得赞扬的是，菲奥莉娜通过将康柏的股东加入惠普的股东名录，大大扩展了可相互替代者的规模。通常情况下这有助于加强她获得的忠诚，但持续下跌的股价对董事会里的新成员来说毕竟不是什么好事，因为他们都是原康柏的重要投资者，他们的经济利益现在却与惠普的股价表现息息相关。菲奥莉娜也无法再通过更高的私人报酬来安抚董事会里的惠普大股东，因为他们的利益在于公司为股东带来更大回报的“公共品”。就投票权而言，那些拥有大量股份的董事会灰色成员使得看似很小的11人董事会规模变得实际上很大。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菲奥莉娜被迫辞职下台。她的董事会主席职务被帕特里夏·邓恩取代，而惠普的首席财务官罗伯特·P·韦曼也再次扮演重要角色，他出任临时首席执行官。韦曼无法或无意将这一临时职务变成全职职务，一个月之后就辞职，继续去当他的董事和高级雇员。马克·赫德取代他担任了首席执行官。
菲奥莉娜下台之后，董事会立刻将两个关键职位分开，也就是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主席。这大概算是一种孟德斯鸠式的做法，一方面是加强分权，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免遭未来首席执行官的不利做法的威胁。如果这就是董事会成员们的意图，显然他们失败了。在赫德登上首席执行官宝座之后，他成功地又将两大职位置于一人控制之下：他本人。
在菲奥莉娜下台之后的一年内，所有当初她的主要反对者都走人了。马克·赫德登上了权力的顶峰，正如伊塔洛·卡尔维诺所说的那样，他必须日日夜夜谨防被人砍头。四年之后，尽管惠普公司表现辉煌，赫德却因一起私人丑闻下台。这就是政治的本质教训：归根结底，统治本身就是目标，而不是统治得当。
能人的危险性
从马克·赫德被最终解除惠普首席执行官职务一事可得出一个教训：工作表现优异并不足以确保政治生存。这点不管是掌管一家企业、一家慈善基金会或一国政府都成立。一名领导人的工作表现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的在位时间，这是一个高度主观性的问题。可能有人想当然认为，在由关键支持者组成的联盟里拥有能够尽职尽责执行领导人政策的能人很重要。但实际上独裁统治与好的统治毫无关系。独裁统治只关心对领导人有利的东西，不关心对人民有利的东西。事实上，拥有能干的部长或能干的董事会成员是很危险的错误。毕竟，能人是潜在的（以及潜在有能耐的）对手。
一个联盟的最重要的三个特征是：（1）忠诚；（2）忠诚；（3）忠诚。成功的领导人让周围充满自己信赖的朋友和家人，而将任何有野心的支持者清除掉。卡莉·菲奥莉娜费尽心思无法达到这一目标，结果就是未能长期掌权。
政治逻辑这个方面的意涵十分深远，特别是在小联盟的体制下。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从一名街头暴徒起家，正如乌干达的伊迪·阿明和其他不少后来当上国家领导人的人一样。独裁统治者不需要西点军校毕业生来保护他们。一旦掌权，像阿明或萨达姆这样的人很明智地让周围充满来自自己部族或家族的可靠成员，将他们安置在最重要的岗位上——跟强力与金钱有关的岗位——杀掉任何有可能成为对手的人。1979年，萨达姆·侯赛因逼迫前任（也是表亲）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辞职，从而上台。 [5] 在此之前，他已经为掌管伊拉克做了周密准备。比如说在1972年，他将国际石油公司在伊拉克的资产国有化。在伊拉克，石油当然就是钱的所在，于是他就具备了上台所需的核心要素：知道钱在哪里。上台之后，他开始无情地修理支持者基础。
在贝克尔总统“辞职”六天之后，萨达姆·侯赛因召开了执政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领导人全国大会（革命指挥委员会）。在萨达姆·侯赛因的坚持下，大会全程录像。会上，革命指挥委员会秘书长穆哈伊·阿布尔·侯赛因宣读了一份忏悔书，称自己密谋反对萨达姆·侯赛因。随后又有68名“国家的敌人”被认定为共谋者。他们挨个被逐出大会，其中的22人被行刑队宣判死刑并由复兴党党员动手处决。复兴党每个派系都被要求派一名代表拿枪参加行刑。接下来几天又有数百人被处决。萨达姆·侯赛因的传记作者问他为什么要除掉这些在他的支持下才在党内爬升的人，他回答：“答案就是，哪里有革命，哪里就有反革命。” [6] 正如我们前面说到的，帮助领导人上台的人也能让他倒台。因此最好清除掉那些有威胁的人，让那些最受器重的人保持忠诚。
在萨达姆集权化过程中被处决的这450名左右复兴党领导人有多能干？从这次清洗行动中很难判定，但我们知道他们当中有教授、军官、律师、法官、商业领袖、记者、宗教领袖以及其他许多受过良好教育和有成就的人。除此之外，萨达姆还清洗掉其他政党的领导人，毕竟这些人有可能密谋推翻他。
幸存者当中包括萨达姆的表弟“化学阿里”阿里·哈桑·马吉德这样的人。化学阿里在1988年最为显著地展现了他的忠诚。在萨达姆的命令下，他发起了针对不安分的库尔德人的种族清洗。不过在这之前很久马吉德就已经对萨达姆·侯赛因忠心耿耿。在我们前面提到的录像带里可以看见马吉德在和萨达姆说话，他对萨达姆说：“你过去所作所为很好，你将来要做的也会很好。但有一个小缺点。你太温柔，太仁慈了。” [7] 与众多在1979年7月22日党内大会后被处决的人不同的是，马吉德早年只是一名骑摩托车送货的小弟，没受过多少正式教育。尽管他身居伊拉克国防部长、内政部长、情报机构领导人等要职，他的主要能干之处在于谋杀。
萨达姆·侯赛因的用人模式相当有代表性。他的继任者努里·马利基将安全机构里的所有逊尼派清洗掉，换成了什叶派的人马，虽然手段比前任萨达姆温和一些。 [8] 这些换上来的人并不具备原安全机构人员的经验和训练。前后两任领导人都认为，与其拥有一批能干的对手，还不如找一批忠心的无能者。
当然，有些时候拥有一些能干的顾问是必不可少的。拜占庭、莫卧儿、中国、伊斯兰王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君主想出了一种很有创意的方法来防止这些顾问成为敌手：他们全都在不同时期仰赖宦官。在9世纪和10世纪的拜占庭帝国，皇帝之下的三个最高级职位全部由宦官担任。其中最高级的执事长官一职由早期的圣宫大总管一职演变而来，其职责包括部署阉人卫队，保护就寝的皇帝。米凯尔三世破例将这个职位交给了宠臣巴希尔而非宦官。这个决定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巴希尔发觉米凯尔开始宠信另一名廷臣，便一举谋杀掉皇帝并篡位。 [9]
就算到了现代，选择无法登顶的亲密顾问这一原则仍然有效。萨达姆·侯赛因作为伊斯兰国家伊拉克的总统，却挑选了一名基督徒塔里克·阿齐兹作为二号人物，这不是偶然的。
让关键者保持失衡状态
我们现在可以理解，无论一名专制统治者将他的联盟打造得如何好，重要的是要让联盟本身失衡。熟悉会产生蔑视。如前说述，牢固掌权的最佳方式是保持很小的联盟规模，并且至关重要的是，让联盟里的每个人都意识到有大把人可以取代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专制国家里也搞定期选举。所有人都知道这些选举根本不算数，然而人们还是要随大流。操纵下的选举与挑选领导人无关，也与获取合法性无关。假如一场选举的结果在投票前就一清二楚，这样的选举何来合法性？操纵下的选举是对有能力的政治家们的警告：如果他们不紧跟领袖的步伐，他们是可抛弃的。
在萨缪尔·多伊夺权之前，利比里亚一直受“真正独立党”的统治。当年，一些美国自由派组织惊骇于奴隶制的罪恶，花钱遣送大量获得自由的黑人返回西非，利比里亚这个国家因而诞生。尽管国家起源于慈善理念，但那些前黑奴从以前的经历中学到的最重要教训似乎却是：奴隶制和强迫劳动对主人的影响比对奴隶的影响大得多。这些黑人移民在1904年确立起成年普选权，但却加入了财产限制条件，实际上将本地黑人排除在了权力核心之外，结果就是利比里亚的选举人集团规模很大，但有影响者集团规模相对很小。于是，他们建立起一个为圈内小集团服务的体制，尽管表面上人民有普选权。这种结构使在位者获得了极高的忠诚度，使其能镇压任何强迫劳动政策的反对者。这一体制下的政策与苏联不同，但掌权的安稳度是一样的。 [10]
事实上，世界上任何公开上市的公司采取的都是极易被操纵的选举体制，理由也大致相似。这种体制再加上一个人员紧凑的董事会，是确保表现糟糕的首席执行官几乎从来不会被解雇的主要原因之一。很不幸的是，卡莉·菲奥莉娜领导的惠普公司表面上看像是这样一个操纵选举的专制国家，但实质上更接近君主制。尽管理论上有千百万股东能对惠普的政策产生影响，但大量股份却集中在少数人手上，这导致惠普更具有如下特征：一个很小的联盟从一个很小的有影响者集团里产生，这个集团本身又来自于一个很小的集中化的可相互替代者集团，也就是休利特和帕卡德家族成员。
让联盟成员处于失衡状态的要义是，确保他们的忠诚收买可得，并让他们知道一旦他们的可靠度存疑，他们会被人取代。苏联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尽管被西方政治圈认为是一个好人，却显然明白收买忠诚和清除不忠分子的必要性。在他上台的头两年里，他就对政治局进行了大改组，从苏共内（真正的选择人集团）挑选最忠于自己的人马。不过事实证明，戈尔巴乔夫远不如他那一代独裁者们那般残酷无情。他确实将政治对手鲍里斯·叶利钦赶出了政治局，但叶利钦显然也知道，如果是在斯大林统治下自己早就被杀掉了。不仅如此，叶利钦和其他人也知道，与戈尔巴乔夫这样的理智改革家交锋远远好过挑战扎伊尔的蒙博托·塞塞·塞科【甚至中国的邓小平】 [*5] 这样的同代人物。【毕竟，邓小平无情地使用武力结束了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亲民主抗议运动。】 [*6] 而我们看到，戈尔巴乔夫尽管在国外使用武力毫不犹豫，在国内却未曾杀害过自己的政治对手。他的下场就是很快丧失权力，首先是因为他被强硬派共产党人发起的政变软禁，其次是因为他允许叶利钦获得政治重生，后者通过瓦解那场政变取代了他。
在大多数独裁者那里，处死敌对者是经久不衰的做法。我们不应该无视戈尔巴乔夫克制行为的道德重要性。阿道夫·希特勒、萨缪尔·多伊以及无数其他人没有这样的克制。一旦他们搞清楚了谁最有可能忠心耿耿而谁不是，他们就将往日的支持者除掉。当一家公司因一位新任首席执行官而发生变动时，无一例外我们会看到类似的行为，尽管版本会好一些。尽管首席执行官名义上要对董事会负责，但新首席执行官上任之后对董事会进行改组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正所谓本末倒置、反客为主。
被从最早的联盟里清洗出去常常是致命的。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在他通往权力之路上，一度非常倚重准军事组织“冲锋队”，简写为SA，或者因其制服颜色也被称为“褐衫队”。希特勒觉察到冲锋队领导人恩斯特·罗姆是个威胁。他成立了另一支准军事组织党卫军，简称为SS，接下来在被称为“长刀之夜”的行动中他下令杀害了至少85人，并在1934年6月30日至7月2日杀害多达数百人，另将数千人监禁。尽管恩斯特·罗姆是希特勒的长期和主要支持者，希特勒还是没有心慈手软（罗姆曾和希特勒一起发起了啤酒馆暴动）。希特勒还是用他认为更忠诚的党卫军领导人海因里希·希姆莱这样的人取代了罗姆。
在让联盟保持失衡状态方面，罗伯特·穆加贝同样是一位大师。在为结束长期内战举行的谈判之后，他于1980年被选为津巴布韦总统。在反抗前罗德西亚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解放运动中，曾有两个主要派别后来形成政党：一是穆加贝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一是约舒亚·恩科莫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一开始，穆加贝大力宣扬和解精神：
如果说过去我将你视作敌人，今天你已经成为朋友和同盟者，和我拥有共同的国家利益、忠诚、权利和职责。如果过去你恨我，你现在无法回避我们彼此之间爱的纽带……让我们将过去一笔勾销……过去的罪行现在应该原谅和忘却。假如我们非要回顾过去，也只是为了从过去吸取教训，那就是压迫和种族主义这样的不平等绝对不能在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制度里占有一席之地。因为过去白人掌权时压迫我们，所以现在黑人掌权时就应该压迫白人，这点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罪行就是罪行，无论是白人对黑人犯下的还是黑人对白人犯下的。 [11]
天真的观察者可能以为穆加贝会将非洲人民联盟的精英人物引入他的致胜联盟。一开始也许是这样的，但一旦非洲民族联盟的权力得到稳固，就没有理由再理会非洲人民联盟的人。而一旦穆加贝本人的权力得到稳固，也同样不再需要非洲民族联盟内的一些老朋友。
穆加贝也接纳了不少白人，特别是前政府领导人和官员，帮他治理国家。许多先前对过渡时期感到恐慌的白人开始称他为“善良的老鲍勃”。穆加贝需要他们的支持。他无法在缺少他们的情况下统治国家，他也需要知道钱在哪里。在这方面，他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帮助。在他上台第一年得到了9亿美元的抵押贷款。然而，一旦穆加贝的权力稳固，他的态度就变了。
1981年他鼓吹一党制国家，开始抓捕白人，声称：“我们将干掉我们当中的奸险之徒，我们将把他们彻底粉碎。”穆加贝对待他从前的同志甚至更严酷。他将恩科莫赶出内阁，并派了一支由朝鲜人训练的准军事组织“第五旅”前去恐吓恩科莫的根据地马塔贝勒兰。正如一名非洲民族联盟部长说的：“恩科莫和他的游击队是这个国家伤口上的细菌，我们必须用碘来消除干净。病人当然会哼哼叫。”行动代号叫做“谷库拉洪迪”，这是一个修纳语词汇，意思是“春雨来临前将谷壳吹走的风”。许多过去反抗过白人统治的老兵发起了抵抗。作为报复，穆加贝对马塔贝勒兰实施封锁，导致40万人面临饥荒。正如穆加贝的一名打手、第五旅军官所说的：“一开始你会吃掉鸡，接着吃掉羊、牛、驴，然后你会吃掉自己的孩子，最后你会吃掉对你有意见的人。” [12]
穆加贝需要非洲人民联盟的战士帮他推翻白人统治。他需要白人农民和前官员以及国际社会帮他找到钱以稳固对国家的控制。直到他牢牢掌权之后，“善良的老鲍勃”才露出了真面目。
民主领导人不是天使
众所周知，历史是由胜者书写的。因此，领导人只要能逃脱追究，就不应该放弃使用欺骗手段。为了保住权位，民主人士也许不得不经受真正的、有意义的选举的考验，但任何时候只要有可能，他们都会很乐意向操纵选举的独裁者学习，这一点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没有哪种选举会比操纵下的选举更棒了，只要你就是操纵者。
被人运用过的可靠的欺骗手段可以列出长长一串。防止不端行为的选举规则一出台，政客们立刻就能找到其他手段。比如说，领导人可以限定谁有投票资格谁没有。在马来西亚，在一项名为“身份卡计划”的制度下，外来移民被控制来产生对执政党有利的人口特征。在纽约市，臭名昭著的民主党政治机器坦慕尼协会在爱尔兰移民一上岸的时候就会见并招募他们，通过许诺给以公民权和工作来收买他们的选票。
当领导人无法限制谁有投票权或者无法收买到足够选票，他们可以使用恐吓暴力手段限制人们前往投票点。在印度北部的一些地方比如比哈尔邦和北方邦，发生过“投票站占领”事件，政党支持者占领投票站后，将所有合格选民的票都投给自己的党。
当然，投票结束之后作弊行为也不会停止。领导人从来不惮于点错或销毁选票。在政治中，上台和维持权位是重中之重。不愿意作弊的候选人通常都会被作弊者击败。由于民主国家一般都想尽办法让作弊行为变得很困难，民主国家里掌权的政客们因而发明了无数完全合法的手段确保选举胜利和持续掌权。
有一个间接的策略就是鼓励额外竞争者。这就是为什么在某些国家存在如此众多的政党，尽管只有一个党是真正的赢家。关于美国两党制的传统智慧告诉我们，边缘政党的存在有助于产生更有活力、更有响应度的政府。但就算在多党制国家也总是有处于领导地位的政党——你必须问问自己，居于领导地位的政党是否允许边缘政党存在，如果它们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坦桑尼亚的议会和总统职位长期被坦桑尼亚革命党把持，尽管该国有多达17个政党定期参与自由公平选举。实际上，坦桑尼亚革命党政府直到最近都一直在暗中为小党参加选举提供财政支持，鼓动他们抢夺和瓜分反对票。这让相对中间立场的坦桑尼亚革命党更容易在选举中获胜。尽管坦桑尼亚革命党赢得了多数选票，实际上他们只需要在半数议会选区里比得票数第二的党多得一票就够了。事实上这意味着坦桑尼亚革命党在多数选区需要获得的得票率连10%都远远不用。一个政党的支持者的人数会影响该党采取的政策。在坦桑尼亚那些由反对党鼓动的投票人数较多的选区，坦桑尼亚革命党必须吸引众多选民的支持，因此一般会提供较好的医疗保健、教育和其他服务。在那些坦桑尼亚革命党所需票数较少的选区，现金调拨则较为通行，比如提供肥料补贴代金券。 [13]
在从博茨瓦纳到日本再到以色列的民主国家，多党民主制为一党或两党把控政府提供了一种相似的手段。代表人民可不仅仅意味着允许人民去投票，尽管也许投票是诚实的。
为未被充分代表的少数族群指定席位，这是领导人所依赖人数的另一种手段。这样的政策通常被标榜为是为了赋予少数族群权利，不管指的是妇女还是某一特定阶层或宗教的成员。实际上，这种政策帮助的是领导人。一名候选人由人口中的一个小的子集选举而来，这可以减少保住权位所需的关键者数量。从基本上来讲，在两党制议会制度下要想获得选举胜利需要得到半数选区里半数选民的支持，也就是总选票的25%。假设把10%的席位拿出来由一个恰好在地理分布上相当集中的特定族群来选举产生（比如本书前面所述哈维·米尔克在旧金山卡斯特罗选区的同性恋投票者）。为了保住议会里的半数席位，执政党只需要拿下40%的普通单一席位选区的席位，这只要拿到总投票数的22%多一点就可以轻松达到。所以，通过重点着力于那些特许少数族群聚集的选区，一个政党可以将胜选所需的选票减少12%。
通过指派席位也能让形成一个小联盟更容易。我们来看看坦桑尼亚议会邦吉的情形。邦吉里面有232个直选议席、75个由各政党按照直选得票比例推荐的妇女议席、5个由桑给巴尔议会推荐的议席。（桑给巴尔是非洲大陆东部的一个美丽海岛，1964年与大陆的坦噶尼喀组成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除了这些席位之外，总统提名十个内阁指定议员和一名总检察长。这样，议会的总议席为323席，总统需要拿下162席才能控制议会。由于他指定了11席，并且坦桑尼亚革命党大本营就在桑给巴尔，这样他已经拿下了16席。只要坦桑尼亚革命党再拿下111个直选议席，他就能控制议会。我们再计算一下：111个直选议席，16个指定议席，以及35个指定妇女议席（75×111/232），总数就是162席。坦桑尼亚革命党需要拿下的直选议席明显少于总议席的半数。不仅如此，我们前面说到，通过资助许多反对党，坦桑尼亚革命党不用获得总票数的10%就能拿下很多席位。在实践中，总统控制了几乎所有妇女议席的指定权，他倾向于指定那些缺乏独立支持者基础的妇女。事实上，在坦桑尼亚议会选举中，几乎没有妇女能在直选中获胜。
尽管坦桑尼亚确实有自由和公平的选举，现实是，执政的坦桑尼亚革命党以少至总票数5%的选票就能保住执政地位。当然，在大部分选区他们获得的支持率比这多得多，因为政客们找到了众多很有创造性的方法来激励选民，其中一种就是建立投票集团。 [14]
集团投票
集团投票在很多新生民主国家是普遍现象。过去在政党机器控制下的美国大城市里这也是常态。比如说在纽约市，坦慕尼协会影响下的街区会集体投票给民主党。印度现在的很多选区遵循着与过去坦慕尼协会相似的模式。也就是说，一个由地方名流或乡绅组成的小团体可以统合整个社区投票，为自己换得极大的回报。
1969年至1970年布尔诺·德·梅斯奎塔在印度进行实地考察工作期间，他亲眼目睹人们对权力的追逐以及权势集团的影响是如何侵蚀了所有政治原则，除开“赢”和“获得回报”这两个原则。
印度各邦的乡村、城镇乃至所有各个统治层级里的权势人物会向某个政党承诺给予其麾下人民的支持。作为回报，他们将得到各种利益和特权。总体来说，所有这些“庇护者”的“委托人”都会按照“庇护者”的指示将选票投给指定的政党。最有意思的是，投票者和政党之间的关系不需要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认同或理由。举例来说，1967年大选之后，在印度人口最多的北方邦，主张自由市场、反马克思主义的自由党和保守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印度人民党，以及印度共产党组成了一个三党联合政府。事实就是如此，尽管自由党领导人将印度共产党形容为“印度的头号公敌”。这些政党有什么共同之处吗？只有一个，就是联合起来击败印度国民大会党，享有权力带来的好处。在印度各地，这样奇怪的同盟战略屡见不鲜。 [15]
也许称得上最令人瞠目结舌的赤裸裸的机会主义行径发生在比哈尔邦。在那里，意识形态上千差万别的各政党组成了政府，他们必须极力讨好蓝姆迦的拉贾。拉贾拥有比哈尔邦大量矿产，他每几个月就改换支持的政党，导致联合政府垮台。他每次这么做都能为自己和支持者带来巨大好处，包括撤销针对他的各种犯罪指控。1968年他又改换支持的联盟，导致一个新政府产生之后，《爱国者报》在当年6月26号报道称：“拉贾过去可以从（比哈尔邦政府前领导人）马哈玛雅·普拉萨德先生那里得到各种好处，现在他认为可以向（比哈尔邦政府现领导人）帕斯万先生提出更高要价，包括为自己谋得内阁次长职务和矿产开采权，让比哈尔邦政府撤销针对他和家族成员的无数犯罪指控。” [16] 拉贾很清楚自己可以操控他的支持者建立或搞垮政府，这么做可以为他带来大量财富，还能分一点给自己的支持者。这就是集团投票给人的启示，无论它是基于比哈尔邦的个人纽带、美国的教师工会、伊拉克的部族、比利时的语区或北爱尔兰的宗教。集团领导人收获丰厚，成员们收获较少，社会的其余部分人则为此买单。
集团投票表面上采取民主的制度形式，这使它们看上去很像公开上市交易的企业。每个投票者或股东名义上都有投票权，但实际上所有权力集中在少数关键人物手上，他们控制着大量股东选票或村民的选票。集团投票导致名义上具有大联盟的民主制实际上像独裁制那样运行，它使有影响者的数量——也就是那些具有实质影响力的人——大大少于名义选择人的剩余部分。由于这是胜选的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必须探究一下政客们是怎么做的。
传统观点认为新生的民主国家盛行私人庇荫制，在其中，政客们对个人投票者施以小恩小惠。比如说，《纽约时报》2010年9月17日一篇以《阿富汗选票廉价 常常可大批量收买》为标题的文章中指出，收买一名阿富汗选民的通常价钱是5或6美元。不过这篇文章同时指出，由于存在大范围的投票欺诈行为，花钱收买选票可能根本没必要。
用出卖选票换取庇荫来解释选举欺诈结果比较省事，但不完整。首先，政党不可能贿赂到足够多的人，其次，一旦进入了投票站，选民有可能食言。历史上有一些政党曾经自己印制选票。比方说，你的党可能用粉红色的纸张印选票。这样，政党工作人员会盯着那些拿了钱的选民投下粉红色的选票。尽管关于政党曾经如何想方设法监督投票行为我们可以写出一整本书，现实是，当今世界投票一般采取匿名方式，至少在真正的民主国家是这样。
在集团的层次上贿赂选民远远有效得多。假设只有三个村子，有一个政党姑且叫做A党，它与村子里的权势人物谈判后给出了条件：如果A党胜选，它将为三个村子里最支持它的那个村子修建一座医院（或修一条路、清理垃圾、派遣警察巡逻、铲雪，诸如此类），一旦有一名村里长老宣布支持A党，村里的选民除了也支持这个党别无更好选择，就算他们不喜欢这个党。现实情况是，由于选民人数众多，任何单个选民的投票能够产生影响的机会微乎其微。然而，比起谁能赢得选举这个问题，选民们在有关哪里能建起医院或谁的街道能得到清扫的问题上，影响力要大得多。为了弄明白这一点，我们假设有两个或三个村子的长老宣布支持A党，并且这些村里的多数选民附和他们。
考虑这种情况下单个选民面对的诱因。既然至少已经有两个村子宣布支持A党，那么其他的党就不可能获得选举胜利，因此某个选民的投票影响不了选举结果。将选票投给B党完全是浪费时间。但这个选民却能通过将票投给A党而影响到医院建在哪里。如果其他所有人都投票支持了A党而她不，她所在的这个村子就比其他村子少了一张支持A党的票，从而失去了得到医院的机会。如果她投给了A党，她这个村子还有机会。在极端的情形下，即所有选民都绝对支持A党，如果她不投，她将断送三分之一在本村建医院的机会。除了追随村里长老的意愿之外，选民面临的诱因极少。
通过奖赏支持度最高的群体，能够激励单个选民遵循她所在群体的领导人的选择，无论是村里长老、选区组织者、教会领袖还是工会主席。真正的决定是由能够掌控集团投票的领导人做出的。他们是真正的有影响者。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奖赏通常是在他们之中流动，这样他们可以分肥，而不是直接给到人民身上。弥尔顿·拉科夫这样描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在芝加哥市长理查德·戴利的政党机器控制下，奖赏分发给不同族群的流程：“政党机器拉拢了黑人和西班牙语社区里那些涌现出来的愿意合作的领导人；将利益和特权拨给这些黑人和讲西班牙语的人，而从其他族群那里拿走，比如犹太人和日耳曼人，他们并不像父辈那样忠诚于政党机器……” [17]
当然，领导人除了使用胡萝卜之外，也可以使用大棒。李光耀从1959年一直到1990年都在统治新加坡，我们认为他是全球在位时间最久的总理。他的人民行动党控制着选举，这种控制又因大部分新加坡人依赖的公屋分配制度而得到强化。每到选举，不投票支持人民行动党的街区会被削减公屋分配和维护。 [18] 在津巴布韦，罗伯特·穆加贝更过分。在一场名为“驱逐垃圾”的行动中，他动用推土机将2005年选举中不支持他的街区的房屋和市场铲平。
一家上市公司的所有权运作方式和集团投票一样。我们可以持有股票并在股东大会上投票，然而，除开一些非常有钱的极少数人之外，我们的投票无足轻重，我们的到场多此一举。因此我们通过互惠基金和养老基金来持有股票（也有一些税收和管理方面的原因需要这么做，但想想谁有动机去游说制定这些规定呢）。这些机构投资者，正如村里的长老一样，具有足够的影响力使得CEO们要巴结他们。但比起通过优异的股市表现使一名机构投资者代表的广大小股民也能受惠，通过私人好处来收买该机构投资者的成本要小得多，比如董事会薪酬。
那么，如果选举是公平的，并且败选的风险在升高时，一名政客会怎么做呢？当一名在位者面临败选的风险时，他可以通过重新划定选民范围来排除敌对选民，从而减少败选风险。也就是说，选区是可以被人为改划的，尽管这种机会并非年年有，也许对这位不受欢迎的在位者来说远水救不了近火。通过操控选区改划使得一名国会议员落选的几率是极小的。另外，选区改划一方面基本上确保了再次当选，一方面也使得该国会选区里的选民高兴。毕竟，选区改划意味着候选人获得区内多数选民的支持。假如选区改划行不通，还可以进行其他的规则改变，比如说禁止集会——当然，是以公共安全的名义。
我们来看看【表3-1 | 美国马里兰州第三国会选区】的地图。在许多选区某个党永远会胜选，原因还需要多说吗？
表3-1 | 美国马里兰州第三国会选区
领导人的生存
建立一个小的联盟是生存的关键。需要她打理的人数越少，她越容易保住位子。独裁者和民主领导人一样，都力图精简支持者。精确地估量联盟的规模当然非常困难。但是，如果我们把政治体系大致划分为独裁制和民主制两大类，我们可以比较不同政治领导人的生存法则。
表3-2给出了独裁领导人和民主领导人根据在位长短所面临的下台风险。比如说一般来讲，挺过头6个月的民主领导人在任期第二年末有43%的下台可能性；而在相同的时间里，独裁者只有29%的下台可能性。 [19] 如果在位10年以上，民主领导人下台的几率达到小联盟独裁者的三倍。
表3-2 | 根据政府类型划分的下台风险
不过，这些简单的对比忽略了一个有意思并且很重要的细节。尽管独裁者生存的时间更久，但他们在掌权初期要生存下来特别困难。在他们掌权的前半年，他们被废黜的几率几乎达到民主领导人的两倍。然而，一旦他们熬过了这段动荡期，他们保住权位的机会就大大超过民主领导人。掌权的最初几个月之所以特别困难，是因为他们还没搞清钱在哪里，在他们的联盟眼里，他们是财富的不可靠来源。另外，他们还没搞清真正需要哪些人的支持，又可以抛弃过渡联盟里的哪些人。一旦独裁者对支持者完成了重整和清洗，生存就变得简单多了。形成对照的是，民主领导人始终要推出最好的施政理念让巨大的选民群体满意。结果就是，民主领导人在上台头几个月生存比较容易（他们有一个蜜月期），然而对于好政策的不间断的要求终于使他们撑不住，只有4%的民主领导人能在位10年以上。达到这一目标的独裁者则接近三倍，比例为11%。
刚刚上台要保住权位很困难，但一名成功的领导人能够攫取权力、对助他上台的联盟重新洗牌从而大大加强自身力量。一名聪明的领导人会将一些早先的支持者炒鱿鱼，替换成更可靠和更便宜的人。但不管他如何将朋友亲信塞满联盟，除非他回报他们，否则他们不会保持忠诚。我们在下一章将看到，回报可不便宜。
[1] 伊塔洛·卡尔维诺：《在美洲豹太阳下》，纽约：哈考特，布雷斯和约万诺维奇出版社，1986，第36页。
[2] 可参见安德鲁·沃德、凯伦·毕晓普和杰弗里·索南菲尔德：《惨胜：董事会撵走首席执行官的代价》，载于《组织行为期刊》20（1999），第767—781页；另见琼安·卢布林：《首席执行官任期与股票收益常常相辅相成》，载于《华尔街日报》，2010年7月6日，网络版参见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748703900004575325172681419254.html。
[3] 1999年的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是路易斯·普莱特。董事会成员包括菲利普·M·康迪特、帕特里夏·C·邓恩、托马斯·E·艾弗哈特、约翰·B·费里、让·保罗·G·吉门、山姆·吉恩、理查德·A·哈克伯恩、沃尔特·B·休利特、乔治·A·基沃思二世、戴维·M·劳伦斯、苏珊·P·奥尔、戴维·帕卡德以及罗伯特·P·韦曼。
[4] 卡莉·菲奥莉娜：《并购案》，在高盛科技会议上的讲话，加州棕榈泉，2002年2月4日。
[5] 参见贝·芳：《萨达姆生存的秘密》，网页为http://www.militaryphotos.net/forums/showthreat.php?17319-Saddams-secret-to-survival-kill-your-foes-real-or-imagined。
[6] 参见爱德华·莫蒂默：《巴格达之贼》，载于《纽约书评》，网址为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1990/sep/27/the-thief-of-baghdad/?page=2；另见福阿德·马塔尔：《萨达姆·侯赛因，其人，其事业及其未来》，伦敦：第三世界中心，1981。
[7] 帕特里克·寇本：《化学阿里：霸王的终结》，载于英国《独立报》，2007年6月25日，网络存档地址为http://www.webcitation.org/5n4hnapFg。萨达姆的仁慈部分表现在他允许贝克尔辞职而没有处死他，很可能因此被化学阿里认为是软弱的表现。
[8] 见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0/12/iraqs-security-and-intel-ligence-gutted-in-political-purges-new-cables-show/67431/。
[9] 萨缪尔·爱德华·芬纳：《政府的历史》，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第643页。
[10] 马丁·梅雷迪斯：《非洲的命运》，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2005，第546页。
[11] 马丁·梅雷迪斯：《我们的选票我们的枪：罗伯特·穆加贝与津巴布韦的悲剧》，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2002。
[12] 马丁·梅雷迪斯：《我们的选票我们的枪：罗伯特·穆加贝与津巴布韦的悲剧》，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2002。
[13] 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坦桑尼亚经济和政治表现报告：帮助坦桑尼亚做得更好》，为世界银行准备的研究报告，2009年4月20日。
[14] 阿拉斯泰尔·史密斯与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视情况而定的奖励分配与聚合投票》，载于《英国政治科学期刊》42，第2期，2012年4月，第371—392页。
[15] 理查德·L·帕克和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印度的政治体系》第二版，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新泽西：普伦蒂斯·霍尔出版社，1979；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联盟政治中的策略、风险与个性：以印度为案例》，纽约：剑桥出版社，1975。
[16] 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联盟政治中的策略、风险与个性：以印度为案例》，第75页。
[17] 弥尔顿·拉科夫：《别兴风作浪，别支持输家：一名知情人对戴利政党机器的分析》，布鲁明顿，印第安纳：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75，第16页。
[18] 谭伟强：《新加坡的庇护主义政治：作为一种选举动员策略的选择性住房保障》，芝加哥大学，2003，打印稿。
[19] 本表基于Archigos数据库有关领导人在位时间的数据（译注：Archigos希腊语中意为“统治者”，该数据库由来自美国和英国三所大学的三位学者建立，网址为http://www.rochester.edu/college/faculty/hgoemans/data.htm）。
